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六朝之际,尼寺林立,京师里巷,逶迤相接,乡村野陌,尼寺亦在在而是;尼寺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甚至千余人。每朝每代,尼僧盍可尽数
比丘尼形成如此庞大的群体,它就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我们看到,从西晋末以来,比丘尼的人数愈来愈多,她们在社会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也愈来愈显著。在以虔诚奉佛的主流文化中,比丘尼也随之受到人们的瞩目。
一部《比丘尼传》,可以说是一部六朝时比丘尼的文化史,是六朝时期比丘尼信佛活动和文化活动的集成。既然是传记,尼传显然不在于表现她们的诵经的内容、阐述佛典的教义,而在于记述比丘尼出家前后的事情本末,重在「史」而不在「义」,因此也必将触及广泛的社会内容。
王室和达官显贵重视尼僧,是比丘尼现象得到迅速发展的主因。晋世以还,比丘尼出入宫闱,受到皇室的推崇并产生影响,地方官宦之家也常以襄助比丘尼,来博取社会好感。两晋和宋、齐、梁、五代,几乎各朝各代都有皇上礼遇寺尼、常加供奉之事,这也可以说是该时期政治文化的一个特色。
《比丘尼传》卷一,谓晋穆帝对昙备尼「礼接敬厚」,常称曰:「久看更佳」;又对章皇后何氏曰:「京邑比丘尼,鲜有昙备俦也。」后为之建寺。
晋穆帝也对僧基尼大相称道,「雅相崇礼」。晋明帝对新林寺道容尼「甚见敬事」,尝请她做七日斋,以祛除邪怪,并惊其妙法。
宋世诸帝,钦重尼僧,有甚于晋。宋武帝对东青园寺业首尼至为推重,该传称:「宋高祖武皇帝雅相敬异,文帝少时,从受三归,住永安寺,供施相续。」以皇儿相托,可见信任之深。
〈宝贤尼传〉载:「宋文帝(对宝贤尼)深加礼遇,供以衣食。及孝武,雅相敬待,月给钱一万。明帝即位,赏接弥崇。」三代君主并重于一尼,亦足见当时敬尼之一贯世风。
卷四〈净贤尼传〉称:「宋文皇帝善之,湘东王或龆齓之年,眠好惊魇,勅从净贤尼受三自归,悸寐即愈。帝益相善,厚崇供施,内外亲宾。及明帝即位,礼待益隆,资给弥重。」
宋明帝对普贤寺法净尼,也深嘉其行,「宫内接遇,礼兼师友。」齐沿宋风,未曾消歇。齐武帝曾请妙智尼讲经,又为慧绪尼建寺。齐文惠帝对净曜尼、昙简尼也是大为崇重,优礼有加。
纵观五代君主,几乎代代重尼,或钦其德,或惊其异,或慕其行,为其建寺、提官,大资所需,延入宫内,奉为明师,甚至礼聘为家师。其时,尼僧地位之显赫,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有其匹的。
比丘尼制度从草创之初,短短百余年,便彬彬称盛,大备于时。这固然取决于君主的高度重视,同时还赖于皇室其它成员(如皇后、宫妃、王子)及臣子的相肋之力。比丘尼乃女众学佛之人,这也就自然地增加了皇后、宫妃们和她们接触的机会,为她们枯燥的宫廷生活带来一种新鲜的宗教气息。
在尼传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皇后、宫妃对尼僧总是显得那样的乐善好施,出资割地为她建寺,一遇名尼,「富贵妇女,争与之游。」(〈道瑗尼传〉)「通家妇女,莫不远修书(左贝右亲)。」(〈法净尼传〉)诸尼僧也「出入宫掖,交关妃后。」(《南书天竺传》)而皇帝喜好,也常将其迎至后宫布教。故供奉尼事纷传,亦是六朝政治生活中之一独特事。
而各朝王子也常与尼僧往还切磋,仅《比丘尼传》中之宋临川王子刘义庆结交昙晖尼;江夏王刘义恭为慧琼尼立寺,对慧濬尼甚敬重;齐文惠太子对僧敬尼、净秀尼、智胜尼等敬加供奉,并请净曜尼讲经;豫章文宪王萧嶷特重慧绪尼;竟陵王萧子良子于僧敬、净曜、净秀、净行、僧述等尼僧均相结好;始安王遥光也赈给法宣尼所用。至梁有衡阳王元简等也颇重尼行。
六朝尼僧就是在与皇室的往来网络中发展起来的,她们也正是借着这层关系而发挥其愈来愈大的作用。尼僧不仅能扩大尼寺、弘传佛法、教化信徒、寻求经济上的保障,同时也常扮演着宗教本身的作用。
据《南史》卷七十八载:宋孝武帝一方面崇佛敬僧,另方面又想「沙汰沙门」,「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细研《比丘尼传》,便可对六朝时比丘尼参政之举有些直观了解了。
《比丘尼传》卷一《妙音尼传》云:
「荆州刺史王忱死,列宗意欲以王恭代之。时桓玄在江陵,为忱所折挫,闻恭应往,素又惮恭。殷仲堪时为黄门侍郎,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欲得之。乃遣使凭妙音尼为堪图州。既而列宗门妙音:『荆州缺,外闻云谁应作者』答曰:『贫道出家人,岂容及俗中论议如闻内外谈者,并云无过殷仲堪,以其意虑深远,荆楚所须。』帝然之,遂以代忱。权倾一朝,威行内外云云。」
妙音尼竟能凭一尼僧,说服皇上,确定人选;刚愎如桓玄,竟也想到托一尼僧,代为游说,亦足见其对朝廷的影响力了。
关于妙音尼参与朝政之事,《晋书》中也有记载。其卷六十四〈简文三子会稽王道子传〉云:「国宝(王国宝)即宁(范宁)之甥,以谄事道子,宁奏请黜之。国宝惧,使陈郡袁悦之因尼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说国宝忠谨,宜见亲信,帝因发怒,斩悦之。」《晋书》卷七十五〈王湛传〉附国宝事,亦言「国宝乃使陈郡袁悦之因尼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事。
另一则见于《比丘尼传》的尼僧参政之事,是宋王国寺的法静尼。《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中有载:
「有法略道人,先为义康所供养,粗被知待,又有王国寺法静尼出入义康家内,皆感激旧恩,规相拯拔,并与熙先往来。……熙先善于治病,并能拯脤。法静尼妹夫许耀领队在台,宿卫殿省。尝有病,因法静尼就熙先乞治。」
《南史》卷三十三〈范泰传〉更得其详,谓:
「豫章胡藩子遵世与法静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静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随之,付以牋书,陈说图谶,法静还,义康饷熙先铜匕、铜镊、袍缎、(上其下系)奁等物。」
尼僧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如此作用,以至权上朝廷,一方面是由于个别尼僧的造化,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上层社会的引发。六朝的统治者资助尼僧、促进尼寺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常常染污这一净地,利用尼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乱世蓄尼、养尼的世风显然污染了一些尼僧的清净修行。
另外,许多王公大臣不尊重佛门净地,宋后废帝曾「往青园尼寺、新安寺偷狗,就昙度道人煮之饮酒。」(许嵩《建康实录》卷二十)梁元帝之徐妃,淫荡非常,「时有贺徽者美色,妃要之于普贤尼寺,书白角枕为诗相赠答。」(《南史》卷十二)其时,甚至还出现:「兴宗纳何后寺智妃为妾,姿貌甚美」(《南史》卷二十九)的荒而唐之的事,显现五代以还上层社会污渎尼寺的另一种面貌。
因此,在《比丘尼传》及其相关的材料中,我们看到,两晋、宋、齐、梁时代的比丘尼现象有时是一种扭曲的繁荣。这是一个中国女子走上宗教活动中心的时代,也是一个妇女以另一种方式受到摧残的时代。这是研究中国妇女史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贵族重视比丘尼的背后,也常含有对比丘尼的摧残大多数比丘尼只能认此命运,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反抗者。比丘尼传卷一〈智贤尼传〉载:
「太守杜霸,笃信黄老,憎疾释种。符下诸寺,克日简汰,制格高峻,非凡所行。……简试之日,尼众盛壮,唯贤而已。霸先试贤以格,格皆有余。贤仪观清雅,辞吐辩丽。霸密挟邪心,逼贤独住。贤识其意,誓不毁戒法,不苟存身命,抗言拒之。霸怒,以刀斫贤二十余疮,闷绝贤地,霸去乃苏。」
智贤不毁戒法、不苟身命,抗言拒之,这是一种护道、护法的剧烈的反抗。也有时,这种反抗则表现为一种智慧的摆脱。卷三〈慧绪尼传〉载,当时齐豫章王萧嶷曾多方纠缠慧绪尼,几乎到了要挟持的地步,而慧绪尼以智慧巧与周旋,摆脱了官府的纠缠。
一部《比丘尼传》,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中国比丘尼的真实处境,感受到她们向道求法的热忱,也感受到她们在那样一个浑沌混乱朝代里挣扎、修持的困境。种种忧痛创伤,今日读来,仍然令人低徊不尽,成为那个时代比丘尼在风雨狂潮中的一部获教受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