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篇
同心第一
范文正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济。”顾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虽贱，与有责焉。”夫以秀才所任，任者几何？一命所济，济者几何？匹夫所责，责者几何？然而积天下之秀才则尽士类，积天下之命官则尽臣类，积天下之匹夫则尽民类，若皆有持危扶颠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则其国安于磐石，无能倾覆之者。是故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强。大抵全盛之世，庠以劝学，官以兴能，朝廷明于上则人才成于下。艰危之世，士厉其节，民激其气，直言以悟主，博学以济时，同心以救弊，齐力以捍患，人才奋于下则朝廷安于上。昔春秋之季，周若赘旒，孔子诛乱贼，孟子明仁义，弟子布满天下，而周祚延二百馀年，七十子后学者，流衍益广。至西汉而儒术大兴，圣道昭明，功在万世。东汉末造，名节、经学最盛，李、郭之气类，郑康成之门人，亦布满天下，一时朝野多重操行、尚名义之人，故卓、操不能遽篡，而蜀汉以兴；诸葛隐居躬耕，而师友极盛。其人皆天下之豪杰，所讲明者天下之大计，故昭烈得之而成王业。曹魏迄隋，江北皆尚郑学，故北朝兵事纷纭，而儒风不坠。隋王通讲道河汾，门徒众盛，唐之佐命如房、杜、魏、薛，皆与交游，其书虽有夸饰，其事不能尽诬，房、杜辈非必门人也，故贞观多贤而民得苏息。唐韩子推明道原，攘斥佛老，尊孟子，赞伯夷，文宗六经，至北宋而正学大明，学统、文体皆本昌黎，由是大儒蔚起。宋代学术之中正、风俗之洁清，远过汉、唐，国脉既厚，故虽弱而不亡。宋儒重纲常，辨义利，朱子集其成，当时虽未竟其用，其弟子私淑亦布满天下，故元有许、刘、吴、廉诸儒，元虐以减。明尚朱学，中叶以后，并行王学，要皆以扶持名教、砥厉气节为事。三百年间，主昏于上，臣忠于下，明祚以延。咸丰以来，海内大乱，次第削平，固由德泽深厚、庙算如神，亦由曾、胡、骆、左诸公，声气应求于数千里之内，二贺［熙龄，长龄］、陶［文毅］、林［文忠］诸公，提倡讲求于二十年以前，陈［庆镛］、袁［端敏］、吕［文节］、王［茂荫］诸公，正言谠论于庙堂之上有以致之。是故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远之良轨也。
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回教，无理者也，土耳其猛鸷敢战而回教存。佛教，近理者也，印度蠢愚而佛教亡。波斯景教，国弱教改；希腊古教，若存若灭。天主耶苏之教，行于地球十之六，兵力为之也。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
我朝邦基深固，天之所岉，必有与立。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说，圣道虽高虽美，彼安用之？五经四子，弃之若土苴；儒冠儒服，无望于仕进。巧黠者充牧师，充刚巴度，充大写［西人用华人为记室。名大写］。椎鲁者谨纳身税，供兵匠隶役之用而已。愈贱愈愚，愚贱之久，则贫苦死亡，奄然澌灭。圣教将如印度之婆罗门，窜伏深山，抱守残缺。华民将如南洋之黑昆仑，毕生人奴，求免笞骂而不可得矣。
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执政以启沃上心、集思广益为事，言官以直言极谏为事，疆吏以足食足兵为事，将帅以明耻教战为事，军民以亲上死长为事，士林以通达时务为事，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则洙泗之传、神明之胄，其有赖乎。且夫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国也，而孔子以为民到于今受其赐。孟子守王道、待后学，保教也，而汲汲焉忧梁国之危，望齐宣之王，谋齐民之安。然则舍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今日颇有忧时之士，或仅以尊崇孔学为保教计，或仅以合群动众为保种计，而于国、教、种安危与共之义忽焉。《传》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孟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此之谓也。
教忠第二
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请言其实：三代有粟米、布缕、力役之征，盛唐有租、庸、调三等之赋，最称善政，已列多名。以后秦创丁口之钱、汉行算缗之法、隋责有司以增户口、唐括土户以代逃亡，唐及五季、宋初有食盐钱，中唐、北宋有青苗钱，宋有手实法，金有推排民户物力之制，皆出于常例田赋、力役之外。明万历行一条鞭法，丁、粮尚分为二，明季又有辽饷、剿饷、练饷。至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旨；雍正四年，定丁银并入钱粮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编审之法。于是历代苛征，一朝豁除。赋出于田，田定于额，凡品官士吏、百工闲民，甚至里宅货肆、钱业银行，苟非家有田产、运货行商者终身不纳一钱于官。
顺治元年，即将前明三饷除免；康熙中，复减江苏地丁银四十万；雍正三年，减苏松一道地丁银四十五万、南昌一道地丁银十七万；乾隆二年，减江省地丁银二十万；同治四年，减江南地丁银三十万、减江南漕粮五十馀万石、浙江漕粮二十六万馀石。初制已宽，损之又损，是曰薄赋，仁政一也。
前代赐复蠲租，不过一乡一县。我朝康熙、乾隆两朝普免天下钱粮八次、普免天下漕粮四次。嘉庆朝复普免天下漕粮一次。至于水旱蠲缓，无年无之，动辄数百万。损上益下，合而计之，已逾京垓以上。是曰宽民，仁政二也。
历代赈恤，见于史传者为数有限，或发现有之仓，或移民就食。宋河北之灾，富弼仅劝民出粟十五万斛，益以官廪；曾巩仅请赐钱五十万贯，贷粟一百万石。杭州之灾，苏轼仅请度牒数百道。本朝凡遇灾荒，仁恩立霈，动辄巨万。即如光绪以来，赈恤之举岁不绝书。丁丑、戊寅之间，晋、豫、陕、直之灾，赈款逾三千万金。此外畿辅、苏、浙、川、楚各省，每一次辄数百万或百馀万，从古罕闻。以今日度支之匮乏、洋债之浩繁，而独于赈恤之款虽多不惜，甚至减东朝之上供，发少府之私钱，出自慈恩，以期博济。是曰救灾，仁政三也。
前代国家大工大役，皆发民夫行赍居送，官不给钱。长城、驰道、汴河之工无论矣，隋造东都，明造燕京，调发天下民夫工匠，海内骚动，死亡枕藉。以及汉凿子午、梁筑淮堰、唐开广运、宋议回河，民力为之困敝。本朝工役皆给雇值，即如河工一端，岁修常数百万，有决口则千馀万，皆发库帑。沿河居民，不惟无累，且因以赡足焉，是曰惠工，仁政四也。
前代官买民物，名曰和买、和籴，或强给官价，或竟不给价，见于唐、宋史传、奏议、文集，最为民害。本朝宫中、府中需用之物，一不累民，苏杭织造、楚粤材木，发帑购办，商民吏胥皆有沾润。但闻商贾因承办官工、承买官物而致富者矣，未闻商贾因采办上供之物而亏折者也。子产述郑商之盟曰“无强贾，无丐夺”，于今见之，是曰恤商，仁政五也。
任土作贡，唐虞已然，汉之龙眼荔支，唐之禽鸟，明之鲥鱼，皆以至微之物，而为官民巨害，其他贵重者可知。本朝此义虽存，所贡并无珍异，广东贡石砚、木香、黄橙、干荔之属，江南贡笺扇、笔墨、香药之属，湖北贡茶、笋、艾葛之属，他省类推，由官发钱，不扰地方。又如宋真宗修玉清昭应宫，所需木石、金锡、丹青之物，征发遍九州，搜罗穷山谷，致雁荡之山由此开通，始为人世所知，史书之曰：“及其成也。民力困竭。”宋徽宗兴花石纲，破屋坏城，等于劫夺。民不聊生，遂酿大乱。今内府上用，民不与知。是曰减贡，仁政六也。
前代游幸最为病民，汉、唐、宋以来，东封西祀，四海骚然。若明武宗北游宣大，南到金陵，狂恣败度，尤乖君德。至于秦、隋，更无论矣。本朝屡次南巡，亦间有东巡、西巡之事，大指皆以省方观民为主，勘河工、阅海塘、查灾问民瘼、召试求人才，所过郡县必免钱粮。其桥道供张，除内帑官款外，大率皆出自监商，或豁免积亏，或予以优奖。至今旧闻私记，但道其时市廛之丰盈、民情之悦豫，从无几微烦扰愁苦之词。是曰戒侈，仁政七也。
前代征伐多发民兵，汉选江淮之卒以征匈奴，唐劳关辅之师以讨南诏，田园荒芜，室家仳离，死伤过半，仅得生还。唐之府兵、明之屯卫，书生称为良法。然而本系农夫，强以战斗，征戍之苦，愁怨惨凄。司马温公尝论之矣，于忠肃尝改之矣。北宋签官军，刺义勇，练保甲，当时朝野病之。本朝军制不累农民，除八旗禁旅外，乾隆以前多用绿营，嘉庆以后参用乡勇。其人由应募而来，得饷而喜，从无签派之事。是曰恤军，仁政八也。
前代国有大事，财用不足则科敛于民，汉、唐以来皆然，今土司犹仍其俗。即如宋宣和将伐辽，则派天下出免夫钱六千二百万缗［见蔡条《铁围山丛谈》］。宣和中创经制钱，绍兴以后又有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折帛钱，岁得数千万缗，并无奖叙。明季用兵，初加辽饷，继加剿饷，又加练饷，共加赋二千万。果如此法，筹饷易耳。本朝每遇河工、军旅，则别为筹饷之策，不以科派民间。历年开设捐输，奖以官爵，并加广其学额、中额。朝廷不惜为权宜之策，而终不忍朘小民之生。是曰行权，仁政九也。
自暴秦以后，刑法滥酷，两汉及隋，相去无几，宋稍和缓，明复严苛。本朝立法平允，其仁如天，具于《大清律》一书。一、无灭族之法；二、无肉刑；三、问刑衙门不准用非刑拷讯，犯者革黜；四、死罪中又分情实缓决，情实中稍有一线可矜者，刑部夹签声明请旨，大率从轻比者居多；五、杖一百者折责实杖四十，夏月有热审减刑之令，又减为三十二；六、老幼从宽；七、孤子留养；八、死罪系狱不绝其嗣；九、军流徒犯，不过移徙远方，非如汉法令为城旦鬼薪，亦不比宋代流配沙门岛，额满则投之大海；十、职官妇女收赎，绝无汉输织室，唐没掖庭，明发教坊诸虐政。凡死罪必经三法司会核，秋审句决之期，天子素服，大学士捧本，审酌再三，然后定罪，遇有庆典则停句减等，一岁之中，句决者天下不过二三百人，较之汉文帝岁断死刑四百，更远过之。若罪不应死而拟死者谓之“失入”，应死而拟轻者谓之“失出”，失入死罪一人，臬司、巡抚、兼管巡抚事之总督降一级调用，不准抵销；失出者，一案至五案止降级留任，十案以上始降调，仍声明请旨，遇有疑狱，则诏旨驳查复讯，至于再三，平反无数，具见于历朝圣训。是曰慎刑，仁政十也。
昔南北分据之朝，中外阻绝之世，其横遭略卖没蕃陷虏之民，朝廷不复过问。本朝仁及海外，凡古巴诱贩之猪仔、美国被虐之华工，特遣使臣，与立专约，保护其身家，禁除其苛酷，此何异取内府之金以赎鲁人、拔三郡之民以归汉地耶？是曰覆远，仁政十一也。
前代黩武之朝残民以逞，本朝武功无过康熙、乾隆两朝，其时逞其兵力，何求不得？然雅克萨既下而界碑定，恰克图交犯而商市开，越南来朝而即赦其罪，浩罕畏威而不利其土，自道光以至今兹，外洋各国屡来构衅，苟可以情恕理遣，即不惜屈己议和，不过为爱惜生民，不忍捐之于凶锋毒焰之下。假使因大院君之乱而取朝鲜，乘谅山之胜而收越南，夫亦何所不可者？是曰戢兵，仁政十二也。
本朝待士大夫最厚，与宋代等，两汉多任贵戚，北朝多任武将，六朝专用世家，赵宋滥登任子，甚至魏以宦寺、厮役典州郡，唐以乐工、市侩为朝官，明以道士、木匠为六卿，若元代则立法偏颇，高官重权，专用蒙古、色目人，而汉人、南人不与。本朝立贤无方，嘉惠寒畯，辟雍驾临，试卷亲览，寒士儒臣与南阳近亲，丰镐旧族一体柄用。又汉、魏诛戮大臣，习为常事，唐则捶楚簿尉、行杖朝堂，明则东厂、北司毒刑廷杖，专施于忠直之臣，碧血横飞，天日晦暗，尤为千古未有之虐政。本朝待士有礼，既无失刑，亦不辱士。又唐、宋谪官于外，即日逐出国门，程期不得淹留，亲友不得饯送；明代宰相被逐，即日柴车就道。且前代每有党锢学禁，罚及累世，株连亲朋。本朝进退以礼，不以一眚废其终身，是曰重士，仁政十三也。
历代亲贵佞幸，骄暴横行最为民害，汉之外戚、常侍，北魏之王族、武臣，唐之贵主禁军、五坊小儿、监军敕使，元之僧徒、贵族，明之藩府矿使、边军缇骑、方士乡官，胁辱官吏、残虐小民，流毒遍于天下。本朝一皆无之，政令清肃，民安其居，是曰修法，仁政十四也。
本朝笃念勋臣，优恤战士，其立功而袭封者无论矣，凡战阵捐躯者，但有一命，无不加赠官阶，给予世职，自三品轻车都尉至七品恩骑尉。即至外委生监殉难者，亦皆有之。本职或袭二十馀次，或袭三四次，袭次完时，均予恩骑尉，世袭罔替，皇祚亿万，其食禄即与为无穷。咸丰至今，京师顺天府及各省奏请忠义恤典，已至数百案。又职官虽非战功而没于王事，或积劳病故，亦官其子一人，名曰“难荫”，自汉迄明，其待忠义死事之臣有如是之优渥者乎？是曰劝忠，仁政十五也。
此举其最大者，此外良法善政不可殚书，列圣继继绳绳，家法、心法相承无改二百五十馀年，薄海臣民日游于高天厚地之中，长养涵濡，以有今日。试考中史二千年之内，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国政有如此之宽仁忠厚者乎？中国虽不富强，然天下之人，无论富贵贫贱皆得俯仰宽然，有以自乐其生；西国国势虽盛，而小民之愁苦怨毒者郁遏未伸，待机而发，以故弑君刺相之事岁不绝书，固知其政事亦必有不如我中国者矣。当此时世艰虞，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大顺所在，天必岉之。世岂有无良之民，如《小雅》所讥者哉。
明纲第三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白虎通》引《礼纬》之说也，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论语》“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注：“所因，谓三纲五常。”此《集解》马融之说也，朱子《集注》引之。《礼记·大传》：“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尝考西国之制，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而国君、总统亦有散议院之权，若国君、总统不以议院为然，则罢散之，更举议员再议。君主、民主之国略同。西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每见旅华西人遇其国有吉凶事，贺吊忧乐，视如切身，是西国固有君臣之伦也。《摩醯十戒》敬天之外，以孝父母为先，西人父母丧亦有服，服以黑色为缘，虽无祠庙、木主，而室内案上，必供奉其祖父母、父母、兄弟之照像；虽不墓祭，而常有省墓之举，以插花冢上为敬，是西国固有父子之伦也。［家富子壮则出分，乃秦法。西人于其子，必教以一艺，年长艺成，则使之自谋生计，别居异财，临终分析财产，男子、女子皆同，兼及亲友，非不分其子也］戒淫为十戒之一，西俗男女交际，其防检虽视中国为疏，然淫佚之人，国人贱之。议婚有限，父族、母族之亲，凡在七等以内者，皆不为婚。［七等谓自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母族亦然。故姑、舅、姨之子女，凡中表之亲，无为婚者］惟男衣毡布，女衣丝锦，燕会宾客，女亦为主，此小异于中国，［《礼记·坊记》大飨废夫人之礼，《左传》昭二十七年：公如齐，齐侯请飨之，子仲之子曰重，为齐侯夫人，曰“请使重见”。是古有夫人与燕飨之礼，因有流弊，废之］女自择配，［亦须请命父母且订约，而非苟合］男不纳妾，此大异于中国。然谓之男女无别则诬，且西人爱敬其妻虽有过当，而于其国家政事、议院、军旅、商之公司、工之厂局，未尝以妇人预之，是西国固有夫妇之伦也。
圣人为人伦之至，是以因情制礼，品节详明。西人礼制虽略，而礼意未尝尽废，诚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乃贵洋贱华之徒，于泰西政治、学术、风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学，独援其秕政敝俗，欲尽弃吾教吾政以从之。饮食服玩，闺门习尚，无一不摹仿西人，西人每讥笑之。甚至中士文学聚会之事，亦以七日礼拜之期为节目，［礼拜日亦名星期，机器局所以礼拜日停工者，以局内洋匠其日必休息，不得不然］近日微闻海滨洋界，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中无此政，西无此教，所谓非驴非马，吾恐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共弃之也。
知类第四
种类之说，所从来远矣，《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类族辨物。”《左氏传》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礼记·三年问》曰：“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是知有教无类之说，惟我圣人如神之化能之，我中华帝王无外之治能之，未可概之他人也。西人分五大洲之民为五种，以欧罗巴洲人为白种，亚细亚洲人为黄种，西南两印度人为棕色种，阿非利加洲人为黑种，美洲土人为红种；［欧洲种类又自有别，俄为斯拉物种，英、德、奥、荷为日耳曼种，法、意、日比为罗马种，美洲才智者由英迁往，与英同为白种，同种者性情相近，又加亲厚焉］西起昆仑，东至于海，南至于南海，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内外蒙古，南及沿海之越南、暹罗、缅甸、东中北三印度，东及环海之朝鲜、海中之日本［日本地脉与朝鲜连，仅隔一海峡］，其地同为亚洲，其人同为黄种，皆三皇五帝声教之所及，神明胄裔种族之所分。隋以前佛书谓之“震旦”，今西人书籍文字于中国人统谓之曰“蒙古”［以欧洲与中国通始于元太祖故］，俄国语言呼中国人曰“契丹”，是为亚洲同种之证。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气，故昼夜适均，寒燠得中，其人秉性灵淑，风俗和厚，邃古以来称为最尊、最大、最治之国。文明之治，至周而极，文胜而敝，孔子忧之，历朝一统，外无强邻，积文成虚，积虚成弱。欧洲各国开辟也晚，郁积勃发，斗力竞巧，各自摩厉，求免灭亡，积惧成奋，积奋成强。独我中国士夫庶民懵然罔觉，五十年来屡鉴不悛，守其傲惰，安其偷苟，情见势绌，而外侮亟矣。
方今海内之士，感概发愤，竭智尽忠，求纾国难者固不乏人。而昏墨之人，则视国家之休戚漠然无动于其心，意谓此非发捻之比，中华虽沦，富贵自在，方且乘此阽危，恣为贪黩，以待合西伙为西商，徙西地入西籍，而莠民邪说甚至诋中国为不足有为，讥圣教为无用，分同室为畛域，引彼法为同调，日夜冀幸天下有变，以求庇于他人。若此者，仁者谓之悖乱，智者谓之大愚。印度属于英矣，印度土人为兵为弁，不得为武员，不得入学堂也；越南属于法矣，华人身税有加，西人否也。华人无票，游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属于西班牙矣，土人不能入议院也；美国开辟之初则赖华工，今富盛之后则禁华工，而西工不禁也。近年有道员某，吞蚀公款数十万金，存于德国银行，其人死后，银行遂注销其帐，惟薄给息而已。夫君子不以所恶废乡，故王猛死不伐晋，钟仪囚不忘楚，若今日不仁、不智、不耻为人役之人，君子知乐大心之卑宋必亡其家，韩非之覆韩必杀其身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孙婼聘于宋，桐门右师见之，［杜注：右师，乐大心，居桐门］语卑宋大夫而贱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师其亡乎？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是贱其身也，能有礼乎？无礼必亡。定公九年传，逐桐门右师。［注：终叔孙昭子之言］《左传》哀公八年：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权孙辄，叔孙辄对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适雠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则隐。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通鉴》卷六：秦王下吏治韩非，非自杀。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宗经第五
衰周之季，道术分裂，诸子蜂起，判为九流十家，惟其意在偏胜，故析理尤精，而述情尤显。其中理之言，往往足以补经义，［乾嘉诸儒以诸子证经文音训之异同，尚未尽诸子之用］应世变，然皆有钓名侥利之心，故诡僻横恣，不合于大道者亦多矣。即如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墨子贵兼，料子贵别，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此不过如扁鹊适周则为老人医，适秦则为小儿医，聊以适时自售耳，岂其情哉？自汉武始屏斥百家，一以六艺之科为断，今欲通知学术流别，增益才智，针起喑聋跛躄之陋儒，未尝不可兼读诸子，然当以经义权衡而节取之。刘向论《晏子春秋》曰：“文章可观，义理可法，合于六经之义。”斯可为读诸子之准绳矣。［汉书艺文志曰：“若能修六艺之术，观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意与此同］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
诸子之驳杂，固不待言，兹举其最为害政、害事而施于今日必有实祸者。如《老子》尚无事则以礼为乱首，主守雌则以强为死徒，任自然则以有忠臣为乱国。《庄子》齐尧、桀，黜聪明，谓凡之亡不足以为亡，楚之存不足以为存［此不得以寓言为解］。《列子·扬朱》篇，惟纵嗜欲，不顾毁誉。《管子》谓惠者民之仇雠，法者民之父母，其书羼杂伪托最多，故兼有道、法、名、农、阴阳、纵横之说。《墨子》除“兼爱”已见斥于孟子外，其“非儒”“公孟”两篇至为狂悍，“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虽略有算学、重学、光学之理，残不可读，无裨致用。《荀子》虽名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恶，法后王，杀诗、书［读隆杀之杀］，一传之后，即为世道、经籍之祸。申不害专用术，论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诚。［《韩非子》及他书所引］韩非用申之术，兼商之法，惨刻无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务德。商鞅暴横，尽废孝弟仁义，无足论矣。此外若《吕览》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儒墨，瑕瑜互见。［刘向谓其中诋孔子者为辩士伪托］《战国策》考见世变，势不能废。［晁公武以《战国策》入子部，今入史部］孙吴、尉缭，兵家专门，尚不害道。［孙子，惟“用间”篇末有谬语，尉缭惟“兵令”篇末有谬语］尹文、慎到、鹖冠、尸佼，可采无多。至于公孙龙巧言无实，鬼谷阴贼可鄙，皆不足观。又如《关尹子》多剿佛书，并有后世道书语；《文子》全袭《淮南》，皆出作伪。西汉儒家诸子，如贾长沙、董江都、刘子政，皆为儒家巨子，《说苑》、《新序》最为纯正，《新书》已多残缺，《春秋繁露》精义颇多，惟董治《公羊》，多墨守后师之说，几陷大愚之诛，宜分别观之。《法言》文藻而已，《孔丛》、《家语》甚多精言，兼存孔门行事，虽有附益，要皆有本，近人概斥为王肃诸人伪作，未免太苛。道家如《淮南》，可资考古，闲有精理］大抵诸家纰缪易见，学者或爱其文采，或节取一义，苟非天资乖险，鲜有事事则效、实见施行者；独老子见道颇深，功用较博，而开后世君臣苟安误国之风，致陋儒空疏废学之弊，启猾吏巧士挟诈营私，软媚无耻之习，其害亦为最巨。功在西汉之初，而病发于二千年之后，是养成顽钝积弱，不能自振之中华者，老氏之学为之也。［“大巧若拙”一语最害事，此谓世俗趋避钻刺之巧则可矣，若步天测地、工作军械，巧者自巧，拙者自拙，岂有巧拙相类之事哉？数十年来，华人不能扩充智慧者，皆为此说所误］故学老者病痿痹，学馀子者病发狂。董子曰：“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若不折衷于圣经，是朝夕不辨，而冥行不休，坠入于泥，亦必死矣，不独诸子然也。
群经简古，其中每多奥旨异说，或以篇简摩灭，或出后师误解。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生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新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乾嘉诸儒嗜古好难，力为阐扬，其风日肆，演其馀波，实有不宜于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窃惟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伊川程子曰：穷得语、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语、孟如丈尺权衡相似］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故为此说以规之。
正权第六
今日愤世疾俗之士，恨外人之欺凌也，将士之不能战也，大臣之不变法也，官师之不兴学也，百司之不讲求工商也，于是倡为民权之议，以求合群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乱之言哉！
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将立议院欤？中国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即聚胶胶扰扰之人于一室，明者一，暗者百，游谈呓语，将焉用之？且外国筹款等事重在下议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议院，故必家有中资者乃得举议员。今华商素鲜巨资，华民又无远志，议及大举筹饷，必皆推诿默息，议与不议等耳，此无益者一。
将以立公司，开工厂欤？有资者自可集股营运，有技者自可合伙造机，本非官法所禁，何必有权？且华商陋习，常有藉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机器造货厂无官权为之弹压，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哄斗，谁为禁之？此无益者二。
将以开学堂欤？从来绅富捐资，创书院，立义学，设善堂，例予旌奖，岂转有禁开学堂之理，何必有权？若尽废官权，学成之材既无进身之阶，又无饩廪之望，其谁肯来学者？此无益者三。
将以练兵御外国欤？既无机厂以制利械，又无船澳以造战舰，即欲购之外洋，非官物亦不能进口，徒手乌合，岂能一战？况兵必需饷，无国法岂能抽厘捐，非国家担保岂能借洋债？此无益者四。
方今中华诚非雄强，然百姓尚能自安其业者，由朝廷之法维系之也。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且必将劫掠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藉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属之他人，是民权之说，固敌人所愿闻者矣。［或谓朝廷于非理要求，可诿之民权不愿，此大误也。若我自云国家法令不能制服，彼将自以兵力胁之］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之国。我朝深仁厚泽，朝无苛政，何苦倡此乱阶，以祸其身而并祸天下哉？此所谓有百害者也。
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译者变其文曰“民权”，误矣。［美国人来华者，自言其国议院公举之弊，下挟私，上偏徇，深以为患。华人之称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此语出于彼教之书，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灵，人人各有智虑聪明，皆可有为耳，译者竟释为人人有自主之权，尤大误矣。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政府所令，议员得而驳之；议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夫一哄之市必有平，群盗之中必有长，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乡私其乡，士愿坐食，农愿蠲租，商愿专利，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劫夺，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环球万国必无此政，生番蛮獠亦必无此俗。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
若强中御外之策，惟有以忠义号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威灵合九州之力，乃天经地义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昔盗跖才武拥众，而不能据一邑；田畴德望服人，而不能拒乌桓；祖逖智勇善战，在中原不能自立，南依于晋，而遂足以御石勒；宋弃汴京而南渡，中原数千里之遗民，人人可以自主矣，然两河结寨，陕州婴城莫能自保，宋用韩、岳为大将，而成破金之功；八字军亦太行民寨义勇也，先以不能战为人欺，刘锜用之，而有顺昌之捷；赵宗印起义兵于关中，连战破敌，王师败于富平，其众遂散。迨宋用吴玠、吴璘为将，而后保全蜀之险。盖惟国权能御敌国，民权断不能御敌国，势固然也。曾文正名为起家办团练矣，其实自与发匪接战以来，皆是募勇营、造师船，济以国家之饷需，励以国家之赏罚，而以耿耿忠义、百折不回之志气，激厉三军，感发海内，故能成戡定之功。岂团练哉？岂民权哉？
或曰，民权固有弊矣，议院独不可设乎？曰：民权不可僭，公议不可无。凡遇有大政事，诏旨交廷臣会议，外吏令绅局公议，中国旧章所有也。即或咨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绅民得以公呈达于院、司、道、府，甚至联名公呈于都察院；国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陈奏，可呈请代奏。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达？如其事可见施行，固朝廷所乐闻者。但建议在下，裁择在上，庶乎收群策之益而无沸羹之弊，何必袭议院之名哉？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
循序第七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近日英国洋文报讥中国不肯变法自强，以为专信孔教之弊，此大误也。彼所翻四书五经，皆俗儒村师解释之理，固不知孔教为何事，无责焉耳。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非孔门之学也。簿书文法，以吏为师，此韩非、李斯之学，暴秦之政所从出也。俗吏用之，以避事为老成，以偷惰为息民，以不除弊为养元气，此老氏之学，历代末造之政所从出也。巧宦用之，非孔门之政也。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
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羞；疗病者，先审藏府而后可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华文不深者不能译西书］外国各学堂，每日必诵耶苏经，示宗教也；小学堂先习蜡丁文，示存古也；先熟本国地图，再览全球图，示有序也；学堂之书，多陈述本国先君之德政，其公私乐章，多赞扬本国之强盛，示爱国也。如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柁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虽有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用之哉？
守约第八
儒术危矣，以言乎迩，我不可不鉴于日本；以言乎远，我不可不鉴于战国。昔战国之际，儒术几为异学诸家所轧，吾读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指》而得其故焉，其说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何以寡要少功，由于有博无约。如此之儒，止可列为九流之一耳，焉得为圣，焉得为贤？老诟儒曰“绝学无忧”，又以孔子说十二经为大谩；墨诟儒曰“累寿不能尽其学”，墨子又教其门人公尚过不读书；法诟儒曰“藏书策，修文学，用之则国乱”。［《韩非子》语］大率诸子所操之术，皆以便捷放纵投世人之所好，而以繁难无用诬儒家，故学者乐闻而多归之。夫先博后约，孔、孟之教所同，而处今日之世变，则当以孟子守约施博之说通之。且孔门所谓博，非今日所谓博也，孔、孟之时，经籍无多，人执一业可以成名，官习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即以经而论，古言古义隐奥难明，讹舛莫定，后师群儒之说解纷纭百出，大率有确解定论者不过什五而已。沧海横流，外侮荐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书浸微浸灭，虽无嬴秦坑焚之祸，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此可为大惧者矣。尤可患者，今日无志之士本不悦学，离经畔道者尤不悦中学，因倡为中学繁难无用之说，设淫辞而助之攻，于是乐其便而和之者益众，殆欲立废中学而后快，是惟设一易简之策以救之，庶可以间执雠中学者之口，而解畏难不学者之惑。
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守约必自破除门面始。爰举中学各门求约之法，条列于后，损之又损，义主救世以致用当务为贵，不以殚见洽闻为贤。十五岁以前，诵《孝经》、四书、五经正文，随文解义，并读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图式诸书，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自十五岁始，以左方之法求之，统经、史、诸子、理学、政治、地理、小学各门，美质五年可通，中材十年可了，若有学堂专师或依此纂成学堂专书，中材亦五年可了。而以其间兼习西文，过此以往，专力讲求时政，广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不骛功名之士愿为专门之学者。此五年以后，博观深造，任自为之。然百人入学，必有三五人愿为专门者，是为以约存博，与子夏所谓博学近思、荀子所谓以浅持博亦有合焉。大抵有专门箸述之学，有学堂教人之学。专门之书，求博求精，无有底止，能者为之，不必人人为之也，学堂之书，但贵举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西人天文格致一切学术皆分专门学堂与普通学堂为两事］将来入官用世之人，皆通晓中学大略之人，书种既存，终有萌蘖滋长之日，吾学、吾书庶几其不亡乎。
一、经学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凡大义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非大义也。《易》之大义，阴阳消长；《书》之大义，知人安民；《诗》之大义，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诗谱序：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春秋》大义，明王道，诛乱贼；《礼》之大义，亲亲，尊尊，贤贤；《周礼》大义，治国，治官，治民。三事相维。［太宰建邦之六典、治典经邦国、治官府、纪万民，其馀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皆国、官、民三义并举。盖官为国与民之枢纽，官不治则国民交受其害。此为《周礼》一经专有之义，故汉名《周官经》，唐名《周官礼》］此总括全经之大义也。如十翼之说《易》，《论》《孟》《左传》之说《书》，大小序之说《诗》，《孟子》之说《春秋》，《戴记》之说《仪礼》，皆所谓大义也。
欲有要而无劳，约有七端：一、明例，谓全书之义例。［毛诗以训诂音韵为一要事，熟于《诗》之音训，则诸经之音训皆可隅反］一、要指，谓今日尤切用者，每一经少则数十事，多则百馀事。一、图表。［诸经图表皆以国朝人为善，谱与表同］一、会通，谓本经与群经贯通之义。一、解纷，谓先儒异义各有依据者，择其较长一说主之，不必再考，免耗日力。［大率国朝人说而后出者较长］一、阙疑，谓隐奥难明碎义不急者，置之不考。一、流别，谓本经授受之源流，古今经师之家法。［考其最箸而今日有书者］以上七事，分类求之，批却导昒，事半功倍。
大率群经以国朝经师之说为主，《易》则程传与古说兼取。［并不相妨］《论》、《孟》、《学》、《庸》以朱注为主，参以国朝经师之说。《易》止读程传及孙星衍《周易集解》。［孙书兼采汉人说及王弼注］《书》止读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诗》止读陈奂《毛诗传疏》，《春秋左传》止读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公羊传》止读孔广森《公羊通义》［国朝人讲《公羊》者惟此书立言矜慎，尚无流弊］，《春秋谷梁传》止读钟文烝《谷梁补注》，《仪礼》止读胡培翚《仪礼正义》，《周礼》止读孙诒让《周礼正义》，［已刊未毕］《礼记》止读朱彬《礼记训纂》。［钦定七经“传说”“义疏”皆学者所当读，故不备举］《论》、《孟》除朱注外，《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可资考证古说，惟义理仍以朱注为主。《孝经》即读通行注本，不必考辨。《尔雅》止读郝懿行《尔雅义疏》，五经总义止读陈澧《东塾读书记》、王文简引之《经义述闻》，《说文》止读王筠《说文句读》。［兼采段、严、桂、钮诸家，明白详慎，段注《说文》太繁而奥，俟专门者治之］
以上所举诸书，卷帙已不为少，全读全解亦须五年，宜就此数书中择其要义先讲明之，用韩昌黎提要钩元之法，就元本加以钩乙标识。［但看其定论，其引征辨驳之说不必措意］若照前说七端，节录纂集，以成一书，皆采旧说，不参臆说一语，小经不过一卷，大经不过二卷，尤便学者。此为学堂说经义之书，不必章释句解，亦不必录本经全文。［盖十五岁以前诸经全文已读，文义大端已解矣］师以是讲，徒以是习，期以一年或一年半毕之，如此治经，浅而不谬，简而不陋，即或废于半途，亦不至全无一得。有经义千馀条以开其性识，养其本根，则终身可无离经畔道之患。总之，必先尽破经生箸述之门面，方肯为之，然已非村塾学究科举时流之所能矣。
一、 史學考治亂典制。
史學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實，一典制。事實擇其治亂大端，有關今日鑒戒者考之，無關者置之；典制擇其考見世變，可資今日取法者考之，無所取者略之。事實求之《通鑒》。[《通鑒》之學，《資治通鑒》、《續通鑒》、《明通鑒》]約之以讀《紀事本末》。典制求之正史、二《通》。正史之學，約之以讀志及列傳中奏議。[如漢《郊祀》，後漢《輿服》，宋《符瑞》、《禮樂》，歷代《天文》、《五行》，元以前之《律曆》，唐以後之《藝文》，可緩也。地理止考有關大事者，水道止考今日有用者，官制止考有關治理者。如古舉今廢，名存實亡，暫置屢改，寄祿虛封，閑曹雜流，不考可也]二通之學，《通典》、《通考》約之以節本，不急者乙之，《通考》取十之三、《通典》取十之一，足矣。[國朝人有《文獻通考詳節》，但一事中最要之原委，條目有應詳而不詳者，內又有數門可不考者]《通志》二十略，知其義例可也。考史之書約之以讀趙翼《廿二史劄記》。[王氏《商榷》可節取，錢氏《考異》精於考古，略於致用，可緩]史評約之以讀《禦批通鑒輯覽》。若司馬公《通鑒》，論義最純正而專重守經，王夫之《通鑒論》、《宋論》識多獨到，而偏好翻案，惟《禦批》最爲得中而切於經世之用。[此說非因尊王而然，好學而更事者讀之自見]凡此皆爲通今致用之史學。若考古之史學不在此例。
一、諸子知取捨。可以證發經義者及別出新理而不悖經義者取之，顯悖孔、孟者棄之，說詳《宗經》篇。
一、理學看學案。五子以後，宋、明儒者遞相沿襲，探索幽渺，辨析朱、陸，掊擊互起，出入佛、老，界在微茫，文體多仿宗門語錄，質而近俚，高明者厭倦而不觀，謹願者惝恍而無得，理學不絕如線焉耳。惟讀學案，可以兼考學行，甄綜流派。黃梨洲《明儒學案》成於一手，宗旨明顯而稍有門戶習氣；全謝山《宋元學案》成於補輯，選錄較寬而議論持平，學術得失，了然易見。兩書甚繁，當以提要鈎元之法讀之，取其什之二即可。通此兩書，其餘理學家專書可緩矣。惟《朱子語類》原書甚多，學案所甄錄者未能盡見朱子之全體真面，宜更釆錄之。陳蘭甫《東塾讀書記》朱子一卷最善。
一、詞章讀有實事者。一爲文人便無足觀，況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然詞章有奏議、書牘、記事之用，不能廢也。當于史傳及專集、總集中擇其敍事述理之文讀之，其他姑置不讀。若學者自作，勿爲鈎章棘句之文，勿爲浮誕嵬瑣之詩，則不至勞積損志矣。[朱子曰：“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卻尋常底字。”又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不可架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實，二三分文。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均《語類》一百三十九]
一、政治書讀近今者。政治以本朝爲要，百年以內政事、五十年以內奏議，尤爲切用。
一、地理考今日有用者。地理專在知今，一形勢，一今日水道[先考大川]，一物産，一都會，一運道[水道不盡能行舟]，一道路，一險要，一海陸邊防，一通商口岸。若《漢志》之證古，《水經注》之博文，姑俟暇日考之可也。考地理必有圖，以今圖爲主，古圖備考，此爲中學地理言。若地球全形、外洋諸國亦須知其方域廣陝，程途遠近，都會海口，寒暖險易，貧富強弱，按圖索之，十日可畢，暫可不必求詳，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國，其餘可緩。
一、算學各隨所習之事學之。西人精算，而算不足以盡西藝，其於西政更無與矣。天文、地圖、化、力、光、電，一切格物製造莫不有算，各視所業何學，即習可學之算，取足應用而止，如是則得實用而有涯涘。今世學人治算學者，如李尚之、項梅侶、李壬叔諸君，專講算理，窮幽極微，欲卒其業，皓首難期，此專家之學，非經世之具也。[算學西多中少，因恐求備求精有妨中學，故附於此]
一、小學但通大旨大例。中學之訓詁猶西學之翻譯也，欲知其人之意，必先曉其人之語。去古久遠，經文簡奧，無論漢學、宋學，斷無讀書而不先通訓詁之理。近人厭中學者動詆訓詁，此大謬可駭者也。伊川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二程遺書》，《近思錄》引]朱子曰：“訓詁則當依古注。”[《語類》卷七]又曰：“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其實都曉不得也。”[《答黃直卿書》]又曰：“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答張敬夫書》]又曰：“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丈有意否，因贊成之爲佳。”[《答呂伯恭書》。此外言訓詁爲要者尚多]朱子所注各經，訓詁精審，考據《說文》者甚多。《潛夫論》聖爲天口，賢爲聖譯，可謂善譬。若不通古音古義而欲解古書，何異不能譯西文而欲通西書乎？惟百年以來，講《說文》者終身鑽研，汩沒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須通其大旨大例，即可應用。大旨不例者，解六書之區分，通古今韻之隔閡，識古籀篆之源委，知以聲類求義類之樞紐，曉部首五百四十字之義例。至名物無關大用，[如水部自有專書，示部多列祭禮，舟車今制爲詳，草蟲須憑目驗，皆不必字字深求者也]說解間有難明，義例偶有抵忤，則闕之不論。[許君書既有脫口逸，復多奧義，但爲求通六書，不爲究極許學，則功力有限斷矣]得明師說之，十日粗通，一月大通，引申觸類，存乎其人，何至有廢時破道之患哉？若廢小學不講，或講之故爲繁難，致人厭棄，則經典之古義茫昧，僅存迂淺俗說，後起趣時之才士，必皆薄聖道爲不足觀，吾恐終有經籍道熄之一日也。
如資性平弱並此亦畏難者，則先讀《近思錄》、《東塾讀書記》、《禦批通鑒輯覽》、《文獻通考詳節》，果能熟此四書，于中學亦有主宰矣。
去毒第九
悲哉洋烟之为害，乃今日之洪水猛兽也，然而殆有甚焉。洪水之害不过九载，猛兽之害不出殷都，洋烟之害流毒百馀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数十万万人，以后浸淫尚未有艾。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近年进口洋货价八千馀万，出口土货可抵五千馀万，洋药价三千馀万，则漏卮也。是中国不贫于通商而贫于吸洋烟也］遂成为今日之中国矣。而废害文武人才，其害较耗财而又甚焉。志气不强，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见闻不广，游历不远，用度不节，子息不蕃。更数十年，必至中国胥化而为四裔之魑魅而后已。
昔者国家尝严刑峻法以禁之而不效，天祸中国，谁能除之？然而吾意以为不然，《论语》曰：“齐之以刑，免而无耻；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法所不能治者，名得而治之。［顾亭林曰：以法治人不若以名治人］《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政所不能化者，学得而化之。何也？中国吸烟之始，由于懒惰，懒惰由于无事，无事由于无所知，无所知由于无见闻。士之学取办于讲章墨卷，官之学取办于例案，兵之学取办于钝器老阵，如是已足，［近日宋学、汉学、词章、百家之学亦皆索之故纸，发为空言，不必征诸实事，考诸万物］农无厚利，地无异产，工无新器，商无远志，行旅无捷途，大率皆可以不勤动、不深思、不广交、不远行而得之，陋生拙，拙生缓，缓生暇，暇生废，于是嗜好中之，此皆不学之故也。若学会广兴，文武道艺，城乡贵贱无有不学，弱者学之于阅报，强者学之于游历，其君子胸罗五洲，其小人思穷百艺，方且欲上测行星、下穷地隔、旁探南北极，岂尚有俾昼作夜、终老于一灯一榻者？导之且不为，况禁之哉？故曰兴学者，戒烟之药也。近日海内志士，伤时念乱，怵然有人类灭绝之忧。上海、扬州均有戒烟会，其说大抵各自治其所属之人，如吸烟者，主不以为仆，师不以为士，将不以为兵，田主不以为佣，商贾不以为伙，匠师不以为工，凡以治愚贱之人而已。夫不治富贵智能之人，则将吏、师长、田主、工师不乏吸烟者，彼恃有逃墨归杨之薮，犹不戒也。且官师皆无常职，彼视其官师如传舍，亦不戒也。吾谓惟在以学治智能少壮之人，愚贱者视吾力所能及者治之，衰老者听之，十年之后，此智能少壮之士大率皆富贵成立，或有位、或有家，因以各治其所属之人，三十年而绝矣。今各省多创立学会，谓宜即以戒烟会附之而行，无论何学会皆列此一条。四十岁以上戒否听其便，四十岁以下者不戒烟不得入会，家训训此，乡约约此，学规规此，剥穷则反，此其时乎？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孟子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夫以地球万国鄙恶不食之鸩毒，独我中华乃举世寝馈湛溺于其中，以自求贫弱死亡，古今怪变无过于此。使孔、孟复生，以明耻教天下，其必自戒烟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