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七）

    关于列朝诗集，凡涉及河东君者皆备述之，其涉及牧斋者则就修史复明两端之资料稍详言之。至于诗学诸主张，虽是牧斋著书要旨之一，但此点与河东君无甚关涉，故不能多所旁及，仅择录一二资料聊见梗概，庶免喧宾夺主之嫌。容希白庚君著有“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一文，（见岭南学报第壹壹卷第壹期。）甚为详审，然容君之文与拙作之范围及主旨不同，今唯转载其文中所引与本文有关者数条，其余读者可取并参之也。

    牧斋遗事云：

    柳夫人生一女，嫁无锡赵编修玉森之子，柳以爱女故，招婿至虞，同居于红豆村。后柳殁，其婿携柳小照至锡，赵之姻戚咸得式瞻焉。其容瘦小，而意态幽娴，丰神秀媚，帧幅间几栩栩欲活。坐一榻，一手倚几，一手执编。牙签缥轴，浮积几榻。自跋数语于幅端，知写照时适牧斋选列朝诗，其中闺秀一集，（寅恪案：“闺秀”二字应作“香奁”。）柳为勘定，故既景为图也。

    寅恪案：河东君此小照不知尚存天壤间否？其自跋数语，遗事亦不备载其原文，殊为可惜。

    今检列朝诗集闰集陸外夷朝鲜门“许妹氏”条（参明诗综陸伍下“许景樊”条）云：

    许景樊字兰雪，朝鲜人。其兄筠封皆状元。八岁作广寒殿玉楼上梁文，才名出二兄之右。适进士金成立，不见答于其夫。金殉国难，许遂为女道士。金陵朱状元〔之蕃〕奉使东国，得其集以归，遂盛传于中夏。柳如是曰：许妹氏诗，散华落藻，脍炙人口，然吾观其游仙曲“不过邀取小茅君，便是人间一万年”曹唐之词也，杨柳枝词“不解迎人解送人”裴说之词也，宫词“地衣帘额一时新”全用王建之句，“当时曾笑他人到，岂识今朝自入来”直钞王涯之语，“绛罗袱里建溪茶，侍女封缄结采花。斜押紫泥书敕字，内官分赐五侯家”则撮合王仲初“黄金合里盛红雪”与王岐公“内库新函进御茶”两诗而错直出之，“问回翠首依帘立，闲对君王说陇西”则又偷用仲初“数对君王忆陇山”之语也，次孙内翰北里韵“新妆满面频看镜，残梦关心懒下楼”则元人张光弼“无题”警句也。吴子鱼〔明济〕朝鲜诗选云：“游仙曲三百首，余得其手书八十一首。”今所传者多沿袭唐人旧句，而本朝马浩澜游仙词见西湖志余者亦窜入其中，凡塞上杨柳枝竹枝等旧题皆然。岂中华篇什流传鸡林，彼中以为瑯函秘册，非人世所经见，遂欲掩而有之耶？此邦文士搜奇猎异，陡见出于外夷女子，惊喜赞叹，不复核其从来。桐城方夫人采辑诗史，评徐媛之诗以“好名无学”四字，遍诮吴中之士女，于许妹之诗亦复漫无简括，不知其何说也。承夫子之命雠校香奁诸什，偶有管窥辄加椠记，今所撰录亦据朝鲜诗选，存其什之二三，其中字句窜窃，触类而求之，固未可悉数也。观者详之而已。

    寅恪案：牧斋遗事所言河东君勘定列朝诗集闺秀一集事，可与相证。至王沄辋川诗钞陸“虞山柳枝词”十四首之十云：“河梁录别久成尘，特倩香奁品藻新。云汉在天光奕奕，列朝新见旧词臣。”及自注云：“钱选列朝诗，首及御制，下注臣谦益曰云云，历诋诸作者，托为姬评。”则甚不公允。盖牧斋编列朝诗集，河东君未必悉参预其事，但香奁一集，揆以钱柳两人之关系及河东君个人兴趣所在，诸端言之，乃谓河东君之评语出于牧斋所假托，殊不近情理也。又胜时诗末两句即指列朝诗集乾集之上“太祖高皇帝”条所云“臣谦益所撰集，谨恭录内府所藏弆御制文集，冠诸篇首，以著昭代人文化成之始”等之类，夫牧斋著书，借此以见其不忘故国旧君之微旨。胜时自命明之遗逸，应恕其前此失节之愆，而嘉其后来赎罪之意，始可称为平心之论，今则挟其师与河东君因缘不善终之私怨，而又偏袒于张孺人，遂妄肆讥弹，过矣！

    又牧斋尺牍中“与毛子晋”四十六通，其第壹柒通云：

    乾集阅过附去。本朝诗无此集，不成模样。彼中禁忌殊亦阔疏，不妨既付剞劂，少待而出之也。

    其第壹捌通云：

    诸样本昨已送上，想在记室矣。顷又附去闰集五册，乙集三卷。闰集颇费搜访，早刻之，可以供一时谈资也。

    寅恪案：此两札容君文中已引，今可取作胜时诗之注脚也。

    关于牧斋者，请先论述其修史复明两端，然后旁及评议列朝诗集之诸说，更赘述牧斋与朱长孺注杜诗之公案，但此等不涉及本文主旨，自不必详尽也。

    牧斋历朝诗集自序（据东莞容氏藏书）云：

    毛子子晋刻历朝诗集成，余抚之忾然而叹。毛子问曰：夫子何叹？予曰：有叹乎，予之叹，盖叹孟阳也。曰：夫子何叹乎孟阳也？曰：录诗何始乎？自孟阳读中州集始也。孟阳之言曰，元氏之集诗也，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吾将仿而为之。吾以采诗，子以庀史，不亦可乎？山居多暇，撰次国朝诗集几三十家。未几罢去，此天启初年事也。越二十余年，而丁开宝之难，海宇板荡，载籍放失。濒死讼系，复有事于斯集。托始于丙戌，彻简于己丑。乃以其间论次昭代之文章，搜讨朝家之史乘，州次部居，发凡起例，头白汗青，庶几有日。庚寅阳月，融风为灾，插架盈箱，荡为煨烬。此集先付杀青，幸免于秦火汉灰之余。呜乎！悕矣！追惟始事，宛如积劫。奇文共赏，疑义相析，哲人其萎，流风迢然。惜孟阳之草创斯集，而不能丹铅甲乙，奋笔以溃于成也。翟泉鹅出，天津鹃啼，海录谷音，咎征先告。恨余之不前死，从孟阳于九京，而猥以残魂余气，应野史亭之遗忏也。哭泣之不可，叹于何有？故曰，予之叹，叹孟阳也。曰：元氏之集，自甲迄癸，今止于丁者何居？曰：癸，归也。于卦为归藏。时为冬令，月在癸曰极。丁，丁壮成实也。岁曰彊圉。万物盛于丙，成于丁，茂于戊。于时为朱明，四十强盛之时也。金镜未坠，珠囊重理，鸿朗庄严，富有日新。天地之心，声文之运也。然则，何以言集，而不言选？曰，备典故，采风谣，汰冗长，访幽仄，铺陈皇明，发挥才调，愚窃有志焉。讨论风雅，别裁伪体，有孟阳之绪言在，非吾所敢任也，请以俟世之作者。孟阳名嘉燧，新安程氏，侨居嘉定。其诗录丁集。余虞山蒙叟钱谦益也。集之告成，在玄黙执徐之岁，而序作于玄月十有三日。

    寅恪案：此序作于顺治九年壬辰九月十三日。有学集壹捌耦耕堂诗序云：“崇祯癸未十二月，吾友孟阳卒于新安之长翰山。又十二年，岁在甲午，余所辑列朝诗集始出。可知列朝诗集诸集虽陆续刻成，但至顺治十一年甲午，（参有学集壹柒“季沧苇诗序。”）其书始全部流行于世。”牧斋自序云“托始于丙戌”者，实因其平生志在修撰有明一代之国史，此点前已言及，茲不赘述。牧斋于丙戌由北京南还后，已知此志必不能遂，因继续前此与孟阳商讨有明一代之诗，仿元遗山中州集之例，借诗以存史。其时孟阳已前卒，故一身兼采诗庀史之两事，乃迫于情势，非得已也。（可参初学集捌叁“题中州集钞”。）且自序中如“国朝”“昭代”“开宝之难”及“皇明”等辞，皆于其故国之思、复明之志有关，容君文中多已言及之。唯牧斋不称“天宝之难”而言“开宝之难”者，盖天宝指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取北京，在此以前即清室并呑辽左，亦即第壹章所引“宴誉堂话旧”诗“东虏游魂三十年”之意也。“海录”“谷音”者，“谷音”指杜本“谷音”而言，其书今已收入涵芬楼四部丛刊中，世所习知，“海录”指龚开“桑海遗录”而言，见吴莱渊颖集壹贰“桑海遗录序”，其书寅恪未得见也。牧斋于序中详言其编列朝诗集虽仿中州集，然不依中州集迄于癸之例而止于丁，实寓期望明室中兴之意。（可参有学集壹柒“江田陈氏家集序”。）

    前论牧斋“次韵盛集陶”诗已择录金堡遍行堂集捌“列朝诗传序”之文为释，茲再移录其他一节以证之。

    文云：

    覆瓿犁眉分为二集，即以青田分为二人。其于佐命之勋，名与而实不与，以为其迹非其心耳。心至，而迹不至，则其言长。迹至，而心不至，则其言短。观于言之长短，而见其心之所存。故曰：古之大人志士，义心苦调，有非旂常竹帛可以测其浅深者，斯亦千秋之笃论也。析青田为二人，一以为元之遗民，一以为明之功臣。则凡为功臣者，皆不害为遗民。虞山其为今之后死者宽假欤？为今之后死者兴起欤？吾不得而知，而特知其意不在诗。于是萧子孟昉取其传而舍其诗。诗者，讼之聚也。虞山之论以北地为兵气，以竟陵为鬼趣，诗道变，而国运衰，其狱词甚厉。夫国运随乎政本，王李钟谭非当轴者，既不受狱，狱无所归。虞山平生游好，皆取其雄俊激发，留意用世，思得当，而扼于无所试，一传之中三致意焉。即如王逢戴良之于元，陈基张宪之于淮，王翰之于闽，表章不遗余力。其终也恻怆于朝鲜郑梦周之冤，辨核严正，将使属国陪臣九京吐气，是皆败亡之余，而未尝移狱于其诗。则虞山之意果不在于诗也。或谓虞山不能坚党人之壁垒，而为诗人建鼓旗，若欲争胜负于声律者。人固不易知，书亦岂易读耶？

    寅恪案：道隐论牧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而论诗乃属次要者。就寅恪所见诸家评列朝诗集之言，唯澹归最能得其款要。萧孟昉所抄当与今传世之钱陆燦本相同，皆不加删削悉存牧斋之旧文者。偶检牧斋尺牍中“与陆敕先”九通之七云：“承示娄东顾君论文书序，深讶其胸次繁富，识见超越。又复记存衰朽，不惜告之话言，赐以箴砭，其用意良厚，惜乎仆已灰心空门，拨弃文字，向所撰述流布人间者，不特味同嚼蜡，抑且贱比土梗，不复能扳附当世俊贤，相与掸弄翰墨，而上下其议论也。列朝诗人小传得加删削，幸甚。然古之神仙但有点铁成金者，若欲点粪溲为金银，虽钟吕不能，吾恐其劳而无功也。聊及之，以发足下一笑耳。日来从事华严疏钞，谢客之禁甚厉，虽足下相过，亦不能数数延见，辄书此以道意，不悉。”可知牧斋甚重视其列朝诗集小传，而不以顾氏之删节为然。（寅恪检阅周容春酒堂诗话，知鄮山手录列朝诗传亦稍加删节。特附记于此。）盖其书之主旨在修史，此点可与道隐之说互相印证也。至列朝诗集论诗之语虽多，茲以非本文之范围并主旨所在，故概从省略。读者可取原书观之，不须赘引。惟择录牧斋之文一二于下，以其言及陈子龙李雯黄淳耀，而此三人与河东君直接间接皆相关涉，饶有兴趣也。

    有学集肆柒“题徐季白诗卷后”云：

    余少不能诗，老而不复论诗，丧乱之后搜采遗忘，都为一集，间有评论，举所闻于先生长者之绪言，略为标目，以就正于君子。不自意颇得当于法眼，杂然叹赏，称为艺苑之金鎞。而一二诟厉者又将吹毛刻肤，以为大僇。老归空门，深知一切皆幻，付之卢胡而已。偶游云间，徐子季白持行卷来谒，再拜而乞言，犹以余为足与言者也。余窃心愧之。余之评诗，与当世觝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二李且置勿论，弇州则吾先世之契家也。余发覆额时读前后四部稿，皆能成诵暗记其行墨。今所谓晚年定论者，皆举扬其集中追悔少作与其欲改正卮言，勿误后人之语，以戎当世之耳论目食、刻舟胶柱者，初非敢凿空杜撰、欺诬先哲也。云间之才子如卧子舒章，余故爱其才情，美其声律，惟其渊源流别各有从来，余亦尝面规之，而二子亦不以为耳瑱。采诗之役，未及甲申以后，岂有意刊落料拣哉？嗟夫天地之降才与吾人之灵心妙智，生生不穷，新新相续。有三百篇则必有楚骚，有汉魏建安则必有六朝，有景隆开元则必有中晚及宋元，而世皆遵守严羽卿刘辰翁高廷礼之瞽说，限隔时代，支离格律，如痴蝇穴纸，不见世界，斯则良可怜愍者。如云间之诗，自国初海叟诸公以迄陈李，可谓极盛矣，后来才俊比肩接踵，莫不异曲同工，光前绝后。季白则其超乘绝出者也。生才不尽，来者难诬，必欲以一人一家之见评泊古今，牛羊之眼，但别方隅，岂不可笑哉？余绝口论诗久矣，以季白虚心请益，偶有棖触，聊发其狂言，亦欲因季白以錞于云间之后贤也。

    牧斋尺牍中“与毛子晋”四十六通之四十五云：

    蕴生诗自佳，非午溪辈之比。（寅恪案：“午溪”指元陈镒而言。镒有午溪集。可参四库提要壹陸柒。此集为孔旸编选，刘基校正。牧斋盖以孔旸目子晋，而自比于刘基也。）须少待时日，与陈卧子诸公死节者并传，已有人先为料理矣。其他则一切以金城汤池御之。此间聒噪者不少，置之不答而已。

    又关于列朝诗集小传，复有正钱录一书，不得不略述之于下。

    钱陆燦“汇刻列朝诗集小传序”略云：

    〔康熙〕八年冬，汪钝庵〔琬〕招余与计甫草〔东〕黄俞邰〔虞稷〕倪暗公〔燦〕夜饮，论诗于户部公署。（寅恪案：“户部公署”指江陵西新关署。盖是时尧峰正榷此关税务也。见清史列传柒拾文苑传汪琬传。）出其集中有与梁侍御〔日缉〕论吴氏正钱录书。（此书见尧峰文钞叁贰。）钱则心知其为牧斋公，未知吴氏何人也。比余去金陵，馆常州董侍御易农〔文骥〕家。易农为余言，吴氏名殳，字修龄，工于诗，深于禅，其雅游也。（寅恪案：吴氏一名乔，其事迹及著述诸书所载颇亦不少，但光绪修昆新两县合志叁肆人物游寓门吴殳传，似较详备，读者可取参阅也。）遂就求其是录观之，大抵吴氏之论文专主欧苏，故讥弹诗集传不遗余力，亦不知吴君盖有为言之。一时走笔，代宾戏客难，驳正若干条。驳正者，驳其正也。（寅恪案：陆燦驳正之文共六条，茲不备引，读者苟取湘灵全文观之，则知修龄所正牧斋之言皆吹毛求疵者也。）当是时，余犹未识吴君也，十七年始与君会于东海尚书相国之家。（寅恪案：“尚书”指徐乾学，“相国”指徐元文。）易农适亦以事至，置酒相欢也。君慨然曰：曩殳以诗文谒牧斋公于虞山，不见答，不平之鸣，抨击过当，亦窃不意公等议其后矣。易农曰：无庸。是书具在，窃虞学者之择焉而不精，存吴氏之正，则读书家之心眼日细。又虞学者之语焉而不详，存钱氏之驳，则著作家之风气日上。一时以为笃论。

    云间蔡练江澄鸡窗丛话云：

    钝翁太史好排斥前辈，而于虞山尤甚。一日其密友吴江计孝廉东谓之曰：我昔登泰山顶，欲遗矢，若下山有四十里之遥，不可忍，遂于岩畔溺焉，而泰山不加秽也。汪知其刺己，跳跃谩骂，几至攘臂。

    吴乔围炉诗话陸论陈卧子明诗选，推崇牧斋甚至。如：“献吉高声大气，于鳞绚烂铿锵，遇凑手题，则能作殻硬浮华之语以震眩无识，题不凑手，便如优人扮生旦，而身披绮纱袍子，口唱大江东去。为牧斋所鄙笑，由其但学盛唐皮毛，全不知诗故也。”“嘉定以震川故，文章有唐叔达诸公；常熟以牧斋故，士人学问都有根本。乡先达之关系，顾不重哉？”“宏嘉诗文为钱牧斋艾千子所抨击，丑态毕露矣。以彼家门径，易知易行，便于应酬，而又冒班马盛唐之名，所以屡仆屡起。”“全唐诗何可胜计，于鳞抽取几篇，以为唐诗尽于此矣。何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而盗择（攫？）升斗，以为尽王家之蓄积哉？唐人之诗工，所失虽多，所收自好。卧子选明诗，亦每人一二篇。非独学于鳞，乃是惟取高声大气，重绿浓红，似乎二李者也。明人之诗不工，所取皆陈浊肤殻无味之物。若牧斋列朝诗早出，此选或不发刻耳。于鳞仿汉人乐府为牧斋所攻者，直是笑具（寅恪案：此条可参春酒堂诗话论李于鳞改古诗“枕郞左边，随郞转侧”之“左”为“右”条）”等条，皆是其例。（并可参同书叁论高棅唐诗品汇引牧斋之说条。）修龄之正钱录，乃正牧斋列朝诗传中其文不合于欧曾者，若论诗之旨，则全与牧斋相同。特标出此点，以免世人言正钱录者之误会。

    复次，牧斋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论诗乃属次要者。据上所引资料已足证明。茲并附述牧斋与朱长孺鹤龄注杜诗一重公案于此，以其亦与史事相关也。

    新唐书贰佰壹文艺上杜审言传附甫传赞曰：

    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牧斋笺注杜工部集首载诸家诗话引古今诗话一事云：

    章圣（指宋真宗）问侍臣：唐时酒每斗价几何？丁晋公（指丁谓）奏曰：唐时酒每斗三百文。举杜诗以证。章圣大喜曰：杜甫诗自可为一代之史也。

    可知牧斋之注引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至其与朱长孺之争论，以资料过烦，又非本文之主旨，故不必备述，仅录牧斋尺牍中“与遵王”三十通之二十三于下，以见一斑。（可参牧斋尺牍上“与朱长孺”三通之二。）

    文云：

    杜笺闻已开板，殊非吾不欲流传之意。正欲病起面商行止，长孺来云松陵本已付梓矣。缪相引重，必欲糠秕前列，此尤大非吾意。再三苦辞，而坚不可固，只得听之。仆所以不欲居其首者，其说甚长。往时以笺本付长孺，见其苦心搜掇，少规正意，欲其将笺本稍稍补葺，勿令为未成之书可耳。不谓其学问繁富，心思周折，成书之后，绝非吾本来面目。又欲劝其少少裁正，如昨所标举云云。而今本已付剞劂，如不可待，则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晚年学道，深知一切皆空，呼牛呼马，岂惮作石林替身。以此但任其两行，不复更措一词。若笺本已刻，须更加功治定。既已卖身佛奴，翻阅疏钞，又欲参会宗镜，二六时中无晷刻偷闲。世间文字近时看得更如嚼蜡矣，杜注之佳否亦殊不足道也。或待深秋初冬此刻竣事，再作一序，申明所以不敢注杜与不欲流传之故，庶可以有辞于艺林也。昨石公云，义山注改窜后又有纰缪许多。彼能为义山功臣，独不肯移少分于少陵乎？治定之役，令分任之何如？热毒欲死，挥汗作字，阅过毁之。

    足见牧斋初意本以所注杜诗尚未全备，于令长孺续补成之。后见长孺之书，始知其反客为主，以己身之著作为己陈之刍狗，故痛恨不置，乃使遵王别刊所著，与朱书并行。前于第叁章论宋辕文上牧斋书，曾详引朱长孺致梅村书。朱氏此札作于牧斋身后，虽力排辕文之谬说，持论甚正，但亦阴为己身辩护前此注杜与朱长袭用牧斋旧作之故也。今梅村家藏稿中未见关涉长孺此书之文，不知是否骏公置之不答，抑或后来因涉及牧斋，遂被删削耶？考乾隆三十四年后清廷禁毁牧斋著述，梅村集虽撤去牧斋之序可以流通，颇疑其诗文中仍有删去与牧斋有关之篇什不少。如今梅村家藏稿内未见有挽钱悼柳之作，殊不近事理。或因清高宗早岁所撰乐善堂全集曾赋题吴梅村集诗，赞赏备至，倘梅村集内复发现关涉称誉牧斋之作，则此独裁者将无地自容。岂当日诸臣及吴氏后人遂于家藏稿中删削此类篇什，借以保全帝王之颜面欤？久蓄此疑，未敢自信，特附于此，以俟更考。

    复次，朱长孺愚庵小集拾“与李太保囗囗论杜注书”略云：

    杜注刻成，蒙先生惠以大序，重比毬琳。子美非知道者，此语似唐突子美。然子美自言之矣：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此语正可与子美相视莫逆于千载之上也。杜诗注错出无伦，未有为之剪截而整齐之者，所以识者不能无深憾也。近人多知其非，新注林立，尽以为子美之真面目在是矣。然好异者失真，繁称者寡要，如“聊飞燕将书”，乃西京初复，史思明以河北诸州来降，故用聊城射书事。今引安禄山降哥舒翰，令以书招诸将，诸将复书责之。此于收京何涉也。“豆子雨已熟”，本佛书，譬如春月下诸豆子，得暖气色寻便出土。伪苏注以豆子为目睛，既可笑矣。今却云赞公来秦州，已见豆熟。夫“杨枝”用佛经，“豆子”亦必用佛书。若云已见豆熟，乃陆士衡所讥挈甁屡空者，子美必不然也。“旷原延冥捜”原出穆天子传，今妄益云原昆仑东北脚名，此出何典乎？“何人为觅郑瓜州”，瓜州见张礼游城南记。今云郑审大历中为袁州刺史，审刺袁州安知不在子美没后乎？地理山川古迹，须考原始及新旧唐書元和郡县志，不得已乃引寰宇记长安志以及近代书耳。“春风回首仲宣楼”，应据盛弘之荊州记甚明。今乃引方舆胜览高季兴事。季兴五代人也。季兴之仲宣楼岂即当阳县仲宣作赋之城楼乎？以上特略举其概，他若黄河十月冰，三车肯载书，危沙折花当诸解皆凿而无取。虽其说假托巨公以行，然涂鸦续貂，贻误后学，此不可以无正也。

    寅恪案：长孺此札有数问题，一为朱氏杜工部诗辑注付印之时间，二为此札是否拟作，三为李太史究为何人。茲分别略论之。

    一，牧斋尺牍中“与遵王”札共为三十通，其第贰壹通至第叁拾通皆关于注杜之事，前已略引，其中屡有言及钱朱二注开版事，但不知何故，于康熙三年甲辰牧斋逝世之前两书俱未曾全部付梓。

    今据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朱鹤龄杜工部诗辑注观之，卷首补钞钱谦益序，后附牧斋手札云：

    杜注付梓，甚佳。但自愧糠秕在前耳。此中刻未必成，即成，不妨两行也。草复。

    其后又有朱鹤龄附记云：

    愚素好读杜，得蔡梦弼草堂本点校之，会粹群书，参伍众说，名为辑注。乙未（顺治十二年）馆先生家塾，出以就正。先生见而许可，遂检所笺吴若本及九家注，命之合钞，益广搜罗，详加考核，朝夕质疑，寸笺指授，丹铅点定，手泽如新。卒业请序，箧藏而已。壬寅（康熙元年）复馆先生家，更录呈求益。先生谓所见颇有不同，不若两行其书。时虞山方刻杜笺，愚亦欲以辑注问世。书既分行，仍用草堂原本，节采笺语，间存异说。谋之同志，咸谓无伤。是冬馆归，将刻样呈览，先生手复云云，见者咸叹先生之曲成后学，始终无异如此。今先生往矣，函丈从容，遂成千古，能无西州之痛。松陵朱鹤龄书。

    季振宜钱注杜诗序略云：

    丙午（康熙五年）冬予渡江访虞山剑门诸胜，得识遵王。一日指杜诗数帙，泣谓余曰：此我牧翁笺注杜诗也。凡笺注中未及记录，特标之曰具出某书某书。往往非人间所有，独遵王有之。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年未具。丁未（康熙六年）夏，予延遵王渡江，商量雕刻。遵王又矻矻数月，而后托梓人以传焉。康熙六年仲夏泰兴季振宜序。

    寅恪案：钱注杜诗全部刻成于康熙六年，朱注杜诗则未知于何时全部刻成。鹤龄附记作于牧斋去世之后，但未署年月，其愚庵小集柒“杜诗辑注序”（此序复旦大学藏本朱注杜诗未载）亦未言刊行之时间也。后检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云：“十年间别，梦想为劳。老仁兄闭户著书，穷探今古，以视弟之久客边塞，歌儿虎而畏风波者，琼若霄凡之隔矣。正在怀思，而次耕北来，传有惠札，途中失之，仅得所注杜集一卷。读其书，即不待尺素之殷勤，而已如见其人也。吾辈所恃，在自家本领足以垂之后代，不必傍人篱落，亦不屑与人争名。弟三十年来并无一字流传坊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道远未得寄呈，偶考杜诗十余条，咐便先寄太原。旅次炙冻书次，奉候起居，不庄不备。”亭林此札所寄与之人颇似长孺，（可参清史列传陸捌及康熙刻潘柽章松陵文献拾朱鹤龄传。）除札中“闭户著书”之言及有关注杜事与鹤龄传相合外，愚庵小集叁载“送潘次耕北游”七古末二句云“鹿城顾子（自注：“宁人。”）久作客，为我传讯今何如”，更与札中“次耕北来，传有惠札，途中失之”等语适切。据徐遁弇嘉辑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卷首所附顾亭林先生诗谱略云：“〔康熙〕八年己酉，潘节士之弟来远受学二首。”（寅恪案：此诗见亭林诗集肆。）又引吴映奎顾亭林年谱云：“冬抵平原，潘次耕来受学。”可知次耕北游之时间为康熙八年，其时朱氏杜注仅有一卷，足证其全部刻成必在康熙六年季氏刻牧斋杜诗笺注之后也。

    复检愚庵小集拾“寄徐太史健庵论经学书”略云：

    愚先出〔尚书〕埤传是正于高明长者，〔汪〕钝翁先生见之，急捐槖佽镌，为诸公倡。今已就其半矣。草泽陈人从未敢缄牍京华，特以今日文章道义之望咸归重于先生，又昔年忝辱交游之末，故敢邮寄所梓，上呈乙览。倘中有可采，望赐以序言，导其先路，庶几剞劂之役可溃于成。

    同书补遗壹“徐健庵太史过访”五古略云：

    亭林余畏友，卓荦儒林奋。三张才并雄，景阳名早晟。酷似舅家风，吾党推渊镜。愍余空槖垂，兼金助雕锓。

    由此观之，长孺之书必非一次刻成，助其雕锓者亦必非一人所能为力。但徐氏虽佽镌长孺之书，而不言及杜注，必与之无涉也。

    二，复旦大学藏本朱注杜诗未载李太史序，若非因避忌删去，则本无其序，长孺之文不过假设此题，借以驳牧斋之笺注耳。其札中所举之注文，如“聊飞燕将书”见钱注拾“收京”诗三首之一“燕将书”注，“豆子雨已熟”见钱注叁“别赞上人”诗“豆子”注，“人生五马贵”见钱注拾“送贾阁老出汝州”诗“五马”注。诸条即是例证，可不备引。至书中所云“其说假托巨公以行，然涂鸦续貂，贻误后学，此不可以无正也”，牧斋与长孺因注杜而发生之纠纷虽与遵王颇有关涉（见牧斋尺牍中“与遵王”札及牧斋杜诗笺注自序等），钱注本附刻前又如李氏所言“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所未具”，但其所补当为牧斋所标出，未及记录者非出诸遵王也。（可参下引有学集叁玖“复吴江潘力田书”“聊用小签标记，简别泰甚，长孺大愠，疑吹求贬剥，出及门诸人之手”等语。）长孺不便驳斥牧斋，故作此指桑骂槐之举，斯岂长孺所谓“怨而不忍直致其怨，则其辞不得不诡谲曼衍”者哉？（见愚庵小集贰“西昆发微序。”）

    又牧斋杜诗笺注自序云：

    族孙遵王谋诸同人曰，草堂笺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而今珠沉玉锢，晦昧于行墨之中，惜也。考旧注以正年谱，仿苏注以立诗谱，地里姓氏，订讹斥伪，皆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傎也！

    牧斋借遵王之言以诋斥长孺，今读者取钱朱两注自见。今观朱氏辑注中或全部不著“钱笺”，如朱注伍“洗兵马”即是其例。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长孺以其与少陵原作无甚关系，概从删削，殊失牧斋笺注之微旨。或偶著“钱笺”，但增损其内容，如朱注壹叁秋兴八首中有仅录钱注“笺曰”之一部份，而弃其“又曰”之文，遂将笺注割裂窜易，宜其招致牧斋之不满。又或用其意而改其词，如取朱注壹“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之“钱笺”与钱注玖此题所笺之原文比较，则知愚庵所改即牧斋托为遵王之言“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傎也！”等语所指者，此点尤为牧斋所痛恨也。

    三，若朱注杜诗卷首原有李序，则长孺此札何以讳太史之名而不书，其中必有待发之覆。颇疑“李太史”乃李天生因笃。据雪桥诗话贰云：“李天生尝以四十韵长律赠曹秋岳，秋岳叹为风雅以来仅有斯制。初入都，南人易之。一日宴集，语杜诗应口诵。或谓偶熟，复诘其他，即举全部，且曰吾于诸经史类然，愿诸君叩之。一座咋舌。”天生既熟精杜诗，其为长孺作杜注序自有可能也。

    今虽未发现长孺直接于天生有关之诗文，但两人之间错互间接之材料颇复不少。如清史列传陸陸李因笃传略云：

    李因笃字天生，陕西富平人。明诸生。康熙间诏举博学鸿儒，因笃夙负重名，公卿交荐，母劝之行，试列一等，授翰林院检讨。未逾月，以母老乞养。疏曰：比者内阁学士项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张云翼等旁采虚声，联呈荐牍，陕西巡抚促臣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属岁多病，困顿床褥，转侧需人。臣止一弟因材，从幼过继。臣年四十有九，并无儿女，跬步难离。屡具呈辞，叠奉部驳。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幸身婴残疾，臣若贪承恩诏，背母远行，必致倚门倚闾，夙病增剧。况衰龄七十，久困扶床，辇路三千，难通啮指。一旦祷北辰而已远，回西景以无期，万一有为人子所不忍言者，则风木之悲何及，甁罍之耻奚偿，臣永为名教罪人。不惟始进已乖，无颜以对皇上，而循陔负咎，躁进贻讥，则于荐臣亦为有靦面目。皇上至仁至孝，远迈前朝，而甘违老亲，致伤风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査见行事例，凡在京官员家无次丁，听其终养。臣身为独子，与例正符。伏祈特沛恩慈，许臣归养。母殁仍不出，因笃性慷直，然尚气节，急人之急。顾炎武在山左被诬陷，因奔走三千里为脱其难。（寅恪案：此事可参亭林诗集肆“子德李子闻余在难，特走燕中告急诸友人，复驰至济南省视。于其行也，作诗赠之”五言排律，及蒋山佣残稿贰“与人书”第贰通“富平李天生因笃者，三千里赴友人之急，疾呼辇上，协计槖亶，驰至济南，不见官长一人而去”等语。）尝著诗说，炎武称之曰毛郑有嗣音矣，与毛奇龄论古韵不合。奇龄强辩，炎武是因笃而非奇龄。

    亭林文集叁“与李湘北（天馥）书”（并见蒋山佣残稿贰题作“与李湘北学士书”）云：

    关中布衣李君因笃，顷承大疏荐扬，既征好士之忱，尤羡拔尤之鉴。但此君母老且病，独子无依，一奉鹤书，相看哽咽。虽趋朝之义已迫于戴星，而问寝之私倍悬于爱日，况年逾七十，久困扶床。路隔三千，难通啮指。一旦祷北辰而不验，回西景以无期，则甁罍之耻奚偿，风木之悲何及。昔者令伯奏其愚诚，晋朝听许；元直指其方寸，汉主遣行。求贤虽有国之经，教孝实人伦之本。是用溯风即路，沥血叩阍，伏惟执事宏锡类之仁，悯向隅之泣，俯赐吹嘘，仰徼俞允，俾得归供茮水，入侍刀圭。则自此一日之斑衣，即终身之结草矣。

    蒋山佣残稿贰“与梁大司农书”（[顾]衍生注：“讳清标，字玉立。”）云：

    谨启，关中布衣李君因笃，昔年尝以片言为介，上谒庭墀，得蒙一顾之知，遂预明扬之数。在于流俗，岂非至荣！然而此君母老且病。（衍生注：“下与与李学士书同。”）

    同书叁“答李子德（因笃）第贰通云：

    老弟宜将令伯陈情表并注中事实录出一通，携之笥中。在己不待书绅，示人可以开墙面也。以不预考为上上，至嘱至嘱！此番入都不妨拜客，既为母陈情，则望门稽首亦不为屈。虽逢门便拜，岂有周颙种放之嫌乎？梁公（原注：“清标。”）有心人，若不得见，可上书深切恳之。（寅恪案：前论牧斋之脱祸与梁氏有关，此亦一旁证也。）外又托韩元少（菼）于馆中诸公前赞成，亦可一拜。旁人佞谀之言塞耳勿听，凡见人但述危苦之情，勿露矜张之色，则向后声名高于征书万万也。又“同年”二字切不可说，说于布衣生监之前犹可，说于两榜之前此恨将不可解。此种风气相传百余年矣，亦当知之。至都数日后，速发一字于提塘慰我。

    徐嘉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壹陸“寄次耕，时被荐在燕中”五古略云：

    关西有二士，立志粗可称。虽赴翘车招，犹知畏友朋。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同登。为言顾彥先，唯办刀与绳。（寅恪案：“关西有二士”指李天生因笃及王山史弘撰。见徐嘉注所引亭林文集叁“与李星来源”第贰通“关中三友，山史辞病不获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别。[李]中孚[颙]至以死自誓而后免。视老夫为天际之冥鸿矣”等语。）

    愚庵小集伍“垂虹亭过徐太史公肃舟中”云：

    （诗略。）

    同书补遗壹“送潘次耕应举入都”二首云：

    （ 诗略。）

    有学集叁玖“复吴江潘力田书”（可参松陵文献卷首潘柽章传）云：

    杜诗新解不欲署名，曾与长孺再三往复。日来翻阅华严，漏刻不遑，都无闲心理此长语。顷承翰教，拳拳付嘱，似有意为疏通证明之者。不直，则道不见，请讼言而无诛可乎？仆之笺杜诗发端于卢德水、程孟阳诸老云：何不遂举其全？遂有小笺之役，大意专为刊削有宋诸人伪注谬解，烦仍春驳之文，冀少存杜陵面目。偶有诠释，但据目前文史，提纲撮要，宁略无烦，宁疏无漏。深知注杜之难，不敢以削稿自任，置之箧衍，聊代荟蕞而已。长孺授书江村，知其笃志注杜积有岁年，便元本相付曰：幸为我遂成之。略为发凡起例，擿抉向来沿袭俗学之误。别去数年，来告成事，且请为序。妄意昔年讲授大指，尚未辽远，欣然命笔，极言注诗之难与所以不敢注杜之本意，其微指具在也。既而以成书见示，见其引事释文楦釀杂出，间资嗢噱，令人喷饭，聊用小签标记。简别泰甚，长孺大慍，疑吹求贬剥，出及门诸人之手，亦不能不心折而去。亡何，又以定本来，谓已经次第芟改，同里诸公商榷详定，醵金授梓，灼然可以悬诸国门矣。乘间窃窥其稿，向所指纰谬者约略抹去，其削而未尽者，疮瘢痂盖，尚落落卷帙间。杜诗非易注之书，注杜非聊尔之事，固不（此处八字不清），终不（此处五字不清），冀幸举世两目尽夹，而以为予雄也。诸公既共订此事，必将探珠搜玉，尽美极玄，为少陵重开生面。鄙人所期望者如是足矣，又何容支离攘臂于其间乎？来教谓愚贱姓氏，挂名简端，不惟长孺不忘渊源，亦诸公推轂盛意。词坛文府，或推或挽，鹊巢鸠居，实有厚幸。仆所以不愿厕名者，扪心抚己，引份自安，不欲抑没矜慎注杜之初意，非敢倔强执拗，甘自外于众君子也。来教申言前序九鼎已冠首简。斯言也，殆虑仆慭有后言，而执为要质者。若是，老夫亦有词矣。未见成书先事奖许，失人失言，自当二罪并案。及其见闻违互，编摩庞杂，虽复两耳耸听，亦自有眼有口，安能糊心敉目，护前遮过，而喑不吐一字耶？荒村暇日，复视旧笺，改正错误凡数十条。推广略例，胪陈近代注杜得失，又二十条。别作一叙，发明本末。里中已杀青缮写，仆以耻于抗行，止之。今以前序为息壤，而借以监谤，则此序正可作忏悔文，又何能终锢之勿出乎？仆生平痴肠热血，勇于为人，于长孺之注杜郑重披剥、期期不可者，良欲以古义相勖勉，冀其自致不朽耳。老耄昏忘，有言不信，不得已而求免厕名，少欲自列，而诸公咸不以为然，居然以岐舌相规，以口血相责。匹夫不可夺志，有闵默窃叹而已。少年时观刘子骏与杨子云书从取方书入箓贡之县官，而子云答书曰君不欲胁之以威、凌之以武，则缢死以从命。私心窃怪其过当。由今言之，古人矜重著作，不受要迫，可谓子云老不晓事哉？余生残劫，道心不坚，稍有棖触，习气迸发。兄为我忘年知己，想见老人痴顽、茹物欲吐之状。传示茂伦兄，（寅恪案：“茂伦”为吴江顾有孝之字。卢纮所刻江左三大家诗钞中之牧斋诗钞，即有孝与吴江赵沄同辑者。）当开堂一笑也。

    寅恪案：依上引资料，可知长孺与亭林及徐潘二氏兄弟殊有关系，而诸人与天生尤为密切。长孺本与曹秋岳交好（可参愚庵小集补遗壹“献曹秋岳侍郞三十韵”诗并曹秋岳溶静惕堂诗集叁陸“朱长孺以尚书埤穿见贻，因伤右吉”诗，及同书同卷“李天生以修明史授简讨不拜请养归秦寄怀四首”），若不因曹氏，亦可由诸人间接请天生作序。至其所以不著“李太史”之名者，疑长孺不欲子德牵入注杜之纠纷也。牧斋“复吴江潘力田书”乃其平生所作文中妙品之一，盖钱朱注杜公案错综复杂，牧斋叙述此事首尾曲折，明白晓畅，世之考论此问题者苟取而细绎之，则知钱朱两人及常熟吴江两地文人之派别异同，可不须寅恪于此饶舌矣。故不避繁琐之讥详尽录之，通人君子或不以为可厌可笑也。

    总而言之，上列三问题皆为假设，实无确证，姑备一说于此云尔。

    复有可附论者，觚剩壹吴觚上“力田遗诗”条云：

    潘柽章著述甚富，悉于被系时遗亡，间有留之故人家者，因其罹法甚酷，辄废匿之。如杜诗博议一书，引据考证，纠讹辟舛，可谓少陵功臣，朱长孺笺诗多所采取，竟讳而不著其姓氏矣。

    寅恪案：长孺袭用力田之语而不著其名，不知所指何条，但长孺康熙间刻杜诗辑注时牧斋尚非清廷之罪人，故其注中引用牧斋之语可不避忌。至若柽章，则先以御于庄氏史案为清廷所杀害，其引潘说而不著其名，盖有所不得已。玉樵之说未免太苛而不适合当时之情事也。

    又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五通，其第叁通云：

    都中书至，言次耕奉母远行，不知所往。中孚即作书相庆。绵山之谷弗获介推，汶上之疆堪容闵子，知必有以处此也。

    蒋山佣残稿叁“与次耕”云：

    曲周接取中之报，颇为惜之。吾弟今日迎养都门，既必不可，茮水之供谁能代之？宜托一亲人照管，无使有尸饔之叹。不记在太原时相与读寅旭书中语乎？（寅恪案：王锡阐字寅旭，江苏吴江人，事迹见清史列传陸捌本船。）又既在京邸，当寻一的信与嫂侄相闻。即延津在系，亦须自往一看。此皆吾辈情事，亦清议所关，不可阙略也。（寅恪案：“嫂侄”二字可参亭林文集伍“山阳王君墓志铭”“余有潘力田死于杭，系累其妻子以北”等语。）

    寅恪案：亭林之不欲次耕得中博学鸿词科，观此二札可知。但何以天生之举鸿博，亭林虽托友人代请清廷许其归家养母，并不如其对次耕之痛惜者，盖天生与次耕之情事有所不同。晋书捌捌王裒传略云：“王裒字伟元，元城阳营人也。父仪，高亮雅直，为文帝司马。东关之役，帝问于众曰：近日之事睡任其咎？仪对曰：责在元帅。帝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引出斩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礼，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于是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然则潘耒之兄柽章以庄氏史案为清廷杀害，亭林之意次耕亦应如伟元之三征七辟皆不就也。

    茲有一事出于牧斋当日与长孺争论注杜时意料之外者，即牧斋不为南浔庄氏史案所牵累事也。牧斋与潘力田柽章吴赤溟炎之撰述明史记极有关系，观牧斋著作中有关此类材料亦不少，今择录一二于下。

    牧斋外集捌修史小引云：

    谦益白：盖往昔滥尘史局，窃有意昭代编年之事。事多觝牾勿就。中遭废弃，日夕键户，荟蕞所辑事略，颇可观览。天不悔祸，绛云一炬，靡有孑遗。居恒忽忽，念海内甚大，何无一人可属此事者。近得松陵吴子赤溟潘子力田，奋然有明史记之役，所谓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一仿龙门，取材甚富，论断甚严。史家三长，二子盖不多议。数过余，索烬余及询往时见闻。余老矣，耳聩目眊，无以佐二子，然私心幸二子旦夕成书，得一寓目。又惧二子以速成自愉快，与市肆所列诸书无大异也。乃二子不要名，不嗜利，不慕势，不附党，自矢必成，而不求速。曰：终身以之。然则此事舍二子其又谁属？余因思海内藏书家及与余讲世好者不能一一记忆，要之，此书成自关千秋不朽计，使各出所撰著及家藏本授之二子，二子必不肯攘善且忘大德也。敢代二子布告同人，毋以我老髦而慭遗我，幸甚！幸甚！

    有学集叁捌“与吴江潘力田书”略云：

    春时枉顾，深慰契阔。老人衰病，头脑冬烘，不遑攀留信宿，扣击绪论，别后思之重以为悔。伏读国史考异，援据周详，辨析详密，不偏主一家，不偏执一见。三复深惟知史事之必有成，且成而必可信可传也。一官史局，半世编摩，头白汗青，迄无所就，不图老眼见此盛事。墙角残书或尚可资长编者，当悉索以备搜采。西洋朝贡典录乞仍简还，偶欲一考西洋故事耳。赤溟同志不复裁书，希道鄙意。

    同书叁玖“复吴江潘力田书”（此札关于注杜事者，前已详引，可参阅）略云：

    手教盈纸，详论实录辨证，此鄙人未成之书亦国史未了之案。考异刊正，实获我心，何自有操戈入室之嫌？唱此论者似非通人。吹万自己，不必又费分疏也。东事记略东征信史也。人间无别本，幸慎重之。俞本纪录作绛云灰烬。诸候陆续寄上，不能多奉。

    有学集补“答吴江吴赤溟书”（近承潘景郑君寄示牧斋“吴江吴母燕喜诗”七律一首，虽是寻常酬应之什，无甚关系，但其中有“野史亭前视膳余”句，亦可推知牧斋此书与此诗同为一时所作，并足见两人交谊之密切也。）略云：

    三十余年留心史事，于古人之记事记言、发凡起例者，或可少窥其涯略。倘得布席函丈，明灯促席，相与讨论扬榷，下上其议论，安知无一言半辞可以订史乘之疑误、补掌故之缺略者。言及于此，胸臆奕奕然，牙颊痒痒然，又惟恐会晤之不早，申写之不尽也。门下能无冁然一笑乎？所征书籍可考者仅十之一二，残编啮翰，间出于焦烂之余，他日当悉索以佐网罗，不敢爱也。老病迂诞，放言裁复，并传示力田兄共一捧腹。

    亭林文集伍“书吴（赤溟炎）潘（力田柽章）事”略云：

    庄名廷鑨，目双盲，不甚晓古今，以史迁有左丘失明乃著国语之说，奋欲著事。其居邻故阁辅朱公国桢家，朱公尝取国事及公卿志状疏草命胥钞录，凡数十帙，未成书而卒。廷鑨得之，则招致宾客，日夜编辑为明书，书冗杂不足道也。廷鑨死，无子，家赀可万金。其父允遂梓行之。慕吴潘盛名，引以为重，列诸参阅姓名中。书凡百余帙，颇有忌讳语，本前人诋斥之辞未经删削者。庄氏既巨富，浙人得其书往往持而恐吓之，得所欲以去。归安令吴之荣告诸大吏，大吏右庄氏，不直之荣。之荣入京师，摘忌讳语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执庄生之父及其兄廷钺及弟侄等并列名于书者十八人，皆论死，其刻书鬻书并知府推官之不发觉者亦坐之。发廷鑨之墓，焚其骨，籍没其家产。所杀七十余人，而吴潘二子与其难。方庄生作书时属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学，竟去，以是不列名，获免于难。二子所著书若干卷，未脱稿，又假予所蓄书千余卷尽亡。予不忍二子之好学笃行而不传于后也，故书之。且其有实史才，非庄生者流也。

    寅恪案：当日风习，文士著作其首多列显著名人“鉴定”“参阅”字样，借作宣传并引为自重，如江左三大家诗钞中之牧斋诗钞，卷目下所载参订姓氏，上卷为谈允谦等，中卷为季振宜等，下卷为张养重等，即是其例。揆以牧斋此时之声望及与力田赤溟之交谊，庄氏明书刻行，当共潘吴列名参阅无疑。然庄书竟不载钱氏之名，必因长孺注杜，牧斋坚不肯挂名简端，至举扬子云故事为比，辞旨激烈，潘吴遂不敢借此老之名字以为庄氏标榜也。

    噫！当郑延平率舟师入长江，牧斋实预其事，郑师退后虽得苟免，然不久淸世祖殂逝，幼主新立，东南人心震动，故清廷于江浙区域特加镇压。庄氏史案之主要原因实在于此。今日观之，牧斋与长孺虽争无谓之闲气，非老皈空门者之所应为，终亦由此得免于庄案之牵累，否则河东君又有如在黄毓祺案时代死从死之请矣。天下事前后因果往往有出于意料之外者，钱朱注杜公案斯其一证耶？论牧斋编辑列朝诗集尤重修史事，因并附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