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变 奏
一、思想转变中的海明威
海明威叙述一九三七年夏天的战争动向，认为那几乎完全弄错了方向。他不在西班牙的那段时期，西班牙的勤王师围攻马德里，或阻止叛军攻占北部各省。五月底，瓦托将军攻击西戈伐亚战线的情况好转，后来又告败北。六月十八日，毕尔波攻击佛朗哥，布朗尼特之战后，在海岸一带到处都可见到勤王师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这时巴斯格省已收复，八月十四日，叛军反扑桑坦达，这天海明威从纽约启程前来西班牙。
九月初的一个下午，他与玛莎在格斯餐馆与修柏特．马泰晤面，这时战况仍然甚烈，佛朗哥已控制了三分之二的西班牙，马德里的街头每天都有肉搏战，当他们抵达亚列岗前线时，勤王师已夺下了伯尔恰特省。海明威与第十五自愿军团交谈，得悉攻占伯尔恰特省的战略战术，也就是他们的指挥麦里曼以轰炸作前导，一路炸过去，地面步队则使用手榴弹，空中的轰炸根本不顾给手榴弹炸伤的伤患，一直不停地轰炸，往前推进，直到占领了大教堂为止。麦里曼顿时成了海明威眼中的英雄。
海明威、玛莎与马泰是第一批抵达西班牙的美国通讯社战地记者，详细探访伯尔恰特战况。他们有时步行，有时坐军车，随著部队沿途采访战况。吃与住成了他们最大的问题。当地的农夫提供面包与酒，他们在旷地生火烹煮食物。从伐仑西亚以来，一路上他们可以说是餐风宿露；他们在没有篷盖的大卡车上铺上毯子或草席睡觉。他们在农村里满是家畜的院子里扎营，黎明时给鸡鸣驴叫吵醒。山区已经下雪，卡车上的橡木也积了雪，北风呼号。玛莎居然能忍受这样的饥寒，真是个勇敢的女人。经过了许多年后，海明威想起来仍然对她赞不绝口。
九月杪的马德里比四月、五月的情形要平静得多了。这时海明威与玛莎搬进了福洛利达旅店。十月，他们与马泰和岱牟去检视布朗尼特战线。他们从高处俯瞰叛军，看见叛军在街上走动，使他们惊奇的是整个城市不仅安静，而且像平常一样没有什么变动。岱牟指挥英美军队，保持中立。海明威他们所乘坐的福特车，给叛军认为是敌人高级将领的座军而受到攻击，差一点给毁了。对这件事，海明威这样写道：“炮弹像平常一样如雨般落下。然而，好像他们并不想击中你……”实际上，岱牟小心翼翼地开车，安全驶过了前线区。
海明威一向是喜欢夸大的，对这次事件的记述当然也不例外。他在福洛利达旅店的房间成为休假同寅的休憩之处。他在这里结识了许多美国年轻人，诸如吴尔孚、弗列德．凯勒、扎纳克斯等人。
这年十月中旬，海明威的《富有与匮乏》在纽约出版，他像平常一样，很担心销售情形。十月三十日到十二月九日，为了要知道这本书的销路如何，他打了三次电报给派金斯。十一月初，派金斯回了他一则电报，告诉他这本书已列为当时畅销书的第四名，销售量达二万五千本。然而，批评家的态度却不明确。批评家克洛宁柏格说这本书很混乱，也是海明威思想转变的一个历程。唐诺．亚当斯认为海明威如果没有这本书，他的声名倒还好些，这本书比起《战地春梦》是差多了。瓦多．皮尔斯则认为这本书是海明威对政治思想有所偏袒的抒发，也是他表现更为成熟的层面。西班牙内战使海明威表现了社会良心成长的过程。赫利摩根夫妇则指控海明威藐视有闲阶级的人。时报文学周刊批评说，这本书的优点是语言犀利激烈，缺点则是作者的价值太狭窄。实际上这是海明威思想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本书。
这年十一月中旬，雪普曼在布朗尼特前线右大腿受伤，也有几名志愿军在西班牙的突劳斯被捕入狱。雪普曼获释，但却感染疾病。他辗转抵达马德里。海明威这时在马德里也染患了重感冒。玛莎不在时，雪普曼甚至代替玛莎照顾海明威。海明威后来说，雪普曼那时病得比他还要厉害。圣诞节前不久，勤王师击败了叛军，收复了西班牙最古老的城镇特鲁尔。这时天气干冷，北风强劲，勤王师乘胜追击。在圣诞节前夕，他们又回到了巴塞隆纳，海明威在西班牙的第二次任务，经过了二十三个星期的辛劳，这时候才算告一段落。宝琳这时不声不响地到达了巴黎。她曾告诉杰爱伦，她这次的巴黎之行是想来了解一下前线的情形，以及战争对男人──特别是对海明威──究竟有什么意义。她要求杰爱伦为她到法国大使馆去申请前往西班牙的签证护照。但是，海明威在宝琳取得护照之前，已回到了巴黎。
海明威排斥宝琳当然是因为玛莎的关系，这正与当年他排斥哈德莉的夫妻之情，是因为宝琳的关系，在心理上几乎完全一样；一九三八年的前几个月海明威还颇同情宝琳，但是后来就显得非常不耐烦。在这情形下的海明威，小小的事情都会使他发脾气。在这段时期，海明威非常不满美国对待西班牙的态度，他说如果美国保持中立，法西斯主义者就会很快给逐出西班牙本土之外。海明威把西班牙的内战当作自己国家的内战，奋不顾身地去参与。当他在基威士特岛时，他写了几篇有关他逗留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小说。
这年三月，他与玛莎从迈阿密飞往纽瓦克，十九日，坐上赴欧洲的轮船，他在船上写信给派金斯说，由于勤王师的反击，他必须回到西班牙。他携带了一只手提箱，里面装满了他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是要交给史克瑞布纳出版社的。他带这些稿件是想在途中整理。四月初，他与修柏特长途开车前往塔列冈纳。一路上所见都是开满了花的橄榄林。西班牙的战争已近尾声。在距离路斯镇半里路的地方，有一架叛军的飞机发现他们，想要扫射他们的车子，但是后来又冲向前方去轰炸路斯镇了。距离内陆二十里的地方，他们遇见了勤王师的难民群，沿著海岸行走，推车上堆满了家用物品，平民跟著撤退的军队，随行在坦克与拖著的炮之后。后面的城镇冈第沙已经落入进攻的叛军手里。在艾伯洛河东岸，海明威与玛莎碰到了在冈第沙作战的美军，他们败北后，就在寒冷的早晨游泳渡过艾伯洛河。他们的队长弥尔顿比在马德里见到时显得老了许多，他是在敌人的阵地流落了两天后才游泳过来的。他蓄著八字胡，戴著绒帽，黑披风满布红色的尘土。四月五日，海明威渡过托托沙铁桥，沿艾伯洛河北岸探索前进，远达恰塔。当叛军从纳伐利攻入地中海这边的芬纳诺兹把西班牙划分为二时，海明威与玛莎等离开了巴塞隆纳，他们急急向南行，前往乌地干纳，此地距离芬纳诺兹仅十里路程。叛军这时仍然朝这个方向前进，他们只好又回到托托沙。当他们驾车经过托托沙时，海明威后来说，经过那地方就像爬过月球上的坑洞，在返回巴塞陆纳的路上反而觉得平坦了许多。叛军占领的芬纳诺兹渔村又产生了一批难民，前往巴塞隆纳避难。后来托托沙也沦陷了，于是整个艾伯洛河下游地区都成为沦陷区。海明威这时忙于写一篇文章，攻击赫斯主教在一次记者会议上，过于偏袒佛朗哥政权，该文是为肯恩杂志写的。他这时所写的故事都充满了战争恐惧与血腥，带给读者巨大的压迫感。海明威与周诺斯从伐伦亚西来到马德里时，他们在福洛利达旅店参加一次热烈的政治讨论会，海明威叫道：“我喜欢当军人的共产党人，但我讨厌那些当祭司的共产党徒。”周诺斯说海明威这种说法是矫情，海明威则骂周诺斯是个腐败的宗教信徒。
五月中旬，海明威与玛莎回到巴黎，后来随国际军团的船舰返回纽约，再回到基威士特岛开始写一个长篇和一些短篇小说。这时他对西班牙内战的看法是佛朗哥缺乏补充的军队，勤王师组织很好，胜券在握。在他逗留纽约期间，海明威曾前往华盛顿广场杰爱伦的家，探访杰爱伦夫妇。他似乎很想知道宝琳的近况，尤其想知道宝琳是否还愿意继续他们的婚姻关系。海明威责怪宝琳的妹妹珍妮挑拨是非，想把他们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玛莎的介入转嫁给节外生枝的外来因素。杰爱伦告诉海明威说，宝琳似乎已完全接受婚姻破裂无法复原的事实。海明威听后若无其事的返回基威士特岛去从事写作，不想受到任何干扰。他在那边除了钓鱼和写小说之外，也抽出部分时间来为肯恩杂志写文章。他这时所写的小说，大部分是以西班牙内战为题材。在思想方面他开始同情左翼的西班牙政治立场。
七月初，他的一本小说集定稿，共计收入四十八个短篇，其中〈北密西根〉一篇派金斯仍然认为有问题，但海明威坚持该篇应纳入，至于对话生硬的地方，他答应修改。然而，书名用《第五纵队与四十九个故事》显得很别扭，后来经过多次商议，改为《第五纵队》。《第五纵队》一书反映了他这个阶段的思想历程。
二、理论之外
海明威向来与批评家是水火不相容的，他说批评家是饶舌专家，就像相命术士说些空洞的话骗取一点稿费而已，他在一九二四年写过一篇文章说，平均每一位美国名作家就有十一位批评家靠批评这位名作家来出点风头。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会批评的人不自己写点像样的东西给别人看，而老是以寄生虫的心态写些杂文或废话。他认为喜欢文学的人，应该只喜欢原著，而不是喜欢引证这个，引证那个来说一番废话的理论文字。他自认自己是向旧时代挑战的人，他一再表示他要抛除旧有的价值观念。他认为过去有太多的习俗上的约束，他一定要摆脱掉，他拒绝接受任何主义的形式教条，他一概不用前人所用的某些较为抽象的语言，而要用日常语言写出自己的经验。然而，他的故事并不是反伦理，相反的却是在追求新道德的价值判断。他的小说人物不是怯懦之徒，他绝不允许他们缺乏勇气，绝不容许他们推诿责任，只是他的主角人物常常会因为固执或缺乏机警而丧命。他这种精神其实也就是美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精神。他的作品中有劳伦斯的性的挫败，有霍桑的直叙语言的优点，有爱伦坡的神秘气质，有朗斐罗的生命力的追求，有爱默生的哲学寓意，特别是他的《老人与海》有《白鲸记》的万物同属一体的宗教真谛，至于道德那更是他生命力的寄托。他虽然频频呼喊虚无主义，可是他的虚无主义不是暴力主义后的空虚，而是生命力遭到挫败后的空无，在他那本《胜利者一无所获》的短篇小说集中，每一篇都是写生命力挫败后的悲剧意识，正可以看出海明威对道德是何等的尊重，而且可以说是全力效忠来维护道德价值。实际上，海明威并不是根据什么理论而写作的，但他有他自己的艺术风格，而这种艺术风格并不是为探讨哲学而建立的，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焦点是行为，而不是行为法则或某种理论。在《太阳又依旧上升》中，杰克巴尼斯说：“我不在乎那是什么，我要知道的是如何依赖它而生存，也许，如果能找出生存的方法，那么也就会明白那到底是什么了。”海明威所强调的是一个人用什么方法度过一生。在他的小说里他常会藉小说人物的口问道：“一个人应如何度过一生？”当然，答案还是由海明威自己提出。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保有自己的特殊性，应该追求真理，不欺骗别人，更不应欺骗自己，无论在什么压力下都应保持高贵和勇气。最重要的是，人应该工作。上面这些原则除了适合人的生活态度以外，也适合于所从事的行业。海明威年轻时曾参加一次前卫艺术家的集会，在会中他大发议论说：“艺术家、艺术、艺术生活，艺术家和艺术都说得通，但艺术生活却不通，你们谁听说过什么艺术生活吗？”可见，海明威打从开始就很小心地在他所从事的行业上，也就是写作这一行业上为自己奠下了良好的基础。
就写作而言，所有的规则中，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作家必须建立自己的风格。海明威告诉作家普尔说：“我可以写旧式的单调散文，但是那种散文已有人写得这样典雅，我想，我应该建立新的文体来把握我们的时代，并且恰当地表达出我所见到的东西。”当然，他所谓的新文体并不是完全摆脱旧文体，近代作家安德森和史坦茵就影响他很大。后辈作家模仿前辈作家是无可避免的。在《午后之死》一书中，海明威说：“每一部小说都是作家知识的凝聚，但是后进作家必须运用自己的素材。”大部分作家只吸收固有的知识，少数作家才知道消化。伟大的作家似乎拥有能够超出经验和知识去创造故事的本能。
海明威已建立起堪称创新的风格，已是后辈作家善于模仿的对象，但模仿者只有少部分出色，大部分都很糟，海明威早期的作品语汇简洁，表达客观，后期的却显得浪漫冗长，几乎不能称为成功的风格。使他成名而别人乐于模仿的是他早期作品强有力的短句，那是他在巴黎那段日子里所写的。麦多格斯批评他那精简的文字说：“一句句地触击你，有如赤足越过小溪，溪底的小鹅卵石一颗颗地刺戳你的肌肉。”在他〈雨中猫〉那篇短篇小说里，描述一对美国夫妇在雨季，到义大利一个海边小镇度假，这是很合时宜的举动。妻子想去救一只给丢弃在雨中的小猫而没有成功。有许多读者在开始读这篇故事时，就可以领会出主题，这可说是海明威早期风格的最佳范例。
海明威认为批评家常常用一套自以为是的系统化理论来批评别人，特别是他们常常拿他来跟海明威心目中认为不够格的作家相比，而海明威却是喜欢把自己与过去的伟大作家相比，当代的作家他几乎都不喜欢。他更认为当代的作家常是批评捏造出来的“天才”，但他对还没有成名的年轻作家却非常宽大。一九五四年，海明威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词中，有一段卑视当代作家的话说得很委婉，他说：“过去我们已经有了许多伟大的作家，现代的作家只能尽一己之力，使自己不落前人窠臼，这要靠自己，没有人可以帮忙的。”
凡是批评家批评好的作家，海明威就不以为然。譬如说，当时的批评家说辛克莱．刘易士是美国写实主义大师，海明威则说刘易士文格很低，不太道德。他跟福克纳更是针锋相对。在初期，福克纳把海明威视为美国文坛新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福克纳公开指责海明威并不具备成为伟大作家的条件，说他缺乏积极的精神，缺乏人生正面的勇气，说他是个消极的否定主义者，说他的作品只不过是狂暴的发泄而已。福克纳甚至说：“海明威心力交瘁地想写出惊人的作品，说实在，他应该像我一样，安心地做一个农夫，拿写作当副业来消遣消遣。”这番话当然使海明威暴跳如雷，虽然后来福克纳对《老人与海》赞誉有加，但他们之间的过节已是无法消除了。
海明威对于批评过他的人绝不宽容，他在《午后之死》中，大加挞伐福克纳，说福克纳的《禁猎区》根本就是废话连篇。他说福克纳的作品又长又臭，“就像排泄秽物一样地自然。”在那本书里，他写了这么一段文字来讽刺福克纳的小说：“……你应该去买一本福克纳先生的大作。放心，你不会买错的，他的书都很厚，不过订单要写清楚一点，要不然第一本书还没有收到，他的第二本书又出来了。”海明威的意思是说福克纳的作品只是厚而已，内容却如同粪便不值钱。一九四九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海明威对福克纳的态度更为恶劣，几乎是常对他作人身攻击。海明威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婊子养的会得诺贝尔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未写出一部值得一读的书的作家，竟然会得诺贝尔奖。”他告诉纽约时报编辑哈维布瑞特说，福克纳写作上最大的困难就是不懂得怎样结束。他的小说起头写得不错，但不久就有了倦态，要不然就是受到沮丧的压力，把不相干的趣事和刺激增添得太多，使他的故事走了样。海明威还认为福克纳的故事不值得读者再看一遍，因为再看一遍的话，读者一定会觉得福克纳是在愚弄读者。总之，海明威对批评过他的人终其一生都不会原谅的，他的《春天的激流》毫不容情地揭露当代一些名作家的毛病，使他们愤怒异常，海明威却喜不自胜。
三、信仰的叛徒
海明威有一个具有宗教信仰优良传统的家庭，他在孩提时代，全家人在餐前都必须祷告谢恩，这是当时橡树园教会社区的标准习惯。他的家人都能循规蹈矩，并且远超过这个教会社区里的所有家庭。早餐之后他们还要举行崇拜仪式，这项仪式多半由外祖父主持，全家人包括仆人和厨子都要参加，崇拜的仪式在客厅里举行。外祖父有一本厚厚的饰有金边的书，书名是《每日神粮》，通常由外祖父念一些祈祷的句子，大家则跪在地上默祷一番，随后各自散开，上学的上学，工作的工作。
海明威的祖父安森．海明威比他的外祖父更加虔诚，他是名布道家穆迪的朋友和同事。他的祖父在芝加哥青年会担任常务秘书达十年之久，搬到橡树园后，成为第一公理教会的执事，兼任主日学校校长，最后则为名誉执事，负监督责任。他在禁酒运动中非常活跃，帮助教会募捐。他的六个子女都在他严格的宗教风纪之下长大，并且把他们送往管教非常严格的奥柏林学院读书。根据一九二六年的葬礼宣文上的生平事迹，他的四个儿子在社会上都有令人钦慕的地位：一位是商界领袖；一位是教育家，一位是医生，在中国担任传教工作；而另一位就是海明威的父亲，也是医生，并且是很受人重视的医生。
对于宗教的态度，海明威的父亲与他的祖父是一样的。他不许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在礼拜天参加任何运动和娱乐活动。他写给海明威的信，字里行间总是充满了对上帝的虔诚热忱。从海明威后来写的《战地钟声》中，记述他的姐姐玛丝琳第一次离家时，他的医生父亲跑到火车站去送别，在亲吻她时，以激动的心情祈祷说：“我的家人不在一起，愿主照顾我们……”海明威的父亲那种热切的颤栗声调，使得海明威在二十年后，偶尔回想起这个情景，还会替父亲难过。
少年时代的海明威，行为举止尚称谨慎，这与他的生活背景与家庭教育有关，可是长大后，他喜欢把自己描写成一个恶棍般的不良少年，其实正好相反。海明威十四岁时，曾在橡树园社区第三公理教会主日崇拜会所举办的宗教剧上演出，担任重要的角色。他穿了一件缀有鲜花的宽松长袍，站在舞台上，看起来简直像个圣者。第二年，他们全家由第三公理教会改属第一公理教会，他和他的姐姐玛丝琳一起参加了名叫“普利茅斯新联盟”的宗教团体，这是年轻人的宗教活动，海明威担任节目部的主持人，管理经费，并在礼拜天担任演讲。海明威高中毕业后，教会里主管青年活动的一位先生，曾经找了五位毕业生向在学的同学们讲一点“他们在高中时期最难忘的个人经验，尤其是教会对青年学生的重要性。”这五位同学中，有一位就是海明威，那位先生要求他们“要在演讲稿中灌入感情，带给他们永难忘怀的信念，要把自己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送给他们做为纪念。”
海明威的那篇演讲并没有留下记录，不过，如果按照他在校内刊物上所发表过的文章做为标准来看的话，可能跟他在主日崇拜查经班所演说的内容差不了许多。海明威高中毕业以后是他生命的转捩点，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那就是当时第一公理教会的牧师威廉巴顿博士，他是布鲁斯巴顿的父亲，布鲁斯是广告界的名人，也是《无名小子》一书的作者。这本书把耶稣描写成商人的先驱，是“耶路撒冷餐会上最有名的来宾”，就像写寓言一般，说耶稣的光临是“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广告”。布鲁斯的书于一九二五年出版，后来成为本世纪的畅销书之一。海明威也在一九二五年出版了他那本光辉四射却有点亵渎上帝的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时代》。这两位同样出身于橡树园社区第一公理教会的青年，对宗教竟然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态度。从此，海明即开始反叛宗教传统。他说，橡树园社区的居民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为基督徒，一是善良的平民。
海明威所以会背叛宗教传统，乃是因为他发觉橡树园社区教会那一套虔诚的信仰理论，在跟广大的外在世界接触时，显得完全不合时宜了，正如他反对传统宗教标准所引发的那种抑压的势态，他在早期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时代要我们歌唱，
但却割去了我们的舌头；
时代要我们呐喊，
但却堵塞了瓶口；
时代要我们舞蹈，
但却给我们穿上铁裤，
最后我们都变成废物，
大概这就是时代所期望我们的。
他少年时代憧憬生命是一片瑰丽景象，但他真正面对残酷的现实世界之后，才发现处处都跟他的理想不合。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使海明威对橡树园宗教觉醒的触媒剂。战争本身就是跟风俗、习惯以及道德教训背道而驰的。战争以后，一切也不可能再恢复旧观。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士兵之家〉，就是描述一位从前线回来的老兵，如何无法适应原来的中产阶级的环境。小说中的男主角，战前就读于美以美教会所办的学校，参加宗教团体的社交活动，在生活上，他和同伴一样穿“款式和高度相同的领子”的衣服。但是，现在他已无意再跟从大家的生活方式了。他想要有个女人，但又不能扮演求婚者那种俗套的角色。他很喜欢谈论战争，但没有人认真地听他说。总之，即使是退而求其次，想过没有纷扰的生活也已不可能了，因为他的父母，尤其是他的母亲，一直想把原有的生活方式再加在他的身上，譬如说，他坚持想找工作，但他的母亲说：“上帝让每个人都有事做，在上帝的国度里没有闲散的人。”这位男主角回答他的母亲说：“我并不是祂的国度里的人。”这自然使他的母亲震惊。后来，在他母亲的逼迫下，他只好说一些像如何爱母亲这种言不由衷的话。最后，这位男主角正如当年的海明威一样，离开父母和家庭求发展去了。他发觉“过去他所生存的那个世界，已不是现在他所能忍受的了。”经过战争的洗礼后，他所感觉到的世界充满了暴力、痛苦和扭曲的景气。虽然他曾经在父母的世界中长大，可是现在他却与他们格格不入了。
海明威自己说过，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在义大利受了伤，使他放弃了公理教会，而改信天主教。受伤后的第二天早晨，他躺在义大利的一处救护站里，那时来了一位义大利的天主教神父，穿过伤患，替每个人涂油祝福，他告诉几位记者说，他已经因信教而受洗；他又告诉另外一些人说，他接受了临终涂油礼，后来他写信给朋友盖希柯克说，他的宗教改变是十分偶然的，那时他正濒临死亡边缘，走过他身边的刚好是一位天主教神父，在极端的恐惧中，如果当时换成摩门教的长老或回教的报时人，他说不定也会改信摩门教或回教了。显然，那次经验并没有留给他太深刻的印象。海明威的女朋友安格妮表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谈过改变宗教信仰的问题，不过他在米兰的那些护士朋友都在传言说，海明威改信天主教了。
战后几年，想从他的行为看出他改变了宗教信仰，也没有迹象可寻。他跟第一任太太哈德莉是在密西根州贺顿湾美以美教会的一所乡村教堂里举行婚礼的。他们的儿子是在圣路加主教派一所教堂里领洗的。所以，一九一八年在义大利改信天主教，恐怕是在他遇见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宝琳，并决定跟她结婚后，才把这事宣扬出去的。
宝琳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临睡前都要祈祷，她的祷告词通常是：“亲爱的圣约瑟，请赐给我一个善良、仁慈、有吸引力而且又是天主教徒的丈夫。”海明威也尽量努力以求达到她所要求的条件。一九二六年元月，他与宝琳开始恋爱，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如果一定要信仰宗教的话，那么我只好信奉天主教了。但我可能不是一个好天主教徒。每当想到教会那些无聊的事，诸如什么圣节等等，就使我无法忍受。不过，我也不敢想像我还能改信其他的宗教。”一年以后，海明威为了要和第一任太太离婚感觉非常苦恼，由一位朋友陪他在义大利各地旅行，碰巧在一座小城里，他又遇见了那位九年前给他涂油的神父。从那次晤面以后，虽然他不知多少次宣称他已经停止祈祷了，但最后还是泪流满面地去做他的宗教仪式。
他和宝琳结婚以后，海明威突然有了一个怪异的想法，觉得他与哈德莉并没有成为正式的夫妻，因为他们并不是因信仰而结合的。几个月后，海明威突然兴致勃发，写了一封长信给天主教黑袍教团里的一位神父，信中近乎捏造地叙述他的宗教历史，说他虽然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远离教会，但是他实际上已做天主教徒很久了。如今他按时去做弥撒，也把家庭安顿下来了。美国作家史柯特．费兹杰罗说，他自己过去就是一个堕落的天主教徒，对于海明威转变宗教的诚意，他是不敢相信的。一九二八年七月，费兹杰罗写了一封信给海明威说：“老渔夫，别来无恙吧？下一次你领圣餐时，请为我取一块圣饼，也替我喝一大口血酒。”
至少有一段日子，海明威的确是非常诚心诚意的在做宗教仪式。一九二八年底，他的父亲自杀身亡，海明威为父亲安排了一次弥撒，他还劝他弟弟赖索托和他一起认真地祈祷，以求他们的父亲在天之灵得以从炼狱中超生。海明威跟宝琳在一起时，就很虔诚地望弥撒。一九三二年他们住在美国俄亥俄州，为了让宝琳参加八月第一个星期四的弥撒，他来回开了四百英里的车子。一九三五年二月，为了他的信仰，他做了一次小小的捐献，海明威捐了二十五美元给奥尔良的耶稣和神学院的传道基金会（此后，该基金会就按期寄赠《南方耶稣会》刊物到海明威家中）。
虽然海明威为教会尽过义务，可是根本上他是反对教会的，特别是反对教会对性与政治的态度。宝琳生了两个儿子都是剖腹生产的，尤其是第二胎，非常的危险。海明威愤怒地说，如果天主教会继续坚持要生产更多的天主教徒，那么，至少应该为那些冒死遵守天主教通告的人，提供一点解救的方法。所以，他的两个儿子出生后，海明威已经和天主教反对避孕方法的通告有所违背了。
西班牙内战时期，天主教会对政治的态度不够正直，那就是偏袒法西斯党徒，这使得海明威极为愤怒。海明威曾经公开警告美国的天主教徒，不要受西班牙天主教会所影响。他说法西斯主义者都是战争贩子，而他相信西班牙的神父都在支持法西斯党徒。他提供了一张照片，上面是好几个教会的领导人物，在向法西斯主义者致敬，他怀疑这种支援，是不是正好鼓励了法西斯主义者在西班牙许多地区轰炸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海明威还警告读者，不要因红衣主教海斯所说的而动摇自己的看法。红衣主教说佛朗哥不会轰炸妇女与儿童，那是不可信的。如果海斯主教所说的佛朗哥的保证是真的，但反对佛朗哥的勤王军又从未轰炸过任何城市，那么，那些死亡的儿童与妇女，难道是自己把自己炸死的吗？从海明威的这篇言论，可以看出他的悲痛深沉。他在《战地钟声》中，就不经意地透露了这种悲愤。当他写到一位安赛莫的老人时，他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在这个天主教国家里是非常少有的。”就教会而言，海明威深切地痛恨西班牙的天主教会，不过他仍然对偶尔遇见的几位神父，表示尊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随营牧师布瓦西曾和海明威有过一段有趣的谈话，当时流言传说，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意思是说进入战场的人都信神。海明威问牧师相不相信这句话。牧师回答说：“自从遇见海明威先生和他的朋友林亨上校后，就再也不相信了。因为像你们这样灵魂里充满罪恶的人，就是进了战壕，也没有脸面对上帝。”海明威反驳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每天都带著罪恶，就像你每天带著口粮一样。不过在战壕里，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就来一次忏悔。”牧师问：“要是没有时间呢？”海明威回答说：“那就只好依赖教区神父或牧师来替我们忏悔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海明威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天主教会的愤怒，那就是当时的盟军，把团部设立在据说是一位天主教神父的住宅，做为指挥中心，那位神父曾与德国人合作过。海明威在住宅的地窖里，找到了几瓶圣礼用的红酒，他把红酒喝光，而后把瓶子装满了尿，称这种臭气熏天的产品为“一九四四年制海明威牌醇酒”。
一九四四年九月，海明威在写给第四任太太玛丽的信上说，天主教使他觉得很矛盾，意思是说，一方面，他与玛丽不必信仰上帝，也不必相信美国布道家贝克艾迪；另一方面，他也表示他们用不著公然反对，只要他们两人内心明白就行了。然而，他表示他无法容忍好朋友林亨的太太反对天主教激烈的言行。林亨太太说，她认定所有的神父都是邪恶的，她无法相信神父在私下里还会那样正经地祈祷，实际上他们大都是酒鬼。虽然海明威已经是公认的叛教恶徒，他也喜欢西班牙共和政府，但他却无法接受像林亨太太这样极端的言论与看法。
在海明威最后的十年生命里，特别是一九五四年他在飞机失事【注：应是指英国海外航空781号班机空难；1954年元旦结束后10天，781号班机由罗马前往伦敦时爆炸坠毁。】丧生的情形前，海明威再度猛烈攻击宗教。那年春天，他不再去教堂望弥撒，他告诉一位朋友说：“有时候我真希望我是一个较好的天主教徒，但是我做不到。”第二年，有一位年轻人去古巴，为了表示崇敬名作家，特别去拜访了海明威，在不经意的言谈中，那位青年表示了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于是，海明威说：“我也喜欢把自己当成天主教徒，从某一方面来看，我以前也算是。”他说他仍然可以去望弥撒，不过他离过婚，又再结婚，这些都不合乎天主教的要求。他说社区教会的神父会每天替他祈祷：“正如我每天也替他们祈祷一样。我无法为自己祈祷，可能是因为在某些地方我已经变得冷酷无情了。”这种无法替自己祈祷的原因，很可能是海明威对宗教的认识已经成熟了。海明威所有的作品里的角色，在祈祷时都像儿童一样，甚至有一些像是要与上帝讲条件订合同似的，要求上帝把他们的欲望赐给他们，而后他们才会相信祂。海明威自己也常常这样。像一九二〇年九月，他说有一次他去天主教堂祈祷，祷告的事情没有一件如愿以偿，不过，总算得到了一点报偿，就是有了一次艳遇。一九二七年他告诉哈特尼尔说，他有一次去天主教堂做了一次简短的祈祷，结果使他恢复了他与宝琳的性生活。
四、旅人生涯
克里曼甲洛雪山行之后，海明威准备另一次行程，也就是前往住在温奥明的诺奎斯特的牧场，这时正是西班牙内战的第一个星期。海明威写信给他的年轻朋友仆鲁登雪说“这个星期我们就可以抵达西班牙”时，勤王军正在蒙塔纳营区掀起风暴，但是海明威却似乎没有急急动身前往。相反的，他的行程似乎是与西班牙反方向而行，外表上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失望的表情。
这次行程，除了海明威和太太宝琳以及两个孩子（邦比和派屈克）以外，还有宝琳的妹妹珍妮和赫利．布恩斯教授，他们乘坐一部福特车远达纽奥良。这时正是飓风季节，开车到路易斯安纳，天气湿而闷热。经过德州与柯罗拉多时狂风暴雨袭击他们的车子。八月十日傍晚，他们越过一座木板桥抵达l-bar-t牧场，两个孩子动作如小马般灵活，立即跳下车，在草原上玩耍。第二天，海明威写信给费孚太太说，刚到那边的前十二个小时，派屈克除了吃饭的时间以外，一直都在骑马。
以前在诺奎斯特这儿工作的人员大部分都已经去别的地方谋生，虽然乔伯韦佛还同意来这边担任厨子，但也只是在狩猎季节才来。海明威一家人已搬入河边的一间木屋居住。这间木屋并不小，比其他的房子要大些，包括设有壁炉的起居室和海明威用来写作的小房间。信袋里装满了已经拆阅过的函笺，那些都是阅读过《雪山盟》的读者所写来的赞美信函。派索斯认为这本书是停战以来人类所发出的欢呼声中最响亮的。她说：“除了我自己的感伤事以外，我从不期望西班牙会有什么好消息。”派索斯写信给海明威说，奎塔尼拉已做了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军官，他已于七月廿日参加了攻击蒙塔纳营区叛军的行列。有一位叛军伤患已经入狱，后来海明威和派索斯设法把他救出来。
不管派索斯怎样影响海明威，海明威到西班牙之前总是三心两意。他想到比米尼，甚至想再到非洲去狩猎。然而，战争扰乱了他的心思。这年九月底他告诉派金斯说，他错过了一观西班牙政治风暴的场面，实在是最糟糕的事。他又说，如果战争在他完成那本小说后还没有结束的话，他仍然希望前往。风湿病带给了他死亡的阴影。虽然他很希望做个有白胡子，含著烟斗，充满智慧的老人，他却认为他会很快就死去。他在信里把他这种感伤告诉麦克利雪。他说，他非常热爱生命，如果他需要面临自杀的一刻，他还是最讨厌自杀。
九月初，汤姆和洛林也到达了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到花岗石湖和别的地方去钓鱼旅行。这年九月十日，罗伦斯诱捕了一只熊。海明威在牧场的这段时期，直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开枪的机会，整个季节他都在骑马。当他们在用驴子尸体诱陷熊的时候，海明威叫洛林念他的小说手稿。他知道他的朋友喜欢反面批评，这样对他有好处，而汤姆也同意他的想法。
海明威把邦比送回芝加哥以后，他们一家人参加了洛林一家人在木材湾的野营活动。一天傍晚，海明威跟洛林步行到诱陷熊的小径上去，汤姆则一个人待在附近的小山顶上守望周围一带地方。他们都爬得很高，接近了伐木区。洛林和海明威听到林中一声沉重的响声。他们躲在一个岩石背后等待。不一会儿，熊从林区边缘出来。那东西看起来巨大而光亮。几只熊都是黑中带银灰色的皮毛。它们已发现了猎人，但并没有绕道，最大的一只还直向海明威与洛林躲藏的地方走过来。海明威叫洛林爬上最近的一株树上去，而后他站起来射击。巨熊用后脚站立起来。海明威瞄准它的左胸，巨熊大吼，另外两只跑回森林。海明威射杀了那只巨熊，它在流血、爬动、咆哮，找寻隐蔽的地方。海明威再在它脖子上补了一枪，把它杀死了。
入夜时分，诺奎斯特把熊皮剥下。毛皮厚重，在火光照耀下显得湿淋淋的。海明威非常兴奋。两天后洛林又射杀了一只熊，他似乎不觉得那么兴奋了，他只是坚持要好好吃一顿熊肉。那顿美味的熊排大餐使汤姆和年轻的派屈克永远难忘。他们一共射杀了三只熊，虽然海明威非常妒嫉洛林所射杀的比他的要大些，但仍然异常高兴不虚此行，他坚持还是骑马从营地回到牧场，虽然汤姆要比海明威小十五岁，体重也比海明威轻四十五磅，但他们并肩骑行下山直到牧场，海明威只输给汤姆两个马头的距离。后来，海明威说，他过意不去的是他与汤姆一路上弄得满身泥水，使得宝琳和洛林两人为他们洗衣服，足足忙了四个小时。海明威与汤姆赌了五百美金，给汤姆赢去了。他想报复汤姆和洛林，于是与洛林赌美国棋，结果他又输给了洛林九百美金。
九月下旬，汤姆一家人离开了加利福尼亚，海明威则又回到了他写作的热情上去了。他希望十月能完成他正在写的小说初稿。他写信给派金斯说，这本好小说的架构已经完成，故事里人物众多，有富人，有反动者和革命者。除了故事开头是在哈瓦那之外，所有的动作与情节发生的环境都是在基威士特岛。他说他写得很辛苦，但是也写得很有趣。不论如何，整个故事显然还是他的虚构。
故事中的主要动作是他的创意，他是直接引用自己的生活细节来支持故事情节。他也善于利用他在古巴与基威士特岛居住的背景做为故事中的全景或场景。他的比拉号游艇于二次大战期间改装为巡逻快艇，在他的故事中成了革命家的工具。在他写作的那几个星期里，他的确像个严肃的小说家那样闭门不外出，但在复活节前不久，他又请来了朋友叙述他前往基威士特钓鱼的趣事。他说鬈发女郎寇儿曾热情的待他。但她却是个力士型的强悍女人，没给人好颜色看。
海明威在西部山区疗养精神时，史柯特．费兹杰罗却陷在痛苦中。一位名莫克的新闻记者到亚雪维尔来采访他。九月二十五日纽约邮报报导费兹杰罗的《乐园的另一边》。十日后，纽约时报杂志摘录这个小说的故事。费兹杰罗写信给海明威说：“如果你真想帮我的忙，就请你立即阻止那个叫莫克的记者，他利用访问我的机会，在纽约邮报刊载我的小说故事，这件事已直接、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声誉，希望立即为我阻止他的行为。”海明威回信说，他没有看见那篇采访稿，但他会尽力阻止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后来费兹杰罗在他的记事本里记载道，他经常设法表现自己，以引起海明威注意他。但经过了漫长的十一年，他希望海明威帮助他阻止莫克的激烈想法也就冲淡了。十月的一个星期五，罗林斯到亚雪维尔去探访费兹杰罗，无可避免地她的话题就指向费兹杰罗对海明威的《雪山盟》的批评上去，认为这是造成他们隔阂的原因之一。但费兹杰罗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语言是他一向对待友人的严肃态度。
他们在拐弯抹角地谈论海明威，海明威却在诺奎斯特牧场的木屋里喝一整晚的威士忌。他的小说家朋友在分析他的小说人物，他却用捕鼠器伤了一个小偷而吵醒了全家人。第二天早晨，宝琳收拾行囊回到基威士特岛，海明威向诺奎斯特借了发剪修饰胡子。他把正在写的小说已经写好的稿页收集起来，他计算了一下，从八月中旬以来，已写了三百五十二页草稿，共约五万字，他后来解释说，他写得太潦草了。向东行的行程，包括在匹加特的短暂停留，一路上还算顺利，没有出事情。回到基威士特岛上，他开始写小说中的场景──有关气候方面的。他后来向派金斯吹嘘说，那本小说是他写有关摩根这个人写得最辛苦的一本。在小说中，赫利．摩根在死亡边缘所说的话，就像海明威当年在战场上受伤时所说的一样，他的坚忍使他居然能在那样的世界活下去。他的生存力量似乎是来自团体行动的希望，也就是西班牙共和政体在慢慢进行抵抗反叛者的团结行动。大约在感恩节前后，瓦托温吉尔的专栏报导说，海明威要到西班牙来一睹战争场面。北美联合新闻社的惠勒说，他希望海明威证实这件事，海明威后来说，他是希望战争持续下去，他一定前往。在古巴的席得尼．富兰克林愿意与海明威同去，但宝琳和派金斯两人都反对海明威。海明威支持西班牙的共和党人而加入勤王师，他为了支持西班牙的共和民主政体，借了一千五百美金，在两个月之内分期寄给“援助西班牙民主运动美国友人联谊会”的医护部，又要求联谊会的会员都这样做。他说这些钱应该用来买救护车。海明威并对这类车辆的装运提供周详的意见。他强调说，这些车辆应从法国开过去，使新引擎经过使用调整，等到达西班牙立刻可以派上用场。
在基威士特岛那个冬天，他正忙于写作时，有两位访客来探望他。一位是作家杰姆斯斐列尔，一位是罗斯福总统的智囊人物之一塔格威尔。斐列尔短小精悍，头发蓬乱，海明威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此人慷慨慈和”，且立即对他产生信心。在基威士特岛上这段时间，海明威所接触的人还有一位是约纳森．拉第牟。斐列尔当著约纳森和其他朋友面前大谈海明威的文学造诣，约纳森并没有听进去。后来海明威对斐列尔说：“阁下并不知道，那些作家先生只知道珍惜自己的作品，也就是所谓敝帚千金。”塔格威尔后来回忆说：“他（海明威）对罗斯福总统的新措施只是激赏，但并不热衷于实行。他使我觉得困惑──他不是政治人物，他只是喜欢谈论政治事务而已。”当时塔格威尔想诱发海明威采用政治题材写小说，海明威耸耸肩膀表示行不通。“他不想因政治自找麻烦，”塔格威尔说，“他只是想住在基威士特岛那样荒凉的地方……他要过运动家的生活……他一直要写原始的题材……我想他是在让自己江郎才尽。”
这年十二月，有一天，海明威在周家店小饮一杯，与周罗素闲聊，这时有三个旅行的人经过他们面前。其中有一位是五十四、五岁长得很动人的碧眼女士，她身边有个念大学模样的男孩陪伴，另外一个是高个子的女孩，长长的金发披肩。他们是从圣路易城到这家乡野旅店来度假的。他们说他们不喜欢迈阿密。男孩名叫亚弗列德，女孩名叫玛蒂，他们叫他们的母亲阿咪。女孩本名叫玛莎，穿著男式短裤和t恤。海明威转过椅子来，羞涩地自我介绍说，他年轻时代就熟悉圣路易城。又说，他的两个妻子都是在那边念书的，另外毕尔和凯蒂也是在那边念书的。那位碧眼女士说，她整个盛年时期都是生活在那边的。她是妇科医生吉尔贺恩的妻子，她名叫艾德娜．吉尔贺恩。吉尔贺恩医生已于不久前辞世。她的女儿玛莎是约翰布洛斯学校毕业的，后来就读布伦玛学院。她们母女讲话都带有布伦玛学院的语调。
玛莎是个好动、充满野心的女孩，想发挥自己的才华，做一位小说家。她的第一本小说是《疯狂的追寻者》，书名取自约翰．济慈的诗句。她的短篇小说集《我所见到的麻烦》于这年九月发行，由h．g．威尔斯写序。不久前她在德国写第三本小说，这时她为纳粹德国的兴起感到非常苦恼。她这次探望过母亲和兄弟后，计画返回欧洲。
海明威与吉尔贺恩一家人很快就成为好朋友。海明威为他们介绍岛上风光，邀请他们会见他的妻子宝琳。当玛莎的兄弟回到学校里去，她的母亲也返回圣路易城之后，她仍与海明威夫妇在基威士特岛上住了一段时间。海明威花了许多时间陪伴她，有时带她到彭纳玫瑰园去玩，又送她回旅店。她也常到海明威家里，她曾对宝琳说：“我好像成了你们家的一员。”宝琳这时并不是没有察觉到玛莎爱海明威，只是希望不要成为事实。海明威这时正在努力赶小说，小说情节插入了一段讽刺一位有游艇的富人文字，也插入一段一个富人死于紧闭的车房中，乃是因为吸入太多的一氧化碳。他当时所烦恼的是小说内容恐怕要引起朋友的不满，认为他是在有意中伤朋友。金格瑞契警告说，他这本小说显然中伤了派索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戈登影射了派索斯，而汤咪这个小说人物恐怕也会引起简梅森的误会。金格瑞契认为最好是修改或改写一下某些情节。但是，海明威辩说，简梅森不但没有受到贬责，反而因马孔的影射而抬高了她的身分。戈登这个小说人物则绝不是影射派索斯。海明威认为并不是派索斯会反对这本小说的情节，问题是金格瑞契从中挑拨是非。如果问题真的出在派索斯身上，他倒可以说服派索斯接受他的看法。
玛莎回到圣路易时已是元月，几乎与海明威赴纽约去办事的时间差不多，他们在迈阿密又碰面了。海明威带她到一家由拳击家亨尼经营的餐馆去吃牛排大餐后，乘坐同一班北上的火车，而后各走各的路。他下了火车不久，她打电报到海明威落脚的地方，说是她听说他病得很重。宝琳回电说，海明威从迈阿密到纽约一路上健康情形非常良好。
玛莎的感情已经付出，她不会因一封电报就罢休。她又给海明威写信说，圣路易城已是潮湿的冬天，她想乘船去较愉快的地方。又说，她很欣赏迈阿密的牛排大餐和亨尼先生。至于她对海明威的称呼已经改以较亲密的口气，叫他欧耐斯特诺。又说，她已读过他的小说集，非常欣赏。不管宝琳对这种信件的看法如何，却使她想起一九二六年春她从波洛格纳写给哈德莉的信，真是同出一辙。
玛莎与海明威在这段旅程中邂逅，而后坠入情网，再由于玛莎是是个雄心万丈的女孩，宝琳想挽回破裂的婚姻已是无能为力，她只得听其自然发展下去，终于玛莎嫁给了海明威，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一次旅行改变了海明威的感情，而海明威的旅行是永无休止的，下一次的旅程又将如何呢？对海明威来说，整个人生就是旅行，不管是在战争中，在狩猎或钓鱼，他一直是在过著旅人生涯的。
五、西线采访
一九四四年八月底，海明威又重做巴黎客，在这里有许多老友，也交了国际第四步兵师一些军人朋友，林亨上校经常是他的座上客，玛丽常在他身边。战况非常好，国际军团节节向北推进已达比利时边界，海明威为采访消息而北行。在比利时边界是最危险的，那儿随时都可能遇上德军，于是他们的记者团往南面绕行到西线安全地带。这时海明威在途中所记的日志也不清楚，他只大概地记下行程。他这样写著：出发──保加特炸毁──随第四军团至康匹吉一带──露宿──林间吹送秋风──夜里有小型战斗──九月三日六时抵达第四军团步兵师总部──起程赴艾兹尼──途中一队人遇炸……在距离介斯约十里靠近瓦森尼的地方，海明威与尚安遭到了麻烦。按照海明威的说法，在他们抵达那儿时，引来了十几个本地自愿军。他们说在瓦森尼与勒卡托之间的通路已为德军切断，他们必须改道。八月三十日，他赶上了林亨上校，林亨上校对他说，他能安然通过战区真是幸运。海明威后来匆匆赶回里兹去与玛丽会合，在那里有他们住过的小屋，现在已破旧不堪，玛丽买了一些油画复制品挂在墙壁上，其中有一张是梵谷画的靴子，这使海明威想起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穿的那双靴子，也使他想起在战场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九月七日以前第四军团就已迅速推进到比利时境内八十五里。在那次随军采访的整个行程中，他对战争与和平产生了奇异的想法。当他们在里本地方扎营时，他很欣赏那儿的森林。那儿早晨的空气非常清新，但他们听到沿巴斯坦格尼一带有枪炮声和坦克辗动的声音。一位巴西人说，那是他们的军队向前推进、令人愉快的声音。海明威称他为巴西孬种。在康巴格尼他们见到四个战犯，两个是希特勒的秘密警察，一个是年仅十八岁不肯说话的孩子，另一个是德国水兵。这时盟军的第二十二步兵师也在这里会合。他们在柏托格尼附近的森林里找到林亨上校，他们再一起继续前往马邦普赫，看见德军在那边激烈进攻。那天下午他们抵达比利时的豪弗利村，从那儿的山顶可以看到山谷，再过去就是德军的前线。林亨上校的部队在远处以长射程的炮射击德军。九月十二日为大进攻的日子，德军与盟军在西线形成拉锯战。林亨的军队这时开往赫姆斯高地，高地前就是德军。海明威这一群记者随行在两部坦克车的后面向前推进，前面是美国炮兵炮击目标，炸起团团烟雾。他们后来沿河到达森林那边。在赫姆斯镇有一些丑陋的女人和怪模怪样的男人，向他们兜售本地酒，开瓶自己喝几口表示没有毒。整个镇上一片残破。林亨的部队向东面高地推进。这时好的气候已过，进入了北风冷雨的季节，海明威常淋得湿淋淋的，染上了感冒。后来他向他的儿子派屈克吹嘘说，他有好几次差一点被俘，幸亏他头脑灵活，躲过敌人的视线。当战斗部队在西线猛烈攻击时，他因重感冒已返回指挥部。指挥部工事坚固，安全无虞。高地一带遭重炮轰击，西线战况非常激烈，而当海明威病愈返回前线去采访时，战况却沉寂了下来。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海明威写信给玛丽说，他已拟定行程返回巴黎，西线的战况他已记在脑海里，准备返回巴黎后整理思路写稿。九月十四日与十五日的西线大进击，就他个人的印象来说，简直就是大屠杀，杀死了许多好人。他没有提及当时他因重感冒没有留在战地最前线。他说他很希望离开前线，要与玛丽住在舒适的家里。他们虽在里兹旅店相聚，总不如在自己的家好。他说他希望有个地方可以洗头，有许多换洗衬衫，而不是像现在老是穿那一套穿了很久的衣服。他在前线采访确实遇到许多困难，但林亨上校给了他许多方便与帮忙。九月廿四日早晨雨下得更大，后来雨小了，风却很大。敌军炮击高地非常紧密。回到巴黎，缩在一间小房间里写稿，这是再舒服不过的事了。他写信给林亨，谢谢他的帮忙。九月廿八日至十月九日这段日子，他与玛丽在里兹旅店过著甜美的生活；他写战争诗，也为玛丽写诗。他说，里兹旅店就像他们的家，在那儿有他们的真爱。他为玛丽写的诗中说玛丽有一张中国明代美女的脸，可爱的胸脯和宽阔的前额。他说他厌恶西线的大屠杀，认为那是不公平的战争行为，许多好人给杀死，和平的代价太高。西线采访给了他许多前所未闻的经验，这些经验都成了他后来写小说的部分题材。
六、芬加别墅
海明威从战地归来，修建芬加别墅，以这里为写作与农事的归隐之处，在这上面他确实花费了许多时间与金钱，并在门口挂了一块“农夫作家海明威”的牌子，但他仍然很怀念战争。没有玛丽在，他觉得非常空虚。孩子走后，他更觉寂寞。他雇用了一些人来做家事和杂务，包括一位中国厨师，一个管事，一个女佣人，一位车伕和两个跑腿的小男孩。他也雇用了四个整理花园的临时工，检修一九四四年为飓风所损坏的地方，也将游泳池旁的院子加以修整。他自己则清理室内的书桌，把某些不要回复的函札加以清查焚毁。大部分的夜里他都孤寂得难以打发。他为了让自己疲劳以便能入睡，他于四月十日到哈瓦那走遍所有旧时游过的地方。他写信告诉玛丽，他要深研亨利．梭罗的作品，因为他是最懂得打发寂寞的人。他虽然不想一个人寂寞独处，但也不敢寄望玛丽能与他共度晚年，并且对她感到有些不耐烦。他说他只是在自暴自弃。
终于，四月十三日早晨她打电话来了，告诉他她已从惊涛骇浪的大西洋来到纽约，首先她要到芝加哥去向她的父母解释，为什么她要离开尼尔．曼克斯，而改嫁海明威。他听到她那缓慢而沉闷的语调，说他已无法忍受再两星期见不到她，并告诉她他现在胸痛与头痛都好了，早晨不再喝酒，直到午餐才喝一点。他并不想戒酒，只是要逐渐控制酒瘾。五月二日，玛丽来到芬加别墅，海明威驾驶他的林肯车到机场去接她回来，在她第一次见到芬加别墅之前，一路上可真折腾了她一番。她看他比三月里离开巴黎时要健康多了。他现在胃口很好，如同老饕。他与佣人和小动物都处得很好，并主动去厨房帮忙，也帮忙料理家务，直到她学会了西班牙语能指挥佣人为止。玛丽像一九三九年的玛莎一样，在这个新环境里住得很愉快。她对这热带型的气候喜形于外。海明威发现她喜欢他的几只猫，她爱海洋，她钓鱼与游泳都很不错，也喜欢到他的比拉号游艇上去帮帮忙。海明威立即写信给林亨说，玛丽勇敢、慈和、不自私、能适应环境，她的皮肤晒得红黑发亮，美极了。
虽然她的到来消除了他的孤寂，可是他发现他仍然不忘战争，甚至是无法忘记。这时，他的三个儿子也一起来到了芬加，他们都像当年欢迎玛莎那样欢迎玛丽做他们的新母亲。六月二十日是八个月以来那儿第一次下雨，这天海明威送玛丽到机场，因为她要到芝加哥去。这回他又是驾著他的林肯轿车，在赴机场的艰辛旅途中，又把她折腾了一番。车子颠簸得最厉害时，他失去了控制，车子冲向沟渠而撞到一株树。他的前额左膝都受了伤。玛丽则左脸割破，弄得满脸是血。他们自行包扎，而后就医。在复原期间，玛丽与她前夫的离婚手续延后了一些时日。现在她的父母也很乐于接纳海明威。她父亲送海明威三部宗教经典，做为见面的第一件礼物。为了回报她父亲的礼物，海明威向她父亲解说他的宗教信仰。他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由于重伤，非常恐惧死亡，而向圣玛丽及某些圣徒祈祷，到了西班牙内战时期，由于教堂与法西斯主义者，他的宗教信仰有些改变，而以自我为中心，推及自我与宇宙一体的宗教信仰，这期间他很少祈祷，在非常不平静的心境下度过那段岁月，但对个人生活、自由与幸福极具信心。自从遇到玛丽，则以热烈追求，以人文为最高原则的信念，他说他们相互间都有这个共同信念，而且深信不移。他们要人类互相谅解，他们要做些高贵的事情。他要孩子好；他要写永远使人类快乐的书本；他们要改善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永远充满了幸福快乐。
夏天过后，他的健康复原得很快，虽然有时也会头痛。八月底，玛丽飞往芝加哥办妥与她前夫的离婚手续。他没有陪玛丽去芝加哥，而在她走后写信给巴顿将军。海明威说，在巴顿将军的指挥下，第四步兵师是美国陆军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支部队。巴顿将军回信说，他对海明威的赞誉与提示非常感佩，并且接纳。在他收到巴顿将军的回信时，玛丽还在芝加哥。林亨将军夫妇接受海明威的邀请到古巴来度假。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林亨将军夫妇抵达芬加，准备停留两星期。林亨将军最近刚从欧洲返美，担任作战部教育中心主任，海明威见到林亨将军夫人倒是第一次，他发现她很有魅力、和善、坦诚、勇敢、聪明，而且她的名字也叫玛丽，且与他的玛丽身材差不多，只是头发略呈灰色。他们一起去看拳击，吃中国馆子，射鸽子，乘比拉号去钓鱼。林亨很喜欢这些活动。海明威与林亨外表上虽有宾主之分，但由于林亨赞扬海明威在战场上的表现，使得他非常感激林亨。他与林亨夫人常讨论人类的前途，海明威认为法西斯的独裁思想必然消灭，原子弹既可摧毁强权，也可摧毁自己，甚至整个人类，重要的是让人类受教育，使人人都知道尊重个人权利与国家制度的重要性。当他坚定信守这些观念后，他觉得战后的写作颇能合乎自己的原则，并且十分成功。他卖了两篇短篇小说的电影版权，即〈杀人者〉与〈佛兰西斯马孔短暂的幸福生活〉，版税比《战地钟声》还要多。〈杀人者〉卖了三万七千美元；〈佛兰西斯马孔短暂的幸福生活〉卖了七万五千美元。而就时间与心力来说，这两个短篇比起花了十七个月才写成的《战地钟声》是要少得多了，这真是一大讽刺。
三月十四日，玛丽与海明威在哈瓦那举行婚礼。当天晚上由于海明威酒后失言，激怒了玛丽，她提起手提袋准备出走，但因太过疲劳，加上喝多了香槟酒，走不动，才解除了这场争吵危机，然而海明威却一直觉得这件事有失他的面子。
一九四六年前几个月，海明威又专心写他的小说，写了一本颇为新奇的小说，名为《伊甸园》内容是以他前两任妻子为素材，加上他现在与玛丽的生活情景，使得故事情节发展得非常混乱也很不合理，显得有些怪异。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写得不成功，他说，伊甸园的幸福注定要失落。一九四七年初，他负责侦防的古巴海湾与芬加别墅附近海岸非常平静，玛丽小产后身体也复原了，海明威这时心情很好，又提起笔来整理他的小说初稿，把《伊甸园》改写成几个短篇，因不满意，那几个短篇也就一直搁置下来，没有发稿。到了一九四八年，他才又把那个短篇找出来拼凑在一起，删删改改成为一本小册子，名为《渡河入林》。这本小说问世后，批评家大肆抨击，认为海明威已是江郎才尽，没有希望了。海明威受到猛烈抨击后极为忿怒。也许这次的抨击，才使他重新发挥了生命力，才有后来不朽名作的传世。
七、老人与海
一九五一年从五月到十二月大部分的时间，海明威都在修改他的《老人与海》。五月初，海瓦德和赖斯电告海明威，《生活》杂志同意刊出他的《老人与海》，并以专集方式发行，时间最早可预定在九月的第一个礼拜。这是一次难得的光荣发行，因为《生活》杂志以前从来没有答应过谁的作品可以这样安排发行。并且，稿酬优厚。事情太顺意了，反而使得海明威担心起来；他认为也许其中有诈。为了给予海明威信心，赖斯寄来了《生活》杂志的预支稿酬，这才使得海明威放下心来。在发行前，史克瑞布纳出版社的画面设计不能令海明威满意，于是他叫华丽维设计一下。她以航邮寄来纽约一套图片，那是从小山上鸟瞰，有蓝天、白云、棕色的海滩，和一望无际的海，以及五间小木屋和三条小鱼船。海明威看了，非常高兴。而作者的近影则由赛尔提供三十五张照片中选出一张，他同意了。他说，他对自己的样子所重视的是，只要看起来不像是牛鬼蛇神就好了。这本书他本来想献给玛丽的，因五月三十日是他几位故友的忌辰纪念，于是征得玛丽同意把这本小说献给史克瑞布纳和派金斯二位亡友。到此时，这本书的一切顾虑都有了妥善的安排，所剩下的就是尽快校稿，以利发行。至于故事中那个小孩马诺林和山第耶戈所关连的真人，海明威告诉出版社的人说，那不要提及比较好些。六月里，海明威与另一位批评家闹别扭。那位批评家即是耶鲁的查尔士．冯顿。冯顿正在研究海明威在堪城星报做实习记者时期的生活与学习情形。谣传冯顿正在探索海明威的私生活，于是使得海明威大为愤怒说，冯顿简直就是中央情报局人员或盖世太保的行径。冯顿知道之后非常生气，海明威见冯顿生气，反而寻求和解。海明威说，他写小说或任何形式的文章，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只想做个好作家，并且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冯顿，希望他谅解。六月中旬，气温高达华氏九十二度，亚弗列德．爱森斯塔德来为海明威画像，那是要用作《生活》杂志的封面图片，以及《老人与海》单行本的插图。为了让亚弗列德画像，海明威在太阳下坐了几小时，晒得头痛起来。亚弗列德还雇了一位八十岁的老渔夫安色模往小山丘行走的样子，画了个立姿，用以说明小说中的山第耶戈。因为老人站在烈日下太热，海明威看不顺眼，于是叫亚弗列德停止画老人。纽约时报书评作家布列特想请福克纳评论《老人与海》，这时福克纳刚从欧洲回到纽约。福克纳说他不知道如何来写这样一篇文章，于是离开纽约到密西西比去了。但他写了一段文字夸奖海明威说：“海明威曾呼吁作家们要像医生、律师或狼那样群集在一起，不要孤立，我想海明威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并且甚过事实上的需要，因为作家要像狼那样群集在一起共生死，那当然是不同于豢养的家犬。”“豢养家犬”这句话是含义很深的，福克纳是在赞誉：海明威不是一个被什么基金会豢养的低劣作家而是一个完美的流浪作家，他是最不需要群集行为的保护。
海明威对福克纳那段文字起初有所误解，经过布列特的解释之后，海明威反而高兴起来。福克纳后来还是为一本小杂志写了一篇评论《老人与海》的文章，那本杂志叫《西南道》。他批评《老人与海》是海明威最好的一本小说，他说：“经过时间的考验，那将是我们中最好的一件作品。我的意思是说，包括他的作品和我们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在内。这回他发现了造物主；到目前为止，以前他笔下的人物，男男女女，都是自我塑造；一切的胜利与失败都是他们自己造成。但是这回就不同了，他写出了同情心与悲悯之情；某些事情，某些地方，也有他们无能为力的情形；老人捕到了鱼，却又失去了它；捕到的鱼终于失去是因为鲨鱼劫掠了老人的鱼。海明威写下了他们，深爱他们每一个，也同情他们每一个，不管是人或鱼。这就对了，称赞造物主的创造力、爱和悲悯之情。造物主这种创造力、爱和悲悯之情是海明威和我无可企及的。”海明威对这段评论没有反应，但福克纳信中那句“那真是个绝顶的怪故事”，却使他感动。《老人与海》这本小说也确实感人。一位义大利翻译家读后哭了一个下午。故事告诉你海洋是个美丽的陷阱，但人就喜欢投入那个陷阱。海明威不高兴别人称他这本小说为自然主义的作品。他说，如果是一位自然主义者来处理这个题材，必然是长达一千页以上，因为他会写些山第耶戈村里的历史背景或社会背景，写那个村庄的人民或种族，以及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或革命，或是详述渔民的粗俗生活与每日的活动情形。在另一方面，则将山第耶戈的生活经验直接而绝对地强行读者接受，以各种可能方式给予读者暗示，使读者惊讶。
《生活》杂志发行《老人与海》的销售量，在四十八小时之内销售了五、三一八、六五〇册。另外，美国版本预售五万册，以后每星期平均三千册。伦敦预售二万册，以后每星期平均两千册。海明威收到读者的来信每天平均约有九十封。这种情形真使本性天真的海明威喜极而泣。
伯纳德．布伦森给海明威写了封十分赞誉的信。海明威和玛丽致函感激这位老人。询及这本小说的秘密，海明威解释说，其中并无任何象征主义的意识。海就是海；老人就是老人；孩子就是孩子；马林鱼就是马林鱼；那些鲨鱼与别的鲨鱼并无好坏之分。他称布伦森为聪明的老人，希望他为史克瑞布纳出版社写点宣传文字，他说只有像他这样的老人说出批评的话才是受尊重的。如果他真喜欢这本书的话，他应该会高兴为这本书说几句话的，并且他说的话多少可以影响那些比较不受尊敬的批评家们。布伦森很快就寄来了他的评论。他这样写道：“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一首田园诗那样美的作品，他写的海就海；他像荷马一样具有独创的风格，并非拜伦式的，也非墨尔维尔式的风格。海明威是真正的艺术家──非象征主义或寓言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不以象征或寓言为限，而自然蕴含著某些象征或寓言。海明威这篇短而不长的杰作就是这样的作品。”海明威告诉华莱斯．梅耶说，布伦森这样的批评对象征主义作了明确的辨识。在纽约，海明威受到多方的赞誉与祝贺，他已倦于应酬。他又回到了古巴，他要与马林鱼战斗到底。到这年九月底他已捕得了二十九条马林鱼，他寄望捕得三十条。他告诉布伦森说：“这种大鱼在浪里浮上浮下不知多少次，但在我的眼里总是与第一次所看到的一样美丽，使我非常感动。”有位古巴本地的老渔翁，以西班牙文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什么是象征主义？有人说鲨鱼是批评家。”海明威把这句话视作反象征主义的最佳语言。海明威像别的伟大作家一样，一直反对批评家画蛇添足的批评文字。他认为他喜欢钓鱼只是人生许多战斗形式之一；他喜欢战斗的人生，喜欢各种的战斗形式，这就是他的人生，无须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