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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生平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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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他是欧阳修以后的文坛领袖,多才多艺,诗、词、文、书、画都是一代大师,著述十分丰富。

    苏轼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卫臼良直应鞋旦旭l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母亲程氏是有文化明大义的女子。少年苏轼在父母的培育下,勤奋好学,博通经史。他成长在一个表面承平而内里各种社会矛盾渐趋尖锐的时代。这时代一方面号称“百年无事”,经济文化都有相当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既有辽、夏入侵的外患,又有豪强兼并、人民困苦不堪的内忧。社会危机四伏,积贫积弱的形势日益严重,改革的呼声,在士大夫层中渐次高涨。苏轼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气氛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的影响,早年即立下用世之志,以身许国,并主张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他二十一岁随父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时父苏洵也深受重视,父子三入,一时名噪京师, 苏轼中进士后,二十五岁卜父、弟再至汴京。授他河南主簿,不赴。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队三等,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踏上仕途。苏轼在风翔三年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因父苏洵病故,回乡睁丧。三十四岁再到汴京,判官告院。这时王安石正推行靳法,苏虽也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但在变法思想上与王安石柠在分歧。他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抻宗,反时王安石变法方案,于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挤。苏轼为了远身祸,求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苏轼出京作地方官,勤政爱民,尽心职守。八九年的时间,他撮然辗转迁徙,但每到一地都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体察民间疾苦。而对于新法实行中的一些流弊,也“不敢默视”.后因“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言官何正臣、舒宦、李定晦人弹劾为“包藏祸心”、“指斥乘舆”,于是在湖州任上被突然逮捕送交御史台论罪。从元丰二年七月被押,到十·一月释放,苏轼在狱中倍受诟辱,几置死地,幸得多方营救,才得贬出。这就是有名酌“乌台诗案”,苏轼生活、思想与创作也从此开始了巨大的转折。眨重甚苎旦旦迢韭韭些卫乳 苏轼山狱后,被贬为黄州团陈副使,但不得签押公事,近于流放。他因经济困难,申请城东坡荒地,躬耕求食t自号东坡居士。黄州五年,苏轼思想转变很大。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继续关心国家政局,因壮志难酬而苦闷;另方面他闭门思过,消极彷徨,又时时向佛老思想去求解脱。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怀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旷淡远,成为他一生创作的高峰。元丰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变化,起用旧党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史称“元枯更化”。苏轼即被起用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但苏轼对待新法,又主张“参用所长”(《辩试馆职  策问札子》),反对执政大臣们:的全盘否定新法。这种注重现实利害的精神和耿直态度,又和司马光等旧党人物产生分歧。司马光病死,苏轼为旧党官僚所忌恨,又要求外放,于是在元祜四年三月又出知杭州。苏轼十五年后再次至杭,“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杭州谢表,)。他勤政爱民,开浚西湖,赈济灾民,兴建医坊,为百姓作了许多好事.

    至元枯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入朝后本拟有所建树,不料又为旧党贾易等诬陷,心情郁闷不愿留在京城,于是又上书请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 苏轼从黄州被召还,第一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他为国家振兴积极荐举擢拔后进,于是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苏轼俨然成为文坛盟主,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远谪惠、儋时期 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又恢复神—票薪荏;于幂新党人物又纷纷上台。但这时的新党抛弃了王安石变法的精神,将打击“元枯党人”作为主要目标,于是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王安石变法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运动,蜕化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苏轼竟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他被挤出朝廷,先是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苏轼在惠州度过两年谪居生活,虽是衰迈之年,处境困顿,仍然关心人民,积极发展农业与兴修水利,为改善百姓生活不遗余力。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每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侔书》)。但苏轼不戚戚于个人忧患,积棋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才,一直朴朴工作到最后赦还。远贬惠、儋时期,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思想旷达,随遇而安,并没被困难压倒,反而出现了刀次的创作丰收。这时期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诗风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苏轼一生创作的最后锦绣。元符三年,鞭宗继位,苏轼获赦北还,海南父老“执手涕泣”(《遁斋闲览)。剪杜过大庾岭时,有“问翁大庚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的躺慨,还胆回朝再竭忠诚.不料行至常州病死,结束了他宦海升沉的卜生。苏轼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学,迫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骼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他关心国计民生,揭露时弊,曾氍出巩固中央、改革官制、解除边患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他在幂州领导军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引水.开设瘸坊,抗策减税。直到远贬惠州,仍“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富。皋率众靶桥以济病涉者”(苏辙《墓志铭》)。苏轼一生积极人世,是封建时代仁政爱民的清廉官吏。但苏轼早年也接受过道家思想的奉响,喜敢《庄子》。入仕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受挫折,佛、道思想影响加深,井成为他寻求解脱政治苦闷的工具。他通判杭州时,经常出入佛司,拜访名僧。黄州五年,他的佛老思想更加急剧发展。但是直到远贬惠、儋时期,他仍然有用世之心。以儒为主,融合佛老,进退行藏,禾施不可,这就是苏轼一生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境界表现在文学佛作上,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人生如梦的感喟,也有潇洒自适的抒情。苏轼作品内容的复杂性.正是他复杂思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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