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战争的代价（2）
林恩侧转过头：“不知道，战争结束后就没有他们的消息了……我想作为一个为德国军队贡献了两个男丁的日耳曼家庭，他们在丹麦的日子会非常艰难，也许会和德国难民一起被遣送回德国。”
到1940年德国入侵之前，这个小国还是一个宁静祥和的桃花源一般的地方，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威望颇高，面对着欧洲越来越浓重的战云，不少丹麦人希望他们还能像一战的时候一样躲过这场浩劫，但现实总与人们美好的愿望背道而驰，1940年4月9日，德国军队入侵丹麦，而这个国家的小小军队根本对此毫无准备，德国军队只付出了极小的代价（说法从12人到56人不等）就占领了它，德国公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给丹麦政府，宣称：“……德国现在和将来都无意干涉丹麦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丹麦过往和首相鉴于德国人保证不加干涉，也在4月9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在抗议之下承认占领这一事实，命令人民不要进行任何反抗，并呼吁他们遵守秩序和保持克制。这种态度无疑是颇为奇特的，但是鉴于国王的威望，大多数丹麦人接受了这一现实。
在现实的战争中，战争一方给予战俘和其自身武装部队同等的待遇在很多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给予对方战俘维持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不加以杀戮和虐待，却是日内瓦公约签字国最基本的义务。应当说，英国人倒是基本按照日内瓦公约对待俘虏：德国战俘在饮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条件方面和英军享有的条件基本一致，而且还可以和家人通信，红十字会对战俘营的定期访问也没有遭到禁止。当时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部司令，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对保守的英国人那套循规蹈矩的做法大大地不以为然。这位美国人决心让欧洲人好好地领教领教美国的战俘“新思维”。为此，在1945年4月，艾森豪威尔提出如下建议：“德国的战俘可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投降的战俘。第二种，缴了械的敌对武装力量。第一类人可按日内瓦战俘公约处理。第二类人，则仍旧按敌对武装力量处理。”换句话说，第二类人变成了不能享受战俘待遇的缴了械的敌对武装力量。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这种解释，这些德国人就算杀掉也无不可。
为了不至于让这些情报人员太过失望，林恩答说：“计划确实有，而且很充分！如果你们有什么建议，或是对这方面有更多了解，不妨说出来帮助参考。”
“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过下去？”
黛娜也许并不理解这番话，但她也没有追问或反驳，在没有吃晚饭的情况下，她裹着被褥沉沉睡去。林恩一言不发地在她身旁坐了许久，见她睡熟了，这才起身走出房间。
楼下，包括“曼丽姨妈的侄子”在内，一共有四个从前不曾相识的男子。除了其中一个看似领头之人，其余三个年龄都不超过三十岁，看来他们也是凭着满腔信念才坚持到现在。
“说得好啊！”“曼丽姨妈的侄子”很积极地应和说，“长官，我们应该已经有解救那些受困同伴的计划了吧！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现在都困在苏联人的战俘营里呢！”
另一名青年笑嘻嘻地问林恩：“长官，听说美国人最厉害的武器，原子弹，前一阵子泄露了技术，是被我们获得了吧！”
与德国占领的其他国家比起来，丹麦人至少在理论上和德国人享有平等的主权，国王和内阁则更多地采取一种消极对抗的态度与德国人周旋，但是随着德国战争机器的胜利，丹麦也不得不作出了一些让步。1940年7月，亲德的斯卡韦尼乌斯担任外交大臣，他发表了赞成丹麦和德国“合作”的宣言。1941年11月，在他的极力推动下，丹麦加入了反共公约。然而，围绕这一问题的争夺强烈的刺|激了丹麦人，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耻辱感，丹麦驻外的许多外交官员也先后宣布脱离丹麦政府，仅仅作为“自由丹麦运动”（一个主要由侨民组成的抗战组织）的代表，而在此前，丹麦驻美代表主动同美国缔结了一项条约，使美国能够使用丹属格陵兰岛上的基地。丹麦政府觉得不得不把他撤职，不承认那个协定（虽然他们后来默认了它）。另外，还有大约80万吨的丹麦船舶在为盟国服务，再加上一些从丹麦国内逃出的政治人物，在国外的抵抗运动不断得到加强，尽管由于国王和合法的政府仍在丹麦，尤其是国王的存在使抵抗运动呼吁国内民众进行反抗的声明无法得到最佳的效果，但这种力量的增加很快就会让德国人感到压力。
与另外的一个例子比较起来，这九万人还算是幸运的——在1943年的切尔卡瑟战役中，德军突围时，留下了所有的两千名伤员和一些护理人员，想让他们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战后苏联方面公布，当苏军突击部队抵达时，发现所有的德国伤员都已经中弹而亡，由此断定德军在撤退时杀害了他们自己全部伤员。这两千名德军想成为战俘都没有资格。苏联人的公报遭到包围圈里的德国幸存者的一致驳斥。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次屠杀？反正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两千人的死而受到责难，这两千条生命真的是死了白死。
在沉默中度过了整个小时，黛娜终于泪眼婆娑地抬起头来看着与自己同出丹麦却属于日耳曼种族的丈夫，区区四个月的新婚生活给她带来了很多快乐和憧憬，然而有朝一日回到故土，却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这些残酷的现实，也许更让她觉得难以接受的一点是，自己的丈夫不仅获得了阿道夫·希特勒颁发的帝国荣誉骑士头衔，还在禅精竭虑地为这个在政治上已经死亡的帝国工作，甚至成为它走向复兴的一支强有力推动。
四人相互看了看，像是受到了莫大的鼓舞，脸上各自挂着多少不一的笑容。
年纪最大的——留着稀疏的络腮胡子，大概三十好几，笑了。
近些年，历史学界各种数据也是层出不穷，有些很快就得到认可。有些则引起了轩然大|波，闹得争议无数。詹姆士巴克切的《其他的损失》一书中列举的数据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该书宣称，在二战结束前后，在所谓“解放”欧洲大陆的美国军队的战俘营里，有接近一百万德国武装部队战俘由于饥饿和美军的故意虐待而死亡。这个数字在西方历史学界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因为按照今天已经被大多数西方历史学家接受的观点，即使在被他们描绘为“邪恶帝国”的苏联战俘营里，在和纳粹的战争中死亡了1800多万平民，860多万军人，因此和德国人结下血海深仇的俄国人手中，全部380多万（战时被俘250万）德国战俘中也只有50万人左右死亡，其中363343人的身份在1999年得到了最终确认。如今在自由的，民主的，人权的，而且还富的流油的“伟大美国解放者”的“人道主义战俘营”里，在据说非常之“阳光”，非常之亲切，损失相对也非之小的（在欧洲大陆，美军连同非战斗死亡，一共死亡了15万人），和德国人也谈不上什么仇恨的美国大兵手中，被虐待致死者居然在百万以上。更令他们感到难堪的是，在战后西方的历史著作中，美国人的“人道主义战俘营”曾经吸引了大批东线德军。德国军人“宁可向美国人投降，也不做俄国俘虏”的口号更曾经是西方卫道士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巴克切的著作却使这一切神话如同膨胀到极致的大泡沫般消失了。极具讽刺意味的另一个情况是，残暴的纳粹们对他们的美国日耳曼兄弟可要人道的多。在全部9万多名被德军俘虏的美国军人中，死亡者只有1684人而已，但仅有的几次德军屠杀美军战俘事件，却在西方史料中被反复炒作。
这话听起来多像是战争时期法国或者波兰地下抵抗组织说的豪迈言语，如今角色转换，味道却让林恩觉得那样的伤感和失落。
“为什么？”黛娜满脸泪痕，也正是这样的气氛，让林恩开始后悔为何不找个理由搪塞，从而避开丹麦这个棘手的地域。
“她们说……有在集中营幸存的人看到我的家人和另外一些人被德国人装车带走了，这些人每一个活着回来的，所以他们可能已经……”
在占领的初期，丹麦的抵抗活动是零星和微弱的，以至于德国人可以把它视为一个“模范保护国”，但是从1942年夏天开始，随着德国战争胜利希望减小和外国指挥能力的增强，丹麦的抵抗活动也在不断增加，尽管丹麦首相，工会领袖甚至国王都作了停止“破坏活动”的呼吁，但是情况并无好转。德国人采取了两手措施，一方面他们任命维尔纳·贝斯特博士为德国全权代表，以便加强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另一方面他们迫使国王于1942年11月任命亲德的斯卡韦尼乌斯为首相。
大量的战俘就这样最终消失了，他们的相关档案材料也被销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詹姆士？巴克切所谓“百万战俘”死亡之说是否准确，但大量德国战俘由于美国“战俘新思维”而死去的事实则是确凿无疑的。
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丹麦与法国结盟，遭到了反法联盟尤其是英国的攻击，拿破仑帝国失败后，丹麦失去了挪威，但对北德意志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还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普丹战争的失败使这两个地区并入了后来的德意志帝国，而一战之后，丹麦又收回了丹麦人居多的北石勒苏益格地区，从而形成了现在丹麦国家的大致国土。
带着像是被小刀划着的心痛，林恩仰起头，久久才答道：“是的。”
精明的美国人很快就从这些德国战俘身上发现了生财之道，他们开始用救命的食物和对某些德国战俘来书哦比食物还宝贵的香烟来搜刮战俘们身上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或者说“纪念品”。在战俘营外也是如此，德国男人一面向美国占领军抱怨俄国人是怎样打死了他的男孩，强|暴了德国妇女，一面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献上以换取在恶劣条件下急需的三瓜两枣。一位德国妇女曾在日记中愤怒地指责俄国士兵在强|暴了她之后只留下了一个烟盒（按照一个苏联老兵的说法，一般只给一个肉罐头）。在西面，情况当然不一样，富裕的美国人可以给德国人很多的东西，很多很多。
“曼丽姨妈的侄子”说：“至少我们知道自己没有被遗忘和抛弃，知道我们仍在为了什么而奋斗。”
后来，当红军向德国本土前进时，苏联坦克会碾碎所有挡路的难民车辆或马车，用机枪射杀他们遇到的所有逃亡的人。“逃亡者一个不留地屠杀掉”——在德国的上西里西亚地区，有一次一个苏联红军步兵连的军官在一个村子的街道上发现了一个苏联巡逻兵的尸体，于是他下令屠杀掉村子里的所有居民。苏军潜艇还制造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伤亡最惨重的海难，击沉了“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客船，至少有五千三百人罹难，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俄罗斯的历史学家直到今天仍在坚持说，“船上有六千名纳粹分子，其中三千七百人是潜艇兵”。
不过，丹麦的纳粹党基本上算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在1943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这种选举可说是德国人对占领区“空前”的让步了），丹麦纳粹党仅仅获得了2左右的选票，加上其领袖弗里茨·克卢森的无能，德国人不久就放弃了对这个党的支持，而转而支持一些军事性的组织，比如马廷森的“丹麦自由军”（在东线作战的丹麦人部队）和“沙尔堡军团”（保安部队）
种族主义当然不能够完全解释美国的“战俘新思维”。事实上，日耳曼人在美国同样处于统治地位，但当艾森豪威尔走进尸横遍地的纳粹集中营后，一种新的极端优越感，即意识形态极端优越感产生了：我们来自“民主、自由、博爱”的美国，而这里是残暴的纳粹统治的地方，我们在意识形态上高于他们，我们比他们优越。他们是畜牲，我们才是高级的人类。人类对于畜牲，自然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林恩伸出手拍了拍这个小伙子的肩膀：“和你们一样，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以各种方式努力。道路还很漫长，我们唯有钢铁般的坚定信念是永恒不变的。”
黛娜缩在床角哽咽，这是林恩第一次看到她如此脆弱，心中顿时无限酸楚。
艾森豪威尔的建议很快得到了落实。到了1945年8月，也就是欧洲战争结束后大约3个月，几乎所有的德国战俘都变成了“缴了械的敌对武装力量”。保守的英国人无法适应“人权维护者”的这套“新思维”，美国人只好自行其是。于是，在1945年5月还被国际红十字会的材料认为是除受伤者外，健康状况良好的绝大多数德国战俘，很快就变成了垂死的饿俘。
心情复杂的林恩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说：“伙计们，在这里的日子……应该会时常感到孤独吧！”
林恩点点头：“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
随后，盖世太保这个原来在丹麦只扮演次要角色的组织趁机控制了权力，8月初它们在丹麦从德国军事法庭方面接管了司法权，京特·潘克成为了实际的统治者，但是抵抗运动并没有被压制。在丹麦警察被在实际上消灭后，丹麦的情况越来越失去控制，尽管德国人不断进行镇压，但是抵抗活动已经无法扑灭。在战争的最后时刻，丹麦的状况也变的相当恶劣，尤其是食品和燃煤缺乏，再加上德国难民和伤员到达丹麦造成的混乱，以及战争末期德国人自己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使得丹麦人在战争中或许第一次感觉到了痛苦的滋味。尽管如此，丹麦人还是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爆发一次“大起义”，但在1945年的5个月中，丹麦游击队的破坏活动达到1301次，对于这么一个小国来说，这样规模的破坏行动足以说明丹麦人的愤怒和决心。
1943年10月，德国人开始了逮捕丹麦犹太人的行动，但是由于消息早就走露了出去，加上丹麦的反犹主义思想远没有那么强烈，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得到了保护，逃往瑞典，被押送处境的不到500人。在这个行动之后，1943年10月，贝斯特宣布紧急状态已告结束，但是随着抵抗活动越来越发展，德国人对于这一情况逐渐变得忍无可忍。1944年6月，贝斯特宣布实行宵禁，这无疑极大地激怒了丹麦人，毕竟这是这个北欧国家白昼最长的时候，这种命令显然是一种公开的侮辱，6月30日爆发了大罢工，提出了撤走沙尔堡军团，解除宵禁，恢复各项供应和交通，以及保证对罢工者不采取报复的要求。7月4日，在其军事同僚和经济顾问的反对，以及多多少少考虑到德国当时不利的战争形势，贝斯特接受了罢工者的要求，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领头的情报员示意大家坐下，又让年纪看起来最小、拥有一头金色卷发的青年给大家各自倒了一杯酒，然后开口道：
领头的情报员引用他所听到的传言：“在临时战俘营里，我们的兄弟们被置于露天的黄土坡上，没有遮蔽风雨和太阳的帐篷，没有树荫，更没有房屋，强壮的战俘自己用手刨个洞出来，象地老鼠似地蜷在洞里，体弱的就在露天里躺着，晚上太冷，就一堆人挤在一齐互相取暖有时下大雨，土洞的泥土松动而塌方，倒霉蛋就被活埋在里面。这还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他们得不到食物和饮水当时的情况并不是食物缺乏——事实上，美军在欧洲的食品总部有大量食品囤积，国际红十字甚至会有十万吨食品就储存在相邻的瑞士，但是饥饿却在战俘营里蔓延，投降的德军官兵食物异常缺乏，一天吃一顿，数量只有美国士兵的十分之一。很多人迅速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他们得不到足够的饮水，有时河水近在营地旁，但就是那样的脏水战俘们也喝不到。疾病很快在德国战俘营里蔓延，主要是痢疾，伤寒和坏疽和肺炎。还有‘极度营养不良’和‘衰竭’而死亡的。由于营地里没有厕所，患痢疾和伤寒的病人，能动的还走去铁丝网内大便，走不动的就只能就地解决，躺在泥地上的病人常常是全身糊满自己的大便，这无疑加速了疾病的传播。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生命‘自动地消失’了——这是造成战俘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
转过头望向窗外，海滩上，那些投降的德军士兵仍在努力排雷，不远处的海堤上，三三两两的平民或坐或站地观望着。这些丹麦人究竟是以怎样的心态看待这些昔日耀武扬威、如今可怜兮兮的德国人，林恩并不特别想知道答案。在他的印象里，丹麦是一个历史很独特的国家。最初日德兰半岛上居住的不过是些土著，日耳曼人迅速席卷了这一地区，维京人则在这里扎下了根。在公元十世纪前后，维京人建立的王国空前强大（但是结构也很脆弱），丹麦王克努特一世甚至成为了英格兰、挪威和丹麦的共主，但是这种辉煌来的快去的也快，在他死后，很快国家就发生了分裂，不过丹麦一直保持着一个强国的地位，不仅曾在一段时间内控制着现瑞典地区，更在长时间内占领着挪威。对于欧洲的不少战争，丹麦军队也参加过，包括决定了俄国能否走向海洋的北方大战。
在这样的战俘营里，在连厕所、甚至粪坑都没有的情况下，卫生自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上面那位美国卫兵描绘的德国战俘在粪便中睡觉的“风景”也是随处可见。两位曾经在美军驻欧洲医疗队工作的医生有过类似的回忆：“大约10万名衣衫褴褛的人挤在齐膝盖深的泥浆里，肮脏、憔悴、瘦弱、目光无神……”，而这些躺在泥地上的人往往全身糊满自己的大便。在这样的情况下，痢疾、伤寒、坏疽和肺炎等恶性疾病迅速在战俘营中蔓延。而最致命的杀手——饥饿，更是将众多的德国战俘送上了黄泉之路。一个当年18岁的德国战俘，在后来不堪回首地回忆道：“我们住在周围围着铁丝网的，非常拥挤的露天土坡上，食物异常缺乏，一天只吃一顿，数量只有美国兵的十分之一。很多人迅速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我向一位美国军官说，他们这样作违背了日内瓦公约，他回答我：日内瓦公约与你们无关，你们没有任何权利。”美国人不仅不提供食物，甚至连战俘喝水的权利都要剥夺。即使战俘营旁边河里的脏水，对德国战俘来说，往往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林恩低下了头：“想，但……现在也许还不是时候。战争虽然结束了，但这个世界上仍有许多人处于苦难当中，我的家人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子。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拯救他们全部，这样的路既艰辛又遥远，沿途充满了危险，甚至与我最初的设想背道而驰，但我终究站在了这里，站在泥潭中抬头仰望星空。”
卫生条件恶劣，疾病流行，而充满敌意的美国军人则非但不提供药品和治疗，甚至连维持基本生存的食物和饮用水都尽可能克扣，大量德国战俘的死亡因此不可避免。另一位德国战俘后来痛心地回忆道：“在我所在的战俘营里有1万人，每天有30至40具尸体被抬出营地。我曾经作抬尸体的工作，我们把尸体放在手推车上运出营门外，脱去他们的衣服，一层层地装进铁皮车厢码放起来。”
“那你不想知道，也不想以你的力量帮助他们？”黛娜似乎是在以侧面迂回的方式说动固执的丈夫。
苏联人虽然不是什么好鸟，但要与人权斗士美国比，那真的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德军千方百计要逃到西方去，向美英军队投降，但是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些德国兵呢？
又是许久沉默。
同时，随着德国人对丹麦劳动力和资源的剥削越来越严重，以及丹麦人逐渐了解到德国战争机器的疲态，盟国对大陆轰炸加强等等加在一起，促成了抵抗和破坏活动的进一步增加。1943年8月初日德国人递给丹麦政府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实行戒严令，对进行破坏活动和携带武器者处以死刑，甚至要求在德国法庭根据德国法律审判破坏分子，但是丹麦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德国人亲自动手了，他们宣布戒严，解散了政府和议会，国王实际上成为一名战俘，陆海军军官都被拘留起来。丹麦的常任官员办理日常的行政工作，德国人则在他们上面承担起了对丹麦的直接控制。不过这也使原来分裂的抵抗运动团结起来，成立了“自由委员会”，主张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破坏为德国利益服务的重要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方面。
“别乱说话！”年纪最大的情报官低声呵斥道。
对于艾森豪威尔这种“新思维”的由来，很多人都解释为在被解放的纳粹集中营里的所见所闻对他的强烈刺|激。但纳粹集中营的死者并没有多少是美国人，美德之间的民族矛盾似乎也没有大到非要对敌方战俘刻意虐待的程度。德国人对待美国战俘的态度也无助于解释艾森豪威尔的这个举措。美国从来就是一个民族优越感过分强烈的国家。在这个号称“平等”的、“各民族大熔炉”的国度里，不同民族、种族的人们被严格区分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不为众人所知的是，作为极端种族思想宣扬者的希特勒，对美国的种族格局就曾经大加赞赏，甚至引为楷模。唯一令他不满的是，在美国，有钱的犹太人也被纳入了上层种族，美国人的拜金主义是出身在欧洲的希特勒无法释怀的东西。
“这算不了什么。”
“箭已离弓，再无回头的可能。”林恩沉沉地回答。
林恩依稀记得，在一个美军战俘营卫兵所撰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在莱茵河附近的一座关押德军的战俘营中的见闻：5万多名德国俘虏被带刺的铁丝网圈在无遮无掩的野地上，他们被迫在潮湿多雨而且寒冷的天气里，在泥地上睡觉。吃的饱饱的美国士兵眼看着德国人吃着用野草做成的汤，同时在没有厕所的情况下，像畜牲一样在自己的粪便中睡觉，然后开始慢慢地悲惨死去。当有些美国士兵将食物扔过铁丝网后，美国军官们甚至威胁要枪毙这些“不守纪律”的战友和部下。而当德国妇女们向铁丝网那边的德军战俘们投掷食物时，美国军官则玩起了真格的：一直把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完才肯罢手，他们把这叫做“打靶训练”。纳粹德军在东部战线对付苏联战俘和敢于向他们提供食物的苏联平民的手段，美国军人无师自通的全会了。
看其余三人的表情，林恩知道，这个问题想必是他们私下里探讨多时的。在自己向元首提交的计划中，营救战俘的内容确实存在，但必须等到北欧工业区初步建立起来，才有理由利用盟国军队的管理漏洞以私下交易的方式“买”来具有强劳动力的德国战俘。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批工厂至少要等到春天冰雪开始消融才能开工。
这话听着就让人感到心寒，而相较于这样的传闻，林恩所接触过的历史资料要更具可信度。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消灭德军三十多万人，并且俘虏了九万多人。然而战争结束以后，这其中却只有五千名战俘回到了德国，其他人则因为各种原因死在苏联西伯利亚的战俘营里。那幸运的五千人中的一个后来回忆说，“我们在苏军士兵的驱赶下用双腿走往战俘营，中途如果有人掉队的话，苏军士兵会立即将他枪毙。到达战俘营后，我们三天吃一次饭，每天都有许多人死去，从2月2日到3月初的这段时间里，有五万多名德国俘虏先后死于伤寒。活下来的三万六千人被苏军用火车运往西伯利亚去劳改，途中又有一半人死去，到达西伯利亚后，我们在零下六十度的天气下被强迫劳动，死亡率很高，很快只剩下六千人……”
“据说……在战争结束后的短短两个月时间里，进入盟军战俘营的德国士兵从刚开始的两百多万人激增到了六七百万，只要曾经拿起过武器的人，甚至一些孩子和老人，都被当成战俘成群结队地运走。他们中约有一半留在了英国、美国或者法国建立在德国本土的战俘营内，另一些人被送往苏联、法国和英国。相比之下，前往西伯利亚从事劳役的那些人命运是最为悲惨的，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再也回不到欧洲，甚至连尸骨也回不到祖国了。”
这些情况在美国人的众多德军战俘营非但不罕见，而且是极其平常普遍。众多见证人描绘的不同的美军的战俘营，几乎全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德国战俘们被赶到露天下用铁丝网围起来的黄土坡上，既没有给他们营建遮蔽风雨和太阳的房屋和帐篷，也没有提供有树阴的场所，甚至连一床毯子都没有。德军战俘在多数情况下，只能自己用手在地上刨洞，然后象地老鼠一般蜷在里面躲避风雨和烈日的侵袭。而那些身体孱弱，无力刨洞的人，就只能在露天里任凭风吹雨打，为了抵抗彻骨的寒冷，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一堆人挤在一起以彼此的体温取暖。但那些有洞住的人有时也不值得羡慕，碰上大雨，土洞的泥土松动而塌方，他们就被活埋在里面。
对于林恩，他们只称“长官”，看来并不知道这几个人的具体身份。
这种在种族优越感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优越感最终产生的结果，套用一位美国老兵的话来说，就是：“除了美国人之外，其他的全都不是人”。在优越感膨胀到极致的美国人眼里，不仅残暴的纳粹主义，甚至只要是和美国不同的意识形态、文明形态，就统统都是邪恶的。而用最邪恶的方法去对付那些所谓的“邪恶”，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德国战俘成了这种优越感的首批受害者。
“你的家人怎么样了？”黛娜声音很轻很轻地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