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八
○辽金之祖皆能先知
《史记》称黄帝生而神炅，弱而能言。盖开天立极之君天聪明，自有不可思议者。即后世草昧开创之主亦必有异禀，与神为谋。如北齐文宣帝，虽淫酗颠昏，而呓语谵言，辄预知来事，已属神奇。（见《北齐文宣预知》条内。）至如辽太祖、金世祖二君，纪传所载，尤可征也。《辽本纪》，太祖生三月能行，ㄧ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谓左右若有神人翼卫，时伯父当国，有疑辄咨之。既即位，征讨无不如意，遂成帝业。天赞三年，忽下诏云：“自我国之经营，为群方之父母，升降有期，去来在我。三年之后，岁在丙戌，时值初秋，必有归处。然未终两事，岂负亲诚，日月非遥，戒严是速。”诏下，闻者皆惊惧，莫识其意。是年大举征托欢、（旧作吐浑。）党项、准布（旧作阻卜。）等部，明年尽取西南诸国，乃诏曰：“所谓两事者，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乃又大举兵亲征，天显元年，拔扶余城，攻辉罕，（旧作忽汗。）降其王大撰，以其地为东丹国，封皇太子为人皇王，以主之，此又毕一事也。是年秋，太祖崩，所谓“丙戌秋必有归处”者，至是亦验云。又《金世纪》，世祖尝能以梦占候战阵之胜负，如与博诺（旧作杯乃。）战，世祖曰：“予尝有异梦，今不可亲战，若左军有力战者，则大功成矣。”会其弟颇拉淑（旧作颇剌淑。）力战，果大胜。及疾作，妻纳喇氏（旧作拿懒氏。）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后我一年耳。”颇拉淑请后事，曰：“汝惟后我二年耳。”颇拉淑出，谓人曰：“吾兄至此，亦不与我好言。”及明年，纳喇氏卒。又明年，颇拉淑卒。临卒时叹曰：“我兄真多智哉！”初寝疾时，子阿固达以事如辽，世祖戒之曰：“汝速了此事，五月未半而归，则我犹及见汝也。”阿固达果前没一日至，世祖喜甚，抱而抚之，谓弟穆宗（英格）曰：“乌雅舒（旧名乌雅束。）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后果灭辽称帝云。又世祖讨乌春归，纥石函部长阿海迎谒，世祖谓之曰：“乌春背恩叛我，我故诛之。吾大数亦将终，我死，汝等当竭力辅我子弟，若乱心一生，则灭亡如乌春矣。”后其子阿疏果叛而致亡灭。是二君者，岂非所谓夙慧性成，鬼神相契，有不可以常理论者耶！
○金制追谥帝后之滥
有天下者，追尊其祖，唐、宋旧制皆四代，惟后魏追尊至二十八代，最为亵滥。金之追谥，亦无限制。金之先本甚微，始祖函普始居完颜部，第四世绥赫（旧名绥可。）始定居阿勒喀水，（旧作安出虎水。）有室庐之制。第五世舒噜（旧名石鲁。）始官特里衮。（旧作惕隐。）第六世乌古鼐（旧名乌古乃。）始为女直节度使。（皆辽所授，辽以县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故节度与唐同名而实异。）第七世和哩布（旧名劾里钵。）及弟颇拉淑、弟英格，（旧名盈哥。）英格又传和哩布长子乌雅舒，皆相继袭节度使。至乌雅舒传其弟阿固达，始建号称帝。盖至是已八世十二君矣，乃天会十五年，熙宗一一追尊谥，函普曰始祖景元皇帝，妣曰明懿皇后。始祖子乌噜曰德帝，妣曰思皇后。德帝子巴哈（旧名跋海。）曰安帝，妣曰节皇后。安帝子绥赫曰献祖，妣曰恭靖皇后。献祖子舒噜曰昭祖，妣曰威顺皇后。昭祖子乌古鼐曰景祖，妣曰昭肃皇后。景祖子和哩布曰世祖，妣曰简翼皇后。世祖弟颇拉淑曰肃宗，妣曰靖宣皇后。肃宗弟英格曰穆宗，妣曰贞惠皇后。穆宗从子乌雅舒曰康宗，妣曰敬僖皇后。凡此皆及身未为帝者，而追谥尊称至十一君，可谓滥矣。熙宗又定始祖、景祖、太祖、太宗四庙，皆百世不桃。事俱见本纪。
按《松漠纪闻》，金九代祖名堪布，号始祖。八代祖名额噜，七代祖名雅哈，六代祖名苏赫，五代祖名舒噜，高祖太师名呼兰，曾祖名哈里，曾叔祖太师名富勒敏，曾季祖太师名措格，伯祖太祖名乌噜斯，诸名皆与《金史》不同，盖当时国语本无汉字，惟以音相传故也。
○金初父子兄弟同志
金初风气实，祖父一言，子孙终身奉之弗敢违。女直俗生子，长即异居。景祖九子，元配唐古氏，（旧作唐括氏。）生和卓，（旧名劾者。）次和哩布，次噶顺，（旧名劾孙。）次颇拉淑，次英格。及当异居，景祖曰：“和卓柔和，可治家事。和哩布有智勇，何事不成？噶顺亦柔善入耳。”乃命和卓与和哩布同居，噶顺与颇拉淑同居。其后景祖卒，世祖和哩布继之。世祖卒，肃宗颇拉淑继之。肃宗卒，穆宗英格继之。兄弟间自相传袭，毫无争端。《萨哈传》所谓景祖既有成命，故世祖越和卓袭节度使，和卓无异言；世祖越噶顺而传肃宗，噶顺亦无异言，皆景祖志也。世祖临殁，呼穆宗谓曰：“长子乌雅舒柔善，若办契丹事，阿固达能之。”穆宗后遂以位传乌雅舒，以及于太祖。兄弟间行之自如，无所勉强。太祖既有天下，又以位传其弟乌奇迈，是为太宗。及太宗本无立熙宗意，（名，太祖长子宗峻之子。）宗翰等以熙宗乃太祖嫡孙当立，与宗干、希尹等定议入奏，太宗以义不可夺，亦遂授熙宗为安班贝勒（旧作谙班勃极烈，金最尊官也，诸帝皆由此继大统。）而继体焉。可见开国之初，家庭间同心协力，皆以大门户启土宇为念，绝无自私自利之心，此其所以奋起一方，遂有天下也。熙宗即位，亦敬礼诸叔。未几，宗磐、宗隽、达兰（旧名挞懒。）等相继以谋反诛，帝亦酗酒，以疑忌杀其弟常胜、札拉，（旧名查剌。）海陵又手弑帝而夺其位，遂杀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宗翰、宗弼子孙三十余人，舍音（旧名斜也。）子孙百余人，诸内族又五十余人，草株连，几无噍类。其去世祖、肃宗之世曾未三四十年，而骨肉变为仇雠，萧墙之内横尸喋血，祖宗笃之风一旦澌灭，而国脉亦几斩绝。幸世宗登极，以太祖子孙无几，曲为保全，从弟京谋逆当诛，犹贷其死，临御三十年，绝少诛夷宗族之事。章宗时，又以郑王永蹈、镐王永中之乱，遂疑忌宗室，凡亲王皆置之傅及府尉官，名为其属，实以监之。驯至宣、哀之世，镐厉王子孙禁锢已四十余年，卫绍王子孙亦禁锢二十余年，至大中始释，而国已亡矣。自古家门之兴，未有不由于父子兄弟同心协力，以大其基业。及其衰也，私心小见，疑妒攘夺，恩谊绝而门祚亦随之。家国一理，应若鼓桴，此可为炯鉴也。
按《晋书》载记，秃发乌孤临死。谓群下曰：“方难吸恫，宜立长君。”遂传其弟利鹿孤嗣位。利鹿孤将死，亦曰：“内外多虞，国机务广，其令亻辱檀嗣业，以成先王之志。”亻辱檀有才略，其父尝谓诸子曰，非汝等所及也，是以诸兄不授子而欲传于亻辱檀云。此可见小部落之兴，亦由于家庭之和壹，非偶然者。
○金代文物远胜辽元
金初未有文字，而开国以后，典章诰命皆彬彬可观。《文艺传序》云，金用武得国，无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列于唐、宋之间，有非辽所及者，以文不以武也。盖自太祖起事，即谓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文之士，敦遣赴阙。（本纪）又以女直无字，令希尹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国语，制女直字，颁行之。（《希尹传》）是太祖已留心于文事。及破辽，获契丹、汉人，通汉语，于是诸王子皆学之。勖少时即好学问，国人呼为秀才，能以契丹字为诗文，凡游宴辄作诗以见意。（《勖传》）宗翰能以两月尽通契丹大小字。（《宗翰传》）宗雄从猎，为流矢所伤，养疾两月，习契丹大小字通之。（《宗雄传》）按勖为都统，宗翰、宗雄为元帅，时尚未灭辽，而已好学如是。盖王气所钟，生皆异禀，故文艺之末，不学以能。熙宗谒孔子庙，追悔少年游佚，自是读《尚书》、《论语》、《五代史》及《辽史》，或夜以继日。海陵尝使画工密图杭州湖山，亲题诗其上，有“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皆本纪。）其中秋待月赋《鹊桥仙词》，尤奇横可喜。（见程史。）又尝令郑子聃、杨伯仁、张汝霖等与进士杂试，亲阅卷，子聃第一。（《子聃传》）是并能较文艺之工拙。计熙宗登极时，年仅二十余，海陵当宗弼行省时，已在其军前，则其习为诗文，尚在用兵开国时也。（辽王宗干延张用直教子，海陵与其兄充皆从之学，事在天眷之前。）世宗尝自撰本曲，道祖宗创业之艰难，幸上京时，为宗室父老歌之。其在燕京，亦尝修赏牡丹故事，晋王允猷赋诗，和者十五人。显宗在储位，尤好文学，与诸儒讲论，乙夜忘倦，今所传赐右相石琚生日诗，可路见一斑。迨章宗以诗文著称，密国公以书画传世，则濡染已深，固无足异矣。惟帝王宗亲，性皆与文事相浃，是以朝野习尚，遂成风会。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非偶然也。
○金一人二名
金未灭辽以前，其名皆本其国语，及入中原，通汉文义，遂又用汉字制名。如太祖本名阿固达，而又名也。太宗本名乌奇迈，而又名晟也。熙宗本名哈喇，（旧作合剌。）而又名也。海陵本名都古噜讷，（旧名迪古乃。）而又名亮也。世宗本名乌禄，而又名雍也。章宗本名玛达格，（旧名麻达葛。）而又名景也。宣宗本名乌达布，（旧名吾睹。）而又名也。哀宗本名宁嘉苏，（旧名宁甲速。）而又名守绪也。此帝王之二名也。他如乌页（旧名乌也。）之名勖也，舍音（旧名斜也。）之名杲也，萨哈（旧名撒改。）之名思敬也，尼堪（旧名粘没喝，又名粘罕。）之名宗翰也，斡里雅布之名宗望也，额尔衮（旧名讹鲁观。）之名宗峻也，鄂尔多（旧名讹里朵。）之名宗辅也。斡布（旧名斡本。）之名宗干也，乌珠（旧名兀术。）之名宗弼也，摩罗欢（旧名谋良虎。）之名宗雄也，阿里布（旧名阿鲁补。）之名宗敏也，托卜嘉（旧名塔不也。）之名宗亨也，此皇族之一人二名也。又如布萨忠义之本名乌者也，赫舍哩种塔之本名撒曷辇也，赫舍哩良弼之本名罗索也，（旧名娄室。）唐括安礼之本名干鲁古也，伊喇忄造（旧名移剌忄造。）之本名移敌列也，富察世杰之本名お阿散也，赫舍哩执中之本名呼沙呼也，（旧名胡沙虎。）阿勒根彦忠之本名お合山也，此又庶姓之一人二名也。盖国语之名便于彼此相呼，汉名则用之诏令章奏，亦各有所当也。其避讳之法，则专避汉名，而国语之名不避，盖国语本有音而无正字也。章宗避睿宗（宗尧）讳，凡太祖诸子以“宗”字排行者，皆加山为“崇”。民间宗姓者，悉改姬氏。又谓孙即康曰：“宗改崇字，其下尚有本字全体，应将‘示’字，依《兰亭帖》写作‘未’字。”即康奏曰：“唐太宗世民，偏旁之犯，如叶字作[b112]，泯字作氵氐，正是如此。”乃拟熙宗庙讳，字从面、从且，世宗庙讳，雍字从系，自此不胜曲避矣。
○金记注官最得职
金本纪所载世宗嘉谟懿训最详，较《贞观政要》更多数倍，推其故，盖当时记注官之得其职也。大定中，伊剌杰言，每屏人奏事，虽史官亦不得与闻，无由纪录。世宗以问石琚，琚曰：“古者天子置史官于左右，言动必书，所以儆人君有所畏也。”上曰：“朕观《贞观政要》，太宗与臣下议论，始议如何，后竟如何，此正史臣在侧记而书之耳。”于是朝奏屏人议事者，记注官独不避自此始。（本纪）黄久约为谏官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则近臣退避，久约将趋出，世宗止之。自是谏臣不避以为常。（《久约传》）则不惟记注官不避，即谏臣亦不避矣。载笔者在旁，则天子惟恐失言，而所言皆出于正。记注官听诸切近，据实书之，宜其所记之详且密也。章宗时，完颜守贞修起居注，与同官张奏言：“唐中书门下入阁，谏官随之，欲其与闻政事，有所开说。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帝视朝，则左右对立，有命则临阶俯听，退而书之，以为起居注。今臣等回避，并香阁陈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则凡有圣训及议政事，臣等无缘得知，何所记录？”上从之。又补阙杨庭秀言，乞令及第左右官一人应入史事者，编次日历。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润色付之。（《守贞》及《庭秀传》）故《章宗本纪》所载帝训亦多，皆记注官之得其职故也。
○大定中乱民独多
金代九君，世宗最贤。大定七年，大兴府曾奏狱空，赏钱三百贯，以为宴乐之费，其政简刑清可知也。然二十余年中，谋反者偏多。大定六年，泰州民和卓（旧名合住。）谋反，伏诛。九年，契丹爱实喇（旧名外失剌。）等，冀州张和等，俱以谋反伏诛。十一年，归德府民臧安儿谋反，伏诛。十二年，北京曹贵等，西北路纳哈塔齐锡（旧名纳合七斤。）等，州民李方等，同州民屈立等，冀州民王琼等，俱以谋反伏诛。十四年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谋反，伏诛。十八年，献州人殷小二谋反，伏诛。十九年，密州民许通等，济南民刘溪忠等，俱以谋反伏诛。二十年，布沙堪（旧名蒲速宛。）群牧所罗和（旧名老忽。）谋反，伏诛。二十一年，辽州民朱忠等乱言，伏诛。二十三年，潞州民陈圆乱言，伏诛。大名府猛安人马和尚谋反，伏诛。此皆载于本纪者，有道之世，偏多乱民，何也？岂世宗综核吏治，凡有奸宄，有司俱不敢隐，故奏谳独多耶？抑有司争欲以发摘邀功，遂以轻作重，以见其勤于吏事耶？
○金考察官吏
《金史 循吏传序》云，太宗既有中原，分置守令，熙宗始遣使廉察之。按天眷二年，命温都思忠等廉问诸路，得廉吏杜遵晦等百二十四人，各进一阶。贪吏张轸等二十一人，皆罢之。（本纪）又命秉德廉察河东路，太原尹图克坦恭（旧名徒单恭。）与九县令皆罢去，惟杨邦基以廉为河东第一，召为礼部郎中。（《邦基传》）又宗贤为永定军节度使，秉德访察至其地，士民持盆水与镜前拜曰：“我使君廉明类此。”秉德器之，遂超迁两阶。（《宗贤传》）此皆熙宗时初设此制，上下皆以吏治为重，故举劾足以示劝惩也。世宗即位，凡数岁辄一遣使黜陟之，故大定间官吏奉法，如伊喇道（旧名移剌道。）出使，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补进一阶，单州刺史石抹靳家奴等各进两阶；贪污官州防御使蒲速越等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乌古孙阿里补杖一百，削四阶。（《移剌道传》）后以廉问使者或以爱憎为升降，又欲立提刑司以伺察之，未及行。章宗即位，乃置九路提刑司核之。（《宗雄传》）寻又以言者谓提刑司黜陟非便，乃改设按察使。其所举劾，又差官核察之，于是权削望轻，官吏无所畏惮。贾铉奏，差监察时，即别遣官偕往，更不核察，从之。乃诏监察御史分按诸路者，女直人以汉人偕往，汉人以女直人偕往。此金代考核官吏之大概也。盖创设之始，上下奉法，甄别必公，及其久则弊渐生。如元季亦尝遣使，而情贿转甚，民间谣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辍耕录》）此弊之所必有者也。然吏治狃于故常之时，或偶一行之，遣公正大臣分路考察，未尝无补云。
○金推排物力之制
《周官》，以岁时定民之众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数于小司徒。三年则天下大比。本良法也。金制，亦分按民之贫富而籍之，以应科差，谓之推排物力，亦谓之通检。大定四年，梁肃奉使通检东平、大名两路物力，他使者多以苛刻增损为能，肃所检独称平允，朝廷敕诸路以肃为法。（《肃传》）大定十四年，又诏议推排法，朝臣谓宜止验现在产业，富察通言，必须通检各穆昆（旧名谋克。）人户物力多寡，则贫富自分，贫富分则版籍自定。如有缓急，验籍科差，则富者不得隐，贫者不重困矣。（《通传》）章宗时，屡遣使与各路按察司官推排民户物力，大率每十年一次。尝谕推排使贾益谦曰：“如有新强及销乏户，虽集众推唱，然销乏者勿销不尽。如一户元物力三百贯，今蠲减二百五十贯，或尚有不能者。新强者勿添尽，如一户应添三百贯，而只添二百贯之类。卿等当尽心，百姓应当赋役，十年之间，利害非细也。”（《益谦传》）是朝廷于推排物力未尝不意存轻减。然高汝砺疏云：“推排止凭一时小民之语以为增减，有司惟务速定，不复推究其实。由是豪强者扶同而幸免，贫弱者抑屈而无诉，难望物力均矣。”（《汝砺传》）张万公亦言，适足长告讦之风，增猾吏之弊。（《万公传》）张弘信通检山东，专以多得物力为功，督责苛急。宗室永元面斥之曰：“朝廷以差调不均，立通检法，乃妄加农民田产，笞击有至死者。市肆贾贩贸易有盈亏，田园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孙至与商贾同应上役，岂立法本意哉！”（《永元传》）是通检之法，虽欲均徭役，而实滋抑勒告讦贿诈之弊也。
按金代推排之法，与宋吕惠卿所创手实法正相似。手实法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赀货、畜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息钱一，隐匿者许告，有实则以三分之一充赏。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民不聊生。邓绾极论其害，谓民间养生之具，今欲尽令疏实，则家有告讦之忧，人怀隐匿之虑。且民之生计，赢缩不时，或春有之而夏已荡析，或秋贮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书何由拘录？徒使へ讼者趋赏报怨，畏法者守死忍困而已。故神宗于王、吕所创新法不改，而独此手实之法，特诏罢之。以宋暂行即罢之敝政，而金代数十年行之不变，故虽以世宗之求治，而无救于民病也。（按《宋史 吕公绰传》，官籍民产，第赋役轻重，至不敢多畜牛，以致田畴芜秽，公绰特奏之，由是牛不入籍。是仁宗时已有按产定役之法，然宋制但以之定役，而金制则令之出钱，又自有别。）
○明安穆昆散处中原（明安，旧作猛安；穆昆，旧作谋克。）
金初本俗，管军民者有穆昆，百夫长也；有明安，千夫长也；穆昆之副曰富勒珲，（旧作蒲里衍。）正军之奴仆曰阿里喜，无事则课其所属耕牧，用兵则率之以出征。及得中原后，虑中原士民怀贰，始创屯田军，凡女直、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户授田，使自耕种，春秋给衣，若遇出兵，始给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陇之北皆有之，筑垒于村落间，如山东路有把古鲁明安，中都路有胡土霭哥蛮明安，山东西路有盆买必剌明安是也。正隆初，又起上京诸明安于中都等处安置。（《纳合椿年传》）大定中，又摘徙山东明安八穆昆于河北东路之酬干、青狗两明安旧地。初入中原时，所受田多散处州县，世宗不欲其与民杂处，完颜思敬与图克坦克宁议，令明安穆昆之众自为保聚，其土田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遂为永制。（《思敬传》）然诸明安穆昆恃其世袭多不法，或请同流官考转，宗宪以为太祖皇帝定天下，誓封功臣，世袭此职，今不可改。其有不职者，当择其子弟中贤者代之，遂著为令。（《宗宪传》）章宗时，又诏明安穆昆既不隶提刑司，宜令监察御史察其臧否。按开国时移明安穆昆于中原，给地使之屯种，本欲赡其身家，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意至深也。而诸军户不能屯种，往往赁民代耕而收其租，甚至伐桑枣以为薪，且私卖其田，日益贫乏。太祖时以三百户为一穆昆，十穆昆为一明安。至宣宗时，则三十人为一穆昆，五穆昆为一明安。哀宗时，又二十五人为一穆昆，四穆昆为一明安，盖末年益耗减矣。
○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
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别。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金史 宗颜勖传》，女直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此以辽地为汉人也。《贺扬庭传》，世宗谓扬庭曰：“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异时南人不习诗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此以河南、山东人为南人也。《元史 百官志序》，诸官职皆以蒙古人为之长，而汉人、南人贰焉。文宗诏：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人。是汉人、南人亦各分名目。《程钜夫传》，世祖命钜夫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按钜夫由南宋人入附，故称南人，此以南宋人为南人也。
○宋金齐交割地界守土官随地为属
宋、金、齐分划地界，前后不同，守土官亦随地为所仕之朝。如张孝纯以宋臣降金，金使之相刘豫，豫废，仍为金行台丞相。郦琼、李成、孔彦舟、徐文皆自宋降豫，豫废，皆仕金，琼为博州防御使，成为安武军节度使，彦舟为郑州防御使，文为南京都虞候是也。豫本金所册立，豫官即金官，豫废仍仕于金，固无足怪。至金以河南、陕西地与宋，后仍取之，其时守土官吏并不迁改，地在金则官属金，地入宋则官属宋，及再入金，则官又属金。如郑建充先为金知延安军事，齐国建，累迁刺史，齐废，以地与宋，为宋环庆路经略安抚使，金再取陕西，仍以为经略安抚使，知庆州。张中孚仕宋，知镇戎军，以原州叛降于金，为泾原路安抚使，齐国建，即属齐为陕西诸路节度使，金以陕西与宋，又仕宋官开府仪同三司，后金人来索，又归金为行台兵部尚书。李上达为金东平府司户，齐国建，为豫吏部员外郎，齐废，以地与宋，上达随地入宋，金再取河南，上达又入金，为同知大名尹。如此类者，不一而足，一似边外番部之类，换朝而不换官。盖金以地归宋时，宋高宗本未易置官吏，并虑新复州县官吏怀不自安，降诏开谕，又命检详刘豫伪官，换给告身，未几金又取旧地，故其官亦随地归金也。然亦可见是时仕宦之传遽矣。亦有宋所补放而随地归金者。《宋史 柳约传》，金人归侵疆，约出知蔡州。既而金渝盟，传檄河南，守臣皆以城降，独约遣使武昌，得报而返。是约之外多降金也。
○衍庆宫图画功臣
图画功臣，汉有云台，唐有凌烟阁，宋有景炅宫、显谟阁、昭勋崇德阁。金世宗思国初创业之艰难，亦尝图诸功臣于衍庆宫。《金史实实（旧名习失。）传》所载凡二十一人：辽王舍音、金源郡王萨哈、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希卜苏、（旧名习不失。）金源郡王干鲁、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罗索、（旧名娄室。）楚王宗雄、鲁王栋摩、（旧名母。）金源郡王尼楚赫、（旧名银术可。）隋国公鄂兰哈玛尔、（旧名阿离合懑。）金源郡王完颜忠、豫国公普嘉努、（旧名蒲家奴。）金源郡王萨尔罕、（旧名撒离喝。）兖国公刘彦宗、特进乌楞古、（旧名斡鲁古。）齐国公韩企先并特进实实，皆功臣最著者也。《阿里布传》（旧名阿离补。）又载代国公罕都、（旧名欢都。）金源郡王实图美、（旧名石土门。）徐国公珲楚、（旧名浑黜。）郑国公们图珲、（旧名谩都诃。）濮国公实古讷、（旧名石古乃。）济国公芬彻、（旧名蒲查。）韩国公锡默阿里、（旧名斜卯阿里。）元帅左监军巴尔斯、（旧名拔离速。）鲁国公富察实嘉努、（旧名蒲察石家奴。）光禄大夫蒙古、（旧名蒙适。）隋国公和尼、（旧名活丈。）特进托克索、（旧名突合速。）齐国公博勒和、（旧名婆卢火。）仪同三司乌雅富埒珲、（旧名蒲卢浑。）仪同三司阿里布、（旧名阿鲁补。）镇国上将军乌凌阿托云、（旧名乌林答泰欲。）太师领三省事勖、太傅大{白大}、大兴尹持嘉晖、（旧名赤盏晖。）金吾卫上将军马武、（旧名马五。）骠骑卫上将军韩常、谭国公阿里布，共二十二人，此又多景祖、世祖开国时立功最著者也。大定十五年，又图赫舍哩种塔、赫舍哩良弼。泰和元年，续图石琚。此一朝策勋典故也。
○金用兵先后强弱不同
金之初起，天下莫强焉。盖王气所钟，人皆鸷悍，完颜氏父子兄弟，代以战斗为事，每出兵必躬当矢石，为士卒先，故能以少击众，十余年间灭辽取宋，横行无敌。观郦琼之论宗弼曰：“江南诸帅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召军旅，易裨校，则遣一介之士持空文谕之，谓之调发。今元帅亲临督战，矢石交集，而指麾三军，意气自若，将士视之，孰敢爱其死乎？”（《琼传》）宋吴亦谓，金人用兵，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所以能制胜。（《宋史 传》）饶风岭之战，金人重铠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吴》、《刘子羽传》）观此可以知当日兵力之雄悍矣。正隆用兵，去国初未远，故大定之初，尚能攻击江、淮，取成于宋。迨南北通好四五十年，朝廷将相既不知兵，而猛安谋克之移入中原者，初则习于晏安，继则困于饥乏，至泰和之末，与宋交兵，虽尚能扰淮、楚，捣环、庆，然此乃宋韩胄之孟浪生事，易于摧败，而非金人之不可敌也。及蒙古兵一起，金兵遇之，每战辄败，去燕迁汴，弃河北于不问。二十余年间，惟完颜陈和尚太昌原、倒回谷二战，差强人意，其余则望风奔溃，与辽天祚、宋靖康时之奔降如出一辙。当时刘炳疏言：“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卫，委疲懦以出战，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可想见是时兵力之积弱矣。兴定南侵，虽据《完颜赛不》、《讹可》、《乌古论庆寿》、《纥石烈牙吾塔》等传，屡侈战功，然《宋史》《赵方》、《孟宗政》、《扈再兴》等传，亦言屡败金兵，则《赛不》等传所云克捷者，盖亦非实事也。《完颜合达传赞》谓，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绝书，而地不加辟，杀伤相当，君子疑之，盖已见国史侈功之不足信。至如唐州之役，丧师七百，主将讹论（今作额林。）匿之，而以捷闻，为御史纳兰所劾，宣宗但奖御史敢言，而讹论置不问，此尤掩败为胜之明据也。由是相习成风，肆为欺饰。如正大四年，蒙古入商、虢，移剌蒲阿（今作伊喇布哈。）遇其游骑，获一人，辄以捷闻。（《蒲阿传》）八年，禹山之战，蒙古兵稍却，合达辄以大捷奏。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炅之祸，可胜言哉！”盖以为实然也。是时民间避兵者方欲保险自守，因此奏遂晏然不动，不二三日，蒙古兵猝至，悉被杀，皆为捷书所误云。（《合达传》）是不惟遇敌辄败，而并讳败报捷，习以为常。统前后观之，其始也以数千人取天下而有余，其后以天下之兵支一方而不足。然则承平之世，安不忘危，搜练军实，振作士气，岂非国家急务哉！（按禹山之战，据《元史 拖雷传》，是日大雾迷道，为金人所袭，杀伤相当。是合达之奏捷亦尚非全虚也。）
○金初汉人宰相
《韩企先传》，金太祖定燕京，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号。（传赞谓仿辽代南、北面官僚制度。）太宗初年，无所更改。及张敦固伏诛，移中书省、枢密院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又移置于燕。凡汉地选授官职，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自时立爱、刘彦宗、韩企先官为宰相，其职皆如此。故规为施设，不见于朝廷之上，惟治官政，庀民事，内供京师，外给转饷而已。后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从汉官制度。天会四年，始置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为尚书右丞，汉人为真相自此始。（按元遗山作《张万公碑》云，金制自尚书令而下，有左右丞相为宰相，尚书左右丞为执政官，凡内族外戚及国人有战功者为之，其次则黄人，又次则参用汉进士，不过以示公道而已。无相权也。）
○金俗重马
金初以战争开国，故最重马。景祖方为部长时，有黄马，服乘如意。景祖没，辽贵人争欲得之，世祖曰：“难未息也，马不可与人。”遂割其两耳，谓之秃耳马，辽人乃弗取。（《阿疏传赞》）时兵力尚微，桓、散达方强。欲得盈哥之大赤马及辞不失之紫骝马，世祖亦不许，遂战败之。（《桓》、《散达传》）康宗薨，太祖即位，辽使阿息保来吊。阿息保径株岭所，阅赠马，欲取之，太祖大怒，将杀之，宗雄谏而止。（《世纪》）阿离合懑将死，太祖往问疾，问以国家事，对曰：“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国俗多以良马殉葬，当禁止之。”（《阿离合懑传》）观此可见金源氏之重马也。军旅之事，全恃马力，此固有国家者所当留意耳。
○金以坏和议而亡
宋南渡后，至绍兴七八年间，盗贼尽平，韩、岳诸将兵力亦渐强盛，可以有克复中原之势，故时有以和议为非者，然卒以和议而得偏安。其后正隆南侵，开禧北伐，亦皆以议和罢兵息事。迨贾似道讳和主战而国亡矣。盖事势当危急之时，不得不谨畏睦邻，图存于亡，若犹仗虚骄之气，必误国事也。金宣宗当蒙古兵围燕京时，遣完颜承晖等往军前行成，已解围矣。后以迁汴之举，致蒙古藉口，再起兵端，残破河北，蹂躏关陕。至哀宗即位，群臣言可因国丧遣人报哀，副以遗留物，因而与之讲解。哀宗下省院议，而当国者有仰而不能俯之势，谓朝廷先遣使，则于国体有亏，遂止。（《合达传》）正大六年，蒙古兵围庆阳，哀宗命陕省犒以羊酒，为缓师计，北中亦遣唐庆来议和，先遣小使斡骨栾至行省。时适有太昌原之捷，移剌蒲阿等志气骄满，谓使者曰：“我已准备军马，可傈饿战。”斡骨栾归，以其语奏蒙古主，遂怒不可解，统大兵入陕。（《牙吾塔传》）是时金兵不复南侵，宋人亦有继好之意。正大八年，行省忽以札付下襄阳制置司，约同御北兵，且索军饷。札付者，上行下之檄也，于是宋制置使陈该遂怒辱使者，而宋之和好又绝。蒙古围汴，哀宗遣曹王讹可出质乞和，已退兵矣。而飞虎军申福、蔡元又擅杀北使唐庆等，于是蒙古之和议又绝，而不可解矣。此皆不度时势，徒恃虚气，以速灭亡也。金之先以和误人，而其后转以不和自误，亦岂非一代得失之林哉！
○九公十郡王
宣宗畏蒙古兵之逼，南迁于汴，河朔残民往往自相团结，各保一方。朝议择其中有威望者，假以事权，能复一道，即授以本道观察使，能捍州郡，即授以兵佐，于是封建之议起。兴定四年，封沧海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河间路招抚使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真定经略使武仙为恒山公，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昭义军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山东安抚使燕宁为东莒公，是为九公府。其中武仙最富强，张开次之，余皆各保一方。其后日渐摧败，如郭文振徙卫州，至不能军，但寓于卫。张开不能守潞州，闲居南京，部曲离散，名为旧公，实与匹夫无异。此九人外，又有史咏亦为平阳公，乃胡天作死后，咏继之而封者。传赞谓他书所载，有沧海公张进、河间公移剌中哥、易水公张进、晋阳公郭栋，此盖正大间续封，如史咏之继胡天作者。《金史》惟王福等九人有传，余皆无之。其后又有十郡王之封。（见《国用安传》。）十郡王者，李德明、封仙、张、张左、卓翼、康琮、杜政、吴歪头、王德全、刘安国也。九公各有传，十郡王无传，惟德全、安国、封仙、杜政略见《国用安传》中。盖此十郡王本哀宗发空名宣敕，听用安于同盟中有功者赐之，是又用安部曲，非朝命所封，无大功绩可纪，故无传也。
○金末赐姓之例
赐姓本姓于汉初，《北史 李宏传》所谓，项伯不同项羽，汉高赐姓刘氏，秦贞父能死难，魏武赐姓曹氏是也。其后罕有行之者，惟西魏宇文泰当国时，因魏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已多绝灭，乃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其次为九十九姓后，赐姓之广自此始。如杨忠赐姓普六茹氏，赵贵赐姓乙弗氏，寇和赐姓若引氏，耿豪赐姓和嵇氏，辛威赐姓普屯氏，樊深赐姓万纽于氏，周摇赐姓车非氏，李楷赐姓独孤氏，郭衍赐姓叱罗氏，侯植魏赐姓侯伏氏，又赐姓贺屯氏是也。（静帝时诏各复本姓。）其有倚为腹心者，则赐以皇族之姓，如薛端、薛善及叱罗协皆赐姓宇文氏是也。故周武帝命李宏修《皇室谱》，分为《帝系》、《疏属》及《赐姓》三篇。隋因之，如杨义臣本姓尉迟，文帝因其父战死，乃赐姓杨，编之属籍。唐初亦用其制，如罗艺、高开道、杜伏威、胡大恩皆赐姓李氏是也。唐末赐姓更多，如李克用、李茂贞、李顺节等皆附于皇族，或藉其用，或畏其逼，不得已也。金末亦多有赐姓者，财力既殚，爵赏又滥，不足以系人心，故设此劝功。然后制亦不同，有赐本国大姓者，如东永昌赐姓温都氏，（旧作温敦。）包世显、包长寿、包疙疸赐姓乌库哩氏、（旧作乌古论。）多隆乌（旧名睹令狐。）赐姓哈萨喇氏，（旧作禾速嘉。）何定赐姓必喇氏，（旧作必兰。）马福德、马柏寿赐姓瓜尔嘉氏，（旧作夹谷。）杨沃衍赐姓乌凌阿氏，（旧作乌林答。）资禄赐姓女奚烈氏，李辛赐姓温撒氏是也。其功多或力大，可恃以为援者，则竟赐以皇族之姓，如郭仲元、郭阿怜、李霆、梁佐、李咬住、国用安、张甫皆赐姓完彦氏是也。其附入属籍之处又有差等，以千人败敌三千者，赐及缌麻以上；败二千人者，赐及大功以上；败千人者，赐止其家。
○通惠河不始于郭守敬
京师至通州闸河，本元时郭守敬所开。《守敬传》，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州，凡为闸七，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元世祖命速行之，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工既成，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赐名曰通惠河。此元所创，至今为永利者也。然此河不自守敬始。《金史 韩玉传》，泰和中，玉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工既成，玉升两阶。是此河实自玉始。《守敬传》所云不用一亩泉者，盖玉所开河本用一亩泉为源，而守敬乃用白浮泉耳。守敬建闸，往往得旧时砖石故址，当即玉遗迹也。盖燕都自金宣宗迁汴后，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始来都之，其间荒废者已四五十年，旧时河道久已湮没，守敬得其遗址而开之，遂独擅其名耳。
○海陵荒淫
海陵荒淫，最为丑秽，身为帝王，采取美艳，何求不得，乃专于宗族亲戚中恣为奸乱，甚至杀其父杀其夫而纳之，此千古所未有也。《金史》所载，除一后三妃外，诸嬖幸有名字者已二十余人。凡宗室被杀者皆纳其妇女，曹王宗敏妻阿兰，（旧名阿懒。）海陵叔母也；宗磐子阿固岱（旧名阿虎迭。）妻阿里库，（旧名阿里虎。）从嫂也；其女重节，则从侄女也；宗本子萨尔拉（旧名莎鲁刺。）妻，宗固子呼喇勒（旧名胡里刺。）妻，和色哩（旧名胡失来。）妻，秉德弟嘉里（旧名纟里。）妻，皆从嫂也；寿宁县主实库，（旧名什古。）宗望女也，静乐县主布拉（旧名蒲剌。）及锡纳，（旧名习。）宗弼女也，实古尔，（旧名师姑儿。）宗隽女也，皆从姊妹；混同郡君苏和卓（旧名莎里古真。）及其妹伊都，（旧名余都。）宗本女也，皆再从姊妹；鼐喇古，（旧名奈剌忽。）皇太后表兄张定安妻也，富尔和卓，（旧名蒲鲁古只。）丽妃妹也，海陵皆私之。其纳之宫中者，则封为妃嫔，在外则分属于诸妃位下出入。鼐喇古出入元妃位，富尔和卓出入丽妃位，苏和卓、伊都出入贵妃位，实库、重节出入昭妃位，布拉、实古尔出入淑妃位。锡纳夫素赫，（旧名稍喝。）苏将和卓夫苏色，（旧名撒速。）皆为近侍，每值宿，海陵谓之曰：“尔妻年少，遇尔值宿，不可令宿于家。”每召入，海陵亲候廊下，立久则坐于侍婢高实古（旧名高师姑。）膝上。高实古曰：“天子何劳苦如是。”海陵曰：“我固以天子为易得耳，此等期会乃难得也。”苏和卓在外淫佚，海陵责之曰：“尔爱娱乐，有丰富伟岸如我者乎？”然亦不之罪也。此外如沈璋妻，为太子光英保母，及耶律彻妻侯氏，皆以入宫侍皇后而奸之者也。节度使乌达（旧名乌古带。）之妻定格，（旧名定哥。）与海陵有私，海陵即位，使定格杀其夫而纳之者也。秘书监文之妻实格，（旧名石哥。）海陵使文出之，而纳于宫中者也。萧拱妻色特尔（旧名择特懒。）之妹曰密，（旧名弥勒。）海陵使拱迎之于汴，既入宫，非处女，遂以疑杀拱，而以拱妻妻文，既又以密之命召拱妻入宫而乱之者也。亦有先宠幸而后杀之者，阿里库既入，海陵又私其女重节，阿里库责重节，遂缢杀阿里库。又萧唐古特（旧名堂古带。）妻扎巴，（旧名察八。）既入宫，封昭媛。时唐古特为护卫，札巴使侍女遗以杂佩，海陵遂手刃札巴，以徇于宫。每幸妇人，则教坊奏乐，撤帷帐，或妃嫔列坐，率意乱之，以为笑乐。幸室女不得遂，则使元妃以手左右之。女使辟拉（旧名辟懒。）有娠，欲幸之，则以麝香水揉腹而坠其胎。甚至徒单皇太后侍婢高福娘，亦与淫乱，使伺太后动静，福娘增饰语言，遂成弑逆之祸。此皆载在《后妃传》后者。海陵之恶固不足道，然著其大者可矣，此等中之丑亦琐琐书之，毋乃秽史乎！按本纪，世宗尝曰：“海陵以近习掌记注，故当时行事实录不载，当访求书之。”又《贾益谦传》，当时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迁，故史官修实录，不免附会云。然则《金史》所载，皆世宗时编订者也。
○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
海陵在位，盖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而更过之。《北齐书》称文宣狂暴，尝奸其嫂文襄后，凡高氏妇女无亲疏皆与之乱，或以赐左右。彭城王■母尔朱氏，其父神武之庶妻也，欲之不从，则手刃之。皇后李氏之妹嫁元昂，帝数幸之，欲纳为昭仪，则以鸣镝射杀昂。斯固已灭绝伦理，然以海陵视之，奚啻十倍。隋炀帝弑父杀兄弟，海陵则弑君弑母，杀伯叔兄弟及宗室数百人，炀帝犹不若是之惨也。然以其权谲刚厉之资，智足以饰非，威足以驭下，其时国运方强，使仅守其故业，虽淫恣乱伦，或尚不至陨踣。正如齐显祖强记威断，群下不敢为非，所谓主昏于上，政清于下者。乃又大举伐宋，空其国以争人之国，与隋炀之征高丽如出一辙，此所以土崩瓦解，自速灭亡也。《隋书》记炀帝征高丽，总征天下兵皆会涿郡。又发江淮水手一万，弩手三万，岭南排镩手三万，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两，送高阳载衣甲。又发江淮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仓米至涿。其陆路夫役往来者亦常数十万人，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东莱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日夜立水中，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耕稼失时，民不聊生，于是天下大乱，帝亦被害于扬州。而海陵之伐宋也，尽起诸路招讨司及明安穆昆军，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虽亲老丁少亦不得留侍。所造军器，皆赋于民，箭翎一尺至千钱，村落间往往椎生牛以供筋革，至于鸟鹊狗彘无不被累。籍民马，在东者给西军，在西者给东军，死者不绝于道。所至刍粟无给，有司以为请，海陵曰：“民间储蓄尚多，今禾稼满野，可就牧田中。”共调马五十六万匹，官七品者准留一匹，其上以是为差，富民有调至五六十匹者，仍令养饲以俟。由是盗贼并起，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或以十数骑张旗帜而行，官军莫敢近。海陵又恶闻盗贼，言者辄罪之。将士自军中亡归者，相属于道。东海张旺、徐元等反于南，契丹伊喇斡罕（旧名移剌窝斡。）等反于北，曷苏馆明安福寿、东京穆昆金住等，始授甲于大名，键顿部亡归，公言于路曰：“我辈往东京，立新天子矣！”海陵自将三十二总管，兵至瓜州，为其下所弑，与隋炀之被害亦如出一辙。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腾，丧国亡身者。海陵既竭天下之力，先筑燕京，次营汴京，工役甫毕，又兴此大众，以极无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岂有不自速其毙者。《金史》一一书之，所以垂戒千载也。
按石虎起河桥于炅昌津，采石为之，石无大小，辄随流去，用工五百余万而不成。又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城长安未央宫。性好猎，体重不能跨鞍，造猎车千乘，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兽车四十乘，立三级行楼于其上。自炅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使御史监察其中禽兽，有犯者以大辟论。御史因之作威，有美女好牛马者，求之不得，便诬以犯兽，死者百余家。又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发百姓牛二万头，配朔州。增置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二等。诸侯王九等，发百姓女年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万人，以充之，郡县乘此夺人妇女九千余人，其子石宣又私令采亦及万，缢死者三千余人。又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命子宣出猎，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万，出金明门。石虎升凌霄观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夫复何忧？”宣校猎既遍，又令石韬出猎，亦如之。后宣杀韬，虎又杀宣，极惨酷。其子石世、石冲、石遵、石鉴等皆不得其死。冉闵乘乱诛诸羯，于是赵人悉入城，羯人悉出城。闵下令，赵人斩一羯，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羯人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死，凡二十余万，亦有高鼻多须而滥死者。虎十三子，五人为冉闵所杀，八人皆自相残害。（《晋书》载记）此又隋炀帝、金海陵以前之最无道者也。
○金中叶以后宰相不与兵事
金初创业，皆兄弟子侄，出则领兵，入则议国事，为相者多兼元帅。其时枢密院虽主兵柄，而节制仍属尚书省。（《白华传》）如宗翰为固伦贝勒（旧作国论勃极烈。）兼都元帅，拜太保、尚书令，领三省事。汴京初置行台，宗弼领行台尚书省、都元帅，诏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尚书省治之，宗弼兼统其事。后入朝为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如故。可见兵事皆宰相参决也。及明昌以后，则兵事惟枢密院主之，而尚书省初不与闻。盖是时蒙古勃兴，北鄙骚动，惟恐漏泄传播，故惟令枢密主之，其后遂为枢密院之专职，而宰相皆不得预。贞四年，陈规疏言：“宰相大臣，社稷生炅所系。近诏军旅之事专委枢密，而尚书省坐视利害，泛然不问，以为责不在己也。伏望战守大计，须省院同议。”杨云翼亦奏：“尚书出政之地，今军旅大事，宰相不得与闻，欲使利病两不相蔽得乎。”时军事院官独任专见，往往败事，言者多以为将相权不当分。（《白华传》）天兴元年，始并枢密院归尚书省，以宰相兼院官而国旋亡矣。（按宋制，边事兵事亦枢密院专主，富弼奏请令宰相兼枢密，乃从之，见《弼传》。）
○悯忠寺故事
京师宣武门外法源寺最宏敞，本唐悯忠寺也。朱竹谓此寺典故，有辽时闻宋真宗讣，建道场于此，及金大定间策试女直进士于此，二事。按道场建醮，事具《辽史》。金策试女直进士，系大定十三年，始以策论试女直进士于悯忠寺。寺有双塔，进士入院之夜半，闻东塔有音乐声西入宫，试官侍御史完颜蒲捏等曰：“文路初开，而有此兆，得贤之征也。”中选者图克坦镒（旧名徒单镒。）等二十七人，后多为显官。此载在《金史 选举志》。今又得数事。《辽史》，兴宗十一年，遇景宗宣献后忌辰，帝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悯忠寺。宋王曾记契丹事云，燕京有悯忠寺，本唐太宗为征辽阵亡将士所造。宋使至，辽遣馆伴导以游观。又《北狩录》，宋徽宗至燕山，馆于大延寿寺，钦宗馆于悯忠寺。又《金史》，胡沙虎反，召完颜纲至，囚于悯忠寺，明日杀之。《宋史》，谢枋得至燕，寓悯忠寺，见壁间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遂不食而死。此皆悯忠寺故事也。
○日行千里
额尔古讷（旧名讹古乃。）善驰驿，日能行千里。天会八年，从宗翰在燕，闻余睹反，宗翰令驰驿往探。额尔古讷黎明走天德，及至，日未曛也。（本传）
○避孔圣讳
《金史》，明昌中，诏周公、孔子名，俱令回避。又诏有司，如进士名有犯孔子讳者避之，著为令。此近代避圣讳之始也。
○金末种人被害之惨
一代敝政，有不尽载于正史，而散见于他书者。金制，以种人设明安穆昆（旧名猛安谋克。）分领之，使散处中原。世宗虑种人为民害，乃令明安穆昆自为保聚，其土地与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使种人与汉民各有界址，意至深远也。其后蒙古兵起，种人往战辄败。承安中，主兵者谓种人所给田少，不足豢身家，故无斗志，请括民田之冒税者给之。于是武夫悍卒，倚国威以为重，有耕之数世者，亦以冒占夺之。及宣宗贞间南渡，盗贼群起，向之恃势夺田者，人视之为血雠骨怨，一顾盼之顷，皆死于锋镝之下，虽赤子亦不免。事见元遗山所作《张万公碑》文。又《完颜怀德碑》亦云，民间雠拨地之怨，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寻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净尽，甚至掘坟墓，弃骸骨。惟怀德令临淄有惠政，民不忍杀，得全其生。可见种人之安插河北诸郡者，尽歼于贞时。盖由种人与平民杂处，初则种人倚势虐平民，后则平民报怨杀种人，此亦一代得失之林也。然《金史》绝不载此事，仅于《张万公传》中略见之，则知《金史》之缺漏多矣。
又金末佥军之弊，见刘祁《归潜志》。金制，每有征伐，辄下令佥军，民家有数丁者，尽拣取无遗。贞初，有任子为监当者，正赴吏部选，亦佥监官军。其人诉于宰相仆散七斤，七斤怒，命左右以弓矢射之，已而上知其不可，乃止。元光末，备黄河，修潼关，又下令佥军。祈之父刘元规，曾官户部郎中，家居在籍，又监察御史刘从益亦家居，俱选为千户，既立部曲，当以次相钤束，后亦罢之。此可见衰世一切苟且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