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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现代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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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我们编演现代剧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单就《剧本》月刊来说,十年来已发表了许多现代剧目,各地剧团上演的现代剧目也不算少。只是这两年编演现代戏的数目比较少了。

    原因我看有三个:

    第一,我们很大一部分编剧力量用于挖掘传统剧目。我们的文化遗产极为丰厚,但解放前的几十年中,国民党对文化艺术的大加摧残,许多艺术几平要灭绝。因此,这部分挖掘整理工作也是刻不容缓地需要做的。同时,我们也不该放松现代题材。

    第二,这两年有的人写现代戏出了一点不必要的“事故”,如《洞箫横吹》受到了粗暴的批评。现在我们已纠正了这个缺点。

    第三,恐怕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近年来在有些作者当中流行一种很不正确的看法,他们以为现代戏不好写,历史剧或者好写一些。我看不然。我以为现代人写现代戏总上比写历史剧容易。说我们了解唐明皇、杨贵妃的生活,尤其是思想感情,比了解现在的人还要深刻,怕是说不通的。我们做了十三年新人,这十三年新的生活是“身体力行”的,因此写现代题材的戏应该是更容易些的。有人只看到郭老(若)、田老(田汉)的历史剧写得好,便也跃跃欲试。殊不知这绝不是一日之功,不是一下子能写出来的。他们的历史知识是那么渊博,生活那么丰富,文化修养那么深厚,有几十年的积累。有的戏,他们的腹稿竟是打了几十年的。当然,我绝不是片面地反对写历史戏,如果有材料、有观点(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观点,古为今用的观点),历史剧当然可以写。但现代剧仍须我们大力地去创作。

    这十三年我也写了几个现代题材的戏,我的一位老朋友看完后,不满意地对我说:“可以休矣!”我可没有因此而泄气。不要因为听到批评就搁笔,要坚持写下去,要把我们毕生的精力献给戏剧事业,要勤奋地写,要全副热情地写,年轻的同志们更要有这股劲。

    我看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没有真正认识所要写的人物。我写的东西有很多要不得的,也有将就要得的————如《全家福》演出至今,还没有多少改动。但假如我能更熟悉些人民警察的生活,戏就会写得更深刻些。

    一个戏能够成为保留剧目,要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要有人,一要故事性强。历史上的包公,人们至今还那么喜爱他,即因他的性格极为鲜明。又如《智取威虎山)既有很强的故事性,又有人物。我们为什么写的人物往往站不住呢?我想不少戏总是拿一件事拴住一个人,而写不出人物的全貌。前几天去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里头的人站得住。这个剧本不仅仅描写一件事,而是用人物的思想、感情、行动说明一个问题,从这些人身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假如我写的剧本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哪怕一个人只出来一场,我也要全面考虑他。写人要想全些,不想全人物就必显得软弱。写人物只是靠访问不行,只记下他的几句话,写出来的不会是人,而是影子。我们有人只访问头号英雄(指的是戏中主角),二号英雄(次要角色)只听人说说,三号英雄(一般角色或群众)连面也不见,什么也不知道。这不会创造出各样的出色的人物来。

    作家要深入人的精神世界,要有知己的工农兵朋友,要把这一代人的精神交给第二代。工人不一定只在车间才有生活,要不然写锅炉工人就得满台乱响,这是演戏还是烧锅炉?曹禺同志的《雷雨》,就是深入地写了人的精神世界。最近上演的沈阳市话剧团演出的《兵临城下》也写得很好。它不是枪炮连天,大打特打。满台放枪不见得就能感人。这个戏写了敌我双方人的精神面貌,可谓“武戏文唱”。如果人物再深刻一些,将是一个很好的保留剧目。萧伯纳说战争没的可写,现在让我们否定了《兵临城下》《东进序曲》等战争题材的戏就写得好。有些青年朋友问,创作有什么特殊的办法没有?我说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红楼梦》就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一部《老红楼梦》可供参考。创作这个事就是大胆创造、出奇制胜的事几。人人须有点“新招数”,而没有一定的窍门。假如说有方法的话,我们就已上了方法的当,不敢突破藩篱,爱套老套子写话剧,我们爱学易卜生,而不想独出心裁,別开生面。易卜生的贡献是很大的,可也是有限的,一面要敬他,一面也要藐视他,不要学他学得钻不出来。我们似乎还有些妄自非薄。

    新招数怎么来?万变不离其宗,还是老话,要新思想,要深入生活,要有深广的文学修养,要掌握技巧……。我还想提倡一下文化艺术界多交往,多讨论艺术的风气。作家一定得下功夫,多接触一些人,“三教九流”都得接触,不要只限于访问头号英雄。评剧院的朋友好不好去找英若诚、于是之等同志去谈谈表演技巧?而话剧演员好不好也找戏曲演员谈一谈。多交往,多议论是大有好处的。我们应对艺术有极大的热情,要谈,要争论,要争得打架(当然这是过甚其词的形容),把我们的艺术,推向一个黃金时代,把我们的现代戏,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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