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看书小说 > 其他小说 >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 自序

自序

<< 上一章 返回目录 下一章 >>
    民國二十年,我在國立武漢大學授中國文學批評史,次年夏間,寫成《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初稿。二十一年秋間,重加訂補,二十二年完成第二稿。二十五年再行删正,經過一年的時間,完成第三稿。二十六年的秋天開始排印。這時對外的抗戰爆發了,烽火照遍了全國,一切的機構發生障礙,第三稿印成一半,只得擱下,其餘的原稿保存在漢口。二十七年春間,武漢大學西遷。就在這一年,放棄武漢,整個的戰局起了變化。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第三稿也只剩了上半部。

    在這幾年的中間,自己曾經幾次想把這部書重行寫定,但是手邊的書没有了,手鈔的筆記也没有了,連帶想把第二稿的下半部重行删正,也不可得。承朋友們的好意,要我把這部書出版,我總是遲疑。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後,全部付印,因此又遷延了若干時日。事實終於顯然了,我的大部的書籍和手寫的稿件都没有收回的希望。所以最後決定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併合,略加校定,這便是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的前身。在這裏,一切的形式和内容,無疑的都流露了講義的氣息。

    講義便有講義的特點。因爲授課的時間受到限制,所以每次的講授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因爲講授的當中不能照本宣讀,所以講授的材料不能完全擱入講義。因爲在言論中要引起必要的注意,同時因爲引證的語句,不能在口頭完全傳達;所以講義中間勢必填塞了許多的引證,而重要的結論有時不盡寫出。因爲書名人名的目録,無論如何的重要,都容易引起聽衆的厭倦;所以除了最關緊要的批評家和著作以外,一概不輕闌入。這些都是講義的特點,姑不必問其是優點或是劣點。

    然而講義確有講義的劣點。因爲要避免掉書袋的批評,所以引書不一定注明篇卷。因爲校對的疏忽,所以字句的誤植,標點的錯排,有時多至驚人。這裏的責任,有些屬於我自己,也有些不屬於我。在出版的時候,當然應該全部改定,責無旁貸。在平時,本來應當如此的,然而現在是戰時。戰争增加了無限的光榮,然而也發生了不少的困難。戰時的書肆,貧乏到怎樣的程度,戰時的圖書館,凌亂到怎樣的程度,在太平了以後,大家也許不易想象,但是身經戰時的我們,正在抗戰的當中,必然會加以體認。我相信寬恕的讀者對於這本書的疏忽,也許會加以格外的優容。我也希望還有書籍凑手、重新寫定的一日。然而我對於這本書的疏忽,祇有負責,祇有引咎。

    在我的初稿寫成以前,陳鐘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已經出版了;在初稿完成以後,郭紹虞先生的和羅根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也陸續出版。此外還看到許多關於中國文學批評的著作。諸位先生治學的熱忱和撰述的價值,深刻地引起我的欽服。但是我對於我這本書的責任,一切由我自己負擔。在和諸位先生的著作顯然相同的地方,我不曾作有心的抄襲;在和諸位先生的著作顯然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曾作故意的違反。討論一切事物的時候,有一般的局勢,有各殊的立場。因爲局勢相同,所以結論類似,同時也因爲立場不一,所以對於萬事萬物看出種種不同的形態。這本書的内容,和諸位先生的著作有異同的地方,只是事理的當然,原不足怪。我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不同的地方祇是看法的不同,不敢抱自是的見地。

    第一個不同的地方,是這本書的章目裏只見到無數的個人,没有指出這是怎樣的一個時代,或者這是怎樣的一個宗派。寫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的人,忘去了作者的時代或宗派,是一種不能辯護的疏忽。在全書中,我曾經指出劉勰、鍾嶸所處的時代,我也曾指出對於當時的潮流劉勰如何地順應,鍾嶸如何地反抗。我曾經指出元祐以後江西派幾度的革新,我也曾指出反江西派的批評者如何地奮鬥。至於明代秦漢派和唐宋派的遞興,清代神韻、性靈兩宗的迭起,桐城、陽湖兩派的相關,我相信我也曾經指出。但是我不曾對於每個時代加以特殊的標幟,而對於每個批評家,縱使大衆指爲某宗某派,甚至自己也承認是某宗某派,我很難得在姓名之上加以特别的名稱。一切都是出於有意。我認爲偉大的批評家不一定屬於任何的時代和宗派。他們受時代的支配,同時他們也超越時代。這是一個矛盾,然而人生本來是矛盾的。劉勰承受宋齊以來的潮流,然而劉勰不滿意宋齊以來的現實。嚴羽承受南宋以來的潮流,然而嚴羽不滿意南宋以來的現實。假如我們承認劉勰、嚴羽的超越時代只是一種特例罷,但是鍾嶸較之劉勰更加超越,方回較之嚴羽也何嘗不超越?我們怎樣解釋呢?就宗派而論,偉大的批評家也和偉大的政治家一樣,他們的抱負往往是指導宗派而不受宗派的指導。宗派會有固定的規律,甚至也會有因襲的恩怨,然而偉大的人生常會打破這些不必要的規律和不可理喻的恩怨。韓愈和李翱不同,黄庭堅、陳無己和韓駒、吕本中不同,李攀龍和王世貞不同,方苞、劉大櫆和姚鼐、曾國藩不同,我們又怎樣解釋呢?也許有人指出他們之間大同小異,所以不妨承認宗派的存在。倘使他們的中間只是大同小異,原不妨這樣説;但是誰能保證他們的中間不會是小同大異呢?因此,在這些情形之下,就時代或宗派立論,有時固然增加了不少的便利,有時也不免平添了若干的困難。所以,我決然放棄時代和宗派的標題,在章目裏只見到無數的個人。這是一個嘗試,也許可以得到讀者的容許。

    第二個不同的地方,是對於每個批評家,常把論詩論文的主張放在一篇以内而不給以分别的叙述。批評家論詩論文,有時採取不同的立場:韓愈是一個例,袁枚自稱論文嚴而論詩寬,更是顯然的一個例。所以分門别類的叙述,確實有一種便利;但是這裏,和上面一樣,也有相當的困難。蘇軾論詩論文論詞,都有他的主張,我們不便把整個的蘇軾分隸於三個不同的篇幅。在一部比較詳密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裏,困難還要增加。劉熙載的《藝概》,論詩,論文,論賦,論詞曲,論經藝,我們更不便把整個的劉熙載分隸於五六個不同的篇幅。中國文學批評史究竟不是文論史、詩論史、詞曲論史的聯合的組織,所以我決意放棄分門别類的叙述;除了僅有的例外,在這本書裏所看到的,常常是整個的批評家,而不是每個批評家的多方面的組合。

    第三個不同的地方,是這本書的叙述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評家。中國是一個富於古代歷史的國家,整個的知識界彌漫了“信而好古”的氣氛。五四運動以前,一般的知識分子固然是好古;五四運動以後,除了打開窗户,吸收一些外來的空氣以外,仍然是好古。大學課程裏,文學史的講授,祇到唐宋爲止;專書的研討,看不到宋代以後的作品————並不是罕見的實例。因此即是討論到中國文學批評,一般人只能想起劉勰《文心雕龍》和鍾嶸《詩品》,最多祇到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十一世紀以後的著作,幾乎逸出文學界的視野,這不能不算是駭人聽聞!有人會説文學批評的原理,劉勰、鍾嶸已經説盡,其餘只剩一些枝葉,用不着過分注意。在言論自由的社會裏,每人有發表意見的自由,這當然是一種意見。但是我的意見,是應當根據遠略近詳的原則,對於近代的批評家加以詳密的叙述。也許這裏講得太多一點,但是我們對於一千年以來的歷史既然無法加以“革除”,我們的生活同樣地也無法超越近代的階段,遥接一千年以上的古人,那麽即使多知道一點近代文學批評的趨勢,似乎也不算精力的浪費。何況縱使這本書“遠略近詳”,其他主張“遠詳近略”的著作原自不乏。一切的事物,相反亦可相成,廣博的讀者當然可以得到必要的補償。

    這本書的出版雖遲,但是看見講稿的人已經不少。從各個不同的方面來的批評,我是一概地接受,一概地感激。除了幾種極端的評論以外,這裏可以提出一點。有人説這本書雖然是“史”,但是還有些“文”的意味。有人説這是“文學批評之批評”。假如我的猜測不錯,他們的意見也同樣地認爲這本書不完全是史實的叙述,而有時不免加以主觀的判斷。這一點我當然承認,但是我願意聲明,一切史的叙述裏,縱使我們盡力排除主觀的判斷,事實上還是不能排除浄盡。“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什麽是“至”?《中庸》説過,君子之道,“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我們的目標,不妨完全是史實的叙述,然而事實上不能辦到,這是一點。還有,既然是史,便有史觀的問題。作史的人總有他自己的立場,他的立場所看到的,永遠是事態的片面,而不是事態的全面。固然,我們也説要從許多不同的角度,觀察事態,但是一個事態的許多片面的總和,仍舊不是事態的全面。這是又一點。還有,歷史的記載當然是史,文學批評史也是史,但是和歷史的史究竟還有些許的不同。在已往的許多著作裏,什麽是文學批評,什麽不是文學批評呢?在取材的時候,不能不有一個擇别,擇别便是判斷,便不完全是史實的叙述。在叙述幾個批評家的時候,不能不指出流變,甚至也不能不加以比較,這也是判斷,更不是史實的叙述。文學批評史的本質,不免帶着一些批評的氣息。這是第三點。事態上無可避免的現實,祇有請求讀者的原諒。

    這本簡陋的著述在國難中付印,更減少了請求訂正和自行修改的機會。叙述的錯誤和判斷的不正確,都在所不免,一切請求讀者不吝指示,俾得訂正。

    在本書的創始和出版中,得到許多朋友的指導,我都十分感激。對於協同搜集材料的任戇忱先生,提議付印的馬文珍先生,和贊助出版的葉聖陶先生,尤其應當藉此機會,表示深切的感謝。

    三十二年二月重慶柏溪
<< 上一章 返回目录 下一章 >>
添加书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