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托普哈诺夫和涅多皮尤斯金

    有一次我打过猎坐马车回来，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叶尔莫莱坐在我身边，昏昏然地打着盹儿。两只狗躺在我的脚边死死地睡去，随着车子而颠颠晃晃。车夫不时地用鞭子驱赶马儿身上的马蝇。车子后面扬起一阵阵白蒙蒙的尘土，飘若浮云。我们的车子进了灌木丛。道路更加坎坎坷坷了，车轱辘常常蹭着树枝。叶尔莫莱振了振精神，朝四下扫了一眼……“嘿！”他喊了起来，“这一带准有松鸡。咱们下车吧。”我们就下了车，走进一片灌木丛。我的狗发现了一窝鸟。我放了一枪，正要重新装弹药，在我后边突然响起重重的沙沙声，一个骑马的汉子用手拨开树枝，向我走来。“请问，”他口气傲慢地问，“您有什么权利在这儿打猎，先生？”这位陌生人说话溜快，若断若续，还带点鼻音。我仔细打量了他：我平生还未曾见过此等模样的人。亲爱的读者诸君，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矮小的人，淡黄色头发，红红的狮子鼻，长长的红胡子。头戴深红呢顶子的尖头波斯帽，帽子直压到眉毛，把额门全遮上了。身穿一件破旧的黄色短上衣，胸前挂着黑丝绒弹药袋，衣缝上镶着褪了色的银色绦带；他肩上挂着一个号角，腰带上插着一把短剑。一匹瘦弱的、凸鼻子的枣红马在他屁股下拼死劲地扭动着；两只干巴瘦的弯爪子猎狗在马腿旁边转来转去。这个陌生人的面相、目光、声音、一举一动以及他整个的人都流露出疯狂大胆的劲头和难得一见的出格的傲气；他那双失神的淡蓝色眼睛如同醉鬼眼睛似的不停地转悠着、斜视着；他的头向后仰，腮帮子鼓鼓的，鼻子呼哧呼哧地响，全身颤动，像是气盛得不得了——活像一只公火鸡。他又把自己的问话重复了一遍。

    “我不知道这儿不让打猎。”我回答说。

    “先生，”他继续说，“您是在我的地盘上。”

    “对不起，我这就走。”

    “不过请问，”他说，“您是贵族吧？”

    我通报了自己的姓名。

    “既然是这样，您就打您的猎吧。我自己也是贵族，我很高兴为贵族效劳……我叫潘捷莱·切尔托普哈诺夫。”

    他弯下身，吆喝一声，用鞭子抽一下马脖子；马晃了几下头，竖起前蹄，冲向一边，踩着了一只狗的爪子。那只狗尖叫起来。切尔托普哈诺夫火了，嘴里嘟哝起来，照着马的两耳朵中间击了一拳，比闪电还快地跳到地上，查看起狗的爪子，往伤口上吐了唾液，在狗的侧身踹了一脚，让它别再乱嚷，随后他抓住马鬃，把一只脚插进马镫里。那马扬起头，竖起尾巴，侧着身往丛林里奔去；他一只腿随着马蹦了几下，终于跨上了马鞍，猛舞鞭子，吹响号角，便跑开了。由于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意外出现，我尚未镇静下来，突然从丛林里又不声不响地冒出一个骑着小黑马的四十岁上下的胖子。他勒住马，从头上摘下绿皮帽，用尖细而柔和的声音问我，有没有看见一个骑枣红马的人？我回答说，看见过。

    “这位先生是朝哪个方向走的呢？”他还是用刚才那样的声音问，没有戴上帽子。

    “往那边去了。”

    “谢谢您。”

    他吧嗒一下嘴唇，两腿夹了夹马肚子，让马朝着我指的方向嗒嗒地小跑着前去。我瞧着他的背影，直到他的角形帽子隐没在树枝丛中。这个新来的陌生人的外表跟前面那个人一无相似之处。他那像球似的肥胖而滚圆的脸显得腼腆、和善、温顺；鼻子也显得胖胖圆圆的，露出一道道青筋，表明他是个好色之徒。他那脑瓜前边连一根头发也没剩下，后边翘着几绺稀稀落落的淡褐色发卷；一双如同用芦苇叶子切开的小眼睛亲切地眨巴着；红润的小嘴唇甜滋滋微笑着。他穿的是一件硬领的带铜纽扣的外衣，衣服已经破旧不堪了，可很干净；他的呢裤子扯得老高；长筒靴的黄镶边上露出肥肥的小腿肚。

    “这人是谁？”我问叶尔莫莱。

    “这个人吗？是季洪·伊万内奇·涅多皮尤斯金。住在切尔托普哈诺夫家里的。”

    “怎么，他很穷？”

    “是不富，连那个切尔托普哈诺夫也没有铜子儿呀。”

    “那他为什么要住在他家里呢？”

    “您不知道，他们要好着呢。两人谁都不离谁……真的像是穿连裆裤似的……”

    我们走出了灌木丛；突然那两只猎狗在我们旁边尖叫起来，一只大雪兔跑进已长得老高的燕麦田里。几只贡恰亚猎狗和博尔扎亚猎狗紧跟着从丛林中跳了出来，切尔托普哈诺夫也跟着狗冲了出来。他没有叫喊，没有喝令猎狗前去追捕，因为他已经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了；他那张着的嘴有时发出断断续续的、毫无意义的声音；他瞪着眼睛骑在马上飞奔着，用鞭子狂抽那匹可怜的马。博尔扎亚猎狗追上了……雪兔一蹲，迅速向后一转，从叶尔莫莱身旁跑过，钻进灌木丛里……几只猎狗扑空了。“快——追，快——追！”发愣的猎人好像口齿不清地使劲嘟哝说，“朋友，帮下忙！”叶尔莫莱开了一枪……雪兔被打伤了，像陀螺似的在平坦而干枯的草地打了几个滚，往上一蹦，被一只扑上来的猎狗咬住了，惨叫起来。另几只狗也都扑了过来。

    切尔托普哈诺夫翻筋斗似的跳下马，拔出短剑，叉开两腿跑到狗跟前，气冲冲地咒骂着，从几只狗那里夺下被撕烂的兔子，他的脸整个抽搐着，把短剑刺进兔子的喉咙，直刺到剑柄……刺进后便哈哈大笑起来。季洪·伊万内奇在树林边上出现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切尔托普哈诺夫又狂笑起来……“哈哈哈哈。”他的朋友也跟着他平和地笑着。

    “照理说，夏天是不应该打猎的。”我指着被踩坏的燕麦对切尔托普哈诺夫说。

    “这是我的地。”切尔托普哈诺夫仍带点喘气回答说。

    他割下兔爪子，分给猎狗吃了，把兔子拴在鞍后的皮带上。

    “朋友，谢谢你帮了一枪。”他按猎人的规矩向叶尔莫莱道了谢。“还有您，先生，”他还用断断续续的刺耳的声音对我说，“也谢谢了。”

    他骑上马。

    “请问……我忘了……尊姓大名？”

    我又报了自己的姓名。

    “认识您很高兴。如有便，欢迎来我家坐坐……”然后他又生气地说，“福姆卡这家伙上哪儿去了，季洪·伊万内奇？追捕雪兔的时候他就不在。”

    “他骑的那匹马死了。”季洪·伊万内奇微笑着回答。

    “怎么死的？奥尔巴桑死啦？真倒霉！……他在哪儿，在哪儿？”

    “在那边，林子后边。”

    切尔托普哈诺夫照马脸抽了一鞭，那马便拼命地跑起来。季洪·伊万内奇向我鞠了两个躬——一个是为他自己，一个是代表他的同伴，然后又让马不慌不忙地进入丛林里。

    这两位先生强烈地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是什么能使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结成如此形影不离的朋友呢？我开始做了些调查。下面就是我打听到的情况。

    潘捷莱·叶列梅伊奇·切尔托普哈诺夫是附近一带有名的令人生畏的狂人，头等傲慢和爱吵架的人。他在部队里待过极短的时间，由于发生一起“不愉快事件”而退了伍，退伍时他按当时流行的说法，还只是个“算不上鸟的母鸡”。他出生于一个曾经很富有的世家；他们先辈们生活得十分阔气，按乡下的习俗来说，就是待客大方，不管是邀请来的或不请自来的客人，都一律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还发给每位客人的车夫一俄石燕麦喂马；家里养着一批乐师、歌手、小丑和狗，在节庆日子里请大家喝葡萄酒和麦酒，每到冬天便坐自家的马拉的笨重马车前往莫斯科，可有的时候一连几个月身无分文，靠吃家禽度日。潘捷莱·叶列梅伊奇的父亲所继承的已经是一份破败的家业；他当家时又大肆“挥霍”一通，到死的时候，留给他唯一的继承人潘捷莱的就只有被抵押出去的别索诺沃村，以及三十五名男农奴和七十六名女农奴，还有科洛布罗多瓦荒地上的十四又八分之一俄亩不适于耕种的土地，再说，在死者遗留的文书中也没有找到这块地的任何地契。这位死者的确是由于那些古怪的做法而破了产的，是所谓的“经济核算”害了他。依他之见，贵族不应该依靠商人、市民以及诸如此类的所谓的“强盗”；他在自己的田庄上兴办了各种各样的作坊和工场。“又体面，又合算，”他常常说，“这就是经济核算！”他至死都没有放弃这种要命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使他落到倾家荡产。不过他倒是开心了一大阵子！不管想起什么怪念头，他都要试一试。他老生出一些怪念头，有一次他按自己的设想造了一辆特大的家用马车，尽管把全村所有的农家马连同马的主人都召集来，一齐使劲地拉这辆车，可是车子到了第一个斜坡处就翻倒了，并且散了架。叶列梅·卢基奇（潘捷莱的父亲叫叶列梅·卢基奇）下令在这个斜坡上建一个纪念碑，而他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他还想造一座教堂，当然由自己来设计，不要建筑师协助，他砍去整片林子用来烧砖瓦，地基打得老大，够建一个省城的大教堂，砌好墙，就开始架圆屋顶，可是圆屋顶掉了下来，再架上去，又塌下来，再架第三次，第三次又垮下来。这位叶列梅·卢基奇便寻思起来：事情这么不顺……准是有人兴妖作怪……于是立即下令把村子里的所有老太婆通通鞭打一遍。老太婆都被鞭打过了，可是圆屋顶照样盖不成。后来他又按新想出的计划着手为农家改造住房，一切都根据经济核算；让每三户的房子组成三角形，中央竖一根竿子，竿上挂一个油漆的椋鸟笼和一面旗子。他几乎天天都要想出个花点子：或用牛蒡做汤，或剪下马尾给仆人制帽子，或用荨麻代替亚麻，或用蘑菇喂猪……然而，他不单单搞一些经营方面的花样，也很关心农人们的福利。有一次他在《莫斯科导报》上读到哈尔科夫的地主赫里亚克·赫鲁皮奥尔斯基的一篇论述道德在农民生活中的效用问题的文章，第二天他就下令：所有的农人都必须背熟哈尔科夫地主的这篇文章。农人们都把这篇文章背熟了；老爷问他们是否懂得文章里写的意思，管家回答说：“怎么不懂呢！”就在那时候前后，他为了维持秩序和经济核算，吩咐把手下所有的人都编上号，让每个人在衣领上缝上自己的号码。任何人遇到主人时，都要喊“某某号到！”主人便和蔼地回答说：“好，你去吧！”

    可是，尽管他很关心秩序和经济核算，叶列梅·卢基奇还是渐渐陷入极困难的境地：起初把自己的几个村子抵押出去，后来便一个个地卖掉了；而最后的祖传老窝，即那个有一座没有建成的教堂的村子，是由官府拍卖的，幸亏不是在叶列梅·卢基奇生前拍卖的——如果是那样，他一定经不起这种打击的——而是在他故世后两星期。他总算来得及死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床上，周围有自己的人，有自己的医生在照料；然而可怜的潘捷莱到手的就只有一个别索诺沃村了。

    潘捷莱得知父亲生病消息的时候，还在部队里任职，正牵扯在上面提到的“不愉快事件”里。那时他刚满十九岁。他打小就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家，在自己的极其善良但又十分愚蠢的母亲的培养下，成了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少爷。她一人操持他的教育；叶列梅·卢基奇一头埋在他的经济设想上，顾不上儿子的教育。诚然，有一次他亲手惩罚过儿子，原因是儿子把字母“尔齐”念成了“阿尔齐”，不过这一天叶列梅·卢基奇心里深有隐痛，因为他的一只最好的狗撞在树上身亡了。再说，瓦西利萨·瓦西利叶夫娜对潘秋沙的教育也只做过一次煞费苦心的努力：她费了老大劲为儿子请到一位家庭教师，此人是个退伍士兵，阿尔萨斯人，名叫比尔科普夫，她直到死在这位教师面前总像树叶似的发颤。她想：“要是他不干了，我就完了！我可怎么办？我上哪儿另找老师呀？这一个我还是费了牛劲才从女邻居家挖过来的！”比尔科普夫是个机灵鬼，立刻利用了自己的特殊地位：整天喝得烂醉，躺着睡大觉。潘捷莱学完各门课程后就去服役了。瓦西利萨·瓦西利叶夫娜已经不在人世了。她是在这件大事发生之前半年受惊而死的：她梦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骑着一头熊，胸前标着“反基督者”字样。叶列梅·卢基奇不久也跟着他的老伴去了。

    潘捷莱一听到父亲患病的消息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见父亲最后一面了。这个孝子全然没有料到，他已从一个富有的继承人变成了穷光蛋，这使他多么吃惊呀！能有几人受得了如此剧烈的人世沧桑呢。潘捷莱变得粗野了、冷酷了。他原先虽然有点任性、急躁，可是为人正直、慷慨、善良，如今却变得又傲慢又鲁莽，不再与乡邻们往来——他羞于与富人攀交，又不屑于与穷人为伍——不管对什么人他都粗暴极了，甚至对当权人士也是如此，因为他常觉得自己是世袭贵族。有一次警察局长没有脱帽走进他的房间，差一点被他开枪打死。当然，当权人士也不放任他，一有机会就让他明白，他们也是不好惹的；可是大家还是有点怕他，因为他的脾气暴躁，一两句话不投机，就要动刀子。切尔托普哈诺夫便会两眼直转，话音也变得断断续续……“啊哇……哇……哇……哇，”他叽里咕噜地说，“我这脑袋不要了！”……简直要玩命！虽然如此，他却为人清白，从不做任何亏心事。当然，也没有人去登他家的门……可是他的心地是善良的，甚至有其伟大之处：遇到不公平的事、仗势欺人的事，他就不能容忍；他常给自己的农人当靠山。“怎么？”他狂怒地敲着自己的脑袋说，“想欺侮我的人，我的人？只要有我切尔托普哈诺夫在，休想！……”

    季洪·伊万内奇·涅多皮尤斯金就没法像潘捷莱·叶列梅伊奇那样以自己的出身自诩了。他的父亲出身独院地主，当了四十年的差，才捞到个贵族称号。老涅多皮尤斯金先生也是一个时乖命蹇的人，灾难如冤家似的紧追着他。这个可怜的人从生到死的整整六十年里，一直同小人物所必遭的种种贫困、疾病和灾祸奋力拼搏；他如鱼撞冰似的拼命挣扎着，吃不饱，睡不好，低头哈腰，操劳、忧心、疲惫，为每个铜板而战战兢兢，工作确实任劳任怨，可是既没有为自己也没有为孩子挣得温饱，最后就不知死在阁楼上或是死在地窖里。命运就像猎犬追兔子似的把他折腾得筋疲力尽。他是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只按“职位”收点贿赂——从十戈比到两卢布。老涅多皮尤斯金有过一位生肺病的瘦弱的妻子；养过几个孩子，幸亏不久大都夭折了，只剩下儿子季洪和女儿米特罗多拉；这个女儿有个外号叫“俏妞”，经过一连串既可悲又可笑的事件之后，嫁给了一个退职的司法检察官。老涅多皮尤斯金先生总算在生前给季洪谋到一个编外办事员的职务；但父亲去世后，季洪便立即辞职不干了。长期的忧心焦急与饥寒的苦挣苦扎，母亲的悲愁丧气，父亲的拼死奔忙，房东和店主的粗暴欺压——季洪天天受到所有这些痛苦的不断折磨，便养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胆怯：一见到上司，就会浑身哆嗦，吓得要死，像一只被抓住的小鸟。他放弃了职位，漫不经心的、也许爱开玩笑的老天爷赋予人以各种各样的能力和爱好，但一点也不考虑人的社会地位和财产；老天爷凭着自己特有的关怀和爱心把穷官吏的儿子季洪塑造成一个多愁善感、懒散、柔弱、窝囊的人——一个特别贪图享受，并具有极灵敏的嗅觉和味觉的人……老天爷把这个作品塑造好了，又给以精心的加工之后，就让它靠酸白菜和臭鱼生长了。这件作品长大了，便开始了所谓“生活”。好戏就开场了。曾对老涅多皮尤斯金折磨不休的命运又来折磨这个儿子了：显然，它折磨出瘾来了。不过它折磨季洪的方式大为不同：不是让他受苦，而是拿他逗乐。命运从来不使他陷于绝境，也不让他体验饥饿的羞辱辛酸，但迫使他浪迹全国，从魏里基·乌斯秋格到察列沃·科克沙依斯克，去干一种又一种卑贱可笑的差事：有时关照他，让他到一个脾气暴躁而又爱唠叨的贵族女善人家里去当“大管家”，有时安排他到一个富有而吝啬的商人家充食客；有时派他给一个突眼睛、留英国发式的老爷当家庭秘书长，有时又支使他到一个爱犬者家里充当半家仆半小丑的角色……总之，命运驱使可怜的季洪一滴一滴地喝干尽人摆布的生活的苦涩毒酒。他一辈子都是为那些百无聊赖的贵族老爷效劳，满足他们刁钻古怪的要求，调节他们空虚无聊的生活……有多少回，客人们拿他取笑逗乐个够，才放了他，他独自回到房间里，心里羞惭如焚，眼里涌上绝望的冷泪，他发誓第二天要偷偷跑掉，到城里去碰碰运气，哪怕当一个小小抄写员也好，要不然干脆饿死在街头算了。可是一、上帝没有赐予他意志力，二、他胆小怕事，三、最后不知如何去谋职，不知去求谁？“人家不会要我的，”这倒霉蛋常常在床上灰心丧气地辗转反侧，自言自语地说，“人家不会要我的呀！”于是到了第二天，还是老着脸皮去干原来的差使。可是那瞎操心的天老爷却没有赋予他一丁点儿干滑稽小丑这一行所必不可缺的能力和才华，所以他显得格外难堪。比如说，他不善于反穿着熊皮大衣跳舞跳到累倒在地的程度，也不善于在乱舞鞭子的人旁边插科打诨献殷勤；在零下二十度时要他脱光衣服，有时就会伤风；他的胃既耐不住掺进墨水和其他脏东西的酒，也耐不住泡了醋的蛤蟆菌和红菇。要不是他的最后的恩人，一个发了财的专卖商，因一时高兴而想起在遗嘱中添了一笔，那季洪的前途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呢。那商人在遗嘱中写了这样的话：“将我自己购置的别谢连杰夫卡村连同所属土地分给焦贾（即季洪）·涅多皮尤斯金，作为他永久的世袭产业。”过了没几天，这位恩人在喝鲟鱼汤时突然中风身亡了。一时间吵翻了天；法院派人来了，把财产暂加封存。亲戚们也都前来；打开遗嘱并宣读了，就派人去叫涅多皮尤斯金来。涅多皮尤斯金来了。大部分到场的人都知道季洪·伊万内奇在恩人这里是干什么的，因此都以震耳的喊声和嘲笑的恭喜话去迎接他。“地主来了，他就是那位新地主呀！”另一些继承人这样叫嚷道。“可不是吗，”一个有名的爱说俏皮话和笑话的家伙接过话说，“可以说一点也不错……确确实实……就是那个……所谓的……继承人。”大家哄堂大笑。涅多皮尤斯金久久不肯相信自己有这份福气。人家把遗嘱给他看——他脸红了，眯起眼睛，挥动双手，放声大哭。众人的哈哈笑声汇成一片浓重的喧哗声。别谢连杰叶夫卡村一共只有二十二个农奴；没有人为它而大感可惜，为什么就不趁此机会寻点开心呢？有一个来自彼得堡的继承人，一个长着希腊人鼻子、带着高贵的脸部表情、显得神气活现的汉子罗斯季斯拉夫·阿达梅奇·什托佩利忍不住了，侧着身子走到涅多皮尤斯金跟前，扭过头傲慢地瞅了他一眼。“先生，据我所知，”此人带着轻蔑而随便的神情说起话来，“您在尊敬的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家里是一个所谓逗乐解闷的仆人吧？”这位从彼得堡来的先生把话说得干净利落、正确无误。惶惶不安的涅多皮尤斯金没有听清这位不认识的先生的话，而其他的人立刻都不作声了，那个爱说俏皮话的人傲慢地笑了笑。什托佩利先生搓了搓手，把自己说的话重复了一遍。涅多皮尤斯金惊讶地抬起眼睛，张着嘴巴。什托佩利先生鄙薄地眯起眼睛。

    “恭喜您呀，先生，恭喜，”他接下说，“真的，可以说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用这种方式给自己挣饭吃的；不过，de gustibus non est dis putandum——也就是说，各有各的口味嘛……对不对？”

    后边有一个人由于又惊又喜，迅速而不失礼貌地尖叫了一声。

    “请您说说，”什托佩利先生受到众人的笑声的巨大鼓舞，又接下去说，“您主要是靠什么才能获得您的这份福气呢？别难为情，说说吧；我们这里可以说都是自家人，en famille。诸位，我们这里都是en famille，对吗？”

    什托佩利先生拿这话随便问了问一个继承人，可惜那个人不懂法语，所以只能带着赞同的神情轻轻地支吾一声。然而另外一个额门上有些黄斑的年轻继承人连忙接话说：“维，维，当然啰。”

    “也许，”什托佩利又说道，“您会两脚朝天用两手走路吧？”

    涅多皮尤斯金愁苦地瞧了瞧周围：每张脸孔都恶意地笑着，所有的眼睛都笑出了泪水。

    “或许，您会学公鸡叫？”

    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随即又静了下来，等着看下面的热闹。

    “或许，您能在鼻子上……”

    “住嘴！”一个尖锐而响亮的声音猛然打断了什托佩利的话，“你们欺侮一个穷人，多不害臊！”

    大家转过头瞧了瞧。门口站着切尔托普哈诺夫。他是故世的专卖商的远房侄儿，所以也接到请帖前来参加亲属集会。在宣读遗嘱的整段时间里，他像平日一样矜持地站得离别人远远的。

    “住嘴！”他骄傲地昂着头，重复了一下。

    什托佩利先生一下转过身去，看见一个衣着寒酸、外表很不起眼的人，便低声问身旁的一个人（总是小心为好嘛）：

    “他是什么人？”

    “切尔托普哈诺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那个人在他耳边回答说。

    什托佩利装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您算老几，竟敢发号施令？”他眯起眼睛，用鼻音说，“请问，您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切尔托普哈诺夫像火药碰到火星似的立即就炸了，他愤怒得喘不过气来。

    “哧……哧……哧……哧。”他好像被扼住脖子似的哧哧地喊了起来，突然又如雷鸣般喊道：“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是潘捷莱·切尔托普哈诺夫，世袭贵族，我的祖先是替皇上效过力的，而你算什么人？”

    什托佩利的脸一下刷白了，后退了一步。他没料到会受到这样的回击。

    “我是……我是……”

    切尔托普哈诺夫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什托佩利惊慌万状，急忙后退，客人们向这个怒不可遏的地主涌上来。

    “决斗，决斗，马上隔着手绢射击！”气得发狂的潘捷莱大喊大嚷，“否则要向我道歉，也要向他道歉……”

    “道歉吧，道歉吧，”在什托佩利周围的那些惊慌不已的继承人们低声说，“他可是个十足狂人，会动刀子的。”

    “请原谅，请原谅，我不知道，”什托佩利喃喃地说，“我是有眼不识……”

    “也向他道歉！”不肯罢休的潘捷莱吼道。

    “也请您原谅！”什托佩利又朝涅多皮尤斯金说，而涅多皮尤斯金此时却像患热病似的在打哆嗦。

    切尔托普哈诺夫气消了，走到涅多皮尤斯金跟前，拉住他的手，神气地向周围扫了一眼，毫不理睬任何目光，在一片肃静中带着死者自购的别谢连杰叶夫卡村的这位新主人堂而皇之地从房子里走了出去。

    他俩打那一天起就形影不离了。（别谢连杰叶夫卡村和别索诺沃村仅隔八俄里地。）涅多皮尤斯金的无限感激之情立即变成俯首帖耳的敬仰。懦弱温顺而非十分单纯的季洪便拜倒在大胆无畏而又公正无私的潘捷莱的脚下了。“那真是不容易呀！”他有时暗自地想，“他跟省长谈话，敢直盯着对方的眼睛呢……确实是直盯着看的呀！”

    他对他惊奇得不得了，简直惊奇得不可思议，认为他既聪明又博学，不是寻常之辈。倒也是，切尔托普哈诺夫所受的教育不管怎样差，而同季洪所受的教育一比，那就显得多得多了。的确，切尔托普哈诺夫俄文书读得甚少，法文学得很差，差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有一次有一位瑞士籍家庭教师问他：“vous parlez franais，monsieur？”他回答说“热不会”，又稍想了一下，补说了一个字——“帕”。不过他总算记得世界上有一个非常机智的作家伏尔泰，也记得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知道他在军事方面也赫赫有名。在俄罗斯作家中，他尊崇杰尔查文，又喜欢马尔林斯基，并把一只最出色的狗取名为阿马拉特·别克……

    同这两位朋友初次见面之后过了几天，我便去别索诺沃村拜访潘捷莱·叶列梅伊奇。老远就瞧见他那不大的住屋；它矗立在离村庄半俄里的一片光秃秃的地方，真可谓“茕茕孑立”，宛若停在耕地上的一只老鹰。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整个宅院共有四座大小不一的破旧房子，即厢房、马厩、棚屋和浴室。各座房子都是互相分开的，自成一体，没有围墙，也不见大门。我的车夫迟疑地把车停在一个井栏烂了一半、井身已淤塞了的旧水井旁边。在棚屋旁边有几只瘦巴巴的、毛蓬蓬的小猎狗在啃食一匹死马，大概就是那匹叫奥尔巴桑的马吧；一只小狗抬起沾满血的嘴，匆忙地叫了几声，又啃起那露出来的肋部。马的旁边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厮，长着一张浮肿的黄脸，穿着仆人服，光着脚丫；他正经八百地看着那些交他照管的狗，有时用鞭子抽几下最嘴馋的狗。

    “老爷在家吗？”我问。

    “谁知道呢！”那小厮回答说，“您去敲敲门看。”

    我跳下马车，走到厢房的台阶前。

    切尔托普哈诺夫先生住屋的外观是极为寒碜的：圆木都变黑了，向前突着“肚子”，烟囱倒塌了，屋角有些霉烂，又倾斜了，灰蓝色的小窗在耷拉下来的乱糟糟的屋檐下显得说不出的萎靡，宛如一些老荡妇的眼睛。我敲了敲门，无人回应。然而我听到里面有刺耳的声音：

    “a，6，в；跟着念，笨蛋，”一个嘶哑的声音说，“a，6，в，r……不对！г，д，e！e！……跟着念，笨蛋！”

    我又敲了敲门。

    刚才那声音喊道：

    “进来吧，是谁呀？”

    我走进空荡荡的小前室，从敞开的门里看见了切尔托普哈诺夫。他穿的是油迹斑斑的布哈拉长袍和肥大的灯笼裤，头戴红色小圆帽，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抓住一只小狮子狗的头，另一只手拿着一块面包，伸在狗的鼻子上边。

    “啊！”他庄重地说，仍坐着不动，“大驾光临，非常欢迎。请坐。我在训练这只文佐尔呢……”他又提高嗓门喊道：“季洪·伊万内奇，上这儿来。客人来了。”

    “马上来，马上来。”季洪·伊万内奇在隔壁房间里回答说。“玛莎，把领带拿给我。”

    切尔托普哈诺夫又转向文佐尔，把一小块面包搁到它鼻子上。我打量了一下周围。在这房间里，除了一张有十三条长短不齐腿的歪歪扭扭的活动桌子和四把坐瘪了的草垫椅子之外，就没有其他家具了；很久以前粉刷过的墙上布满星形的蓝斑，多处已经掉了白灰；两扇窗子之间挂着一面镶有很大红木框的镜子，镜面已经裂了，显得模糊不清。角落里搁着几根长烟管和猎枪；天花板上挂下一条条又粗又黑的蜘蛛丝。

    “a，6，в，г，д，”切尔托普哈诺夫慢条斯理地念着，突然气恼地大喊：“e！e！e……多笨的畜生！……e……”

    这只倒霉的狮子狗只是哆哆嗦嗦着，不想张开嘴巴；它仍然坐着，难过地蜷着尾巴，歪着头，灰溜溜地眨巴着眼睛，又把眼睛眯起来，仿佛心里在说：随您便吧！

    “吃吧，来！抓住！”不肯罢休的地主叨咕着说。

    “您把它吓着了。”我说。

    “那就让它滚吧！”

    他踹了狗一脚。这只怪可怜的畜生慢慢地站起来，鼻子上的面包掉了下来，仿佛踮着脚尖似的朝前室走去，一副深受委屈的样子。的确是的：生客头一次来，主人竟这样不顾它的面子。

    另一房间的门小心地开了，涅多皮尤斯金先生进来了，他面带微笑，愉快地向我打招呼。

    我站起来，鞠一下躬。

    “别客气，别客气。”他低声地说。

    我们坐了下来。切尔托普哈诺夫到隔壁房间去了。

    “您来我们这地方很久了吗？”涅多皮尤斯金以柔和的声音说起话来，用手遮住嘴咳了一下，为了表示礼貌，把手指在唇前遮了一会儿。

    “有一个多月了。”

    “哦，是这样。”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这几天天气真好，”涅多皮尤斯金接下说，并带着感谢的神情看了看我，似乎天气好是由于我的关系，“庄稼长得可以说好极了。”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

    “潘捷莱·叶列梅伊奇昨天抓到了两只灰兔，”涅多皮尤斯金使劲地找点话说，显然是想让谈话变得活跃一些，“真的，那两只灰兔可大啦。”

    “切尔托普哈诺夫先生的狗很好吧？”

    “他的狗都棒着呢！”涅多皮尤斯金高兴地回答说，“可以说，全省第一流。（他向我挪近一点。）没得说！潘捷莱·叶列梅伊奇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只要希望什么，只要想到什么，你就瞧吧，准会办到，什么都搞得挺热火的。我对您说，潘捷莱·叶列梅伊奇他……”

    切尔托普哈诺夫走了进来。涅多皮尤斯金笑了笑，把话打住了，使眼神让我好好看一看他，似乎想说：您自己看看就信了。我们开始聊起打猎的事来。

    “要不要给您看看我的猎狗？”切尔托普哈诺夫问我，不等我回答，就喊卡尔普来。

    进来一个很壮实的小伙子，他穿一件绿色土布外套，缝有浅蓝色衣领和仆人服的纽扣。

    “吩咐福姆卡，”切尔托普哈诺夫断断续续地说，“叫他把阿马拉特和萨伊加带过来，要弄得整整齐齐的，懂吗？”

    卡尔普咧开嘴笑了笑，回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便出去了。福姆卡来了。他头梳得亮亮的，衣服穿得笔挺，脚蹬长筒靴，带着几只狗。我出于礼貌，只好对这些蠢畜生赞赏几句（这些博尔扎亚猎狗都蠢得很）。切尔托普哈诺夫向阿马拉特的鼻孔里吐几口唾沫，可是这显然没有给这只狗带来一点点的快感。我们又聊了起来。切尔托普哈诺夫渐渐变得十分和气，不再气鼓鼓的了；他脸上的表情也变了。他瞧瞧我，又瞧瞧涅多皮尤斯金……

    “嘿！”他忽然喊道，“她干吗一个人待在那里呀？玛莎！喂，玛莎！上这儿来。”

    隔壁房间里开始有人走动，但没有回答声。

    “玛——莎，”切尔托普哈诺夫又亲切地唤了一声，“上这儿来，没有关系的，不用怕。”

    门轻轻地开了，我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身材修长而匀称，一张茨冈人的黝黑的脸，一双黄褐色的眼睛，一条漆黑的辫子；又大又白的牙齿在丰满红润的嘴唇里闪闪发亮。她穿一件白色连衣裙，披一条浅蓝色的披肩，在靠近喉头处用金别针别住，这披肩把她健美的细手臂遮住了一半。她带着村野女子的羞涩神情挪前两步就站住了，低下了头。

    “好，我来做一下介绍，”潘捷莱·叶列梅伊奇说，“说妻子又不是妻子，就算妻子吧。”

    玛莎稍稍红了一下脸，窘惑地微微一笑。我向她深深地鞠了个躬。她很令我喜欢。细巧的鹰鼻和张开的半透明的鼻孔，大胆扬着的高高的眉毛，苍白而微微凹进的脸颊——她的整个面相显露出任性的激情和无所顾忌的胆量。在盘好的辫子下有两绺发亮的短发垂在宽宽的脖子上——这是血性和坚强的特征。

    她走到窗前坐下来。我不愿加重她的窘迫感，便与切尔托普哈诺夫交谈起来。玛莎微微转过头，皱起眉头，悄悄地、腼腆地、迅速地打量了我一下。她那目光像蛇芯子一般闪耀着。涅多皮尤斯金坐到她身旁，在她耳边嘀咕了几句。她又笑了笑。她笑的时候稍稍蹙起点鼻子，翘起上唇，使她的脸平添了既像猫又像狮子的表情……

    “哦，你真是棵含羞草呀。”我心里想，同时也偷偷地瞧了瞧她那柔软的身躯、平平的胸部和有点生硬的、敏捷的动作。

    “啊，玛莎，”切尔托普哈诺夫说，“该拿点什么款待客人，是吧？”

    “咱们有果酱。”她回答。

    “好，就拿果酱来，顺便再拿点酒来，还有，听我说，玛莎，”他在她背后又喊了一句，“把吉他也拿来。”

    “拿吉他干什么？我不唱歌。”

    “为什么？”

    “不想唱。”

    “哎，瞎说，你会想唱的，只要……”

    “只要什么？”玛莎一下皱起眉头问。

    “只要请你唱。”切尔托普哈诺夫有点难为情地说。

    “哼！”

    她出去了，一会儿就拿着果酱和酒回来，又坐到窗前。她的额头还露出一道皱纹；两道眉毛一扬一落的，宛如黄蜂的触须……读者，您可曾注意到黄蜂的凶相是什么样的？我心想，大雷雨要来了。谈话也不顺畅了。涅多皮尤斯金一声不吭，强装微笑；切尔托普哈诺夫气喘吁吁，面红耳赤，瞪着眼睛；我已准备走了……玛莎忽然站起来，猛一下打开了窗子，探出头去，气冲冲地呼喊一个过路的村妇：“阿克西尼娅！”那村妇吓了一跳，本想转过身来，不料脚底下一滑，砰的一声摔倒在地。玛莎身子向后一仰，哈哈大笑起来；切尔托普哈诺夫也笑了，涅多皮尤斯金高兴得尖喊起来。我们都为之精神一振。只打了一下闪电，大雷雨就过去了……天空又晴朗了。

    半小时之后没有人认得我们了：我们全像孩子似的瞎聊着、玩闹着。玛莎玩得比谁都起劲——切尔托普哈诺夫用眼睛馋相地盯着她看。她的脸色泛白，鼻孔张大着，在同一时间里眼睛亮一下又暗下去。这村野女子玩得可来劲了。涅多皮尤斯金迈着他那粗短的腿跟在她后面一晃一摆，活像公鸡追赶母鸡。连文佐尔也从前室里的凳子下爬了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瞧了瞧我，也突然跳起来，叫起来。玛莎飞奔到另一房间，拿来吉他，扯下肩上的披巾，敏捷地坐下来，昂起头，唱起了茨冈歌曲。她的声音嘹亮，带点颤音，像一个有裂纹的玻璃铃，时扬时抑……使人心里觉得既亲切又恐惧。“啊，烧吧，说吧……”切尔托普哈诺夫跳起舞来。涅多皮尤斯金跺起脚，用碎步跳了起来。玛莎整个人扭来扭去，好像桦树皮在火中燃烧；纤细的手指在琴弦上灵活地滑动着，黝黑的喉头在两道琥珀项链下缓缓起伏。有时她猛一下不唱了，疲惫地坐下来，仿佛不大情愿地拨着琴弦，切尔托普哈诺夫也停下舞步，只耸动肩膀，在原地倒换着两脚；涅多皮尤斯金像中国的瓷器人一样摇着脑袋；有时玛莎又像疯了似的唱了起来，直起腰身，挺起胸脯，切尔托普哈诺夫又蹲下来跳，常常跳得老高，几乎碰到天花板，又像陀螺似的旋转着，高声喊着：“快！”……

    “快、快、快、快！”涅多皮尤斯金也急速地跟着叫喊。

    那天很晚很晚我才离开别索诺沃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