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七、圣人道大能亦博
杨度奇道：“那蛰翁的意思是？”
孙元起马上便反应过来：“蛰翁说的是孔教会吧？”
最后是以把持国会、内阁之势救国平天下。到了这一步才算大功告成，康有为走笔至此忍不住豪情满怀地写道：以之救国，庶几全权，又谁与我争乎？
“而康南海自幼便有澄清天下之大志，长大后于学无所不窥，目光炯远，思想锐入，气魄宏雄，能于数千年后以一人而发先圣久坠之精神，为我中国儒学放一大光明，亦不负‘圣人’之名。两人一南一北、一内一外交相辉映，有如穹宇之有日月、神州之有江河，诚可谓珠联璧合！若是二人携手并进，必可使民心早日得以凝聚、国家早日得以复兴。
“虽然陈重远有为其师康南海粉饰之处，但我国现在教育确实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中数、理、化、生等科目皆经百熙亲手修订，自然尽善尽美。然而伦理纲常、思想修身方面却有很大缺失，一方面有意借鉴西方各种理念，但碍于取法基督教教义，结果画皮画骨难画神；另一方面又对本国传承数千年的孔孟之道不屑一顾，恨不得赶尽杀绝。最后弄得有如邯郸学步，连路都不会走了！”
再次掌控国会后，则向组阁发起总攻，争取建立孔教内阁；
汤寿潜此时捋须答道：“正是孔教会！东瀛日本在江户幕府末期，随着欧美列强入侵，幕府威望不断下降，国内形势岌岌可危，为恢复王权、统一国家，政府宣布政教合一，积极扶持神社神道，将神社神道定为国教，凌驾于其他各宗教之上，在国民之间强制推行。就实际效果来看，国家神道这些年在增强日本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教会之所以刚一成立便产生巨大影响，迅速超过孔社、孔道维持会、孔道会、宗圣社等团体，不仅因为沈、朱、梁等人都是前清副部级高官（比如像沈曾植曾任安徽布政使，梁鼎芬曾署湖北布政使，朱祖谋则是礼部侍郎），而且这些人都是闻名全国的大学者、大词人（比如沈曾植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被誉为“中国大儒”；朱祖谋是晚清四大词家之一，编有著名的《宋词三百首》），即便是年近三十出头的陈焕章也蜚声内外。
汤寿潜却不置可否：“老夫赞不赞成倒是无关紧要，关键要看孔教会能否起到凝聚我国民心、提升我国民气的作用！”
哥伦比亚大学不仅盛产同妻，其经济学同样远近闻名。作为哥大经济学博士，陈焕章绝对明白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创办孔教会自然不会满足于只推广孔孟之道。与他抱有同样心思的是全国孔教会长、有“孔教之马丁路得”（梁启超评价）“孔教巨子”（陈焕章评价）美誉的南海圣人康有为。
孙元起微微蹙眉道：“难道蛰翁也赞成孔教会？”
首先创建孔教会并积极宣传，争取遍及全国各地各阶层；
说到底康有为就是想借壳上市，即借孔教会之名而在政治上有一番大作为，以期实现当年维新变法时未能实现的伟大事业。孙元起最初通过情报系统得知康有为如此宏伟的抱负时，用手指蘸着茶水不知在书桌上写了多少个“妄人”！
陈焕章15岁便进入广州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23岁乡试中举，24岁联捷甲辰恩科（1904）进士，25岁赴美留学，经过两年语言学习后，入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31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所著《孔门理财学》由哥伦比亚大学收入“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付梓问世，并先后得到宏观经济学鼻祖凯恩斯、社会学宗师韦伯等大牛的点评与肯定，于是他暴得大名，然后回国组建了孔教会。
汤寿潜面皮微微发红，犹自说道：“前些日子老夫在沪上的时候，孔教会总干事陈重远（陈焕章）曾登门拜访，谈话间谈及《孟子》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语。他以为自王阳明（王守仁）至今正好五百年，于经世性理之学则有南海夫子，于格物致知之学则有百熙总理。百熙天生圣哲，如有宿惠，稍有涉猎，便能发洋人数百年未发之覆。对于细则物质粒子，巨则洪荒宇宙，无不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令东西洋学者为之五体投地。现在全国各地很多学校都只悬挂两幅画像，一幅为大成至圣先师，另一幅便是百熙总理。
汤寿潜道：“老夫的意思是学校里科学当然要大学特学，否则如何振兴工商实业、实现国家富强？但是国民教育方面应当以孔子之道为修身根本，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定孔教为国教，然后国家大力阐扬孔学，融会百家，讲求实用，巩固国基。百熙你以为如何？”
其次向国会渗透，国会都是三四十岁以上的士绅，对孔孟之道都抱有一定的好感，只要公关得法，“则国会议员十九吾党”；
在清政府覆灭之后，儒家更是有如孤魂野鬼无处安顿。在儒学面临如此困境的时候，自幼接受儒家经典熏陶、安身立命与孔孟之道高度契合的文人士绅眼见民主共和大行其道，而传统的中华五千年政教却跌落尘埃斯文扫地，一个个都不禁忧从中来，担心儒学就此沦亡，中国文化也将随之不保。而且他们觉得儒家对于维持中国当下社会秩序和文化认同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是借鉴西方启蒙运动后政教分离的方式，想把儒家教会化，为失去制度性支撑的儒家寻求一种超越于现实权力而对社会秩序和国民道德发生实质性作用的“孔教”。
在辛亥革命后，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孔道会”、“孔社”、“尊孔会”、“孔圣会”等提倡尊孔读经的儒学社团，但这些都是自发成立，不成规模。就在此时，此前一直有创立孔教会的康有为授意他的学生陈焕章模拟基督教建制，联络前清遗老沈曾植、朱祖谋、梁鼎芬等人于1912年孔子诞辰日（即10月7日）在上海成立了孔教会。
汤寿潜笑道：“听到百熙提及用劝业会、运动会、交流会、展览会等凝聚人心，老夫倒是想起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另一个会来，他们同样以‘维持国运，挽救人心’相号召，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吸引文人士绅数以万计，不少人为之如癫似狂。”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改良过的儒家虽然没有跻居国教位置，但在思想、法律、选拔、制度等国家社会方方面面都烙上自己的印记，然后逐渐融为一体，孔孟之道也在国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然而随着现代化过程而产生的制度变革，却使得原来与传统制度融为一体的儒家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体制性支持。特别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度废除，使得儒家的传播渠道、儒家与权力之间的关联都被一刀斩断，造成儒家出现了“魂不附体”的状况。
而孔教会成功的另一方面原因便是陈焕章积极采用了西方组建社团的某些方法，不仅向教育部人员寄送自己所著的《孔教论》一书，以谋求教育部上下的支持，而且还组建事务所作为全国孔教总会机关，并在上海创办出版了《孔教会杂志》。孔教会的影响随杂志的发行日益扩大，直至遍及全国。
随着孔教会在北方影响渐大，一场定孔教为国教的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那时候正值国会召开，陈焕章便说动了几位国会议员，请他们在参众两院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议案。消息传出，南北函电交驰，各种社会力量纷纷请愿或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教，尤其是蒙、藏、维边区代表反应尤甚激烈。尽管袁世凯心中颇为赞同该项提案，不过当时面临着南方革命党的巨大压力，又唯恐蒙藏维代表因此会在大总统选举中投他的反对票，只好使用一个“拖”字诀，拖到最后不了了之。
康有为这么些年一直鼓吹孔教，广为国人所知，但他为什么要鼓吹孔教并且自任教主呢？在他给陈焕章的信中清晰地勾勒出他设想中的曲线救国道路，并且对此信心满满：
杨度哂笑道：“蛰翁此言差矣。孔教会是什么？它不仅仅是宣扬‘昌明孔教，救济社会’理念的孔教团体，更是康长素（康有为）实现他个人野心的私党，其意图无非是吹捧南海圣人、复辟君主制度，难不成他们还能改弦更张，拥戴不解四书五经、但知声光化电的百熙么？若是咱们没有创立新中国党，倒还可以进去搀和搀和。如今咱们坐拥国会第一大党，犯得着舍近求远去捧那个狂妄之辈的臭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