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隔日早晨，我们到塔赫里家里，完成“定聘”的仪式，我不得不把福特停在马路对面。他们的车道挤满了轿车。我穿着海军蓝西装，昨天我把前来提亲的爸爸接回家之后，去买了这身衣服。我对着观后镜摆了摆领带。

    “你看上去很帅。”爸爸说。

    “谢谢你，爸爸。你还好吗？你觉得撑得住吗？”

    “撑得住？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阿米尔。”他说，露出疲累的微笑。

    我能听见门那边的交谈声、欢笑声，还有轻柔的阿富汗音乐——听起来像乌斯塔德·萨拉汉【ustad sarahang（1924～1983），阿富汗歌星】的情歌。我按门铃。一张脸从前窗的窗帘露出来，又缩回去。“他们来了。”我听见有个女人说。交谈声戛然而止，有人关掉音乐。

    塔赫里太太打开门。“早上好。”她说，眼里洋溢着喜悦。我见她做了头发，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黑色衣服。我跨进门廊，她眼睛湿润。“你还没进屋子我就已经哭了，亲爱的阿米尔。”她说。我在她手上吻了一下，跟爸爸前一天夜里教我那样如出一辙。

    她领着我们，走过被灯光照得通明的走廊，前往客厅。我看见镶木板的墙上挂着照片，照片中的人都将成为我的亲人：年轻的塔赫里太太头发蓬松，跟将军在一起，背景是尼亚加拉大瀑布；塔赫里太太穿着无缝外套，将军穿着窄领外套，系着细领带，头发又黑又密；索拉雅正要登上过山车，挥手微笑，阳光照得她银色的牙套闪闪发亮。还有张照片是将军全套戎装，跟约旦国王侯赛因【hussein bin talal（1935～1999），1953年至1999年在位】握手。另一张是查希尔国王的画像。

    客厅约莫有二十来个客人，坐在靠墙边的椅子上。爸爸走进去时，全部人起立。我们绕屋走着，爸爸慢慢领路，我跟在后边，和各位宾客握手问好。将军仍穿着他的灰色西装，跟爸爸拥抱，彼此轻拍对方的后背。他们用严肃的语气，相互说“你好”。

    将军抱住我，心照不宣地微笑着，仿佛在说：“喏，这就对了，按照阿富汗人的方式，我的孩子。”我们互相亲吻了三次脸颊。

    我们坐在拥挤的房间里，爸爸和我一边，对面是塔赫里将军和他的太太。爸爸的呼吸变得有点艰难，不断擦去额头上的汗水，掏出他的手帕咳嗽。他看见我在望着他，挤出勉强的笑容。“我还好。”他低声说。

    遵从传统风习，索拉雅没出场。

    大家谈了几句，就随意闲聊起来，随后将军假咳了几声。房间变得安静，每个人都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以示尊重。将军朝爸爸点点头。

    爸爸清清喉咙。他开口说话，然而总要停下来喘气，才能把话说完整。“将军大人，亲爱的雅米拉……今天，我和我的儿子怀着敬意……到你家来。你们是……有头有面的人……出身名门望族……血统尊荣。我今天带来的，没有别的，只有无上的崇敬……献给你，你的家族，还有……对你先人的缅怀。”他歇了一会儿，等呼吸平息，擦擦额头。“亲爱的阿米尔是我惟一的儿子……惟一的儿子，他一直是我的好儿子。我希望他……不负你的慈爱。我请求你赐亲爱的阿米尔和我以荣幸……接纳我们成为你的亲人。”

    将军礼貌地点点头。

    “像你这样的男人的儿子成为我们的家人，我们很荣幸。”他说，“你声誉卓著，在喀布尔，我就是你谦卑的崇拜者，今天也是如此。你家和我家结成姻亲，这让我们觉得荣幸。”

    “亲爱的阿米尔，至于你，我欢迎你到我的家里来，你是我们的女婿，是我掌上明珠的丈夫。今后我们休戚与共。我希望你能够将亲爱的雅米拉和我当成你的父母，我会为你和亲爱的索拉雅祷告，愿你们幸福。我们祝福你们俩。”

    每个人鼓起掌来，在掌声中，人们把头转向走廊。那一刻我等待已久。

    索拉雅在那端出现。她穿着酒红色的传统阿富汗服装，长长的袖子，配着黄金镶饰，真是惊艳夺目。爸爸紧紧抓着我的手。塔赫里太太又哭了。索拉雅慢慢地向我们走来，身后跟着一群年轻的女性亲戚。

    她亲了亲爸爸的手。终于坐在我身边，眼光低垂。

    掌声响起。

    根据传统，索拉雅家里会举办订婚宴会，也就是所谓“食蜜”仪式。之后是订婚期，一连持续几个月。随后是婚礼，所有费用将由爸爸支付。

    我们全部人都同意索拉雅和我省略掉“食蜜”仪式。原因大家都知道，虽然没人真的说出来：爸爸没几个月好活了。

    在筹备婚礼期间，索拉雅和我从无独处的机会——因为我们还没有结婚，甚至连订婚都没有，那于礼不合。所以我只好满足于跟爸爸一起，到塔赫里家用晚餐。晚餐桌上，索拉雅坐在我对面。我想像着她把头放在我胸膛上，闻着她的秀发，那该是什么感觉呢？我想像着亲吻她，跟她做爱。

    为了婚礼，爸爸花了三万五千美元，那几乎是他毕生的积蓄。他在弗里蒙特租了个很大的阿富汗宴会厅，老板是他在喀布尔的旧识，给了他优惠的折扣。爸爸请来了乐队，给我挑选的钻石戒指付款，给我买燕尾服，还有在誓约仪式要穿的传统绿色套装。

    在为婚礼之夜所做的全部乱糟糟的准备——幸好多数由塔赫里太太和她的朋友帮忙——中，我只记得屈指可数的几件事。

    我记得我们的誓约仪式。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坐下，索拉雅和我穿着绿色的衣服——伊斯兰的颜色，但也是春天和新起点的颜色。我穿着套装，索拉雅（桌子上惟一的女子）蒙着面，穿长袖衣服。爸爸、塔赫里将军（这回他穿着燕尾服）还有索拉雅几个叔伯舅舅也坐在桌子上。索拉雅和我低着头，表情神圣而庄重，只能偷偷斜视对方。毛拉向证人提问，读起《可兰经》。我们发誓，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索拉雅的舅舅，塔赫里太太的兄弟，来自弗吉尼亚，站起来，清清他的喉咙。索拉雅曾告诉过我，他在美国生活已经超过二十年。他在移民局工作，娶了个美国老婆。他还是个诗人，个子矮小，鸟儿似的脸庞，头发蓬松。他念了一首献给索拉雅的长诗，那是草草写在酒店的信纸上。“哇！哇！亲爱的沙利夫！”他一念完，每个人都欢呼起来。

    我记得走向台上的情景，当时我穿着燕尾服，索拉雅蒙着面，穿着白色礼服，我们挽着手。爸爸紧挨着我，将军和他太太在他们的女儿那边，身后跟着一群亲戚，我们走向宴会厅。两旁是鼓掌喝彩的宾客，还有闪个不停的镜头。我和索拉雅并排站着，她的表弟，亲爱的沙利夫的儿子，在我们头上举起《可兰经》。扬声器传来婚礼歌谣，慢慢走，就是爸爸和我离开喀布尔那天晚上，玛希帕检查站那个俄国兵唱的那首。

    将清晨化成钥匙，扔到水井去

    慢慢走，我心爱的月亮，慢慢走

    让朝阳忘记从东方升起

    慢慢走，我心爱的月亮，慢慢走

    我记得我们坐在沙发上，舞台上那对沙发好像王位，索拉雅拉着我的手，大约三百位客人注视着我们。我们举行另外的仪式。在那儿，人们拿给我们一面镜子，在我们头上覆上一条纱巾，留下我们两个凝望彼此在镜子中的容颜。看到镜子中索拉雅笑靥如花，我第一次低声对她说我爱她。一阵指甲花般的红晕在她脸庞绽放。

    我记得各色佳肴，有烤肉，炖肉饭，野橙子饭。我看见爸爸夹在我们两个中间，坐在沙发上，面带微笑。我记得浑身大汗的男人围成一圈，跳着传统舞蹈，他们跳跃着，在手鼓热烈的节拍之下越转越快，直到有人精疲力竭，退出那个圆圈。我记得我希望拉辛汗也在。

    并且，我还记得，我寻思哈桑是不是也结婚了。如果是的话，他蒙着头巾，在镜子中看到的那张脸是谁呢？他手里握着那涂了指甲花的手是谁的？

    2点左右，派对从宴会厅移到爸爸的寓所。又上一轮茶，音乐响起，直到邻居叫来警察。一直到了很晚，离日出不到一个小时，才总算曲终人散，索拉雅和我第一次并排躺着。终我一生，周围环绕的都是男人。那晚，我发现了女性的温柔。

    索拉雅亲自提议她搬过来，跟我和爸爸住在一起。

    “我还以为你要求我们住到自己的地方去。”我说。

    “扔下生病的叔叔不顾？”她回答说。她的眼睛告诉我，那并非她为人妻之道。我亲吻她：“谢谢你。”

    索拉雅尽心照料我的爸爸。早上，她替他准备好面包和红茶，帮助他起床。她递给他止痛药，浆洗他的衣服，每天下午给他读报纸的国际新闻报道。她做他最爱吃的菜，杂锦土豆汤，尽管他每次只喝几勺子。她还每天带着他在附近散步。等到他卧床不起，她每隔一个小时就帮他翻身，以免他得褥疮。

    某天，我去药房给爸爸买吗啡回家。刚关上门，我看见索拉雅匆匆把某些东西塞到爸爸的毛毯下面。“喂，我看见了。你们两个在干什么？”我说。

    “没什么。”索拉雅微笑说。

    “骗人。”我掀起爸爸的毛毯。“这是什么？”我说，虽然我刚一拿起那本皮面的笔记本，心里就知道了。我的手指抚摸着那挑金线的边缘。我记得拉辛汗把它送给我那夜，我13岁生日那夜，烟花嘶嘶升空，绽放出朵朵的火焰，红的，绿的，黄的。

    “我简直无法相信你会写这些东西。”索拉雅说。

    爸爸艰难地从枕上抬起头：“是我给她的，希望你别介意。”

    我把笔记本交回给索拉雅，走出房间。爸爸不喜欢见到我哭泣。

    婚礼之后一个月，塔赫里夫妇、沙利夫和他的妻子苏丝，还有索拉雅几个阿姨到我们家吃晚饭。索拉雅用白米饭、菠菜和羊肉招待客人。晚饭后，大家都喝着绿茶，四人一组打扑克牌。索拉雅和我在咖啡桌上跟沙利夫两口子对垒，旁边就是沙发，爸爸躺在上面，盖着毛毯。他看着我和沙利夫开玩笑，看着索拉雅和我勾指头，看着我帮她掠起一丝滑落的秀发。我能见到他发自内心的微笑，辽阔如同喀布尔的夜空，那些白杨树沙沙响、蟋蟀在花园啾啾叫的夜晚。

    快到午夜，爸爸让我们扶他上床睡觉。索拉雅和我将他的手臂架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的手搭在他背后。我们把他放低，他让索拉雅关掉床头灯，叫我们弯下身，分别亲了我们一下。

    “我去给你倒杯水，带几片吗啡，亲爱的叔叔。”索拉雅说。

    “今晚不用了。”他说，“今晚不痛。”

    “好的。”她说。她替他盖好毛毯。我们关上门。

    爸爸再也没有醒来。

    他们填满了海沃德清真寺的停车场。在那座建筑后面光秃秃的草坪上，乱七八糟地停放着众多轿车和越野车。人们不得不朝清真寺以北开上三四条街，才能找到停车位。

    清真寺的男人区是个巨大的正方形房间，铺着阿富汗地毯，薄薄的褥子井然有序地排列着。男人们把鞋脱在门口，鱼贯进入房间，盘膝坐在褥子上。有个毛拉对着麦克风，诵读《可兰经》的章节。根据风俗，我作为死者的家人坐在门边。塔赫里将军坐在我身边。透过洞开的大门，我看见轿车越停越多，阳光在它们的挡风玻璃上闪耀。从车上跳下乘客，男人穿着黑色的西装，女眷身穿黑色的衣服，头部则笼罩白色面纱。

    《可兰经》的经文在屋子里回荡，我想起爸爸在俾路支赤手空拳和黑熊搏斗那个古老的传说。爸爸毕生都在和熊搏斗。痛失正值芳年的妻子；独自把儿子抚养成人；离开他深爱的家园，他的祖国；遭受贫穷、屈辱。而到了最后，终于来了一只他无法打败的熊。但即便这样，他也绝不妥协。

    每轮祷告过后，成群的哀悼者排着队，他们在退出的时候安慰我。我尽人子之责，和他们握手。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我素未晤面。我不失礼节地微笑，感谢他们的祝愿，倾听他们提到爸爸时的言语。

    “……帮我在泰曼尼盖了房子……”

    “……保佑他……”

    “……我走投无路，他借钱给我……”

    “……他与我一面之缘，帮我找到工作……”

    “……他就像我的兄弟……”

    听到这些，我才明白自己的生活、身上的秉性有多少是来自爸爸，才知道他在人们的生命中留下的烙印。终我一生，我是“爸爸的儿子”。如今他走了。爸爸再也不会替我引路了，我得自己走。

    想到这个，我不由害怕。

    早些时候，在公共墓地那块小小的穆斯林墓区，我看着他们将爸爸放到墓穴里面。毛拉和另外一个男人开始争论，在下葬的时候究竟该引用哪段《可兰经》经文才算正确。若非塔赫里将军插手，他们一定闹得不可开交。毛拉选了一段经文，将其颂读出来，鄙夷地望着那个人。我看着他们将第一铲泥土丢进爸爸墓穴，然后走开。我走到墓园的另一边，坐在一株红枫树的阴影下面。

    最后一批哀悼者已经致哀完毕，清真寺人去楼空，只有那个毛拉在收起麦克风，用一块绿布裹起《可兰经》。将军和我走进黄昏的阳光中。我们走下台阶，走过一群吸烟的男人。我零星听到他们谈话，下个周末在尤宁城有场足球赛，圣克拉拉新开了一家阿富汗餐厅。生活已然在前进，留下爸爸在后面。

    “你怎么样，我的孩子？”塔赫里将军说。

    我咬紧牙齿，将忍了一整天的泪水咽下。“我去找索拉雅。”我说。

    “好的。”

    我走进清真寺的女人区。索拉雅和她妈妈站在台阶上，还有几个我似乎在婚礼上见过的女士。我朝索拉雅招招手。她跟母亲说了几句话，向我走来。

    “可以陪我走走吗？”

    “当然。”她拉起我的手。

    我们沿着一条蜿蜒的碎石路，默默前行，旁边有一排低矮的篱笆。我们坐在长凳上，看见不远处有对年老夫妇，跪在墓前，将一束雏菊放在墓碑上。“索拉雅？”

    “怎么了？”

    “我开始想他了。”

    她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爸爸的戒指在她手上闪闪发亮。我能看到，在她身后，那些前来哀悼爸爸的人们驾车离开，驶上传教大道。很快，我们也会离开，第一次，也是永远，留下爸爸孤独一人。

    索拉雅将我拉近，泪水终于掉下来。

    由于我和索拉雅没有经历过订婚期，我对塔赫里一家的了解，多半是来自婚后。例如，将军患有严重的偏头痛，每月发作一次，持续将近一个星期。当头痛难忍的时候，将军到自己的房间去，脱光衣服，关掉电灯，把门锁上，直到疼痛消退才走出来。他不许任何人进去，不许任何人敲门。他终究会出来，穿着那身灰色的西装，散发着睡眠和床单的气味，血红的双眼浮肿。我从索拉雅口中得知，自她懂事起，将军就和塔赫里太太分房睡。我还知道他有时很小气，比如说他妻子把菜肴摆在他面前，他会尝一口，就叹着气把它推开。“我给你做别的。”塔赫里太太会说。但他不理不睬，阴沉着脸，只顾吃面包和洋葱。这让索拉雅很恼怒，让她妈妈哭起来。索拉雅告诉我，说他服用抗抑郁的药物。我了解到他靠救济金生活，而他到了美国之后还没工作过，宁愿用政府签发的支票去换现金，也不愿自贬身份，去干那些与他地位不配的活儿。至于跳蚤市场的营生，在他看来只是个爱好，一种可以跟他的阿富汗朋友交际的方式。将军相信，迟早有一天，阿富汗会解放，君主制会恢复，而当权者会再次征召他服役。所以他每天穿上那身灰色套装，捂着怀表，等待时来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