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印明經世文編序
吳晗
中華書局把清代列為禁書、流傳很少的明經世文編影印行世，這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清乾隆時多次頒布禁燬書目，主要目的是要掩飾清代先世和明朝的關係，說成建州部族從來是一個獨立的民族，沒有受過明朝冊封等等，替祖先臉上抹金。明經世文編恰好收入清朝皇帝最不願意為人所知的一些歷史文獻，例如王瓊王晉溪本兵敷奏為計處夷情以靖地方事。說出建州左一些首領「做賊」的行逕；張學顏張心齋奏疏撫遼疏和申飾邊臣撫夷疏，說出建州領袖王台、王杲對明朝的不同態度；楊道賓楊宗伯奏疏海建二夷踰期違貢疏和海建夷貢補至南北部落未明遵例奏請乞賜詰問以折狂謀事，說明建州和海西兩部對明朝的朝貢制度、時間、人數和奴兒哈赤兵力情況；熊廷弼熊經略集敬陳戰守大略疏、上葉相公書、答友人書，更具體說出李成梁如何計殺奴兒哈赤祖父叫塲和他失，又封奴兒哈赤為龍虎將軍，奴兒哈赤遠交近攻，日益強大的原委；姚希孟姚宮詹文集建夷授官始末，更是原原本本闡述了建州和明朝的關係。這些真實的寶貴的史實，觸怒了清朝統治者，明經世文編因之被列為禁書。現在這部書影印行世了，這一段被埋沒的史實又重見天日了，值得我們高興。
但是，這部書的史料價值決不止於此，還有它更大的意義。
明經世文編是一部從歷史實際出發，總結明朝兩百幾十年統治經驗，企圖從中得出教訓，用以改變當前現實、經世實用的書。這部書的編輯、出版，對當時的文風、學風是一個嚴重的挑戰，對稍後的黃宗羲、顧炎武等人講求經世實用之學，也起了先行者的作用。
書的編輯時間在明崇禎十一年（公元一六三八），二月開始，十一月便編成，時間極為短促。
在這年之前，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六），建州奴兒哈赤稱帝，國號後金，建元天命。四十七年（公元一六一九）明朝派楊鎬四路出兵，攻打後金，三路全軍覆沒。天啟二年（公元一六二二）山東白蓮教徒起義，崇禎元年（公元一六二八）陝北農民起義，三年（公元一六三○）後金軍入關包圍北京，八年（公元一六三五）李自成、張獻忠會合，十年（公元一六三七）張獻忠攻安慶，李自成入四川。在這年之後，崇禎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李自成農民軍攻下北京，明朝政權便宣告結束了。
這部書編輯的時候，正是明朝內部階級鬥爭極為激烈的時代，對建州的民族矛盾極為尖銳的時代。黃澍序文所說：「南寇北奴，日益滋大。」正說明了明朝統治階級所面臨的情況。
統治階級中的知識分子，文人也罷，儒生也罷，對現實情況的反映如何，明經世文編幾篇序文作了回答。黃澍序說：「乃文人柔弱，既已論卑氣塌，無當上旨，凡而呫哦誦記，自章句而外無聞焉。」指出文人伊伊啞啞，除了章句之學以外，什麼也不懂。陳子龍序說：「俗儒是古而非今，擷華而舍實。夫保殘守缺，則訓詁之文充棟不厭，尋聲設色，則雕繪之作永日以思。至於時王所尚，世務所急，是非得失之際，未之用心，苟能訪求其書者蓋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絀，故曰士無實學。」儒生是古非今，講形式不求實質，訓詁、詞藻，成天揣摩，至於當前現實問題，世務所急，卻從不用心，連是非得失也搞不清楚，結論是士無實學。至於作了官的士大夫呢，徐孚遠序說：「今天下士大夫無不搜討緗素，琢磨文筆，而於本朝故實，罕所措心，以故掞藻則有餘，而應務則不足。語云：高論百王，不如憲章當代。」同樣是只講詞藻，不了解過去，也不了解現實。許譽卿序更慨嘆地說：「予惟學士大夫平生窮經，一旦逢年，名利嬰情，入則問舍求田，出則養交持祿，其於經濟一途蔑如也。國家卒有緩急，安所恃哉！」他們沒有作官以前，讀的是經書，和現實無關；中了科舉以後，在家搞房子買田地，做官搞好關係作巧宦，對於現實問題的解決，毫不關心：國家有事，怎麼能依靠這種人呢！總之，一句話，儒生、士大夫中大部分人對現實問題不關心，更談不上研究。
這就是明朝末年的文風、學風！空疏，不學：在文學方面，公安、竟陵是代表；在哲學思想方面，王學末流空談性命的一羣人是代表。
明經世文編的編輯是當時一部分較有遠見的知識分子，為了反對這種有害的文風、學風，要求通過歷史實際的學習，總結前人經驗，來解決當前的問題的努力。
這部書的編輯也是有所繼承的，前此，有陳九德的明名臣經濟錄，分為十目，取奏疏事蹟上有關治道的分別編列，時間從明初到正德末年止；有陳其傃的明經濟文輯，分十七目；有萬表的明經濟文錄等等。明經世文編繼承了這個傳統，規模更大。後於此。清朝人編的經世文編，那就更多了。
編輯採用主編負責、集體選輯的方法。
主編的主要人物是陳子龍、徐孚遠、宋徵璧三人：都是江蘇松江人。
陳子龍（公元一六○八－－一六四七）字臥子，擅長制藝（八股）文字，詩賦古文駢文也寫得很好，年輕時就很出名，崇禎三年舉人，十年中進士。官紹興推官，升兵科給事中。清兵南下，子龍和太湖義兵相結，事敗被俘，投水自殺。
徐孚遠（公元一五九九－－一六六五）字闇公，崇禎十五年舉人。清兵破松江，孚遠從魯監國漂泊海島，後來到台灣依鄭成功，死在那裏。
宋徵璧原名存楠，字尚木，天啟七年舉人，後改名徵璧，崇禎十六年進士。明亡，和弟徵輿都投降了清朝。
明朝末，東南各地知識分子紛紛組織文社，講求制藝，議論朝政，聲勢最大的是蘇州以張溥、張采為首的復社。松江則有幾社的組織。幾社取義於絕學有再興之幾，和知幾其神的意義。幾社的主要成員同時也參加了復社。初創時有所謂幾社六子：徐孚遠、陳子龍、夏允彝、杜麐徵、彭賓、李雯。宋徵璧是後來參加的。初創於崇禎二年（公元一六二九），以文會友，搞得很熱鬧。後來便和書坊合作，選刻時文，由徐孚遠主持編選，從崇禎五年到十四年，刻了幾社會義五集，會義很受要參加考試士子們的歡迎，參加幾社的人也越來越多，超過百人了。在選刻時文的基礎上，陳子龍等編輯了明經世文編。
據宋徵璧所撰凡例，編輯分擔任務，徐孚遠、陳子龍十居其七，宋徵璧十居其二，此外李雯、彭賓、何剛等都曾參加商酌。以此，文編各卷都列有陳子龍、徐孚遠、宋徵璧三人姓名，其餘一人則李雯、宋存標等輪流列名。綜計全書，列名選輯的二十四人，列名參閱的一百四十二人。選輯的都是松江人，是負實際工作的；參閱的則是分散在各地的人，參加文集的搜集或校選工作的。
選文的原則，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一，明治亂：「此書非名教所裨，即治亂攸關，若乃其言足存，不以人廢，分宜（嚴嵩）老奸，秩宗之文，採其數篇。近者熊芝崗（廷弼）剛悻自用，已經伏法，然籌策東隅，多有英論，無諱之朝，可以昭揭。」
二，存異同：「異同辯難，將以彼我未通，遂成河漢，就其所陳，各成一說。如大禮之議，張、桂與新都並存；河套之役，襄愍與東涯各異。一哈密也，或主閉關，或主授爵；一倭奴也，或主封貢，或主征討。又若軍伍之虛，邊墻之修廢，膠萊海運之通塞，得失雖殊，都有可採，不妨兩存，以俟揀擇。」
三，詳軍事：「國家外夷之患，北虜為急，兩粵次之，滇、蜀又次之，倭夷又次之，西羗又次之，如北摧勁虜則詳於王威寧，南伐麓川則詳於王靖遠，兩廣寇亂則詳於韓襄毅，剿滅土達、綏戢荊襄則詳於項襄毅，處置寧藩則詳於王文成，河套恢復則詳於曾襄愍，倭奴抄掠則詳於胡少保、戚總戎、唐荊川，順義封貢則詳於王鑑川，平播則詳於李襄毅，水藺地界則詳於郭青螺，西征則詳於梅客生，東征則詳於宋桐崗，若經略奴酋則詳於熊芝崗，撫賞插部則詳於王霽宇，水西本末則詳於朱恆岳。
全書包括範圍，大體上有時政、禮儀、宗廟、職官、國史、兵餉、馬政、邊防、邊情、邊墻、軍務、海防、火器、貢市、番舶、災荒、農事、治河、水利、海運、漕運、財政、鹽法、刑法、錢法、鈔法、稅課、役法、科舉、宗室、彈劾、諫諍等各個方面。
材料的搜集，除了松江本地的藏書家以外，還通過文社的關係，吳、越、閩、浙、齊、魯、燕、趙各地的儒生、士大夫，都策力，訪求徵集，所得文集在千種以上。其中有些是文集作者子孫所收藏的，例如朱紈的甓餘集、錢薇的承啟堂集、徐階的徐文貞公集、王忬的王司馬奏疏、陸樹聲的陸宗伯文集、徐陟的徐司寇奏疏、宋懋澄的九籥集等都是。儘管如此，有些著名人物的文集，已經散佚，還是得不到。凡例說：「如韓襄毅（雍）、徐武功（有貞）皆本吳產，襄毅疏草、武功文集，訪其後人，竟未可得。瑯玡纓簪累葉，代有文人，而思質（王忬）司馬之集，已失其半。靈寶四許，鼎盛一時，問宦其地者，云諸集皆已散佚，訪求之難，大概可見。」明朝人選錄明朝人的文章，當時已經這樣困難，現在隔了三百二十多年，文編所收的文集，其中有些已經沒有傳本，只是通過文編的選錄而保存下來，意義就更重大了。
文編的史料價值，是很高的。例如宋濂渤泥入貢記、商輅贈行人劉偕立使西南夷（滿剌加）序，涉及到明代和南洋諸島的友好往來；吳桂芳議阻澳夷進貢疏、龐尚鵬題為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事，說明了澳門被蒲都麗家（葡萄牙）所佔領，和澳門的情況；徐學聚報取回呂宋囚商疏，說出當時呂宋慘殺華僑萬餘人的慘狀；姚夔捷音手疏記成化三年明朝和朝鮮合攻建州殺李滿住之役；余子俊添設將官事記建州三遷居蘇子河，明朝殺董山事；宋懋澄東征紀略記楊鎬攻建州，三路覆軍情況；毛伯溫廣時議以防虜患疏，記修建北京外城；楊榮固安提記記永定河水患；桂萼論開濬河道疏講北京河道情況，楊鼎通惠河舊道事宜疏則更具體說明：「元時水在宮墻外，船得進入城內海子灣泊。今水從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難循故道行船。」什剎海在元明兩代的不同情況；周忱與戶部諸公書，指出蘇松戶口流亡的嚴重性，並以太倉為例，批評了當時的敝政；耿裕災異疏說光是光祿寺的廚役，原額就有六千三百八十四名，後來又添了一千五百名，一個小衙門的人員如此龐大，其他衙門也就可想而知了：類此紀載，都對研究當時史事有極大的幫助。
當然，由於編選時間過於短促，缺點是難免的。例如選文重複，楊溥楊文定奏疏預備倉奏和楊文貞集論荒政文字完全相同；夏言夏文愍公集勘報皇莊疏和查勘功臣田土疏也和林俊林貞肅公集傳奉敕諭查勘畿內田地疏文字大半相同；梁儲請罷中官鹽引等疏和蔣冕乞取回劉允及停止張玉不差題本，實際上是同樣的；又如桂萼的田夷圖序和魏煥的經略總考的前三段，也是相同的。其次是斷限不嚴，如王禕送胡仲淵參謀序是元至正十五年寫的，金幼孜序灤京百詠集是給元人楊允孚著作寫的序，都和明朝無關，就體例說，是不應該收入的。第三是有所顧忌，如鳳陽巡撫李三才請停礦稅疏，措詞激烈，在當時政治上是有作用的；但文編竟不收此文，而收入措詞和緩的停止廬州開礦疏，顯然是去取不當。
此外，有關萬曆三大案－－梃擊、紅丸、移宮，明人議論極多。有關東林黨的正面、反面文章也很多，文編也完全不收，看來也是有政治顧慮的。至於明末農民起義的史料，文編沒有收入，那是容易理解的，因為編選文編時，農民起義正在發展中，有關農民起義的章奏都還沒有收入文集，文編又何從編選呢！
文編由松江書坊雕板印刷：當時書坊和儒生、士大夫的合作情況，雖然沒有紀載可以查考，但從十八世紀前期著作的儒林外史，還可以看到知識分子為書坊選文的情況，如第十三回蘧駪夫求賢問業：
（蘧駪夫）那日從街上走過，見一個新書店裏貼著一張整紅紙的報帖，上寫道：「本坊敦請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鄉會墨程，凡有同門錄及硃卷賜顧者，幸認嘉興府大街文海樓書坊不誤。」
選文是有報酬的，第十四回馬二先生對差人說：「我的束脩其實只得一百兩銀子。」第十八回匡超人在文瀚樓選文，則只有二兩銀子。第二十八回諸葛佑請蕭金鉉選文，則是拿出二三百兩銀子，租了僧官的房子，叫了七八個刻字匠，邊選邊刻。隨著選文的人的身份地位而有所不同。陳子龍是新科進士，宋徵璧是舉人，徐孚遠是秀才，參加編輯的夏允彝也是新科進士，都是一時名士，編選這部書時又得到地方官方岳貢和當時名流陳繼儒的支持，比之馬二先生獨力選文，氣派規模都大得很多。不過，從儒林外史的紀載，也可以看出當時的出版情況。
文編的主要編選人陳子龍因抗清被俘自殺，徐孚遠堅持抗清，投奔鄭成功，夏允彝在嘉定城破後，投水自殺，他的兒子夏完湻也以陳子龍案牽連被殺，何剛抗清犧牲。這些人都具有堅強的民族氣節，在平時關心政治，講求經世實用之學，到危難時堅決抵抗，不惜議牲自己的身家性命，表現了英雄氣概。另一些人如宋徵璧兄弟等人，則走了相反的道路，投降清朝，作了清朝的官。同是復社、幾社的人，在面臨嚴重考驗時，卻走的截然相反的道路。這一事實說明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分化和兩面性。由此看來，最近正在討論的明末地主階級對清軍入關的某些論點，是值得重新商討的。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