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録二

    歷次講義删存及《大綱》再版後記

    一、1932年本講義節存

    題記

    中國文學批評史，現時惟有陳鐘凡著一種。觀其所述，大體略具，然倉卒成書，罅漏時有。略而言之，蓋有數端。荀卿有言，遠略近詳。故劉知幾曰：“史之詳略不均，其爲辨者久矣。”又曰：“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録多備。”今陳氏所論，唐代以前殆十之七，至於宋後不過十三。然文體繁雜，溯自宋元，評論銓釋，後來滋盛，概從闊略，掛漏必多。此則繁略不能悉當者一也。又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震於盛名，易爲所蔽。杜甫一代詩人，後來仰鏡，至於評論時流，摭拾浮譽，責以名實，殊難副稱。葉適《讀杜詩絶句》曰：“絶疑此老性坦率，無那評文太世情。若比乃翁增上慢，諸賢那得更垂名。”而陳氏所載杜甫之論，累紙不能畢其詞。此則簡擇不能悉當者又一也。又文學批評，論雖萬殊，對象則一。對象惟何？文學而已。若割裂詩文，歧别詞曲，徒見繁碎，未能盡當。有如吕本中之《童蒙訓》，劉熙載之《藝概》，撰述之時，應列何等？况融齋之書，其指有歧，寧能逐節分章，概予羅列。然中土撰論，大都各有條貫，詩話詞品，曲律文論，粲然具在，朗若列眉，分别陳述，亦有一節之長。此則分類不盡當而不妨置之者又一也。述兹三者，略當舉隅，旨非譏訶，無事殫悉。今兹所撰，概取簡要，凡陳氏所已詳，或從闕略，義可互見，不待複重。至於成書，請俟他日。

    第一　緒言

    文學批評一語，古無定名。《隋書·經籍志》于《文章流别志論》《翰林論》《文心雕龍》等諸書，皆附列總集之後，所謂解釋評論，總于此編者也。《舊唐書》因之。《新唐書·藝文志》别立文史類，凡四家四部十八卷，其不著録者又若干。《宋史》因之，凡九十八部六百卷，然如《艇齋詩話》《苕溪漁隱叢話》等又别入小説類，則分部别居，蓋有未盡者。《明史·藝文志》亦有文史類，凡四十八部二百六十卷，其錯入小説類者未見，蓋視《宋史》爲加謹矣。《四庫總目》始别有詩文評類，然亦不能盡賅文學批評，如《樂府指迷》《詞苑叢談》之附入詞曲類者是也。大率近人分類雖視古益精，而文學批評一語之成立，翻待至西洋文學接觸而後。

    高斯（edmund gosse），英國有名之文學批評家也，其論批評曰：“批評一語，出自希臘語裁判之字，所以判定文學上或美術上的對象之性質及價值之藝術也。第一對于任何事物之性質，先須成立其判決并發表之。埃諾德曰：‘批評者，一種無所爲而爲之之努力，對于世間最佳之思想及知識，自覺覺人者也。’因此復有第二義，即對于文學或美術之創作，分析其特點及性質，公之於世，而其自身復成爲一種獨立之文學也。至於指批評爲索瘢求疵之作，言之者雖多，其言絶無所據。……真正之批評既無勝義，亦無劣義，其作用在屏除私見及偏見，而發爲公正之判定而已。”

    高氏又曰：“自歷史的方面言之，亞里多德殆爲文學批評之始祖。其他批評之著作，視亞氏時代儘有更遠者，自亞里多德之poetics及rhetorit出而後文學批評始入確定之境界。其時文學在一方面極爲繁富，在又一方面則又極爲缺乏。盛世保列（saintsbuay）論之，謂亞里多德之論詩，則以其時小説尚未成立，不無遺憾。其論散文，則又以雄辯術獨擅一時，不無偏重。此言誠有見也。蓋古代之批評大抵如斯矣。” [1]

    右述兩節，論極持平，其他證引，不待更述。然中國所爲文者，與西方之論不必盡合，兹就文之廣義舉之。《易·賁卦》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左傳》記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白虎通德論》曰：“質法天，文法地，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奉而承之，故曰文。”《典論》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北齊書·文苑傳序》曰：“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李華《崔孝公文集序》，首稱文者貫道之器。周敦頤《通書》，亦稱文所以載道也。綜斯諸論，遠則究於天人之際，近則窮於言行之郛，經國載道，焕然畢陳。文學之性質既屢遷，則文學批評之對象亦遞嬗，推移無形，固難盡究矣。

    文學批評與批評文學，二名並懸，詁訓兩異。文學批評之義，略如前陳，批評文學則指其中之尤雅飭整齊者而言。隻詞單句不成片段者，固無論矣，即摭拾剩語，勉成完書者，亦非其倫。舉此以繩，自《文心雕龍》、鍾嶸《詩品》、《史通》、《原詩》、《文史通義》等諸書以外，可得而數者，蓋無幾矣。今兹所論，固不限此。

    或者又謂文學批評之盛衰，每視文學之升降爲轉移，斯又不然。魏晉六朝之文學，以太康間爲極盛，而劉、鍾成書，翻在齊梁。唐人之詩，標新領異，恢廣疆土，包毓靈異，而唐人論詩，自司空圖《詩品》以外，未中肯綮。妙觀逸響之句，獨標奥義，詩眼響字之論，備言音律，此皆出自宋人，遠邁當代。宋人之詞，千年獨擅，然宋人論詞，或造詩餘之論，辭而闢之，翻在近日。至於東坡之空靈，碧山之沉鬱，推少游爲詞心，闢劉、蔣爲外道，此論惟於《白雨齋詞話》得之。戲曲肇自金元，小説盛於明代，而評論戲曲，批判小説，則探幽鉤深，出色當行者，蓋猶有待。然則，謂文學批評之與文學同時升降者，誤矣。

    然於此中有當知者，則對於某項文學之批評，其成熟之時，必在其對象已經完成以後。有違此例，必多乖舛。昔摯虞持論，謂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至於五言七言，但於俳諧倡樂用之。此言若令六朝以後聞之，寧不成爲笑柄。高斯曰：“自今觀之，昔日之批評家確定規律，執一繩萬，其病常在所不免，正規之批評中，常爲此種規律太嚴之病所乘，而創造的想象所成之作品，常以不合當代之規律而見斥，如勃萊克、基慈，乃至彌爾敦之詩是矣。”此言可以證也。

    至於中國文學批評之分類，《四庫總目·詩文評類提要》云：“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説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爲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爲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采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説部。後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舉此五端以當文學批評，範圍較狹，而詩話、詞話雜陳瑣事者，尤非文學批評之正軌。然前代文人評論之作，每散見於集中，爬羅剔抉，始得其論點所在，正不可以詩文評之類盡之也。至若東坡之論蘇李贈答，晦庵之辨《詩》大、小《序》，此則自爲考訂一派，西人亦有之，要皆逸出文學批評之常軌以外。森世保列著《文學批評史》，於此派之議論，多所異同，至於撰述，概從闕略，良有以也。

    第二　先秦批評 [2]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自古述詩多稱道之，其詳不可得而知矣。《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聘於魯，傳稱其論斷之詞，略曰：

    吴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其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 [3] 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擕，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指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季札論詩，評騭殆遍，然所論者爲辭爲聲，則言者猶未定。杜注：“美其聲。”孔穎達《正義》曰：“先儒以爲季札所言，觀其詩辭而知，故杜顯而異之。”《文心雕龍·樂府篇》云：“詩爲樂心，樂爲詩體，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故知杜預之言，不盡可信也。

    《論語》論《關雎》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古人以爲言其音律諧適，使人聞之中和且平，而不至於淫且傷焉。至云：“《詩三百》，一言一蔽之，曰：思無邪。” [4] 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禮記·經解》篇云：“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詩》之失愚。……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正義》曰：“《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記者録之以爲經解者。……温柔敦厚《詩》教也者，温謂顔色温潤，柔謂性情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詩》教也。……《詩》之失愚者，《詩》主敦厚，若不節制，則失在於愚。”

    《禮記》出自漢初經生，所述孔子之言不可盡信。然温柔敦厚之説，則深中于人心，此則以儒家思想支配中國社會，人人不敢有所違異故也。中國詩詞每作委婉之辭，不敢有所指斥，兢兢焉恐失詩人忠厚之旨，皆出於《禮記》一語也。臣之於君，義主忠諫，則託之於詩。《漢書·王式傳》，稱式爲昌邑王師，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其一例也。至於清弘曆之叙《清詩别裁集》，則更昌言之曰：“詩者何，忠孝而已耳，離忠孝而言詩，吾不知其爲詩也。”此則直欲以文學作品爲專制君主劫持臣下之具，其爲荒誕，尤可駭笑。對于《禮記》一語，自古多有懷疑者，顧炎武《日知録》曰：

    詩之爲教，雖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家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爲嫌也。《楚辭》：“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蘭。“椒專佞以慢慆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虢與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

    同時王夫之《薑齋詩話》亦曰：

    《小雅·鶴鳴》之詩，全用比體，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創調也。要以俯仰物理而咏歎之，用見理隨物顯，唯人所感，皆可類通，初非有所指斥一人一事，不敢明言而姑爲隠語也。若他詩有所指斥，則皇父、尹氏、暴公，不憚直斥其名，歷數其慝，而且自顯其爲家父，爲寺人孟子，無所規避。詩教雖云温厚，然光昭之志，無畏於天，無恤於人，揭日月而行，豈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態乎？《離騷》雖多引喻，而直言處亦無所諱。 [5]

    顧炎武、王夫之皆經生，故對于温柔敦厚之説，雖不盡信，亦不盡斥也。清袁枚《答沈大宗伯論詩書》：“所云詩貴温柔，不可説盡，又必關係人倫日用，此數語有褒衣大袑氣象，僕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經不足據也，惟《論語》爲足據。子曰：可以興，可以群，此指含蓄者而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觀，可以怨，此指説盡者而言之，如艷妻煽方處，投畀豺虎之類是也。曰邇之事親，遠之事君，此詩之有關係者也。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勿關係者也。”袁氏所言，直舉《論語》以駁《禮記》，此則操矛攻盾，尤爲切至者矣。 [6]

    《詩序》作者之姓氏，爲自昔聚訟所在。陸德明《毛詩音義》：“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經籍志》又謂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詩序辯説》云：“《詩序》之作，説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一語，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知子夏作《詩序》云者，要爲漢人臆説，非定論也。其論詩之起原者，具見陳書所引。至其論《風》《雅》《頌》者，附具於此：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至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此節詮釋《風》《雅》《頌》者如此，陳氏謂其分詩爲三類，則義本相因，辭非獨創，遽以歸美，所未敢承。至於後人論詩，尤多引申序説。陸德明述《毛詩》注解傳述人云：“詩者，所以言志，吟詠性情以諷其上者也。”此則更揚漢人之餘波，舉一偏以概全，假令諷上爲義，則商周三頌，所諷伊誰，言之率爾，滋多疵累，後之論者，所當慎矣。

    第二十三　蘇轍、張耒及惠洪

    惠洪，宋僧，宜豐彭氏子，名覺範，故人或稱爲洪覺範，有集名《石門文字禪》，又著《冷齋夜話》、《天厨禁臠》。惠洪游於東坡、山谷間，能爲詩及小詞，皆有致。許顗《彦周詩話》至謂其詩有可與山谷並驅者，未免過譽。《冷齋夜話》論述時人詩詞處，大體可觀。至《天厨禁臠》標舉詩格，舉唐宋舊作爲六，如列杜甫《寒食對月》詩爲偷春格之類，《四庫全書提要》譏爲强立名目，旁生枝節，其言甚允。

    惠洪論文與文潛同，皆主明理，《跋東坡仇池録》云：

    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讀其書，其病在理不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後世之卓絶穎脱而出者，皆目笑之。東玻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涣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軻、左丘明、太史公而來，一人而已。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爲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徧洛陽春。’”東坡之不薄樂天可知。又山谷於崑體詩不盡廢，於晚唐人中尤愛唐彦謙詩，彦謙即學義山者也。惠洪於樂天、義山皆不謂然，故論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則歸罪於白唐，又謂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則其人雖從蘇、黄游，亦不盡隨人俯仰者。其論詩體又云：

    詩者，妙觀逸想之所寓也，豈可限以繩墨哉！如王維作畫雪中芭蕉，自法眼觀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論則譏以爲不知寒暑。……坡在儋耳作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豈可與世俗論哉！予嘗與客論至此，而客不然予論，予作詩自誌其略曰：“東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餘萬丈光。雪裏芭蕉失寒暑，眼中騏驥略玄黄。”

    妙觀逸想一語，别具會心，詩眼所見，不可限以繩墨，其言至可翫味。惠洪嘗春深獨行溪上，作小詩云：“小溪倚春漲，攘我夜月灣。新晴爲不平，約束晚來還。銀梭時撥剌，破碎波中山。整釣背落日，一葉嫩紅間。”又嘗暮歸見白鳥，作詩曰：“剩水殘山慘澹間，白鷗無事小舟閑。箇中著我添圖畫，便似華亭落照灣。”其詩楚楚有致，具見詩眼，宜山谷之見賞矣。

    惠洪論詞極推重秦少游，稱爲小詞奇麗，詠嘆之想見其神情在絳闕道山之間。又拈少游《踏莎行·郴州旅舍》一首曰：“東坡絶愛其尾兩句，自書其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莫贖。’”此則少游没後，東坡北歸時之論也。

    第三十五　王銍　謝伋

    六代以降，駢偶肇興，至於唐代，其用益繁，故令狐楚有表奏之法，樊南有四六之集。五代之間，漸趨工巧，羅隱《賀昭宗更名表》有云：“右則虞舜之全文，左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以爲警策。至於有宋，四六名家則北宋有王禹偁、楊億、夏竦、歐陽修、蘇軾、王安石，南宋有汪藻、洪邁、周必大、綦崇禮、孫覿諸人。《後山詩話》云：“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刀筆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脱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此則尚論北宋者也。

    宋人評論四六之作，散見各書，如《後山詩話》《鶴林玉露》以及《誠齋詩話》《容齋隨筆》等等，至於宋末復有周密之《浩然齋雅談》、劉壎之《隱居通議》。其以專書稱者，僅有王銍之《王公四六話》，及謝伋之《四六談麈》。如王應麟之《辭學指南》，則瑣屑過甚，無關旨要。今舉王銍、謝伋之説，以見宋人評論四六之語。

    王銍，王素子，汝陰人，字性之，自稱汝陰老民，記問賅洽，長於宋代故事，嘗撰《七朝國史》，紹興初給札奏御，爲樞密院編脩官，會秦檜當國而止。有《雪溪集》《補侍兒小名録》《默記》《王公四六話》等。《四六話》自序云：

    先君子少居汝陰鄕里，長而游學四方，學文於歐陽文忠公，而授經於王荆公、王深父、常夷父。既仕，從滕元發、鄭毅父論作賦與四六，其學皆極先民之淵藴。銍每侍教誨，當語以爲文爲詩賦之法。且言賦之興遠矣，唐天寶十二載，始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自此八韻律賦始盛。其後作者如陸宣公、裴晉公、吕温、李程猶未能極工，逮至晚唐，薛逢、宋言及吴融出於場屋，然後曲盡其妙，然但山川草木雪風花月，或以古之故實爲景題賦，於人物情態爲無餘地。若夫禮樂刑政、典章文物之體，畧未備也。國初名輩，猶雜五代衰陋之氣，似未能革。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奥學，一變山川草木人情物態，歸於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發爲朝廷氣象，其規模閎達深遠矣。……世所謂箋題表啓號爲四六者，皆詩賦之苗裔也。

    性之評騭北宋作者，略云：

    先公言本朝自楊劉四六彌盛，然尚有五代衰陋氣象。至英公表章，始盡洗去。四六之深厚廣大，無古無今，皆可施用者，英公一人而已，所謂四六集大成者。至王岐公、元厚之四六，皆出於英公。王荆公雖高妙，亦出英公，但化之以義理而已。

    《四庫全書提要》云：“銍之所論，亦但較勝負於一聯一字之間，至周必大等承其餘波，轉加細密，終宋之世，惟以隸事切合爲工，組織繁碎，而文格日卑，皆銍等之論導之也。”《四六話》中所舉，常在字句之末，誠如《提要》所論。如云：

    鄧左轄温伯三入翰林，前後幾二十年，高文大册，每號稱職。其立哲宗爲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係四海之望。”末云：“離明震長，綿帝祚於億年；解吉涣亨，灑天人於萬宇。”天下誦之。

    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爲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爲開；讒波稽天，孰斧戕之敢闕。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雖金石而爲開，下句讒波稽天則於斧戕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元厚之取古今傳記佳語作四六，雖金石而爲自開，《西京雜記》載揚雄語也；日華明潤，李德裕《唐武宗畫像贊》也。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功耳。

    性之又云：“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爲工。”又：“四六格句須襯者，相稱乃有工，方爲造微。蓋上四字以唤下六事也，此四六正格也。”此二語皆可翫味。《王公四六話》又載互换格一則，雖無特識，然論文章相資之事，頗得其意。所舉蘇明允文，亦剛健剽悍，寓散體於四六之中，迻録於此以廣見聞。

    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有彼此相須而曾不及當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换格，然語猶拙，至後人襲用講論，而意益妙。如楊汝士《陪裴晉公東雒夜宴》詩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止於此而已。至永叔《和杜岐公》詩曰：“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其後蘇明允《代人賀永叔作樞密啓》曰：“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寔爲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然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嘗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必自有倫，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此又何啻出藍更靑，研朱益丹也。

    謝伋，上蔡人，良佐玄孫，字景思，官至太常少卿，有《四六談麈》。按伋書稱陳去非草制云：“去非仕高宗朝。”以此度之，景思當是高宗、孝宗時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論多以命意遣詞分工拙，視王銍《四六話》所見較深，其言頗允。景思之論首言：

    四六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

    此言與荆公論律詩相同，然詩句重在神思，四六貴於組麗，故景思之言正是當行與荆公不同也。

    宣和以後，作者好以長句爲對，此法後人頗有非議。景思亦云：

    四六施于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

    四六之工，在於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

    按東坡有云：“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進。”此聯膾炙人口，則運用全句，亦未始不可，惟過事堆砌，自是一蔽。《隱居通議》歷舉宋末四六而論之曰：“其短處在砌疊全句，以求典實之工，不知全句太多，反傷重滯而無神化之妙。作四六自有法度，不用全句固不可，純用全句亦不可。”此言頗爲折衷之談。

    《四六談麈》云：“宣和間，掌朝廷牋奏者朝士常十數人，主文盟者集衆長，合而成篇，多精奇對而意不屬，知舊事者往往傚之。韓似夫樞密《謝故相儀國公賜世濟厚德御書碑額表》，令數客爲之，報行者前一段用伋所爲，後一段用胡承公作。”此則足見宋人四六有句無章之病，四六之興數百餘年，中間以此名家者凡若干人，其後文體愈骫骳不振，蓋有故也。

    楊廷秀《誠齋詩話》中論四六之作者數則，其言則甚切當者，如云：

    本朝制誥表啓用四六，自熙豐至今，此文愈盛。……中書舍人張安國知撫州，自撫移蘓，謝上表云：“雖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然以小易大，是誠何心。”增“雖然”二字，而兩州東西小大乃甚的切。王履道《賀唐秘校及第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前二語用淵明詩：“得知千載事，上頼古人書。”翦去兩字；後二句用嵇康書：“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而皆倒易二字。東坡《答士人啓》云：“媿無琴瑟旨酒，以樂我嘉賓；所喜直諒多聞，真古之益友。”此雖增損五六字，而特圜美。……紹興間，金人歸我河南地，洪景伯賀表云：“宣王復文武之土，可謂中興；齊人歸鄆讙之田，不失舊物。”屬聯工夫，然去一境字，便覺難讀。

    洪邁，鄱陽人，字景盧，自幼過目成誦，知贛州，徙婺州，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有《史記法語》《容齋隨筆》至《五筆》，及《夷堅志》。《隨筆》至《五筆》隨手札記，間涉評論，景盧博覽獨步南宋，排比鈎纂，極有可採。後人稱其論四六諸則爲《容齋四六話》，其語多見《容齋三筆》。景盧云：“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册，下而縉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諷味不厭，乃爲得體。”此其宗旨之所在也。

    二、1933年本講義題記

    二十年度授中國文學批評史。編次講稿，上起先秦，迄於明代。次年續編至清末止，略舉諸家，率以時次，或有派别相屬、論題獨殊者，亦間加排比，不盡以時代限也。凡七十五篇，目如次。

    三、1937年修訂本佚稿擬增文本推測

    第四十七　謝榛　李攀龍　王世貞 [7]

    以余觀於文章，國朝作者無慮十數家稱於世，即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晉江毘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户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修辭，理勝相掩。（《送王元美序》）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横有之；太白縱横，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絶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概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衆，隤焉自放矣。作者自苦，亦惟天實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兹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於此。（《滄溟集》卷一五《選唐詩序》）

    第四十八　王世懋　胡應麟 [8]

    用修集六朝詩爲《五言律祖》，然當時體制，尚未盡諧，規以隱侯三尺，失粘上尾等格，篇篇有之，全章吻合，惟張正見《關山月》及崔鴻《寶劍》、邢巨《游春》，又庾信《舟中夜月》詩四首，真唐律也。

    六朝五言合律者，楊所集四首外，徐摛《咏筆》、徐陵《鬥鷄》、沈氏“彩毫”，雖間有拗字，體亦近之。若陳後主“春砌落芳梅”，江總“百花疑吐夜”，陳昭《昭君詞》，祖孫登《蓮調》，沈炯《天中寺》，張正見《對酒當歌》、《衡陽秋夕》，何處士《春日别才法師》，王由禮《招隱》十餘篇，皆唐律而楊不收。（胡應麟《詩藪内編》卷四）

    用修取梁簡文、隋王績、温子升、陳後主四章爲七言律祖，而中皆雜五言體，殊不合。余遍閲六朝，得庾子山“促柱調弦”、陳子良“我家吴會”二首，雖音節未甚諧，體實七言律也。而楊不及收。四詩載楊《千里面談》。又隋煬《江都樂》，前一首尤近，楊亦未收。（《詩藪内編》卷五）

    用修云：“薦者，祭之名，士無田則薦是也。未聞送人省親，而曰好薦北堂親也。夜郎在貴州，而今送人官廣西，恒用之。孟諸在齊東，而送人之荆楚襲用之。泄瀉者，穢言也，寫懷而改曰泄瀉，是口中暴痢也。館甥，女婿也，上母舅詩而自稱館甥，是欲亂其女也。真如，諸天禪家語也，而用之道觀，遠公、大顛，禪者也，而以贈道人。送人屢下第，而曰批鱗書幾上。本不用兵，而曰戎馬豺虎。本不年邁，而曰白髮衰遲。未有興亡之感，而曰麋鹿姑蘇。寄雲南官府，而曰百粤伏波。試問之曰：不如此不似杜，是可笑也。此皆近日號爲作手，遍刻廣傳者，後生效之，益趨益下矣。謂近日詩勝國初，吾不信也。而且互相標榜，不慚大言，造作名字，掩滅前輩，是可以世道嘅，豈獨文藝之末乎。”百粤伏波，是仲默寄黥國詩，何害其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乙部《藝林學山》五《近人詩誤》）

    詳此條語意，皆譏李獻吉。好薦北堂親，批鱗書幾上，山連夜郎密，麋鹿上姑蘇，戎馬豺虎，白髮衰遲，悉李詩也。楊説甚拘而可笑，然亦李勸人勿讀書，有以致之。子玄所謂時無英雄，易爲王霸者哉！

    《詞品》云：“辭名多取詩句，如《蝶戀花》則取梁元帝‘翻堦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則取吴融‘滿庭芳草易黄昏’，《點絳唇》則取江淹‘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唇’，《鷓鴣天》則取鄭嵎‘春遊鷄鹿塞，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則取太白賦語，《浣溪沙》則取少陵詩意，《青玉案》則取《四愁詩》語，《菩薩蠻》西域婦髻也，《蘇幕遮》西域婦帽也，《尉遲杯》，尉遲敬德飮酒必用大杯，故以名曲。蘭陵王每入陣破先必，故歌其勇。《生查子》，查古槎字，張騫乘槎事也。《西江月》，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裏人’之句也。《瀟湘逢故人》，柳渾詩句也。《粉蝶兒》毛澤民辭‘粉蝶兒共花同活’句也。餘皆類推，不能悉載。”

    詞名如《點絳唇》《青玉案》等，或若所言，餘率偶合，豈必盡自詩中哉！如“滿庭芳草易黄昏”，唐人本形容凄寂，詞名《滿庭芳》，豈應出此。《生查子》如用修解，意義殊不通，可一笑也。（《少室山房筆叢》乙部《藝林學山》三《辭名多取詩句》）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自傅初、盛，有稱大曆以下，色便赧然然，使誦其詩，果爲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唐詩人如温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真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巧于用短。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蜕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勝，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絶響，所謂成一家言，斷在君采稚欽之上，庭實而下，益無論矣。

    我朝越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數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爲之也。（王世懋《藝圃擷餘》）

    第七十四　阮元 [9]

    焦循是清中期的一位經學家，但是他對於一般文學，尤其是戲曲，有他特到的成就。所著《劇説》及《花部農譚》都收入《戲曲論著集成》。因爲他是對於一般文學的發展有所認識，所以在《易作籥録》發“一代有一代之勝”的主張：“夫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舍其所勝以就其所不勝，皆寄人籬下者耳。余嘗欲自楚辭以下，至明八股，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六朝至隋則專録其五言詩，唐則專録其律詩，宋專録其詞，元專録其曲，明專録其八股，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花部農譚》是一部特出的叙述。清朝中葉，兩淮鹽務例備雅、花兩部，以備大戲。雅部指昆山腔，這是當時的正統；花部爲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這是當時的地方戲，不能和昆腔取得同等地位的。焦循自序説：“梨園共尚吴音。花部者，其曲文俚質，共稱爲亂彈者也，乃余獨好之。蓋吴音繁縟，其曲雖極諧於律，而聽者使未覩其本文，無不茫然不知所謂。其《琵琶》《殺狗》《邯鄲夢》《一捧雪》十數本外，多男女猥褻，如《西樓》《紅梨》之類，殊無足觀。花部原本於元劇，其事多忠孝節義，足以動人；其詞直質，雖婦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氣爲之動盪。郭外各村於二八月間，遞相演唱，農叟漁父聚以爲歡，由來久矣。”焦循對於戲劇，和王驥德、李漁以作家身分加以評論者不同。但是從這篇序裏，我們可以看到三點：一、重視地方戲。二、重視元劇富於社會意義的傳統。三、對於男女猥褻的戲曲，有所不滿。

    四、1939年本講義題記

    民國二十一年，余授中國文學批評史，寫定講義初稿。翌年稍事訂補，爲第二稿。二十五年，復删正爲第三稿，次秋付印，至一百二十二頁，而吾校西遷。積稿留鄂，不可驟得，又書籍既散，難於掇拾，不得已仍就第二稿補印。排版爲難，略有删節，校對匪易，不無舛奪，可慨也。二十八年，朱世溱識。

    五、1957年版《大綱》後記

    這本書是1944年由開明書店出版的。寫作的時候，我看到材料的不够充實，經過幾年以來的學習，更看出還有許多不正確的，甚至錯誤的觀點。一本書的寫成，和寫作的時代有關，因此在不同的時代裏，對於這種的著作，已經是另寫而不是改訂的問題。謝謝古典文學出版社的盛意，這本書獲得和讀者大衆重行見面，作爲提供一種參考資料的機會。因工作與時間的限制，除了對於個别的刊誤，加以訂正以外，不及另加修訂，這是十分抱歉的。

    朱東潤

    1957年10月

    六、1983年版《大綱》再版後記

    承蒙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好意，我的這本書再一次獲得向讀者請益的機會。在這次重印中，我只訂正一些錯字，没有作其他的更改。時間已經過去了四十年，這本書基本上還保持原來的面目，希望廣大讀者給予批評和指正。

    東潤自識於師友瑯琊行館

    1981年7月

    [1] 1932年本講義旁批記引高斯兩段引文之來源，其一“見《英文百科全書》”，其二見《文學評論之原理》（有譯本）。

    [2] 1933年本講義改題“古代之文學批評”。

    [3] 1932年講義引至此，下據1933年本補足。

    [4] 以上一段，1932年本講義作“《論語》論詩自思無邪一語以外”，今據1933年本補足。

    [5] 王夫之語，1933年講義僅存“詩教雖云温厚，然光昭之志，無畏於天，無恤於人，揭日月而行，豈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態乎”一段。

    [6] 1933年講義下録《樂記》一節，1937年本及《大綱》均移至第三章。

    [7] 1933年本講義自批：“應補李于鱗，《選唐詩序》（全）及其論元美及五唐諸家處。”另引李攀龍《送王元美序》，今據存。

    [8] 此據1933年本講義批語録二家詩詞論述。

    [9] 1937年修訂本目録此節改題“阮元焦循”，復圈去“焦循”。1961年講義有論焦循一節，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