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二
○明祖行事多仿汉高
明祖以布衣起事，与汉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汉高事陈说于前，明祖亦遂有一汉高在胸中，而行事多仿之。初起兵时，问李善长平天下之策，善长曰：“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业。公濠产，距沛不远，法汉高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李善长传》）《孔克仁传》亦谓帝尝以汉高自期，谓克仁曰：“秦政暴虐，汉高以宽大驭群雄，遂有天下。今群雄蜂起，皆不知修明法度，此其所以无成也。”是帝一起事即以汉高为法。今观其初定都金陵，方四出征伐，而已建都城，宫阙极壮丽，即萧何造未央宫之例也。（何治宫殿极壮丽，帝怒，以为天下新定，何重劳吾民。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帝悦，乃徙居之。）徙江南富人十四万户于中都，即汉初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以实关中之例也。（娄敬请徙齐、楚诸大族以实关中，汉高从之，徙者十余万户。）分封子弟于各省以建屏藩，即汉初分王子弟，以弟交王楚，从弟贾王荆，从子濞王吴，子肥王齐，如意王赵，文帝王代之例也。诏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赐爵社士，即汉初赐民爵七大夫以上之例也。甚至胡蓝之狱，诛戮功臣，亦仿菹醢韩、彭之例，此则学之而过甚者矣！
○明祖文义
明祖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然其后文学明达，博通古今，所传御制集，虽不无词臣润色，然英伟之气自不可掩。至如凤阳《皇陵碑》，粗枝大叶，通篇用韵，必非臣下代言也。此固其聪明天，然亦勤于学问所致。下金华后，聘刘基、宋濂在军中，朝夕讨论，固人所共知。而其初取滁州，范常谒见，即留置幕下，有疑辄问。（至正十三年事）渡江取太平，即召陶安参幕府。（十五年）克集庆，即辟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取镇江，闻秦从龙宿学，即令从子文正、甥李文忠以金币聘致，常书漆简，问答甚密。又以从龙荐，聘陈遇侍帷幄，呼为先生而不名。（十六年事）取婺州，即辟范祖干、叶仪、吴沈、许干、叶瓒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戴良等十三人，会食省中，分直讲经史。（十七年事）计其时距起兵才数年，已留意文事如此，故文义已早通贯。其见于诸臣传者，如范常在幕下，帝晏间，辄命儒臣列坐赋时，常每先成。帝笑曰：“老范诗质朴，似其为人也。”（见明史各本传。）初下徽州，朱允升请留御书，即亲书“梅花初月楼”赐之。（《双槐岁抄》）与陶安论学术，赐之门帖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安传》）征陈友谅，过长沙王吴芮祠，见胡闰所题诗，大爱之。（《闰传》）鄱阳战胜，与夏煜等草檄赋诗。（《煜传》）宋濂不能饮，帝强醉之，御制《楚词》以赐。又以良马赐濂，亲制《白马歌》。（《濂传》）此皆未称帝以前事也。其后亲为文赐臣下者，毛骐、安然、陶安之卒，皆亲为文祭之。桂彦良迁晋王傅，亲为文赐之。宋讷读书，火燎其衣及胁，亲为文戒之。张九韶致仕，亲为文饯之。（俱见各本传。）帝尝言，文章宜明白显易，通道术，达时务。（《詹同传》）阅曾鲁文，大悦曰：“阅陶凯文已起人意，鲁又如此，文运其昌乎。”（《鲁传》）以刘三吾主会试，疑其有弊，亲撰策问覆试。（《三吾传》）是帝之能为散文也。帝尝作诗，命三吾和韵，赐以朝鲜玳瑁笔。（《三吾传》）李质振饥山东，帝亲作诗饯之。（《质传》）以旧韵出江左，命乐韶凤参考中原正音订之，名《洪武正韵》。（《韶凤传》）解缙疏言：“韵府出自元末阴氏，本无足采，陛下以其便于检阅，故好之。”（《缙传》）帝尝出御制诗，桂彦良朗诵，殿陛皆惊。（《彦良传》）是帝之亲风雅也。帝建大本堂，征名儒教太子于其中。帝往讲论，置酒欢宴，自作《时雪赋》。徐达初封信国公，帝亲制诰文云：“从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来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韬略，当弘一统之规。邓禹功名，特立诸侯之上。”（《稗史汇编》）刘仲质改华盖殿学士，帝亲制诰文。（《仲质传》）封十王时，帝亲草册文，召唐之润色之。（《翦胜野闻》）是帝之兼习骈体也。帝尝问太子汉七国反事，太子曰，曲在七国。帝曰：“此讲官偏说耳。景帝为太子时，以博局杀吴王世子。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黜削诸侯。此七国所由反也。”论内官则曰：“古之宦竖，不过司昏晨而已。自汉邓太后以女主临朝，以阉人为常侍等官，自是权倾人主。”阅内藏，则以汉炅帝西苑、唐德宗琼林、大盈库为戒。谕翰林张信等以论思为职，则引唐陆贽、崔群、李绛等为训，谕戴德彝等亦然。教官吴从权不知民事，则谕以胡瑗教诸生皆兼时务。（见本纪及各传。）命刘基子景为阁门使，谕之曰：“考宋制，阁门使即仪礼司，欲汝以宣达为职也。”（《基传》）是帝之熟于史事也。宋濂侍左右，尝召讲《春秋左氏传》。（《濂传》）陈南宾进讲《洪范》九畴，后御注《洪范》多采其说。（《南宾传》）又尝观蔡氏《书传》，象纬运行，与朱子《书传》相悖，征诸儒订正之。（《钱宰传》）则帝并留意经学矣。古来帝王深通文义者，代不数人，况帝自幼未尝读书，长于戎马间。又未暇从事占毕，乃勤于学业，遂能贯通如此，固命世雄才之一端哉！
○明初文字之祸
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朝野异闻录》，三司卫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景，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又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案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
○明初文人多不仕
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丁野鹤、戴良之不仕，以不忘故国也。他如杨维祯以纂礼乐书征至京师，留百余日，乞骸骨去，宋濂送之诗，所谓“白衣宣至白衣还”也。胡翰应修《元史》之聘，书成，受赉归。赵熏、陈基亦修《元史》，不受官，赐金归。张昱征至，以老不仕。陶宗仪被荐不赴。王逢以文学征，其子掖为通事司，叩头以父年高乞免，乃命吏部符止之。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解缙疏云：“陛下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出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刑部者无枉直之判。”练子宁疏云：“陛下以区区小过，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叶伯巨疏云：“取士之始，网罗无遗。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筑城之科，不少顾惜。”此可见当时用法之严也。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论，即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宋濂以儒者侍帷闼十余年，重以皇太子师傅，尚不免茂州之行，何况疏逖素无恩眷者。如苏伯衡两被征，皆辞疾，寻为处州教授，坐表笺误死。郭奎参朱文正军事；张孟兼修史成，仕至佥事；傅恕修史毕，授博野令，后俱坐事死。高启为户部侍郎，已放归，以魏观上梁文腰斩。张羽为太常丞，投江死。徐贲仕布政，下狱死。孙ナ仕经历，王蒙知泰安州，皆坐党死。其不死者，张宣修史成，受官，谪驿丞。杨基仕按察，谪输作。乌斯道授石龙令，谪役定远。此皆在《文苑传》中。当时以文学授官而卒不免于祸，宜维祯等之不敢受职也。
○胡蓝之狱
汉高诛戮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彭。至栾布则因其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后征讨。其余萧、曹、绛、灌等，方且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键丁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如胡大海方宣力浙东，其子在都犯酒禁，即手刃之，曰：“宁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赵仲中守安庆，陈友谅陷其城，仲中走还，常遇春请原之，帝曰：“法不行，无以惩后。”遂诛之。可见其刚决之性矣。又汉光武、唐太宗定天下时方年少，计身老则诸功臣已皆衰殁。宋太祖年虽长，而恃有弟可以驭诸臣，故皆务保全。至明祖则起事虽早，而天下大定则年已六十余，懿文太子又柔仁，懿文死，孙更孱弱，遂不得不为身后之虑。是以两兴大狱，一网打尽，此可以推见其心迹也。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同诛者不过陈宁、涂节数人。至胡党之狱则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时已十余年，岂有逆首已死，同谋之人至十余年始败露者？此不过借惟庸为题，使狱词牵连诸人，为草禽之计耳。胡党既诛，犹以为吸丁，则二十六年又兴蓝党之狱，于是诸功臣宿将始尽。（惟庸死时，反状犹未露。洪武十九年，林贤狱成，谓惟庸曾遣之入海通倭，其事始著。二十一年征沙漠，获惟庸昔所遣往故元通书之封绩，二十三年发讯，逆谋乃大著云，见《李善长传》。蓝玉恃功粗暴，二十六年锦衣卫蒋告玉反，下吏讯，狱词云，玉同曹震等谋变，将伺帝出耕藉时举事，乃族诛，见《蓝玉传》。）今案坐胡党而死者，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毛骐、李伯升、丁玉、邓愈之子镇及宋濂之孙慎。（濂亦安置茂州。）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顾时、（其子敬坐死。）杨景、吴祯、薛显、郭兴、陈德、王志、俞通源、梅思祖、朱亮祖、华云龙。（其子中坐死。）坐蓝党而死者，傅友德、曹震、张翼、朱寿、何荣、詹徽、傅友文、察罕、（纳哈出之子。）张温、陈桓、曹兴、黄辂、汤泉、马俊、王诚、聂纬、王铭、许亮、谢熊、汪信、萧用、杨春、张政、祝哲、陶文、茹鼎等。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桑世杰、（其子敬坐死。）孙兴祖、（其子恪坐死。）何真、（其子荣、贵、安皆坐死。）韩政、（其子勋坐死。）濮英、（其子坐死。）曹良臣。（其子泰坐死。）此皆见于列传者。胡狱有《昭示奸党录》，族诛至三万余人。蓝狱有《逆臣录》，族诛至万五千余人。今二录不可考，而《胡》、《蓝》二传备载其数。此外又有非二党而别以事诛者，廖永忠功最大，以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汪广洋虽不入胡党，帝追念其在江西曲庇朱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遂赐死。周德兴年最高，以其子乱宫，并德兴赐死。王弼已还乡，又召入赐死。胡美因女为贵妃，偕子婿乱宫，并美赐死。李新、谢成别以事诛死。文臣以事诛者，又有茹太素，以抗直不屈死。李仕鲁以谏帝惑僧言，命武士ㄏ死于阶下。王朴、张衡俱以言事死。孔克仁、陶凯、朱同俱坐事死。于是文臣亦多冤死，帝亦太忍矣哉！《明史》于诸臣传，惟蓝玉略见其粗暴取祸之由，他如冯胜、傅友德等但叙其战功，而末即结之以赐死，明见其死之不以罪。李善长佐明祖起兵，位至上相封公，年七十有七，全家诛戮，传中既附着其锻炼之爰书，又载王国用为之辨雪一疏，以深著其冤。汤和亦被猜而竟得良死，则传末谓当时公侯坐奸党无得免者，和独享寿考以功名终，而深为之幸。皆以见明祖之猜忌好杀，可知立传之用意也。
○涂节汪广洋之死
《胡惟庸传》，惟庸与陈宁、涂节谋起事，洪武十三年正月，涂节上变告惟庸，帝大怒，命廷臣讯惟庸，词连宁、节。廷臣言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不可不诛，乃诛惟庸、宁并及节。是节本与惟庸同谋逆者也。然《汪广洋传》，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惟庸毒死，是节于未告变之前已劾惟庸，则非素与惟庸同谋者矣。盖惟庸恨其告变，而反诬以陷之耳。又《广洋传》，帝问惟庸毒刘基事，广洋对曰：“无有。”帝怒其朋欺，贬广南。又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乃赐敕诛之。是广洋之死，以朱文正、杨宪二事也。而《惟庸传》则云，占城贡使至，惟庸、广洋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帝怒，责惟庸、广洋，未几赐广洋死，是广洋又因匿贡使而死矣。二传殊不划一。匿贡使之事，惟庸、广洋同罪，不应独罪广洋，则广洋之死究以文正、杨宪二案也。
○明祖晚年去严刑
明祖惩元季纵弛，特用重典驭下，稍有独犯，刀锯随之。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见《草木子》。）法令如此，故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纵肆，盖亦整顿一代之作用也。然其令李善长、刘基等定律，则又斟酌轻重，务求至当。洪武十八年，诏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详议，大理寺覆谳，然后奏决。二十年，焚锦衣卫刑具，以系囚付刑部。二十八年，又诏曰：“朕起兵惩创奸顽，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后嗣止循律典，不许用黥、刺、非刂、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重典。”又尝与懿文太子出郊，亲指道旁荆楚，谓太子曰：“古人用此为朴刑，以其能去风，虽伤不杀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儿当念之。”是帝未尝不慎重刑狱。盖初以重典为整顿之术，继以忠厚立久远之规，固帝之深识远虑也。
○明祖多养异姓为子
养异姓为子，始于唐之宦官。其后朱全忠、李克用、李茂贞、王建等亦用以创国，盖群雄角立时，部下多易于去就，惟抚之为家人父子，则有名分以相维，恩谊以相浃，久之亦遂成骨肉之亲，以之守边御敌，较诸将帅尤可信也。明祖初起，以匹夫举事，除一侄（朱文正）一甥（李文忠）外，更无期功强近之亲，故亦多养异姓子，幼而抚之，长即命偕诸将分守，往往得其力。《何文辉传》云，周舍守镇江，道舍守宁国，马儿守婺州，柴舍、真童守处州，金刚奴守衢州，皆义子也。案周舍即沐英，少孤，从母避兵，母又死，太祖与高后怜之，抚为子，军中亦呼沐舍，后以功复姓。道舍即何文辉，太祖初下滁州，得之，年十四，抚为子。马儿即徐司马，扬州人，年九岁，无所依，太祖养为子，后立功亦复姓。柴舍即朱文刚，与耿再成同守处州，苗帅之乱，文刚欲聚兵杀贼，不及而死。金刚奴无考。又有朱文逊，史不传其小字，亦以养子死太平之难。又《平安传》，安亦太祖养子，少骁勇，力举数百斤。《沐英传》又言，太祖养子凡二十余人，今皆无考。
○明初徙民之令
明祖初定鼎，尝迁苏、松、杭、嘉、湖民之无田者往耕临濠，官给牛种，免赋三年。成祖亦徙太原、平阳、泽、潞、辽、沁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以实北平。用闲民耕旷土，固善政也。然明祖又尝徙江南富民十四万户于中都，又命户部籍浙江等九省及应天十八府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于京师，谓之富户。成祖因之，亦徙直棣、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又徙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日久贫乏逃亡，辄选其本籍殷户补之。俱见《食货志》。谓明祖初意，本效汉时徙民实关中之制，其后遂为厉阶云。案黄润玉以父在徙中，请以身代。官少之，对曰：“父去日益老，儿去日益壮。”乃使之。旋举顺天乡试。
○明分封宗藩之制
明祖初定天下，分封诸子于各省各府，盖仿汉、晋六朝及有元之制而参酌之，外以壮藩卫而实无事权。其有才者如燕、晋诸王，或统兵以镇边塞，然不为例。其分封内地者，不过设三护卫，不致有尾大不掉之患，其用意亦深远也。然其后日久而弊日甚，一在以王府之尊而居于外郡，则势力足以病民；一在支庶蕃衍，皆仰给县官，不使之出仕及别营生理，以至宗藩既困，而国力亦不支。考唐初亦封诸王于外，迨武后废杀诸王后，开元以来诸王皆居京师，而支庶得自奋于功名。如宗室为宰相者至有十余人，其出仕于外，如嗣虢王巨、嗣吴王，当国家寇乱时，俱能守郡掌兵，为国宣力，此法之最善者也。今观明制，藩王之体统极尊，以极尊之体统处于外郡，则有如谷王穗，夺民田，侵公税，杀无罪人，藏匿亡命，长史虞廷纲谏则诬以罪而磔之。又如伊王世子典英，多持官吏短长，不如旨，必构之使去。至御史行部，不敢入城，英要而笞之。官吏往来，率纡道疾过，犹使人追入，责以不朝，朝者亦辱以非礼。宫墙坏，奏请修筑，则夺附近民居以广其宫。索郎中陈大壮屋，不肯，则使数十人从大壮卧起，夺其饮食，大壮遂饥死。阅河南府城女子，选七百余人，留尤丽者九十余人，勒其家以金赎。宸濠未反时，亦强夺民间田宅子女，养群盗闵廿四、凌十一等，劫财江湖间，有司不敢问。甚至楚宗华诋讦楚王华奎之案，以巡抚赵可怀庇华奎，楚宗人遂击死可怀。此其恣横无忌。肆害官民，皆由以藩王之尊居于外郡，莫敢抗拒故也。而国家之所以防闲宗藩者，则又禁例太密。盖自成祖以燕邸起兵得位，继以高煦、钅番、宸濠先后谋不轨，遂设为厉禁，所以箝制之者无不至。《明史 诸王传赞》谓，出城省墓亦须奏请，二王俱不得相见。今案襄王瞻善，自长沙徙封，过安陆，见其弟梁王瞻善，流连不忍去，临别痛哭，谓此生不得复见矣。此二王不相见之制也。天顺中，瞻善奉旨入朝，英宗以其尊属，特命岁时得与诸子出城游猎。可见非特旨则不得出城也。弘治中，周太后思见其次子崇王见泽，特召之。倪岳奏，自宣德以来，除襄王一入朝外，无亲王朝见之事，乃不果召。万历中，郑贵妃不欲其子福王之国，以留过李太后寿节为词，太后曰：“吾潞王亦可以寿节来乎？”（潞王，李太后次子，神宗亲弟。）此可见一受封即入朝亦不得也。甚至土木之变，韩王子冲秋勤王赴京，亦以敕止之。寇入河套，冲秋愿率子婿击贼，亦不许。崇祯中，京师戒严，唐王聿键倡义勤王，反被诏切责，削为庶人，锢之凤阳。是虽赴国家之急亦不得也。而法之尤不善者，在乎支庶日蕃，徒仰岁禄，而别无出仕及谋生之路，宗支既多穷迫，而国力亦以坐困。《明史》表序谓，亲王或可自存，郡王至中尉空乏尤甚。盖亲王岁禄既多，（洪武九年，初定亲王岁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各有支给。二十八年，更定亲王禄犹万石，郡王只二千石，镇国将军以下以二百石、一百石递减。）其护卫军及仪卫司人役并乐户之类，俸饷皆支于官，（楚王孟烷请纳还两护卫，以省国力，是护卫饷给自官也。德王榕以仪卫司缺额，句余丁补之，巡抚邵锡檄补充者勿给饷，是仪卫司本给饷也。郡王有事用鼓吹，与亲王别城居者，假鼓吹于有司，与亲王同城者，假乐户于长史司，是亲王独有乐户也。）是亲王之分例本属丰厚，且初封时，岁禄外又有草场滩地之赐。如英宗子见就藩德州，请齐、汉二庶人所遗东昌、兖州闲田，及白云、景阳、广平三湖地，宪宗悉与之。神宗子潞王就封，请得景藩故籍田产，多至四万顷。福王之国，亦援例以请，而版籍已定，尺寸皆夺之民间，不得已减半，中州田不足，则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又奏乞张居正入官田，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州，四川盐井、榷茶银。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售卖，至为禁食河东盐，以听鬻卖。此亲王富厚之大概也。盖亲王初封爵出藩皆帝王爱子，故岁禄外有此别给。其后嫡子孙袭亲王爵者即世其产，是以富厚如此。至亲王之支子孙封为郡王及镇国、奉国将军、中尉者，不能分此私产，惟恃岁禄为衣食，而生齿日繁，国力不给。嘉靖中，御史林润言，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米四百万石，而各藩禄米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即无灾伤蠲免，亦不足供禄米之半。年复一年，将何以支？此可见国家养给各藩之竭蹶也。于是议者有减岁禄，限宫■，限支子之请。《明史 诸王世表序》谓，支属承祧者亲王无旁推之恩，群从继世者郡封绝再袭之例，以及名婚不时有明禁，本折互支无常期。嘉靖四十四年，乃定郡王、将军七分折钞，中尉以下六分折钞，郡、县主仪宾等八分折钞，而宗藩之贫困极矣。此皆由宗藩支庶仰食于官，不使之出仕，又不许其别营生计，以致坐敝如此。靳学颜疏所谓，唐、宋宗亲，或通名仕版，或散处民间，我朝分封列爵，不农不仕，吸民膏髓是也。《程绍传》，宗室为盗窟穴，绍列上其状，则更入不肖。嘉靖中，宗室祜思请除宗人禄，听其以四民业自为生，贤者应科目试，不许。直至万历中，宗室戴育请宗室皆得儒服就试，中式者，视其才器，中外职兼用，始允行之。（案《陈子壮传》，崇祯帝下诏，援祖训郡王子孙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验授职，是祖训原有宗藩出仕之例。）其后崇祯中，中部知县名新堞者，守城死流贼之难。云南通判寿钅林，当孙可望兵至，知不免，乃张盖往见之，行三揖礼，曰：“谢将军不杀不掠之恩。”可望欲降之，不从，遂遇害。巩昌通判廷璋署秦州，城陷，为贼所执。使之跪，叱曰：“我天朝宗姓也，今日惟求一死！”贼遂杀之。（《宗室诸王传》）又宝丰知县朱由咸、密县知县朱敏汀，亦皆以宗贡生出仕，死流贼之难。（《武大烈传》）此皆万历以后，许宗人应试得官者也。向使早如唐制，宗人各有进身之路，则平时既无坐食廪禄之费，一旦有事，或亦有如虢王吴王之为国立功，未尝不可收藩维之助。乃直至末造，始开入仕之途而已无及矣，岂非立法之最不善者哉！（《何如宠传》，宗藩婚嫁命名，例请于朝，贫者为部所稽，万历末至崇祯中，积千数，有白首不能完家室，骨朽而尚未命名者。如宠为礼部尚书，特为奏请，贫宗得嫁娶者六百余人。）
○明官俸最薄
明初百官之俸，皆取给于江南官田。其后令还田给禄。洪武十三年，已定文武官禄米俸钞之数。二十五年，更定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递减十三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后为永制。洪武时，官全给米，间以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一石。（其时钞尚贵。）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七八，九品以下全支米。后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时钞已贱，故十贯抵一石。）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给钞，下半年给苏木胡椒。（《孔友谅传》疏言，大小官自折钞外，月米不过二石，此宣德中事也。又《李贤传》，正统以前，北京漕运少，各官月支米一石。李贤疏言，降人居京师者，实支十七石五斗，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者，实支仅一石，是一降人当京官十七员半矣。）成化七年，户部钞少，乃以布估给，布一匹当钞二百贯。是时钞一贯仅值钱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钞十贯，是一石米仅值二三十钱也。布一匹亦仅值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仅值十四五钱也。《明史 食货志》谓，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顾宁人谓，其弊在于以钞折米，又以布折钞，以致如此。其后又定有折银之例。（成祖迁都北京，以漕运不便，百官俸米皆令赴南京关支，惟英国公张辅，以功大，许北京支领。其百官俸米，领票后卖与商人赴领，每十石止值银一二两。周忱以江南正苦粮重，建议量折银，每石银四钱，以充百官俸，折银之例始此。）凡官俸有二，曰本色，曰折色。其本色又有三，曰月米，曰折绢米，曰折银米。月米不问官大小皆一石，折绢者绢一匹当银六钱。折银者，银六钱五分当米一石。比从前以布折钞之例稍优矣。其折色亦有二，曰本色钞，曰绢布折钞。本色钞，二十贯折米一石。绢布折钞，绢一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一品者本色仅十之三，递增至从九品，本色乃十之七。此有明一代官俸之大略也。（案《李长庾传》，据《会典》，国初金花银解南京供武俸，正统初始改解内库，除武俸外皆御用，是武官俸早已给银。）
○明宫殿凡数次被灾
永乐五年，始建北京宫殿。八年，北征还，即受朝于奉天殿，是奉天殿先成。十八年，各宫殿皆落成，诏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九年四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二十年，乾清宫亦毁。自后未尝营葺，故仁宗即位，将还南京，诏改北京诸司悉称行在。直至正统四年，始修建北京宫殿。六年十一月，乾清、坤宁二宫及三殿俱告成，乃定都北京。诏文武诸司，不得称行在。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宫灾，遣使采木于湖广，因工作大，加天下赋一百万。十六年十一月，乾清宫始造成。嘉靖三十六年，三殿又灾。四十一年九月，三殿告成，改奉天曰皇极，华盖曰中极，谨身曰建极。万历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中极、建极三殿灾。三十年，重建乾清、坤宁二宫。三十二年三月，乾清宫成。天启六年九月，皇极殿成。七年八月，中极、建极殿成。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宫殿又为流贼李自成所毁。统计明代北京三殿两宫，各四次被灾。（本纪及《杨廷和》、《乔宇》、《沈一贯》、《陈于陛》、《张位》等传。）
○明正后所生太子
明诸帝惟成祖、景帝、世宗、庄烈帝由藩邸入继大统，未尝身为皇太子。世宗晚年以忌讳未立储，光宗甫登极即病，亦未立储，其余则无有不立太子者。太祖立马后长子为皇太子，未即位薨，是为懿文太子。又立太子妃吕氏所生子为皇太孙，是为建文帝。靖难兵至，崩于火。建文登极时，亦立查后长子文奎为皇太子，兵至不知所终。此正后、正妃所生太子皆不吉也。仁宗母系仁孝徐后，宣宗母系诚孝张后，此则正后所生太子获享国者，然二帝生时在藩邸，母尚未立后。英宗由太子即位，则本宫人子而孙后养为己子者也。宪宗由太子即位，其母则周贵妃也。孝宗由太子即位，其母则李淑妃也。惟孝宗登极后，册妃张氏为皇后，弘治四年生武宗，立为皇太子，此乃既为后后所生之太子，为有明一代盛事。世宗以后，穆宗母则杜康妃也。神宗由太子即位，其母则李贵妃也。光宗由太子即位，其母则王恭妃也。熹宗母则王选侍也，庄烈帝母则刘贤妃也。至庄烈帝登极，册周妃为后，明年生慈良，立为皇太子，此亦既为后后所生之太子，武宗后仅此而已。统计有明一代，正位中宫后所生储贰，惟武宗及慈良二人，然武宗虽为帝，而盘游无度，几乱天下，身后又无子；慈娘遇国变，不知所终，是正后所生太子更不吉也。他如景帝立子见济为皇太子，（杭妃所生。）宪宗先立极为皇太子，（柏妃所生。）世宗先立载壑为皇太子，（王贵妃所生。）皆早薨。此则虽非正后所生，亦皆不吉矣。立嫡建储，古今令典，乃时会迁流，有不可以常理论者。明代诸臣，呶呶以争国本为第一大事，其亦未博观于历代继述兴亡之故也哉！
○明宫人殉葬之制
《明史 后妃传》，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皆然。其见于《后妃传》者，宣宗崩，嫔何氏、赵氏、吴氏、焦氏、曹氏、徐氏、袁氏、诸氏、李氏、何氏皆从死，正统元年皆追加赠谥，册文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此可见当时宫嫔殉葬之例也。景帝以成阝王薨，犹用其制，至英宗遗诏始罢之。案《周王有敦传》，有敦死，英宗赐有爝书曰，王在日，尝奏身后务从俭约，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云云。帝之除殉葬，盖本于有敦之奏也。然有敦死，妃巩氏、夫人施氏、欧氏、陈氏、张氏、韩氏、李氏皆死殉，诏谥妃贞烈，夫人贞顺，盖帝赐书未到已先死矣。又可见当时宫人殉葬，各王府皆然，不特朝廷也。《否泰录》载，英宗临崩，召宪庙谓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遂为定制。
○明代选秀女之制
《明史》载明祖之制，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国初惟成祖仁孝皇后为徐中山女，其时法制未定也。（明祖初为懿文太子册常遇春女为妃，未薨，又册吕本女为太子妃。又初为秦王爽纳王保保妹为妃，继又以邓愈女为妃。皆前代故事所无。）嗣后则多出民间，故每新君登极，有选秀女之谣。《明稗类抄》，成化中，命妇入朝，尚书施纯妻甚端丽，皇太后谛视久之，顾左右曰：“曩选妃时，何不及此人？”又《涌幢小品》，宪宗选妃，江南嘉兴姚善女在选中，发不盈尺，过吴江二十里，一夕发顿长八尺，故其地遂名八尺。后入宫，生皇第九子寿王，册封端懿安妃。又《四友斋丛说》，武宗南巡至扬州，知府蒋瑶力拒嬖幸江彬等。彬传旨要选秀女，瑶曰，止知府有三女，民间并无。彬遂语塞。又赵尔沂《刘大姑传》，大姑京师人，光庙在青宫时，诏选元妃，大姑与郭后及后女弟同入选，郭后选中，后女弟及大姑赐金币还。凡落选女子，贵家争聘致为重，后女弟遂为成山伯夫人。大姑独不肯嫁，贵戚纳聘悉却之，谓母曰：“被选后，与今元妃同卧起三月，外间何等子，乃议婚耶！”遂守贞以殁。此皆前明选秀女故事也。于慎行《笔麈》云，此事祖宗自有深意，汉宣帝许后起微时，故为后从官舆服甚俭。及霍后立，赏赐动以千万计。且不特此也，来自民间，则习见闾阎生计，可以佐人君节俭之治。若必出于勋旧，则勋而兼戚，戚而兼勋，王氏祸汉，贾氏祸晋，可为前鉴。本朝选驸马亦然，非但不由勋旧，并不由仕宦，其意深远矣云云。今案明代选秀女之制，亦非通行天下，大概多在京师附近之处。初两京并重，故妃后尚有南人，如宣宗胡后，济宁人；孙后，邹平人；吴妃，丹徒人；郭嫔，凤阳人；英宗钱后，海州人；宪宗王后，武宗夏后，皆上元人；世宗方后，江宁人是也。然地近则易采选，故英宗周妃，昌平人；景帝汪后及宪宗吴后，皆顺天人；世宗杜妃，（穆宗生母。）大兴人；穆宗李后，昌平人；陈后，通州人；李妃，（神宗生母。）氵郭县人；神宗王后，余姚人，而生于京师；郑贵妃，大兴人；光宗郭后，顺天人；王妃，（熹宗生母。）顺天人；刘妃，（庄烈帝生母。）海州人，而籍宛平；庄烈帝周后，苏州人，而家于大兴。盖有明中叶以后，选妃多在京师，不及远方，恐滋扰也。（《陈子龙传》，福王立于南都，中使四出，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即持之去，闾里骚然，子龙上疏力谏，可见选秀女之骚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