三

    火车停下来很久了，久到人们开始不耐烦，只希望现在能给他们一个准信儿就好，能看看奥斯维辛到底是什么样子就好。

    准信儿来了。

    破晓时分，火车最后一次启动，几分钟后停在了平地中间的一座堤坝上。沿着堤坝站着几队人，每队10~12个人不等。他们穿着蓝白条纹的套装，戴着同样风格的帽子。许多党卫队队员来来回回地走，像是在进行一项看不懂的活动。

    火车一停稳，那些仿佛在参加化装舞会的人就冲向车厢，拉开车门。“把行李扔出来，全扔到车厢前面。”里面的人吓得不轻，因为他们知道，这下子他们将失去所有。他们迅速往衣服里面塞东西，企图留下来一些最紧要的。可是那些人已经冲进了车厢，连行李带人一起往外扔。他们就那样踌躇在外面，却也不敢踌躇太久。党卫队队员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涌来，推搡着将他们带到一条和火车平行的路上。有人走得慢，他们就踢一脚，或是用棍子打一下，这样所有人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排成一排排长队。

    直到那时，汉斯才彻底明白：他们两个要分离了。男人和女人是要被分开的。他赶快亲了弗里德尔一口，说了一声“再见”，就这样匆匆分别。队伍前面站着一名军官，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人们缓缓前行。每当有人走到他面前，军官就迅速地扫一眼，然后用棍子指着：“去左边，去右边。”去左边的都是老头、残疾人和大概还不到18岁的男孩；去右边的则是年轻人和体力尚佳的人。

    汉斯走到了军官面前，但是并没有留意。他的目光一直锁在弗里德尔身上，她站在几米之外的另一条队伍里等待着。她对他微笑，仿佛在说：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汉斯没有听到军官————其实是一名医生————问他的年龄。医生没有得到答复，烦躁起来，就用力敲了汉斯一棍，汉斯马上逃到左边去了。

    他站在一群可怜人中间：除了老头子们，他身旁是一个盲人，另一边是一个看起来智商有点低的男孩。汉斯咬着嘴唇，试图克服心中的恐惧。他不想和这些老幼病残一个下场，因为他知道，只有健壮的人才有活下来的机会。但是现在已经没法再跑到另一边去了，到处都是端着枪时刻准备着的党卫队哨兵。

    弗里德尔去了年轻女人的那一队。年纪大的女人和所有带孩子的女人单独站成了一排。如此，一共分成了四排。约莫着有150个年轻女人，年轻男人的数量也差不多。另外的700个人站在路旁成为一队。

    那个军官医生走了过来，问他们之中有没有医生。四个男人站了出来。医生把脸转向范德库斯————一名阿姆斯特丹的老家庭医生，问道：“荷兰的营里都有什么病？”

    范德库斯迟疑了一下，说了一些关于眼病的事。医生烦躁起来，把头转了过去。

    汉斯感觉机会来了：“您想问的应该是传染病吧，出现了几个零散的猩红热病人，不过没有传染特征。”

    “有人得斑疹伤寒吗？”

    “没有，一例都没有。”

    “好，都归队吧。”说完，他看向自己的副官，“这几个我们带走。”

    副官向汉斯招了招手，把他带到年轻人那一队的末尾。汉斯感觉到自己虎口脱险了。事实也正如他所料：与此同时来了几辆卡车，把年纪大的男人和女人们都装了上去。

    他这才第一次看到了党卫队的真正嘴脸。卡车那么高，那些被推搡、被踢打的人，很多人都爬不上去。但是不断落下来的棍棒让每个人不得不使出平生最大的气力。

    一个老太太头上挨了一棍，血流不止。还有几个人实在是爬不上去，也落在了后面。每个跑过去想要帮他们一把的人，都会被连踢带吼地赶走。

    最后一辆车开过来了。两个党卫队队员抓着一个可怜的老头的胳膊和腿，把他抛了上去。紧接着女人们的队伍也开始移动起来。他已经看不见弗里德尔的影子，但他知道她也在跟着队伍走。等到女人们走出了几百米以后，男人们也开始移动。

    这些队伍都有人严防死守。两边都是哨兵，随时准备开枪。大概每十个囚犯就有一个哨兵看着。汉斯走在队伍的最后，能够看见他左边和右边的哨兵如何相互交换信号。他们环顾了下四周，然后左边的哨兵走向汉斯，跟他要他的手表。那只表很漂亮，上面还有一个精密计时表，那是他参加医师考试时他妈妈送给他的。

    “我工作需要用这个，我是医生。”

    哨兵咧开嘴笑了一下：“狗屁。医生，你就是条狗！把那只表交出来！”那人抓过他的胳膊，想把表撸下来。汉斯挣扎了一下。“好哇，企图逃跑？”那人边说着，边把枪端了起来。

    汉斯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多么被动。他不想到奥斯维辛的第一天就“逃跑不成反被射杀”，于是他把表递了上去。

    跨过铁轨的时候，他在转弯处看到了弗里德尔。她挥了挥手，他这才松了一口气。过了铁轨之后他们越过了一根横杆，还带着岗亭。现在他们才算真的踏上了集中营的领地。这是建筑材料的储存场，棚子里堆着大堆的木头和砖头。有靠手动才能行走的小火车，还有靠人拉着的运货车。路边到处是大楼、工厂，里面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然后又是木头、砖头和棚子。有一架吊车，用来吊起水泥罐。到处都是在干活的人。除了吊车和小火车，见到的更多是穿着囚服的人。这里可没有什么机械化，工作都是靠成千上万双手完成的。

    蒸汽很实用；电力效率高，可以覆盖几百公里；汽油又快劲又足。但是人便宜。你从他们饥饿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他们裸露的上半身根根分明的肋骨就好像绳子一样，把整个躯体缠连在一起；从那些拉着石头的人的身上也可以看出来，他们穿着木鞋，有的甚至光着脚向前挪动着。他们就这样向前走，都不会抬头或是向四周看一眼，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看见新来的人也没有反应。时不时开过来一辆拖拉机，后面拉着装满石头的车皮。发动机缓慢地蹦着：燃油发动机无疑。汉斯想起从前的那些夜晚，他躺在自己的船上，货船从身边驶过的情景。

    那时候的生活是多么充满希望啊！他振作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现在不该担心害怕，而是要抗争。或许以前的生活还会回来呢。

    他们站在大门口，第一次看到了集中营的真面目。都是巨大的砖房，就像军营一样。大概有25座楼，两层的，还有屋顶和小小的阁楼窗户。大楼之间的道路维护得很好。人行道上铺了干净的地砖，还有小块的草坪。到处都刷了漂亮的油漆，在明媚的秋日之中闪耀着，显得无比清晰。

    这里看起来简直是一座模范村庄。营里的几千名工人从事着出色而有用的工作。大门上方是用铁浇铸的集中营的口号：“劳动带来自由”，一句充满暗示和危险的口号。这种暗示，让进来这里的无数人平静了下来。这里，还有德国其他地方，都有很多这样的大门。

    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幻觉罢了。这座大门上的“劳动带来自由”要是换成“进此门者，万念俱灭”，就和地狱的大门别无二致了。

    因为集中营的周围架满了高压电网，有两排混凝土的桅杆，三米高，整齐地刷成白色。绝缘体上装着铁丝网，铁丝看起来非常坚韧，难以穿越。不过人们肉眼看不到的才是更可怕的：3000伏的高压！只有各处亮起的小红灯，告诉你这是通了电的。每隔十米，就挂着一个画着骷髅头的牌子，上面用德语和波兰语写着：站住！

    光有电网挡着，没有子弹做二重防护还是不够的。所以每隔100米就建了一座塔楼，上面站着一名端着机枪的党卫队队员。

    你是无法从这里逃出去的，除非有奇迹发生。每个被关在营里的人都这么说，因为他们一旦进入电网的这一侧，守卫就松了很多，党卫队队员也常常把一些自己的任务交给囚犯来做。虽然同是囚犯，但是他们看起来和外面那上千个在干活的人明显不一样————穿着条纹清楚并且合身的亚麻套装，穿着经常近乎优雅，戴着黑帽子，穿着长靴。他们的左臂上套着一个红袖章，上面有个编号。

    他们是楼长，是各楼的头头，处理所在楼的所有事务，并有文员协助，管理人口，分发食物。他们肯定不属于吃得最少的，这从他们满月一样圆润的脸上就能看出来。能当上楼长的都是波兰人和德意志帝国的人，不过也还有几个荷兰人。楼长和党卫队把他们远远地拦下来了，因为新来的人身上还有些值钱的物件儿。不过还是有几个荷兰人会想办法上前，向他们索要手表和香烟，反正这些东西他们最终都会失去的。可是大部分人还心存幻想，仍然把东西揣在口袋里。汉斯给了一个荷兰人一包烟，却被一名党卫队队员撞见了，被打了一巴掌。那个荷兰人却提前预料到了会发生这一幕，已经跑了。

    他们面前站着一个男人，个子很小，但是肌肉发达。人们显然很敬畏他。

    “那个，小伙子们，你们是什么时候从韦斯特博克出发的？”

    “三天前。”

    “有什么新鲜事吗？”

    “你们已经知道登陆意大利的事了吧？”

    “那还用说，我们看报纸的。荷兰现在怎么样？”

    比起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更想先听听奥斯维辛是怎么样的，他们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您是？”其中一个新人问道。

    “雷恩·桑德斯，拳击手。我在这儿已经一年了。”

    新人们稍微平复了下心情。也就是说，这里是能生活的。

    “您那一批来的人里面还有很多人在这儿吗？”汉斯狐疑地问道。

    “在这里，你不要问太多，早晚都会经历，”拳击手说，“多听，多看，别说话。”

    “但您看起来状态还不错。”

    雷恩睿智地笑道：“要不说我是拳击手呢。”

    “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啊？”

    “你们会被分进工作小队，去外面干活。”

    汉斯的眼前浮现出了那些人，那些在外面一排排走着的“工作机器”，那些石头和水泥，那些毫无表情的面孔，那些毫无生气的眼睛，还有那些消瘦的身躯。

    “上了卡车的那些老人，他们会怎样？”

    “你从来不听英国广播吗？”雷恩问道。

    “听啊。”

    “那你就应该都知道了。”

    汉斯一切都明白了。他想起弗里德尔，她的队伍从他眼前消失。他想起他的妈妈、他的哥哥，以及他见过的所有去往奥斯维辛的人。他想起他的学习生涯、他的从医经历、他的理想。他再次想起弗里德尔，以及他们对未来的规划。只有相信自己时日无多的人，才会想起这些吧。

    尽管如此，他还不完全相信，他仍心存侥幸。或许，或许他就走运呢。他是名医生————唉，算了，他不敢期望过多，但是希望总是要有的，对嘛。他不相信自己就会死在这里，但是他也不再相信他会活下来。

    “快点！”一声吼叫把他带回了现实。他们走在拉格尔街上，从监区之间穿过。这里走过的人很多，有几个监区门上的玻璃窗上写着：

    监区医院

    内部部门

    禁止进入

    门前坐着穿白大褂的人，他们看起来很体面，外套的背部有一条红杠，裤缝那里也有，他们无疑就是医生了。他们基本不怎么看新来的人，但是汉斯察觉，他们的那种不感兴趣，和在外面的那上千个人的不感兴趣，原因并不一样。那些劳动奴隶身上是疲惫，那种让人万念俱灰的深深的挫败感。这些看起来很体面的人身上则是一种傲气，他们毕竟是营里的红人，这些新来的人算什么？谁都可以辱骂、嘲笑。

    就这样，他们到了26号楼。这个楼有个名字叫“财物室”。雷恩告诉他们，每个“囚犯”的所有“财物”，包括衣服和其他有价值的物品之类的都会在这保管。窗前挂着几长排纸袋子，袋子里分别装着每个人的财物。如果他们离开营地，可以拿回自己所有的东西。

    衣服是不会被保管的，犹太人也绝不会从这里出去。他们没有进入诉讼程序，没有被刑事处罚，所以也不会被刑满释放。

    没错，在26号楼和27号楼中间，每个人都要把衣服脱掉。所有的衣服，以及里面的东西，都被装在一辆火车上，只有皮带和手绢他们可以留着。汉斯还想私留几件医疗工具，但马上就被发现了。一个精瘦的男人，左臂上戴着“营地理发师”袖章，检查着每个人，一旦有人私藏物品，不但要再次上缴，还会额外获得一巴掌的奖励。汉斯问他可不可以留下几件工具，那人咧嘴一笑，便把汉斯口袋里所有东西都掏了出来。

    所有人都站好了，现在他们一无所有。这一过程看起来缓慢，但也终究到了这一步。公共安全总署署长拉特的犹太事务代表施密特曾经说过：“犹太人将赤条条地回到他们原来的国家去，就像他们当初赤条条地来到这里一样。”

    施密特没提犹太人是什么时候来的，那是16、17世纪，而且他们也不是赤条条地来的，被从那些国家赶出来的时候，他们通常是带着大量财宝的。而且他也没提到荷兰犹太人的历史权利，那权利可是当时遵照威廉一世的指示赋予他们的。

    但是他怎么能说起荷兰自由英雄的这件功绩呢！人们怎么可能指望从这些压迫者眼中的英雄，这些没有为祖国祈祷、英勇就义，而是仓皇逃走以求保命的人口中听到这些呢。

    汉斯用这个想法来安慰自己。诚然，他的处境并不乐观，但起码，他的命运只是悲伤而已，但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是失败，而他们所追求的胜利最后也仅剩下一个：击败犹太人。

    荷兰犹太人缓慢却无可挽回地一步步沦陷：

    1940年，解除所有犹太人的公职。

    1941年，禁止从事自由行业，禁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拥有商店、剧院、公园、运动物品和生活清洁用品；将资产限制为1万荷兰盾，后来缩减为250荷兰盾。

    1942年，开始驱逐，连生存本身都被禁止了。

    很缓慢，是因为那时恐怖在荷兰其他地方还没有蔓延开来，荷兰人本不用承受“他们自己的”犹太人会灭绝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