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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飘摇亦是天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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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学部右侍郎衔、署湖北提学使孙元起充任头等钦差大臣,出使瑞典、美利坚等国考察学务,赏假三个月,毋庸开缺。

    诺贝尔化学奖?从这个奖项来能看出三点:卢瑟福的推荐没有白费;正统的科学家对于光电效应、量子力学、相对论等,还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作为物理系研究生,孙元起的中学化学没有白学。

    自从去年秋天出洋考察大臣陆续回国之后,中国进入了疾风骤雨般的大改革时期:改定官制、整理法律、预备立宪……立宪派一系列改革措施让人眼花缭乱,其目的无非想使大清统治千秋万代,结果却引起守旧派和革命派的强烈不满,对各项措施都予以抨击和阻止。

    和杨度、章士钊、刘师培等幕僚商量之后,决定按照每个县的人口来确定公立学校的数额:每十万人,设立两所小学、一所中学;不足十万人,仍为两所小学、一所中学;超过五十万人,则不再增设学校。鼓励地方乡绅自主办校,教学规模超过公立中学者由各府县予以褒奖。此外,孙元起还请蔡元培在湖北设立了两所经世大学附属学校,力所能及地减轻政府的压力。

    革命派为了自己能够夺权,对于所有可能巩固朝廷统治的措施都持反对意见,也不管这些措施是否与民有利。由于革命派无权无势,只好采用最暴力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意志:造反。江南一带迅速成为火药桶:1906年12月,湖南爆发萍浏醴起义;1907年6月,广东发生七女湖起义;7月,安徽爆发安庆起义;9月,广东发生钦廉防城起义……

    即便对同盟会失望,孙元起对于它的未来还是有所期待,希望它能肩负起历史的重任,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而不是企盼满清政府立宪成功,华夏子孙永远做满人皇帝的奴才。

    正是这两股势力捣乱,让清末原本就岌岌可危的政局变成了摇摇欲坠。这好比大海上一条顶风逆行的破船,几个有眼光的船员发现风向不对、船体破裂,便劝船长一边调转船头、一边维修破船。刚提出自己的看法,马上有人站出来反对:“不行!船是祖宗留下的,不能乱动;方向是祖宗指定的,不能乱改。”在两派吐沫横飞、各持己见的时候,却有些人拿出锤子斧头,对着破船就是一通破坏,用行动表示自己的看法:我们应该打倒一切,废旧立新!

    清末,湖北共两千四百万人,按照人口比例,应该就读中小学的人数至少在四百万人以上。即便每所学校有400名学生,全省也应该有一万所中小学。事实上,眼下湖北平均每所学堂只有数十人,总共在校学生只有五六万人!足见形势艰巨。

    果然不出所料,瑞典和美国相继向清政府的外务部发来照会,希望邀请孙元起出国访问;再加上孙元起自己上奏的恳请开缺的折子,朝廷很快给孙元起发来诏命:

    守旧派多是朝中官员,他们认为君主立宪会架空皇帝,进而丧失皇权;新设立的总理大臣大权在握,把持朝政,一旦紊乱朝纲,便会行王莽、曹操之举,进行改朝换代。所以拼命加以阻止,便有了朝廷官员之间相互攻讦的“丁未政潮”。

    这几乎是指着孙元起的鼻子,否定他在过去一年间的所作所为了。很多人以为孙元起会在短时间内灰溜溜地滚出湖北,谁成知很快离开湖北的却是张之洞。但人家是荣升大学士、军机大臣,在湖北他的影响力还在,足以让孙元起的一些改革措施遭受或明或暗的阻碍,甚至有些举步维艰。

    朝中乱局在湖北也有体现:

    主流是立宪派,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代表,声势最大。虽然主张君主立宪,其实心中还是倾向于确保皇权,所以他们和守旧的保皇派之间没有太大的冲突,反倒有合流的意思。

    十月中旬拿出方案后,孙元起把提学使司的所有人员都派到各府县,监督公立学校的成立与改造。他自己也不例外,来到武昌府南一百八十里的通山,亲自参加搭建通山公立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的工作。

    孙元起不是救世主,不可能一下子变出如许真金白银,来建设数以万计的中小学。他能做的,就是搭好框架,把每一分钱用到实处,正好比螺蛳壳内做道场。

    至于革命派,主要是广大新式学堂学生、以及编练的新军,属于潜流,在正式场合完全没有任何声音。但在暗地里,却蠢蠢欲动。

    “近日学堂怪风恶俗,不忍睹闻。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尤不胜洪水猛兽之忧。谨于湖北省设立存古学堂,以经、史、词章、博览四门为主,而以普通科学辅之,庶经训不坠,以保国粹而息乱。”

    按照惯例,诺贝尔奖是在每年的12月10日颁发,今年也不例外。既然有这个光明正大的理由,孙元起决定把自己的离职日期提前到11月中旬。想定以后,孙元起给瑞典皇家科学院回了一封电报,除表示感谢之外,还表示自己现在是官员,不便请假参加颁奖仪式,如果贵国能够通过外交途径向清政府提出邀请,或许自己可以前往。另外,又给耶鲁、mit发去电报,表示自己在明年年初有空,希望他们能利用美国政府向大清外务部提出访问要求。

    就这样,本来还能多支撑几年的破船,在三伙人的角力下,在原地打转转,并出现下沉的迹象。

    对立宪不免持有消极的观望态度,加上自己对于学校进行大胆改制,消减其中经学内容,在湖北官场上孙元起便成了另类。张之洞出任协办大学士之后,直接绕开孙元起这个湖北提学使,在武昌成立一所存古学堂,训词中说道:

    没有办法,实在是财力有限,只好采用斯巴达式的学习训练,选取精英优先教育。

    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电报。

    自从1904年秋天孙元起离开之后,已经三年多没有踏上美洲大陆。耶鲁和mit一再邀请,都因为各种原因而耽搁下来,以至于今。尽管耶鲁、mit派不少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到中国,与孙元起讨论相关研究计划,但中美遥隔万里,实验设备也不齐全,讨论的时候总有一种到喉不到胃的感觉。

    政局波谲云诡,让人难以捉摸。据学生们反应,激进的革命党人甚至把自己改造学堂、提高教育质量的行为,视为维护清廷统治,大为不满。如果他们有机会,想来不会介意在自己的刺杀成果上增加一个提学使吧?按照张之洞等保守派的态度,如果杀一儆百维护朝廷稳固,想来清政府也不会吝啬革职拿办一个提学使吧?

    孙元起非常自信,瑞典和美国一定会邀请自己。发出电报之后,便向朝廷递送了出国游学恳请开缺的折子。接着,迅速集中精力,投入到湖北教育改造大业中去。对于自强学堂的改造比较简单,只要对照经世大学的学科设置便可以,加上经世大学新一届毕业学生的到来,操作空间非常大。关键是中小学布局。

    年初偶尔一个机会,孙元起看到去年秋冬间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东京制定的《革命方略》,其中《对外宣言》有这么几条:在革命成功之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偿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尽管孙元起明白,这是革命党人为了获取列强支持而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心中依然愤愤不平,对同盟会颇为失望。

    作为生在春风里、长在红旗下的新青年,孙元起在心底里是倾向于革命的。但来清朝这么多年,思想也发生一些变化,对于革命有了自己的看法:暴力革命必须在杰出人物的领导下,发生在可控范围内,不能损害国家和大多数国民的利益;革命发生之后,国家应该迅速稳定下来,转向经济建设,改善民生,而不是社会动荡、军阀混战。

    公立学校参照经世大学附属学校的规矩,分两种班,采用同样的师资教学,一种面向家境比较宽裕的,收取学费;一种面向普通家庭的,不收取费用。免费班级每年要淘汰末尾的20学生,转入收费的班级;收费班级中成绩优异的20学生,也可以申请进入免费的班级。这样既可以取富济贫,减轻学校的经费压力,也可以促进学生良性竞争,好好学习,选拔天资聪颖的学生。

    张之洞非常重视教育,在他支持下,如今湖北每年教育经费达到两百万两白银,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然而这些银子对于人数超过四百万的庞大基础教育工程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何况这些银子里还包括各种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呢?

    铁杆保皇派除了乡间士绅老儒,在官场上也有,不过影响力有限,毕竟张南皮在湖北呆了这么多年,不合自己意思的官员早被他扫地出门了。

    孙元起本来就不耐烦做官,被张之洞批判之后,便萌生去意。谁知告病辞呈还没写好,张之洞先向朝廷请假养病。之后,便是张之洞北上、赵尔巽西来。乘着新旧交替的间隙,孙元起准备先把全省中小学布局做个大调整,顺便把自强学堂改建为武昌大学堂,等事情告竣后再辞职,也算善始善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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