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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四厢花影怒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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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兰泡在黑龙江的对面,与黑河夹岸相对。两者原本是一个城镇,黑龙江从城中穿流而过,原本皆归中国所有。咸丰八年(1858),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把它割让给了沙俄,并被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是阿穆尔州的首府。然而在三万多居民中,半数以上为华人。

    话说杨儒不愧是条汉子,在圣彼得堡这个客场,和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的谈判中,据理力争,寸土不让。甚至俄方刚提出修改方案,只要他认为不合理,不等清政府的答复,就加以拒绝。沙俄曾对杨儒说:“你只管签条约,如果中国政府敢以此加罪于你,俄国必然出面保护!”杨儒义正词严地答道:“贵方何出此言!我是中国官员,要求俄国保护,岂不是太没有颜面了?如果这样做,我在中国便没有任何立足之地。我觉得,贵方说出这种话,是非常失礼的!”杨儒在谈判中,可能已经患有脑中风,曾跌伤一次,但他依然坚持参加谈判。在1902年3月25日谈判后回使馆下车时,再次滑倒坠地,至不省人事。一年后的2月17日,病逝于俄国。

    事已至此,还是应该先解决问题吧!孙元起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队伍的前头,拦住学生:“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老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才嘶声说道:“学生们在操场上集合,说是要到城里闹事呢!”

    开门揖盗啊!孙元起心中暗自解嘲道:如果我现在阻拦学生,是不是也会被后世认为是“包衣奴”,或者“政府鹰犬”、“朝廷走狗”呢?唉,为了学校,只好做一回罗家伦、杨荫榆喽!

    就像所有的故事一样,有好人,就有坏人。与寿山这个好人对应的,是盛京将军增祺和已革道员周冕这种败类。在俄军攻陷盛京之前,增祺便逃到了新民厅,旋即被俄军软禁。贪生怕死的他,在俄军胁迫下,派已革道员周冕至旅顺与俄军谈判,然后擅自签订了卖国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尽管如此,增祺只是被朝廷革职而已,旋即又恢复原职,后来还做了一件赫赫有名的“大事”:招安张作霖。

    孙元起顿时一惊,钢笔戳破稿纸,在纸上洇出一团大大的墨迹。急忙站起身,问道:“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到城里闹事?学潮?孙元起浑身一激灵: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在建校之初,为了避开这档子事儿,就不惜跑到荒山野岭里来。千算万算,结果还是躲不过!

    说话间,冲出成蹊馆。刚出门,就听见操场上此起彼伏的呐喊声:“驱除俄寇,还我东三省!”“还我河山,保我家园!”

    眼下却不是懊悔的时候,孙元起立马命令道:“老郑,你去把保安们全部找来,拦住校门,别让学生们出去!我现在就到操场上看看!”

    “二十一日(7月17日)午前十一钟时,邀望彼岸,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有随浪力过江者八十余名,赤身露体,昏迷不能作语。”

    消息传开,全国一片哗然。上海士绅、东京中国留学生已经举行数次大规模集会,表示强烈抗议。今日,吴敬恒、胡汉民等就想鼓动经世大学的学生,到京城各大衙门去抗议请愿。

    孙元起在民族大义面前,不觉气馁。

    在这场不均衡的战争中,黑龙江将军寿山无疑是以为民族英雄。齐齐哈尔在被俄军攻破之前,寿山认为“辜负国恩,不能战,不能守,亦并不能与俄见面”,决定自杀殉国。在自杀前写给清廷的遗折中,他还耿耿不忘东三省之事,痛陈移民实边的重要性,认为将来欲保黑龙江省,必须将旗地、蒙地招民垦荒,“沿边两城尤须变通兴垦”,“江省之事,非开荒无从下手。以七城之大,土地之沃,如果得人而理,不出十年必能自立”。然后他吞下金子后,躺在棺材中等死,不料好久都没有动静,只好命令他的部下开枪将他打死。他的手下于心不忍,第一枪因为手抖,只打中左胁,并不致命。遂再次下令开枪,这一次命中小腹,仍然没有死。寿山厉声疾呼,手下于是又开一枪,这第三枪终于完成了他殉节的心愿。

    紧跑几步,来到操场上,只见数十名学生穿着一致的军训服装,手里挥舞着纸旗,随着前面带队的几个人,呼喊着口号。不时有学生从教室里跑出来,加入他们的队伍中去。

    原来当时东京有个专为中国学生设立的成城学校,系士官学校的预备班。日本政府规定,外国人入士官学校须由其本国公使保送,唯独成城学校无须保送。可中国公使蔡钧认为此预备班带有军事教育性质,故请求日政府凡入成城学校者应由他保送。1902年7月,吴敬恒、孙揆均、蔡锷等二十六人同往使馆,面请蔡钧保送九名同学入成城学校。蔡钧以自费留学生不得学军事为由,拒绝保送。学生不肯善罢甘休,在使馆大声抗议喧哗、讽刺挖苦。其余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广为声援,相持达一星期之久。蔡钧恼羞成怒,认为学生们“纯是目无纲纪,无理取闹”,让人把带头的吴敬恒、孙揆均逮送到东京警视厅关押一夜。最后,东京警视厅以妨碍治安罪,将吴、孙二人驱除出境。史称“吴孙事件”。

    到了1900年,沙俄看见清政府摇摇欲坠,希望能乘机分一杯羹,苦无良机。7月15日,俄国轮船侵入中国瑷珲江面,中国瑷珲驻军派船前往阻拦,双方交火,互有轻微死伤。沙俄政府遂以此为借口,挑起事端,先对海兰泡中国居民进行大屠杀。作为当时在南岸的目击者,瑷珲副都统衙门笔帖式杨继功记载道:

    嗣后,俄国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单独大举入侵我东北地区,其目的是独吞我东北三省。而此时,清皇室被八国联军追得风声鹤唳,自顾不暇,哪有功夫去管龙兴之地的安危?于是,哈尔滨、瑷珲、海城、齐齐哈尔、盛京、锦州相继沦陷。

    孙元起以手扶额,弱弱地问道:“你们抗议,我也赞成。可是你们能只在校园抗议,不去城里么?”

    此种暴行持续三四日,中国居民死难者达五千多人。与此同时,沙俄军队又在中国领土江东六十四屯大肆烧杀抢掠,并且非法宣称该地区归俄国管辖。

    到了这一地步,事情应该告一段落了吧?如果你这样想,就太小瞧北极熊的贪婪了!吃到嘴里的肉,它怎么甘心就这么吐出来呢?果然,第一期撤兵还非常守约,等到了第二期撤兵的时候,沙俄见英、日、美等国有些不关心这问题了,立马耍赖,拒不撤兵。不仅不撤兵,反而又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

    仔细辨认时,前面的那几人却不认识,尤其是其中两人,年龄已经是三四十许,想来不是自己的学生。正疑惑间,张元济带着喘息的声音出现在耳畔:“那两个年长的,一个叫吴敬恒,一个叫孙揆均。后面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是胡汉民。他们原先都是在日本游学的,去年七月份,他们与公使蔡钧发生冲突,回到国内。后来辗转来到学校旁听。虽然他们年龄大了,但因为都是江浙人,我就没有拒绝。谁知道,他们竟然闹出这等事儿来。唉,失策失策!”

    吴敬恒本来年纪就比孙元起大十一岁,再加上满脸胡须,如此理直气壮地答话,看上去倒如长辈训斥晚辈一般。

    由于东三省事关重大,连一向唯唯诺诺的光绪帝都坚决不允许画押,地方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等纷纷表示反对,社会各界也接连集会抗议。

    和杨儒相类似的是李鸿章。他接替杨儒,在中国与俄国公使的谈判。当时他已经油干灯尽,为了支撑大局,依然顽强坚持。据说,李鸿章在病逝前,俄国公使还手持条约在床前相逼迫。但李鸿章咬定牙关,至死也没有签署。

    更重要的是,列强内部存在裂痕,这给了中国一线生机。日本、英国等和沙俄素来就有矛盾,此时自然不愿沙俄一家独大。尤其是日本,对东三省垂涎已久,怎么可能允许别人据为己有?沙俄本来想拉法国到自己一边的,好保持现状,结果美国立马赞同英日主张。看到英、日、美等国坚决反对,沙俄不敢用强,只好于1902年4月8日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被迫同意分三期撤兵,一年半撤完。

    这一水的军装短打扮、一水的青年小伙子,还到各大部委去闹事,你让那本来就敏感的清政府会怎么想?

    吴敬恒所提及的事儿,还得从咸丰那个死鬼说起。

    义和团事息,清政府在西安驻跸,派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谈判接受东三省事宜。这时候,清廷根据杨儒的奏报,才知道增祺私自签署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除了说“殊深骇诧”“殊属荒谬”之外,清政府也别无良策,只好命杨儒等在东三省事务交涉中“总期吏治、兵权,均不失我自主为要”。

    “如你所见!”吴敬恒慷慨激扬地说道,“俄寇先是屠杀我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华人,再强占东三省,如今又不肯撤军,难道这些,还不值得我们抗议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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