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纥马与朔方兵
————唐朝与回纥外交关系的讨论
杜甫的《诸将》诗有两句说：“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这两句诗原是对安史之乱时回纥出兵助唐一事所发的感慨，但在无意中指出了唐朝中叶一个极大的外交问题，那就是回纥与唐室外交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包括两件事：一件是回纥马的对唐大量倾销，一件是唐朔方军人的主持对回纥外交政策。这两件事对中唐以后的外交、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关系整个国家的安危。老杜的《诸将》诗是代宗大历初年他寓居夔府时作的，那时正是回纥马向唐大批输入获致暴利，同时也是朔方军人忠诚谋国主持亲善回纥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杜诗对回纥马充满“不敢领教”的意味，对朔方军人更有“诸君何以答升平”的责备。自然这两句诗的原意未必即指此二事，同时我们也不应以杜甫诗的态度去论列这两件事，因为这两件事的真正得失，是不易遽下论断的。回纥马的输入，至少到文宗时才停止；回纥马对唐朝的各种影响，必须要在代宗一朝以及代宗以后五十年的历史中找答案。朔方军人所主持的亲回政策，至少须到德宗时才能看出它的功效。现在我们即就这两件事加以讨论，以求能够多明了一点唐朝与回纥外交关系的真象。
回纥（又称回鹘）本属所谓“敕勒诸部”，其部落共有薛延陀、同罗、仆固等十五种，居住于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沿岸一带地方，回纥乃是其中的一种。元魏时总称为铁勒（敕勒之讹）部落，突厥强盛后，回纥乃臣属于突厥。到了隋炀帝大业中，回纥因不堪东突厥处罗可汗的横暴，一度叛变，其后又复臣于东突厥始毕可汗。到了颉利可汗，回纥与薛延陀、拔野古等部一起叛变。颉利派兵讨伐他们，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六二七年）被回纥酋长菩萨大败于马鬣山，从此回纥的声势大振。不过当时敕勒诸部最强大的是薛延陀，回纥只是依附于薛延陀。次年，唐太宗册派薛延陀俟斤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与之共图颉利。当时薛延陀的版图是东至靺鞨（松花江下流一带地），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应系外蒙古沙漠），北至俱伦水（可能属于今鄂尔浑河），回纥则居于薛延陀北境的娑陵水上（今色楞格河）。贞观四年（六三〇年），东突厥颉利可汗被擒，北方异族只有薛延陀和回纥为最强。贞观十五年（六四一年），薛延陀真珠可汗以三十万人渡沙漠，南击新自唐朝边区迁至黄河以北的突厥俟利苾可汗，唐朝派兵击败薛延陀。十九年（六四五年），薛延陀的多弥可汗乘唐伐高丽而南侵，又被唐兵大败于夏州。因此薛延陀的内部发生骚动，回纥酋长吐迷度乃乘机与仆固、同罗共击薛延陀，杀掉多弥可汗。回纥于是占领了薛延陀的地盘，并和铁勒其他部落，相继遣使入贡于唐。二十一年（六四七年），唐改铁勒诸部为府，以回纥为瀚海府，唐朝的北边，至此名义上算是完全平定。但吐迷度对唐朝却是阳奉阴违，私下里自称为可汗，政治组织也一律仿效突厥。其后回纥与唐室保持了十余年的和平关系，并曾派兵帮助唐朝讨伐不服。如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年），回纥曾派兵五万助唐讨伐西突厥叛酋阿史那贺鲁。永徽六年（六五五年），又派兵随萧嗣业讨高丽。但到了龙朔元年（六六一年），与唐室亲善的回纥酋长婆闰死掉，他的侄子比粟毒代领其众，会合同罗、仆固等部前来犯边，结果仍为唐室所平服。三年（六六三年），唐朝徙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更名瀚海都护府（其后又改为安北都护府），管理沙漠以北的所有州府，回纥酋长相继受都督官号以统理蕃州。
武则天时，东突厥的势力复强，回纥又臣属于突厥。此后回纥本身的力量也日益强大，玄宗开元中曾杀唐凉州都督王君奂，断安西诸国入长安的通路，唐派兵讨逐，回纥退保乌德犍山（在今外蒙古鄂尔浑河附近）。开元末，东突厥内乱，唐乃招谕回纥、葛逻禄、拔悉密等部。天宝元年（七四二年），三部共攻杀东突厥首领骨咄叶护，事后三部共推拔悉密酋长为可汗，而回纥、葛逻禄为左右叶护。三载（七四四年），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会合回纥、葛逻禄攻杀拔悉密可汗，唐朝册拜回纥酋长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次年怀仁可汗又击杀东突厥余孽的白眉可汗，至此回纥尽有东突厥故地，立牙帐于乌德犍山，它的地盘是“东际室韦（今松花江上游一带地），西抵金山（阿尔泰山），南跨大漠”（《资治通鉴》二一五），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第一强国。
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年）安史乱起，其后肃宗为迅速恢复失地，于至德元载（七五六年）派敦煌王李承寀与仆固怀仁使于回纥，请兵入援。怀仁可汗以骑兵二千入援，与唐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合兵，大破安史叛众于榆林河北。次年，怀仁可汗又派其子叶护将精兵四千人入援，克复西京。其后又两次助唐收复东京，对唐朝确实帮了不少的忙。但回纥是个贪财的民族，《旧唐书》一九五《回纥传》说它：“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回纥既然贪财，自然不会白替唐室打仗，所以每战必索报酬。克西京时要掠财货，广平王俶（即后来的代宗）亲拜于叶护马前，才算了事。至德二载（七五七年），首次克复东京时，父老献罗锦万匹，才免掉抢掠。同时唐朝除封叶护为司空忠义王外，每年还送回纥绢二万匹以为酬劳。宝应元年（七六二年），第二次克东京时便大大的杀掠了一阵。但唐人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是不敢得罪这个友邦的，因此一切忍让。回纥人在当时真是“天之骄子”（杜甫的《留花门》诗便称回纥为“天骄子”），在中国作出种种的不法行为。除此以外，回纥更与唐朝成立一种国际贸易，就是以他们特产的马，来换取唐朝的绢。但这种交易是不公平的，其中含有浓厚“敲竹杠”的意味。因为回纥马索价甚高，一匹马要换四十匹绢，而马的体质又劣，没有用处，可是唐朝却又无法拒绝。《新唐书》二一七上《回鹘传》说：
（回鹘）自乾元后益负功，每纳一马，取直四十缣，岁以数万求售，使者相蹑，留舍鸿胪。骀弱不可用，帝厚赐欲以愧之，不知也。
这段话真是《旧唐书》所说回纥“贪婪尤甚”四字的最好注脚。当时唐室财政困难，代宗被回纥马弄得焦头烂额，拿不出绢来，只好赊账，因此欠了回纥许多的马债。德宗建中三年（七八二年），回纥曾要求唐室偿还所欠马值绢一百八十万匹，但这只是欠账，至于代宗时与回纥“现钱交易”所用去的绢究有多少呢？史书并没有确实数目记载。但据《新唐书》五一《食货志》说：
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
我们可以此作个最慎重的估计，抛开肃宗不管，仅就代宗一朝而论，从代宗广德元年（七六三年）起，到大历十四年（七七九年），凡十七年，每岁给回纥马价绢一百余万匹，那么代宗一朝因买马用去的绢已有一千七百余万匹。除去欠账一百八十万匹，“现钱交易”的应在一千五百余万匹以上。如果从肃宗乾元元年（七五八年）算起，则当在二千万匹左右，这是何等庞大的数字。
唐室在代宗时既已欠了回纥一百八十万匹绢的马债，但交易仍继续进行，建中三年以后又欠了回纥多少绢，史无明文，想象之中自然是愈欠愈多。这且不论，我们仅看唐室对这一百八十万匹绢的马债，究竟偿还了多少。兹将两《唐书》及《资治通鉴》所载代宗以后唐室给予回纥的马价，综列于下：
德宗建中三年（七八二）诏以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偿其马直。
贞元三年（七八七）归其马价绢五万匹。
贞元六年（七九〇）赐马价绢三十万匹。
贞元八年（七九二）给回纥市马绢七万匹。
穆宗长庆二年（八二二年）二月，赐回纥马价绢五万匹。三月，又赐马价绢七万匹。
文宗大和元年（八二五）以绢二十万匹赐回纥充马价。
大和三年（八二八）以绢二十三万匹充马价。
以上共计绢九十万匹、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
代宗时所欠的马债，唐朝还了五十年，才凑上以上的数目，代宗以后的马债，自然是更没有还。若不是文宗以后回纥衰落下去，这种债务纠纷，恐怕一直要持续到唐亡。至此我们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结论，那就是回纥向唐卖马固然“敲竹杠”，但唐室却也赖掉不少的债。
从上面的史实看，回纥向唐朝倾销马匹，唐室宁愿吃大亏来维持这项交易，而唐室赖债，回纥也没有过分逼索，双方居然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事故。至少在表面上，双方的邦交是相当稳固的。我们不免要问两国的邦交何以能臻此呢？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谈到安史乱后唐室与回纥的外交问题了。安史乱时，唐朝求助于回纥之处甚多，乱平之后，又因吐蕃的猖獗，仍不得不拉拢回纥以为外援。故自代宗时，唐室即确立一种外交政策，其基本方针是“联络回纥，抵抗吐蕃”，这个外交政策的建立人就是唐朔方军人领袖郭子仪。吐蕃在唐初即已强大，唐朝受其威胁，因此竭全国之力经营西北，而致无法充分经营东北。唐太宗征高丽的无功，高宗征高丽的得而复失，都与吐蕃的牵制有关。玄宗开元时，回纥又强盛起来。天宝时唐朝持重边将如王忠嗣等，鉴于这种情势的险恶，即主张对吐蕃采取守势，可惜玄宗未能采纳这种意见，命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损失数万人。及安史乱起，唐朝竟无足够的兵力来抑平祸乱，这一点与玄宗经营西北的过分浪费，也不无关系。唐朝本身既无平乱能力，乃不得不借重外力，于是有向回纥借兵之举，而主持交涉借兵事务以及其后与回纥并肩作战者，均为朔方军人。
朔方节度使是唐玄宗开元十年所设置的，其任务为拱卫首都长安的北部，管理十州一府的地方（据《旧唐书》三八《地理志》），其地区大致在今陕西北部、绥远南部，和甘肃、宁夏东部一带，为关内重兵的屯驻区。安禄山破西京，肃宗不西窜巴蜀而北走朔方军总部所在地的灵州（今宁夏灵武），即想就此重要兵站，重整武力，以图恢复。开元时铁勒诸部，尚臣服于唐室，回纥、契丹、思结、浑等部，都在唐河西节度使的治下。回纥因与朔方邻近，关系也很密切。天宝初，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曾联络回纥等部攻击东突厥，东突厥因之衰亡。肃宗时，派仆固怀恩主持向回纥借兵事务。怀恩在朔方军中的地位，仅次于郭子仪，其女为回纥登里可汗可敦，因为他系出铁勒，所以唐朝以他拉拢回纥。此外，郭子仪的德威，也极受回纥的敬仰。凡此种种，均可看出回纥与朔方军曾发生长时间的往来，且有相当浓厚的情感。再看吐蕃，安史之乱给予它一个良好的入侵机会，于数年之间，侵陷唐西北数十州，将旧日唐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的辖地，尽行占去。朔方节度使设置的目的，本在“捍御北狄”，至此因河陇的失守，平空又添了一个“西戎”，更加重了朔方军的任务。朔方军的统帅郭子仪（郭于肃宗初年为朔方节度使，其后虽屡次升迁，而朔方军始终受其节制），权衡时势，力主备御吐蕃，对回纥则百计笼络，以免使朔方陷于两面受敌的境地。《资治通鉴》二二二说：
（广德元年夏四月）郭子仪数上言：“吐蕃、党项不可忽，宜早为之备。”
同书二二三又说：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请和，诏元载、杜鸿渐与盟于兴唐寺。上问郭子仪：“吐蕃请盟，何如？”对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来，国不可守矣。”
同书二二四又说：
（大历八年八月）壬申，回纥复遣使者赤心，以马万匹来求互市。……有司以回纥赤心马多，请市千匹。郭子仪以为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请输一岁俸为国市之。上不许。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郭子仪对吐蕃与回纥的态度，甚为明显。但郭的这种联回抗吐的政策，因受宦官程元振的离间，最初并未得到代宗的注意。广德元年（七六三年）乃有吐蕃入寇攻陷长安之事发生，逼得代宗出奔陕州。及吐蕃兵退，代宗回到长安，才对子仪致“用卿不早故及于此”的歉语。次年，仆固怀恩引诱回纥、吐蕃入寇，仗了郭与回纥的人缘，才说服回纥，未成大变。自此以后，郭的政策始为代宗所采纳。
此外唐的联回抗吐，还有另一重要意义，那就是唐室对回纥马的依赖。唐朝为备御吐蕃，必需大量的马匹，唐朝内部又不产马，国外的来源只有回纥，回纥马虽然货不真价不实，但总有几匹能用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聊胜于无”。唐朝虽在财政极其困难之时，仍无法断绝与回纥的马的交易，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从天宝时起，唐朝即与回纥发生马的交易，当时名将王忠嗣即曾购回纥马而用之备御吐蕃。《旧唐书》一〇三《王忠嗣传》说：
先是忠嗣之在朔方也，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买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及至河、陇，又奏请徙朔方、河东戎马九千匹以实之，其军又壮。迄于天宝末，战马蕃息。
文中所说“诸蕃”自应以回纥为主，因为它与朔方接境而又盛产马匹。由此可见唐室备御吐蕃，虽于天宝盛时犹须从他地购马来充实战备。肃代之时，因战乱而马匹益少，因此对抗吐蕃，时常失利。我们可以代宗大历八年（七七三年）与吐蕃的宜禄之战为例，《资治通鉴》二二四：
冬十月……吐蕃众十万寇泾、邠，郭子仪遣朔方兵马使浑瑊将步骑五千拒之。庚申，战于宜禄。瑊登黄萯原望虏，命据险布拒马，以备其驰突。宿将史抗、温儒雅等意轻瑊，不用其命。瑊招史击虏，则已醉矣，见拒马，曰：“野战，乌用此为！”命撤之。叱骑兵冲虏阵，不能入而返，虏蹑而来之，官军大败，士卒死者什七八。……郭子仪召诸将谋曰：“败军之罪在我，不在诸将。然朔方兵精闻天下，今为虏败，何策可以雪耻？”
我们可以看出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主要在双方实力的悬殊，而唐朝骑兵的软弱，也于此表露无遗。例如浑瑊命布拒马以防吐蕃骑兵之驰突，以及唐骑兵冲吐蕃阵之不能下，皆可证明唐骑兵的弱于吐蕃。故虽朔方精兵，亦无法抗此强敌。次年，郭子仪入朝，备述与吐蕃作战的艰苦，急得老泪纵横，他并且上封事说出兵源马匹的不足。《旧唐书》一二〇《郭子仪传》：
（大历）九年入朝，代宗召对延英。语及西蕃充斥，苦战不暇，言发零涕。既退，复上封论备吐蕃利害，曰：“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犬戎，北虞猃狁，五城相去三千余里。开元、天宝中，战士十万，战马三万，才敌一隅。自先皇帝龙飞灵武，战士从陛下收复两京，东西南北，曾无宁岁。中年以仆固之役，又经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每岁来窥近郊。以朔方减十倍之军，当吐蕃加十倍之骑，欲求制胜，岂易为力！近入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贼兼乘数四。（《新唐书》一三七《郭传》作“虏来称四节度，将别万人，人兼数马”。）臣所统将士，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诚合固守，不宜与战。”
根据上文，我们即算吐蕃沿朔方边境所驻的四节度的军力为兵四万人，马十六万匹，则朔方军仅有兵一万人，马三千二百匹。从代宗广德元年至大历九年，共有十二年之久，若以《新唐书·食货志》“岁送马十万匹”的话为准，回纥在这段时间内输入唐朝的马，应该已经有一百二十万匹，而“国之北门”的朔方重镇，竟只有马三千匹，可见回纥马的骗人与唐朝损失的惨重。但唐朝在“敦睦邦交”与“聊胜于无”的双重条件的逼迫下，仍不得不维持这项交易，这滋味恐也不亚于“哑子吃黄连”。但从另一方面看，唐朝的损失虽大，却换来与回纥之间的和平，而可专心一意的对付吐蕃。
广德元年（七六三年）以后，终代宗之世，唐朝对郭子仪的政策，可以说是完全实行的。对回纥始终委曲求全，对吐蕃则坚决抵抗，因此朔方诸将成了吐蕃的死敌。但到了德宗时，郭的政策一度受到阻碍。因德宗为雍王时，曾受回纥之侮辱，因此极恨回纥。同时一部分朔方军人，因恨回纥的骄横，也想利用德宗的心理，对回纥加以制裁。因此德宗即位之初（建中元年，七八〇年），振武留后张光晟即杀回纥使者突董等九百余人。当时所以未成大衅，一因回纥内乱，合骨咄禄可汗新立，不敢遽与唐为敌，二因想与唐和亲，以增声价，因此仍欲与唐和好。但德宗因恨回纥过甚，故一面与回纥绝交，一面归还吐蕃俘虏而与之议和。建中四年（七八三年），并与吐蕃结盟。谁知结盟不久，吐蕃又于贞元二年（七八六年）大举入寇，为朔方军所败。吐蕃的大臣尚结赞，视朔方军人如眼中钉，想设计除去唐朝名将李晟、浑瑊（李、浑皆朔方军人）、马燧等。当时三人中李晟是朔方军统帅，对吐蕃主战最烈，尚结赞乃首先散布谣言，中伤李晟，使多疑的德宗对李不敢信任。继之又向马燧求和，并请修盟而后归返所占去的唐朝土地。马燧与当时的宰相张延赏因与李晟不协，皆主与吐蕃和亲。德宗也想联合吐蕃进攻回纥，因此解除李晟的兵权，决心与吐蕃结盟，并派浑瑊为代表，与吐蕃盟于平凉。其实吐蕃之意，乃在乘结盟时，生擒浑瑊而出卖马燧。《资治通鉴》二三二：
初，吐蕃尚结赞恶李晟、马燧、浑瑊，曰：“去三人，则唐可图也。”于是离间李晟，因马燧以求和，欲执浑瑊以卖燧，使并获罪，因纵兵直犯长安，会失浑瑊而止。
这个计策可谓巧妙之极，幸而浑瑊自盟所单骑逃出，使吐蕃未完全达到目的。但当时在盟所的唐朝官兵数百人被杀，千余人被擒，而李晟、马燧也都失掉兵权，这自然是吐蕃的极大收获。
德宗自吃了这次大亏后，对吐蕃才完全绝望。当时的宰相李泌，乘机进言，主张恢复“联回抗吐”的政策。《资治通鉴》二三二说：
（贞元三年）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屡求和亲，且请昏，上未之许。会边将告乏马，无以给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诚用臣策，数年之后，马贱于今十倍矣。……臣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马亦易致矣。”上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上曰：“朕与之为怨已久，又闻吐蕃劫盟，今往与之和，得无复拒我，为夷狄之笑乎？”对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为胡禄都督，与今相国白婆帝，皆从叶护而来，臣待之颇亲厚，故闻臣为相而求和，安有复相拒乎？臣今请以书与之约，称臣，为陛下子，每使来不过二百人，印马不过千匹，无得携中国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约，则主上必许和亲。如此，威加北荒，旁詟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从之。既而回纥可汗遣使上表称儿及臣，凡泌所与约五事，一皆听命。
李泌乘边马告乏的机会，与德宗讨论和回纥复交的问题，终至德宗不得不允其所请，可见回纥马对唐室的重要性。唐室既允与回纥和亲，吐蕃对唐朝的寇扰，乃受到极大牵制。《资治通鉴》二三三说：
（贞元四年九月）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得唐许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国相、跌都督以下千余人，来迎可敦，辞礼甚恭，曰：“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绝之。
同时唐朝不但可专意对付吐蕃，且获得回纥的援助。贞元七年（七九一年）吐蕃寇灵州，回纥即曾出兵助唐，击败吐蕃。此后，唐朝对吐蕃更改变战略，南攻北守，一面命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联络云南，捣吐蕃腹心；一面命朔方大将杨朝晟先后筑盐州、方渠、合道、木波等城，以资防守。唐朝对吐蕃，至此才由劣势而渐居上风。吐蕃虽曾多次入寇，但始终未能给予唐朝严重威胁，直至其国家衰乱而后已。至宣宗时，唐朝遂能收复河湟。而唐朝与回纥的修好，亦历顺、宪、穆、敬、文诸朝而不辍，前后数十年未启边衅。直至武宗时其国衰乱，始于边境发生冲突。然当时回纥国已不国，不久灭亡，唐室不过收其乱众，实已算不上国际战争。而于懿宗咸通七年（八六六年）杀吐蕃元恶尚恐热而致吐蕃加速灭亡的，乃北庭都护治下回纥仆固俊的功劳。至此唐朝联回抗吐政策的功效，才完全表露出来。可知一种政策的得失，有时是不易于短期间下论断的。《新唐书》二一六下《吐蕃传》说：
赞曰：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已。惟吐蕃、回鹘号强雄，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残馘华人。谋夫虓帅，圜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
其实唐朝所用的“联回抗吐”的政策，甚为有效，怎能说是“不得要领”呢？吐蕃的亡，唐朝与回纥的夹攻，是一重要因素，又怎能说是“自亡”呢？以代德时唐朝内部的紊乱，如果不能把握这个政策，其结果是不难想象的。我们读唐史，每每嘉叹朔方军人的为国苦战，不知这么一个眼光远大的外交政策，竟也是由他们创画和建立，他们的见识也是同样值得钦佩的。
原载《边疆文化论集》（中），一九五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