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 唐順之 茅坤 [1]

    艾南英《答陳子龍論文書》曰：“古文至嘉、隆之間，壞亂極矣。荆川、震川、遵巖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王則歸李，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傲然不屑，受其極口醜詆，不稍易志。古文一線得留天壤，使後生尚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三人主張唐宋，文字一歸於典實。王、唐時代較前，其時于麟、元美之焰尚未張，震川較後，其時元美主文盟已久矣。諸人之説，皆溯源于宋濂，今略述景濂之論於次。

    明興，宋濂、劉基同以文鳴一代，景濂有《文原》、《文説》諸篇，以唐宋之文詔後學。其言云：

    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經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此也。六經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荆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文原》）

    景濂之論推尊退之、永叔，此古文家正脈也，至其言文之用，亦大抵本諸二人，於後此蘇門言理之説，昧如也。其言見於《曾助教文集序》，而廓落無當，蓋有過於退之、永叔者：

    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爲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禔身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世，其大本既備而節文森然可觀。……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

    王慎中字道思，號遵巖，晉江人，嘉靖五年進士，累官至河南參政，嘉靖三十八年卒。遵巖初亦高談秦、漢，既而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于曾鞏。唐順之初不服其説，久乃變而從之，天下稱曰王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嘉靖八年進士，歷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嘉靖三十九年卒，有《荆川集》。學者稱荆川先生。景濂嘗言：“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荆川則進而言古人之法云：

    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乎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爲體，餖飣以爲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别爲一種臃腫侰澀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澀，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詫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董中峰文集序》）

    荆川言法，與景濂之言無法不相違，其言爲空同諸人高談秦、漢者而發也。至論文章之要，則本李方叔之言而曰：“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其言較景濂之説爲明暢，而其所尤重者，則在本色。本色者即爲真，有真性情、真事理，而後有真文章，荆川發明此諦，在古文家中自具地位，非隨聲附和者可比也。其言見其《答茅鹿門知縣書》：

    只就文章家論之，雖有繩墨佈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古今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絶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絶好文章。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顓顓然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佈置，則儘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絶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

    論文而進一步求真精神、真識見，已舍外表而求内容，確爲一般文人所不易及。唯其求真識見，於是並一切古文家談道論性之幌子一舉而空之，荆川在明世以講學名，能作此論，亦可敬也。其語見前書：

    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托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剿説，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説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説，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

    舉荆川、鹿門並論，其見解之大小，議論之巨細，相去甚遠，然八大家之名，至鹿門而始確定，其在文學界之影響至大，今附其説於此。

    茅坤字順甫，號鹿門，歸安人，嘉靖進士，累官至廣西兵備僉事，遷大名副使，論文宗唐順之，選《唐宋八大家文鈔》，其書盛行一時，鄉里小生無不知有茅鹿門者。先是荆川著《文編》，自韓、柳、歐陽、三蘇、曾、王外，無所取，鹿門因之，選《八大家文鈔》。《四庫全書提要》又稱，明初朱右已採録韓、柳等八家之文，爲《八先生文集》，實遠在鹿門之前，右書失傳，而鹿門此集爲世傳習。後人論之，或謂三蘇實則一家，别無派别，不當稱爲八家。劉開《與阮芸臺論文書》云：“夫八家之稱何自乎？自歸安茅氏始也。韓退之之才，上追揚子雲，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與蘇子由同列於八家，異矣！韓子之文，冠於八家之前而猶屈，子由之文，即次於八家之末而猶慚。使後人不足于八家者，蘇子由爲之也。使八家不遠于古人者，韓退之爲之也。”此言亦於八家之稱，有所諍議。

    鹿門之論直宗荆川，對於何、李一派，加以攻擊。《八大家文鈔總序》曰：

    我明弘治、正德間，李夢陽崛起北地，豪雋輻湊，已振詩聲，復揭文軌，而曰：“吾《左》吾《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黄初、建安矣。”以予觀之，特所謂詞林之雄耳，其于古六藝之遺，得無湛淫滌濫而互相剽裂已乎？予於是乎手掇韓公愈、柳公宗元、歐陽公修、蘇公洵、軾、轍、曾公鞏、王公安石之文而稍批評之，以爲操觚者之券，題之曰《八大家文鈔》。家各有引，條疏如左。嗟乎！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謂盡得古六藝之旨，而予所批評，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義所揭，指次點綴，或於道不相盭已。

    鹿門《與蔡白石書》，稱“今人讀《遊俠傳》即欲舍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力鬬，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畫，善畫者詩，僕謂其于文也亦然”。此節於《史記》之描寫入情處似能得之，又稱嘗夢共太史公抽書石室中，面爲指畫云云，與謝茂秦《四溟詩話》稱夢見杜少陵，勖以努力自成一家，其迂謬蓋相類。明人論文有鹿門，論詩有茂秦，迂闊陳腐，有可以相提並論者。

    文統之説亦發自鹿門，《與王敬所書》云：

    嘗就世之所稱正統者論之，六經者，譬則唐虞三王也，西京而下韓昌黎輩，譬則由漢而唐而宋，間及西蜀、東晉是也。世固有盛衰，文亦有高下，然于國之正統，或爲偏安，或爲播遷，語所謂寖微寖昌，不絶如帶是也。其他雖高如崔、蔡，藻如顔、謝，譬則草莽之裂土而王是已。況于近代聞人學士乎哉？

    吾國人言道統，其論已不無可譏，至於文統，更無論矣。繼鹿門而言文統者，惟于清之阮元見之。芸臺之言，以駢體爲正統，《書文選後》云：“自齊、梁以後，溺於聲律，彦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於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於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此言與鹿門之説，在二百年中，遥遥相對，無獨有偶，於此見之。

    [1] 1937年修訂本目録此節改題“唐順之茅坤歸有光”，將下節“歸有光及‘弇州晚年定論’”删併入本節，修訂稿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