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李鸿章的台湾
为了缓和一下现场阴森的气氛李富贵又把话题引到了台湾上，李富贵对于台湾的建设十分感兴趣，在他看来美国西部的建设只能给他提供人才，可是如果说到经验那两地的环境相差太大恐怕没有多少借鉴价值，可是台湾就不同了。
“这是当然，我既然这么说当然会全力支持你的。”李富贵现在的确很想修一条短程铁路练练手，他上次在海寿铁路的修建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现在也应当看看他们究竟学到了些什么，太长的铁路风险太大，以现在来看在台湾弄一条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大人这是杀人立威？”李鸿章在台湾就考虑过这种可能，尤其是结合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愈发觉得这个猜测很有道理，毕竟他对李富贵的了解要远在北京的那些大员们之上。
一谈起这个话题李鸿章可以说是眉飞色舞，一说起台湾的开路、开矿、通商李鸿章的话匣子就打开了，现在的台湾已经成了走私商人的天堂，他们这里本来物产、矿产就丰富，现在在李富贵大力发展走私业的大形势下，它就更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了，其中他们那里产的一些热带水果已经作为一种奢侈品出现在上海、苏杭这样的时尚城市的一些大户人家的餐桌上了，反季节的瓜果当然也能够买个好价钱。至于那些外国人其实从很早开始就拿台湾作为一个口岸偷偷地进行贸易，现在这种生意就更大了。
“开矿最好有一条铁路，你刚刚说基隆煤矿的产量很高，来往的轮船也很需要没，你完全可以尝试修一条短程铁路，基隆好像离海并不远，是不是？”
“那大人又为什么要杀吴建彰呢？学生百思不得其解。”李鸿章在这件事情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所以他觉得自己有权力了解一些内幕。
“没办法，现在这富贵军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富贵军了，有时候还真的很难节制他们。”李富贵把两手一摊，作了个无可奈何的表示。
“有这个意思，这帮家伙是在太讨厌了，我干什么他们都要掣肘，我早就想杀几个了。你觉得我这么做错了吗？”
“这个世道要乱了，手里多抓一些权总是好的。不说那个吴建彰了，死了不就死了吗？本来他死了这事也就完了，非要闹个不休，现在好了吧，弄得个炒家灭门。”
李富贵轻描淡写的口气让李鸿章心里感到一阵发寒，官场上老奸巨滑的角色他见得多了，可像李富贵这样谈笑间就把一个和他无怨无仇的一个家族送进鬼门关得狠角色他还真想不出。不过李富贵关于抓权的观点倒是说到李鸿章的心坎里去了，李鸿章似乎是出于本能对实权特别感兴趣，他这次做的分巡台湾兵备道在台湾那就算得上是土皇帝了，后来他又向闽浙总督王懿德建议在台湾招募乡勇以此为主干建立闽军镇压福建其他地区的小规模起义，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台湾土人骠勇善战，实在是当兵的好材料。对于这个观点李富贵倒是点头赞同，他记得甲午战争之后台湾的抵抗曾经给日本以重创，也不知道刘永福现在多大了，算起来恐怕还未成年，应该指望不上。联系到当年郑成功的政权应该算军政一体，再加上山民的彪悍，的确是好兵员。
“有吗？这些实业可有很多都是官商合办。”李鸿章对李富贵的看法感到很奇怪，实际上在他看来他已经让出太多的权利了，毕竟商人的资本不能和官府的资本平起平坐不是吗？
连云港的法律改革在那个特殊的委员会的努力之下终于整理出了一套完整的条文，作为一个试验品它并没有涵盖所有的犯罪行为，这套法律所覆盖的范围主要是那些犯罪造成的损失都很容易核实的罪行，包括盗窃、抢劫、诈骗、使用伪币，当然也少不了乱倒垃圾，这些李富贵早已知道，不过委员会把拾金就昧也列入了违法的范畴这多少让李富贵有些意外，按照他的观点现在用这样的道德水准去要求老百姓似乎太高了一点。委员会的理由也很充分，在他们看来这套法律最有力的一点就是它对轻微犯罪具有极大的威慑力，但罪行变得严重之后它的效果也就随之下降，当犯人必须被判处死刑的时候新法律与老法律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一点李富贵倒是深表同意，死刑是一种绝对化的东西，而兵家对绝对总是没什么好办法。由于新法律的这种特征所以它更多的应该被拿来预防犯罪，也就是说任何微小的损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都可以被纳入这套法律当中，这样就可以保证任何人当他向犯罪的深渊迈出哪怕最小的一步他都将会面临与之相应的惩罚，在委员会看来这对匡扶人们的道德实在是善莫大焉，因为在以往的社会中人们不得不时时刻刻的面对各种诱惑，当一个人向不道德的方向迈出那么一小步他将面对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完全不存在的风险，这使得人们总是处在一种不稳平衡之下。看到这一处李富贵不禁联想起他前世的一些小事，李富贵曾经收到过一张十元的伪币，在发现了这张钱是假钞之后他并没有做什么思想斗争就决定把它找机会花出去，最后这张钱进了一个卖报老头的口袋。现在想起这事李富贵不禁有些脸红，但是在当时这个决定似乎是很自然的，因为除了使用百元假钞可能会给自己引来一些麻烦之外，其他的假钞在使用上的确没有风险，就算被发现了也不过是被要求换一张，而最终这些钱会流到那些道德水准较高不愿意坑害别人的善人手中，而他们也就是这些伪钞的真正受害者。
看到这里李富贵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报案率，抢劫一般是百分之百报案，可是盗窃就不一定了，很多时候当事人都是自认倒霉，而像收到伪钞这样的事即便是那些不愿使用假钞的人一般也就是销毁了事，这样的话犯罪的统计将不太准确，这个问题让李富贵皱起了眉头，不过下面的条款中立刻就为他做出了解答。委员会充实了李富贵‘恶有恶报’的指导思想，把‘善有善报’也加了进来，在这套法律条文中创造了一个先行赔付的概念，原来在讨论过程中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犯罪造成的所有损失都将有罪犯支付，那么作为罪行的受害者们就不应该承受损失了，就这一点的可行性委员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对犯罪造成的损失由执法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确认后进行先行赔付，当然同时制定了报假案的赔率，那是一个高得吓人的天文数字。
这个想法让李富贵感觉实在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在这种体系下如果他再一次收到十元假钞，他就可以拿着这张纸到警察那里报案，而警察在记录报案人的资料以及案发经过之后就会赔一张真钞给他，“会不会太理想化了呢？”李富贵有些不敢相信中国真的能变成他们规划的那个样子，“这个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那有这么好的事？”但是当他看到后面列出的极其严谨、复杂的确认程序李富贵不觉笑了，“我就知道没这么好的事，不过是画个饼让大家去抢而已。”
王懿德对李鸿章的条陈大加赞赏，这几年来福建的起义可以说是火头四起，虽然由于福建的地理特征这些起义往往都难以发展，但是剿灭他们同样极其困难，每每把他们这些人弄得焦头烂额。现在忽然有人说他有一灵丹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是抓住来人的手大喊一声：“神医。”所以李鸿章现在抓住台湾的行政权与军权再加上背后有督抚撑腰，外有李富贵这样的强援，所以培植自己的势力这个话题听起来是那么的舒服。
“不会吧，我觉得这些计划都有很好的前景，他们应该会动心的。”
这时两人一见面话题很自然的就落在了台湾的头上，两个人对这个话题实在是都很感兴趣。整个谈话过程中李鸿章主讲，李富贵主问，不觉中时间飞速的流逝。李富贵原来对台湾就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说自从大清从韦爵爷的情敌手中把台湾夺回之后就不许大陆居民向台湾迁徙，这个政策李富贵是举双手赞成的，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把台湾封存好以便这个时候交给他的一项措施。所以自从他开始尝试向海外移民之后，台湾一直是首选，土地富饶、人口稀少、距离又很近，还可以为海军活动提供重要补给。所以当李鸿章提出要向朝廷上书请求废除这项禁令的时候李富贵不禁一愣，“要废除禁海令？”李鸿章说得也有他的道理，现在在禁令之下虽然仍然有很多移民移居台湾，但是这些人往往都非常穷，这是很自然的，从李富贵的领地上出去的一般不是遭了灾就是被兵火洗劫，这样的人虽然在建设台湾上同样非常卖力，但是却不能带来资金。而李鸿章在福建发现这里有很多大户都有开发台湾的想法，甚至已经有些人开始偷偷摸摸的干了，这些人的力量显然不是那些赤贫的移民所能比的。“你这个想法是不错，”李富贵权衡了一下同意了李鸿章的观点，既然自己已经强大到可以伸手了那以前的禁令也就应当退出历史舞台了。“不过朝廷那边我帮不上你什么忙，现在朝廷对我颇有忌惮。”
李鸿章在五月的一天急急忙忙的赶到上海，他早就听说上海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商界大会，现在他治下的台湾可是百业待兴，而李鸿章在皖北、苏北的经验告诉他招商的重要性，所以他早就急着想到上海来，可是偏偏林东江起义还差了那么点尾巴没有收拾好，他实在走不开，所以拖了一个月才算是把手里的事处理完向督抚请了假急急忙忙地赶到上海，结果只抓住大会的尾巴。
“大人有大人的做事手法，学生有合资格、能力来评判大人。”
“如果我说我只是因为看他不顺眼就把他杀了，你信不信？”李富贵半真半假的试探李鸿章。
“你可以试试，现在的那些商人可今非昔比，我看你最好有些心理准备。”
“你定的条款太苛刻了，你应当把那些商人当作你的衣食父母来看待，你现在只是想他们为你出钱，可是经营权、决策权一点都不给，只是弄一个收益丰厚的前景就想把他们拢住这恐怕不容易，毕竟你一点保障都没有给他们，你这段时间在台湾虽然弄得很好，可是你要知道你现在面对的不是你治下的老百姓，他们是有选择的，所以收益倒在其次，因为收益需要他们自己去赚，没有哪个地方弯腰就能拣到钱，最重要的是各种保障，你必须给他们足够的自由。”
根据委员会的设想犯罪赔率一年计算一次，因为这种计算会大量的使用各种统计数字所以年终总结是最好的时候，不过现在只是统计了三个月的各项纪录，李富贵扫了一眼后面列出的各种犯罪的赔率，似乎犯罪行为越轻的赔率越高，这可能和轻微犯罪难以破获有关，这里面最高的就是拣到钱眯起来，赔率竟然高达一万，实际上根据委员会的统计数字一万还是轻的，因为在统计区间内就没有一起拣钱不还被抓住的例子，所以理论上说它的赔率应该是无穷大。“我在马路边拣到一文钱，把它交到捕快叔叔手里边”，李富贵一边笑一边唱，“要是拣到一文钱还真要赶快交到警察叔叔手里啊，不然被当作拣钱不交那一文钱七乘八乘的恐怕要罚八、九两银子，这样的赔率谁还敢去拣钱，看来他们的目标还真是路不拾遗。”在看到后面的举报奖励制度之后李富贵又翻到前面的那个一万的赔率上，“起码应当给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是不是。”于是提起笔来增加了这样一条，任何一个案子被报告之后都应当有一个公示，上面列出惩罚力度和举报的奖励然后给出一个期限限时自首，对于那些自首的惩罚就不再乘赔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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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见面李富贵对李鸿章的态度真诚了许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次李富贵“身陷囹圄”的时候李鸿章曾经站出来帮他说话，另一方面是因为李鸿章这段时间在福建干的的确不错，尤其是台湾的建设经李鸿章之首很快就面貌一新。
“少荃兄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你这些计划招不到商那再有道理又有什么用呢？”
“学生已经说动闽浙总督和抚台大人，再结合最近洋人在海外闹事来痛陈加强两岸联系的重要，想来朝廷应该能够同意，毕竟时代不同了。倒是大人这次的所作所为是在太过莽撞了。”
“大人教训的是，只是学生觉得我们大清现在正是急需迎头赶上的时候，时间紧迫，我们需要通过官府集中力量大干快上，商人们倒买倒卖当然都是一把好手，若是说到这半实业只怕他们未必在行，而且他们的经营什么有钱赚他们就做什么，方向太过散乱。”
“吴建章的确没有勾结长毛，我确实是看他不顺眼把他杀掉的。”李富贵叹了口气向李鸿章坦白。
“只要是您这么说，我就信。”
“想的是很好啊，就是不知道实行起来怎么样？先用着看吧？总不会比大清律差吧。”
对于李鸿章这次的来意，看到他这么卖力的招商李富贵当然也竭尽全力的帮他的忙，只是看到李鸿章拿来招商的项目让他皱起了眉头，“少荃，你的这些实业官气太重了。”
“鸡笼煤矿离海岸很近，不过那里没有很好的港口，如果能有一条铁路那的确太好了，只是这修铁路恐怕还需要大人的支持。”
李富贵没想到李鸿章竟然还有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商人的盲目性的确是个缺点，在李富贵的印象里好像还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方法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而利用国家或者官府来进行自上而下的统一指挥早就被证明是不合适的。虽然李富贵知道这种想法无法成功，尤其是这样一个腐败无能的官府，但是他也知道这个想法非常诱人，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人们总是会不自觉的想这么做，支配的欲望是这么的强烈。同时李富贵也知道自己很难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说服李鸿章，因为从理论的角度上李富贵也不知道为什么计划经济就一定不行，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的这个结论，所以他决定还是从现实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