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山东与山西
一 东西地域观念的成立
汉代的“山东”、“山西”，又称“关东”、“关西”，乃是指华山和函谷关东西之地。山东主要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以及湖南、湖北诸省；山西主要包括今陕西、甘肃、四川三省。这两个地区，从商周时期起，在种族及文化上即截然不同。但国人的东西地域观念的成立，却晚在战国后期。
这里所说的地域观念，是就整个中国而言，而不是局部性的。在战国后期以前，国人的地域观念有些模糊。例如《中庸》第十章说：“子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祍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文中所谓的北和南，究指何地或何国，无法确定。但可断言，“北”必不是指赤狄、白狄，“南”必不是指吴、越或楚。因为孔子素来卑视夷狄，不会以“强者”视之；对吴越等国也不会如此推崇，而称之为“君子”。愚见以为“北”可能指燕、晋，南可能指鲁、宋。如果这个看法不错，则孔子所谓的南和北，也只是局部性的。此外《孟子》说：“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卷六《滕文公下》），孟子所谓的东西南北，全是指异族而言，与中国本身无关。
战国后期，秦国崛兴，东向拓地。山西之地，自成一独立区域，与山东诸国相对峙。苏秦倡合从，六国相互连结，西向拒秦，于是东西对峙的局势，愈趋明显。自苏秦起，山东、关东诸词，常出于当时的谋臣策士之口。《战国策》及《史记》，载之甚详，兹举数例如下：
（一）秦惠王谓寒泉子曰：“苏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东山之君，从以欺秦。（注：东山，山东）”（《战国策》卷三，秦一）
（二）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说赵王曰：“……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以害山东矣！”（《战国策》卷十九，赵二）
（三）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傧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于天下山东。”（《战国策》卷十九，赵二）
（四）范雎曰：“……今反闭而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国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战国策》卷五，秦三）
（五）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据以上引文，“山东”或“关东”的界划甚明，其范围乃当时中国的东半。在此范围中的诸侯国，则以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为代表。此六国虽然也自相残杀，但都反西方的秦，有时也连合在一起抗拒秦人的侵略。山西和关西两名词，虽然到汉代才开始为国人普遍应用，但秦人所据的山西或关西之地，早在战国后期已成为一个独立及特殊的地区，则毫无疑问。此外有人认为山东的“山”是指太行山，例如《资治通鉴今注》卷三注四五云：“古言山东，皆指太行山以东。”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前面所引苏秦说赵王的话：“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以害山东矣！”可知山东指函谷关以东，而非太行山以东。
二 山东山西两地区的文化渊源及其特色
山东、山西两地区，在战国后期以前，其界划虽尚不明显，但两地区的文化渊源，实迥然不同。自商周时起，山东的文化水准，即高出山西甚多。
大体说来，关东文化代表诸夏文化，而关西代表戎狄文化。诸夏文化在殷商时已进入农业社会，诸夏国家已有城郭宫室的建设，并有一套相当完整的政治制度。戎狄文化不尽是游牧社会，也有部分农业，但大部犹未脱离渔猎或畜牧的生活方式。其人民大都穴居野处，谈不上宫室城郭和完整的政治制度。虽然这些地方日后渐有改进，那是吸收关东诸夏文化的结果。此外，戎狄文化是比较尚武的，这是环境使然。而诸夏文化则因物质环境的优越，其精神渐趋文弱萎靡。例如君主（如纣）的广宫室以自娱，而酗酒也普遍成为商人的积习。
周人立国于戎狄之中，其祖先古公亶父居豳，犹穴地而居。其后因避狄人之乱，迁居岐山之下，始营宫室。自古公起，开始与商人往来，而为商的诸侯之一。古公子季历、季历子昌，皆曾受商命为“西伯”，意即西方诸侯之长。自周人与商人有往来后，对商的文化，尽量吸收。季历和昌都曾与商朝联姻，这事无疑大为促进周人的商化。从古代遗留的文字篇籍看来，周人和商人用的同是一种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以及若干器物的形制，也大都相同，这当是周人商化的结果。
周武王伐纣的军队，其中含有不少西北西南的土族。周的灭商，也大致可以说是戎狄文化征服了诸夏文化。但前者不久与后者同化，在萎靡文弱的诸夏文化中，注入了勇敢进取的戎狄精神，遂能建立一个伟大绵长的帝国。周人承继了诸夏文化而发扬光大之，达到“郁郁乎文”的程度。但久而久之，诸夏文化的弱点，又告产生。
西周都镐，仍是居于戎狄之中。末年因政治不修，幽王为犬戎追杀于骊山之下。平王东都洛邑后，关西地区归于秦国。春秋时，秦穆公东向称霸未遂，乃改变方针，尽力西向发展。结果灭国十二，辟地千里，成为西戎的霸主。穆公以后的二百年，秦采闭关政策，与山东诸国，不相往来。山东诸侯，对秦也非常轻视，因此直到战国中期，诸侯对秦，仍“戎狄遇之”。
战国时期，山东地区由于商业兴起，经济水准提高，学术亦随之大盛。儒、道、墨、法、阴阳诸学派，勃兴于山东地区的齐、鲁、宋、楚、韩、赵、魏等诸国，而秦国则一无所有。至秦孝公变法，下诏求贤，专用三晋法家，视其他各学派为异端，竭力摈斥。孝公以后的各君主，莫不亦步亦趋，惟法家是尚，由是国富兵强，关东诸国，无法与之抗衡。仅庄襄王时及秦王政初年，吕不韦当国，意欲大量吸收山东文化，但为时不久，这种风气即因吕的获罪及自杀而停滞。最后秦王政借三晋法家之力，削平六国，创造出亘古未有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秦人的所向无敌，是在以法家的手段，整饬驾驭其固有的戎狄文化，使秦人勇敢进取的精神及行动，发挥到极致。以是战无不胜，终一天下。
秦始皇统一后，一方面将山东的豪杰及财富，大量移至山西；另一方面在山东地区推行山西化，终至发生焚书坑儒的惨剧。但秦统一为时甚暂，始皇的工作并没有做得彻底，即告崩逝。至二世，山东地区六国的后裔及人民，纷起抗秦，再度形成战国后期山东、山西对立的局面。直到汉代，山西仍是一特殊地区，在文化上与山东地区截然不同。
三 山东出相与山西出将
刘邦推翻秦朝后，建立汉朝，定都于长安。他起兵时，部下全是山东人，他们以从龙之彦，高踞政治要津，形成功臣集团。他们所交结援引的，当然仍以同乡为主。秦人是被征服者，自然谈不到政治机会的平等，所以地域关系扼杀了山西人的政治生命。
从刘邦到景帝，汉朝的丞相，凡有籍贯可考者，无一不是山东人士。武帝用人，以不拘一格见称，但他在位时所用的十三位丞相中，只有田蚡、李蔡、公孙贺三人是山西人。武帝以后，儒学兴起，丞相多出身儒生，《汉书》卷八一《匡张孔马传》：
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章贤、（韦）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
武帝以后，直至西汉末年，丞相前后凡二十人，其隶籍于山东者，多达十五人。至于西汉诸朝的外戚，其声势煊赫者如吕、窦、卫、霍、史、傅、王诸氏，也无一不是山东人。
西汉初年的军界，更以山东人为主体。汉初非军功不能封侯，故功臣集团分子，大都饱经战阵。甚至有时一人可兼将相，如王陵、周勃、灌婴等，莫不如此。既然将相皆为山东人包办，山西人在政治上无疑是屈居劣势。
汉初，山西人猎取功名的唯一出路，是良家子的从军，但当时充其量不过是中下级干部。文帝时，功臣集团分子年纪已老，到景帝时则全部死光，景帝时的丞相，多半由功臣子弟或外戚充任，其中除周亚夫、窦婴资兼文武外，其余多碌碌不足道。武帝时，出将入相的人选，已不可得，因此军政文武不能不显然分途。武帝准备讨伐匈奴，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而山东淮泗军人的后裔，既已无人可应战阵，于是大批善战的山西军人，遂乘时而起。他们因地域关系，久受屏抑，在汉初一直被冷落了五六十年，至此才有发展事业的机会。《汉书》二十八《地理志下》二：
汉兴，六郡（注：师古曰：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这里所说的“名将多出”，是指景帝以后的事。
汉代关西人的善战，实继承秦国尚武的余风。《汉书》六十九《赵充国辛武贤传》：
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同书二十八《地理志下》二补注，钱坫曰：所谓‘山西出将，山东出相’者，以华山为界也。）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辛）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进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班固认为“山西”所以出将，是由于与外族接近习染武风之故，此点大致不错。而汉兴以来，山西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只有从军之一途，与此也大有关系。虽然山西军人在武帝时乘势崛起，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或多或少的受着汉室的压抑。
四 西汉山东山西两地区朝臣的冲突
汉武帝为讨伐匈奴，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军事统率系统。他以山西军人充任主干，担任实际的作战任务；而由所亲信的外戚，充任最高统帅。外戚卫青、霍去病和李广利，都曾担任过统帅，他们都是山东人。
山西军人多具有超人的勇力和军事才干。汉武一朝的对外战绩，多半由他们建立。卫青伐匈奴时，麾下的将军凡十五人，山西人即占十名，即：李广、苏建、李息、赵食其、张骞、李蔡、公孙敖、公孙贺、李沮、郭昌。山东人四名，即荀彘、张次公、曹襄、韩说。匈奴的降人一名，即赵信。从这个名单看来，当时的武将，不但以山西人居多，而其中勇敢善战声威素著的，也几乎无一不是山西人。
山西军人中以李广声望最高，广为秦将李信之后，世代为将。他于文帝时已露头角，文帝曾对他特加赞许。景帝时，从周亚夫击吴楚军，所向立功。其后他历任边地各郡太守，匈奴畏之，称他为“汉之飞将军”，由是名满天下。李在卫青部下为将，卫为人和谨知兵，但对李广，处处表示排挤，即武帝对他也有些嫉视。这种人为的因素，造成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而终不得封侯的命运。
元狩四年伐匈奴之役，李广因受卫青的排挤，愤而自刭。李广的儿子李敢，本隶霍去病部下，因有憾于其父的死，击伤卫青。其后李敢随武帝打猎，被霍去病以冷箭射死。赖武帝为去病掩盖，其事得以平息。李氏与卫、霍的冲突，并非单纯的私人纠纷，正是外戚军人对山西军人的一种示威。卫青之敢于打击李广，分明得到武帝的支持。到武帝晚年，山西军人李氏与外戚军人再度发生磨擦，使汉军对匈奴的战役中，遭遇极大的败创。
武帝晚年，匈奴政治中心西移，又因长期休养，国力逐渐恢复，于是全力与汉争夺西域霸权。武帝也想再伐匈奴，他仍采过去以外戚军人为军事统帅的原则，但卫、霍早已物故，因此以李广利统军。广利的才具，远在卫、霍之下，实在不能胜任讨伐匈奴的统帅，但武帝仍信用他。
天汉二年，武帝命广利率三万骑击匈奴，以李陵（广孙）为他押运辎重。李陵不愿，武帝改派陵率步兵五千人分途出击。李广利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斩获万余级，自身亦损失二万人。史书称此役“匈奴大围贰师将军（按即李广利），几不脱；汉兵物故什六七。”（《史记》一百十《匈奴传》）李陵出塞北行三十日，深入沙漠，与且鞮侯单于亲统的十万匈奴军遭遇。汉军且战且退，毙伤匈奴万余人。但因无后援，于距塞百里处为匈奴所破，李陵投降，其部下逃回汉境者仅五百人。此役对汉是一个惨重的打击，也可以看出外戚军人与山西军人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李陵败降时，朝臣司马迁曾为李陵辩护。认为陵“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武帝以迁“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见同上），处迁腐刑，并族诛李陵家属。迁本可不受刑，但因家贫无钱可以赎罪，又无要人为其申理，因此造成惨剧。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武帝的袒护外戚，也多少可以看出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间平时意见之深。
司马迁所以为李陵辩护，也与地域观念有关。迁生龙门，亦即所谓“西河”之地，战国中期已属于秦。迁祖先世为秦官，秦惠王时，司马错率兵伐蜀，拔而守之。迁父谈，于武帝初年为太史公。元封元年，以不能随武帝东封泰山，悲愤而卒。谈以太史公不能参与封禅大典，其遭受武帝之轻视可以想见。迁与李陵，并无深交，但两人同为秦人之后。李陵的祖先李信，为秦名将，且与迁祖先司马昌共事始皇。（参看《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迁所以奋不顾身，为李陵辩护，地域情感，可能为一主要原因。此乃人之常情，不能以此为迁之过。从李陵及司马迁事件，也可以看出山西人士政治势力的微弱。
李氏以外的山西军人，苏建也是处处遭受排挤；张骞的封侯，其难亦不下于登天。李氏族灭后，山西军人中没有足以与外戚军人抗衡的人物，而汉军的战斗力，从此走向下坡路。征和三年，武帝遣李广利将七万人伐匈奴，全军覆没，此后汉室无力对匈奴作主动的出击。武帝一生轰轰烈烈的开边事业，其收场亦实在凄惨。如果没有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的冲突，结果当不至此。
武帝以后，关东地区，儒学日渐发达。关东人士，多借经术以取高位，而守边作战之责，等于全让山西军人来担。武帝以后，举凡骁勇善战、威名素著的将领，大都是山西人。如宣帝时的赵充国、辛庆忌（武贤子）、傅介子，元帝时的甘延寿、段令宗等，是其著者。汉帝国也赖他们保持了后期的强盛。
五 东汉定都洛阳与东西对立局面之形成
王莽末年，光武起兵于舂陵，从龙之士，皆山东人。他即帝位后，采取保守主义。因长安遭赤眉破坏，而其地接近外族，他的部下又都是山东人，因而定都洛阳。这件事对东汉帝国的兴衰，具有巨大的影响。
西汉初年，承六国分崩之余，加以秦时郡县制的推行，山东地区缺乏立国的重心。秦国力集中，因此山西实力最雄，而咸阳又为山西首要之地。西汉所以定都于长安，目的即是借山西的形势，来控制全国。当时诸侯王的权力过大，而山东又是财富之区，虽时常生事，但汉室中央凭其优越的形势，次第敉平。到武帝平淮南后，山东即告无事。西汉山东地区虽然多事，但不碍帝国的强盛。因其建都长安，一面集中全力，开发西北；一面精其甲兵，巩固国防，并借以鼓舞士民勇武进取的精神。遂能开疆拓土，国势达于极盛。
洛阳不足与长安相比，因为其地局面不广，北阻黄河，而东、西、南三面环山，并无开拓的远景。又因交通不便，也不适于控制全国。西汉初年，高祖欲定都洛阳，张良即加以反对。《史记》五五《留侯世家》：
（高祖）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留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
其后高祖又因娄敬的劝谏，终都长安。而光武则决意定都洛阳，远避敌寇，结果仅成自保之局。这一点是光武不及高祖的地方。
西汉都长安，以山东的财富，养山西的士马。同时山东人历朝迁至山西的，为数颇巨，山东的文化，也随着西移。以是汉帝国血脉周流，生气蓬勃。东汉定都洛阳后，山东变成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地区，而山西则沦为一军事地区。东西的界线，日益分明，渐成为两个极其不同的文化区，而致发生偏枯的现象。最后汉室对山西逐渐放弃，而胡族乃日益进迫。东汉所以亡于山西军阀，以及后来五胡之乱的发生，都与此有关。所以西汉之强，在于以山东的财富开发山西；东汉之衰，则在以全力专保山东。
西汉山东人的政治势力虽大，山西人虽遭受压抑，但因首都位于长安，汉室对山西地区甚为重视，而山东屡次向山西移民，因此尚未形成对立的局面。光武起兵，曾受豪族大姓如阴、樊、邓、李诸族的支持。即位后，定都洛阳，诸关东大姓隐持政柄，此辈的地域观念特强，因此一开始汉室政府即对山西地区不予重视。移民山西的事，遂告停止。山西的人口因此日益减少，其政治势力，也日益削弱。相反的，外族降人如匈奴人、羌人的人口及实力，日益膨胀，渐渐侵入边塞，最后竟到达三辅之地。于是三辅一变而为外族的殖民地，山西的地位，乃渐趋沦落。
由于羌人入塞而居，东汉初年，即有人主张放弃金城、破羌二县以西，因马援的反对而未果。安帝永初时，羌乱大起，山东籍贯的郡守，纷请内徙。朝臣邓隲、庞参主张放弃凉州，以完内郡。而朝臣傅燮、王符都主力保凉州。邓隲、庞参，皆山东人；而马援、傅燮、王符皆山西人。当时，朝臣多抱山东本位主义，认为山西无足轻重，为避敌远寇及节省军费，竟率尔主张放弃凉州重镇。可见他们对山西的轻视，同时也招致山西人的不满。
东汉皇室，尊崇儒术，以文治国。山东的经学，在西汉时已盛，到东汉而益甚。在朝则博士弟子员日益增加，民间则儒业普遍发展。山西在人文上既居劣势，而政府又加以轻视，因此山东儒学特别发达，山西无法抗衡。山西地区的有志之士，惟有以军功自奋。又以人民与外族杂居及经常战争的关系，因而习染胡人尚武之风。到汉末，山东、山西两地区，在民风上竟成两个世界。《后汉书》七十《郑太传》述郑说董卓曰：
今山东合谋，州郡连结，人庶相动，非不强盛。然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其众虽多，不能为害。……山东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贲之勇，庆忌之捷。……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戈，挟弓负矢，况其壮勇之士，以当妄战之人乎！……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驱虎兕以赴犬羊。
从引文可以看出，东汉末年山东山西已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区。前者尚文，后者尚武，并因此而造成对立的局面。一个国家，其内部竟有如此两个极端相违的社会形态存在，自然会发生乱事。
六 山西军阀与东汉灭亡
西汉行征兵，制度完善。东汉光武初，值水旱为灾，中原残破，因而力图省吏减赋，与民休息。他以国家现有精勇士兵甚多，下诏罢除内地“都试”，亦即废除内地各郡役男每年例行的检阅及演习。百姓虽仍有随时应召当兵的义务，但平时没有受军事训练的机会，因此士兵素质大为降低。此外每郡专管兵役的郡都尉也因省费而罢，各郡的役政，乃陷于停顿状态。
东汉初年，汉廷所依赖的兵力，主要为“屯兵”，亦即职业军人。他们大都是光武旧部、绿林豪侠和投效的豪族部曲，其能征惯战，自无疑问。但勇悍的人，也会衰老，因此政府不能不以募兵来随时补充。内郡征兵机构，既已撤消，临时征兵远不如招募方便，因此每遇有事，便行募兵。征兵的事，遂愈来愈少。到末年，人民似已不知兵役为何物。
由于东汉政府提倡儒学，人民风从，假经术以取高位，对兵事自然厌弃。这种现象，以人口最多的山东地区最为显著。人民既厌恶从军，募兵的数目乃时感不足。而自汉武以后，各种降胡，聚集于近塞或塞内，他们仍保持其原有的勇悍习俗，于是汉廷又招募胡人为兵。招募的胡人，大都用来守边或以之攻伐不顺的外族。光武时，匈奴南单于投降，光武移之于塞内，命其捍卫边疆，兼拒北匈奴及鲜卑。终东汉之世，除南匈奴外，尚有大批投降的鲜卑、乌桓、羌，为政府招募为兵。汉采“以夷制夷”的政策，用这些降胡从事对外的战争，他们最后竟成为中国军队的主力。这种现象，较诸西汉国人的雄风，相去何远！它已显露出汉人尚武精神的没落以及汉帝国的危机。
东汉的杰出军人，仍以山西军人占绝大多数。光武起兵时，相从的武将，率皆山东之士，但才具特出者不多。惟有山西籍的马援（扶风人），有古名将之风。他曾北拒羌胡，南定交趾，功业彪炳。最后率兵讨伐武陵蛮夷，病死于前线，完成其“马革裹尸”的壮志。但在他生前死后，仍遭受山东军人的仇视和光武的猜疑。光武以后，山东军人大半凋谢，山西军人乃代之而兴。明、章、和三代的武功，泰半由他们建立。明帝时，窦固伐北匈奴于天山，击走匈奴呼衍王，取伊吾卢地，为东汉讨伐匈奴的空前盛举。班超出使西域，以三十六人平鄯善，与汉隔绝六十五年的西域，至是复通。其后班镇抚西域达三十年。和帝时，窦宪两伐北匈奴，出塞三千里，深入沙漠，匈奴降者四十余万，并于燕然山勒石纪功，致使匈奴北庭，为之空虚。这些都是山西人所立的功勋。
和帝后，羌人连次叛变，祸乱炽盛。羌人的势力，并不能与西汉初期的匈奴相比。但因汉廷轻视西北，屡思放弃，加以兵制不善，遂致其祸历久不息。东汉后期的山西，军事人才益盛，诸如皇甫规、张奂、段颎、皇甫嵩等，均为杰出的将才。他们见朝事已无可为，惟有拥兵自奋于边疆，以求取功名。因此破羌的大任，便落在他们的身上。规、奂、颎三人皆伐羌名将，嵩则是讨平黄巾贼的元勋。伐羌之役，段颎之功最大。他于桓灵二帝之时，与羌人前后一百八十战，斩首至百万级，用钱八十余亿。羌祸虽歇，而汉力亦疲。
由于东汉中叶以后，羌人屡次为患，政府不得不派大军长期戍守西边各郡。这些军队，因经常与羌人作战，战力特强，与民不知兵的山东，恰成一显明的对照。而募兵制又最易造成军阀，因此东汉末年，凉州产生了不少军阀，像皇甫规、张奂、段颎诸人，虽然也是军阀，但他们尚知听从政府的命令。到灵献之际，凉州军阀董卓崛起，跋扈鸱张，视朝廷如无物。最后他以凉州兵进入洛阳，宰制朝廷，与山东的起兵者，发生全面的内战。董卓以抵御羌人起家，他所统的凉州兵，并非全是汉人，其中尚杂有不少投降的匈奴和羌人，其精锐为天下所畏。东汉帝国的命运，便断送在董卓和他的胡汉兵团的手上。
西汉时期，山西的武力与山东的经济文化相配合，造成全盛之局。到东汉，定都洛阳，山东人的聪明志气，至此停滞而无从发挥。他们轻视山西，视同化外，渐渐加以遗忘。山西得不到山东经济的支持和文化的滋润，社会日趋衰落。但山东的经济文化，最后却遭到山西武力的严重破坏。东汉帝国的根本在山东，山东的经济文化既然遭受破坏，整个帝国的基础发生动摇，自然难逃乱亡的命运。
原载《食货月刊》复刊六卷九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