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道德的勇气

    要建立新人生观，第一必须养成道德的勇气（moral courage）。道德的勇气是和通常所谓勇（bravery）有区别的。通常所谓勇不免偏重体力的勇，或是血气的勇；而道德的勇气，乃是人生精神力量最好的表现，“匹夫之勇”与“好勇闘狠”的勇，那能相提并论？

    什么是道德的勇气？要知道什么是道德的勇气，就要先知道什么不是道德的勇气。第一、冲动不属于道德的勇气。衙动的行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时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审慎的计划，所以不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他的表现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与坚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坚毅愈差。细察社会运动的现象，历历不爽。第二、虚矫也不属于道德的勇气。虚矫的人，决不能成大事。所谓“举趾高，心不固矣。”我们所要的不是这一套，我们所要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对事非经实在考虑以后，决不轻易接受，而一经接受，就要咬紧牙根，以全力干到底。他所有的勇气，都是经内心锻炼过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举一例来说明罢，我有一次在美国费勒得菲亚（philadelphia）城，看一出英国文学家君格瓦特尔（john drinkwater）的历史名剧，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当林肯被共和党推为候选大总统的时候，该党代表团来见他，并且说明因为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共和党的候选人是一定当选的。他听到这个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应。等代表团走了以后，他又一声不响的凝视壁上挂的一幅美国地图。看了许久，他严肃地独自跪在地图前面祈祷。我看完以后，非常感动，回到寄住的人家来，半夜不能睡觉。心里想假如一般中国人听到自己能当选为大总统的消息，岂不要眉飞色舞，立刻去请客开跳舞会吗？中国名剧牡丹亭中，写一位教书先生陈最良科举中了，口里念到：“先师孔夫子，犹未见周王，老夫陈最良，得见圣天子，岂偶然哉！岂偶然哉！”于是高兴得满地打滚。但是林肯知道可以当选为大总统的时候，就感觉到国家重大的责任落在他双肩上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乐的事。凝视国家的地图，继之以跪下来祈祷。这是何等相反的写照！

    道德的勇气是要经过长期锻炼才会养成的。但是要养成道德的勇气，必定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天性的敦厚，第二是体魄的雄健。就第一个条件说，一个人有无作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不要说看人能否担当国家大事，就是我们结交朋友，也要先认定他天性是敦厚还是凉薄，才可以判断他能不能共患难。凡对自己的亲属都刻薄寡恩的人，是决不会对于朋友笃厚忠诚的。自然这样的人，也决不会对于国家特别维护，特别爱戴的；所以古来许多大政治家用人的标准，是宁取笨重，而不取小巧。倒是乡间的农夫，看来虽似愚笨，却很淳朴诚恳，到患难的时候讲朋友。祇有那戴尖顶小帽，口齿伶俐，举动漂亮的人，虽然一时讨人欢喜，却除了做“小官僚”，做“洋行小鬼”而外，别无可靠之处。就第二个条件说，则体力与胆量关系，实在密切极了。二著之间，系数极大。体力好的人不一定胆子大；体力差的人，却常常易于胆子小。一遇危难，仓皇失措，往往是体力虚弱，不能支持的结果。左传形容郑国的小驷上阵，是“张脉奋兴，阴血周作，进退不可，周旋不能，”所以把战事弄糟了；用他们驾战车上阵的国王，也就误在这些马的身上。马犹如此，人岂不然。我相信胆子是可以练得大的，但是体魄是胆子的基本。担当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他吗？

    具备这两个先决条件，然后才可以谈到如何修养道德的勇气。修养就是把原来的质素加以有意识的锻炼。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对于修养工作最好的说明。从这种修养锻炼之中，才可以养成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一种“泰山崩于前色而不沮，黄河决于侧而神不惊”的从容态度；修养到了这个地步，道德的勇气才可以说是完成。但是有什么具体的办法，来从事于这种修养呢？

    （一）知识的陶镕──真正道德的勇气，是从知识里面产生出来的，因为经过知识的磨炼而产生的道德的勇气，才是有意识的，而不是专恃直觉的。固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这还是指本性的、直觉的方面而言。在现代人事复杂的社会里，一定要经过知识的陶镕，才能真正辨别是非，才能树立“知识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识的深信，是一切勇气的来源，唯有经过严格知识的训练的人，才能发为有系统、有计划、有远见的行动。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盘，祇是他把算盘看透了！

    （二）生活的素养──仅有知识的陶镕还不够，必须更有生活的素养。西洋哲学家把简单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simple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联在一起时，实在很有道理。没有简单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发挥的。社会上有些坏人，并不是他们自己甘心要坏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标准，一时降不下来，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亏。那占有欲（posses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个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时候，有两个大臣相约殉国。两个人说好了，一个正要辞别回家，这位主人送客出门，客还没有走，就问自己的用人喂了猪没有。那位客人听了，就长叹一声，断定他这位朋友不会殉国。他的理由是世间岂有猪都舍不得而肯自己殉国之理，后来果然如此。中国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贪官死去，阎王审问他的时候说：“你太贪了，来生罚你变狗。”他求阎王道：“求阎王罚我变母狗，不要变公狗。”阎王说：“你这人真没出息，罚你变狗你还要变母狗，这是什么道理？”他说：“我是读过礼记的。礼记上说：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所以我要变母狗。”原来他把原文的“毋苟”二字读“母狗”，以为既可得财，又可免难。这虽是一个笑话，却是对于“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占有欲者一个最好形容。须知一个人的行动，必须心无所蔽，然后在最后关头，方可发挥他的伟大。这种伟大就是得之于平日生活修养之中的。

    （三）意志的锻炼──普通的生活是感觉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属于声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种境界，祇有特立独行的人才能过得了的。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操行，所以“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他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动摇他的信念。他能以最大的决心，去贯彻他的主张。他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他不但“不挟长，不挟贵，”而在这个年头，更能不挟群众，而且也不为群众所挟。他是坚强的，不是脆弱的。所以他的遭遇愈困难，而他的精神愈奋发，意志愈坚强，体力愈充盈，生活愈紧张。凡是脆弱的人，最后都是要失败的。辛亥革命的时候，民立报的一位编辑徐血儿，以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做了七血篇，慷慨激昂，风动一时。等到二次革命失败，他便以为天下事不可为了，终日花天酒地，吐血而死，成为真正的“血儿”。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养的结果。至于曾国藩一生却是一个坚强意志的表现。他辛辛苦苦，接连干了十几年。虽然最初因军事败衄要自杀两次，但是他后来知道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坚强的意志去征服困难，才有办法，所以决不灰心，继续干下去。等到他做到了“韧”的功夫，他才有成就。

    （四）临危的训练──一个伟大的领袖和他伟大的人格，祇有到临危的时候，才容易表现出来。世界上那一个伟大的人物，不是经过多少的危险困难，不为所屈，而后能够产生的？俗语说：“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炼。”修炼的时候，是很苦的。时而水火，时而刀兵，时而美女，一件一件的来逼迫他、引诱他。要他不为所屈，不为所动，而后可以成佛。这种传说，很可以形容一个伟大人物的产生。从前全国人对于委员长蒋先生还不能有深刻的认识，等到西安事变发生，他在极度危险的环境当中，依然保持他的尊严与气度，然后大家才都能真正认识他、信仰他、崇拜他。甚至连反对他的人也都受了感动，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了。因为在这样九死一生的危险时机，他的伟大的人格和精神，都充分的表现出来。中国人常说：“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张睢阳临刑前说：“南八，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这种临危的精神，是不因为他死而毁灭的。黄黎洲先生在他的补历代史表序上有一段文章说：“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这段沉痛的文字，岂仅指危素而言，也同时是为钱谦益辈而发。要知不能临危不变的人，必定是怯者、是懦夫。祇有强者才不怕危险，不但不怕危险，而且爱危险，因为在危险当中，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发挥。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伟大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等，是可以积极表现道德的勇气的。十年以前，我和蒋先生闲谈。我说，我们在开国的时候，何必多提倡亡国成仁的人物，和文天祥史可法诸位呢？蒋先生沉默了一会，他说：“文天祥不可以成败论，其百折不回，从容就义的精神，真是伟大！”我想文天祥的人格、行为，及其留下的教训，现在很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他最初不见用于乱世，等到大局不可收拾的时候，才带新兵二万入卫，元朝伯颜丞相兵薄临安，宋朝又逼他做使臣去“讲解”。他以抗争不屈而被拘留。他的随从义士杜浒等设计使他逃出，准备在真州起两淮之兵，又遭心怀疑贰的骄兵悍将所扼，几乎性命不保，逃至扬州，旋逃通州。路遇伏兵，饥饿得不能走了；杜浒等募两个樵夫，把他装在挑土的竹篮中抬出。航海到温州起兵；转到汀州、漳州，经广东梅州而进兵规复江西。汉奸吴浚来说降他，他把吴浚杀了。江西的会昌、雩都、兴国、抚州、吉安，和庐陵的东固镇都有他的战绩。他的声势，一度振于赣北和鄂南。兵败了，妻子都失陷了，他又重新逃回到汀州，再在闽粤之间起兵；又由海丰、南嵚打出来，在五坡岭被执。自杀不死，路过庐陵家乡绝食不死；解到燕京，元人起初待以上宾之礼说降他，以丞相的地位引诱他，他总是不屈，要求元朝杀他。若是不杀他，他逃出来，还是要起兵的。元朝也为这个理由，把他杀了。他在狱中除作了正气歌之外，还集杜诗二百首，这是何等的镇静！何等的从容！他就刑的时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几句话，不独留下千秋万世的光铓，也是他一生修养成功的“道德的勇气”的充分表现。他本来生活是很豪华的，经国难举兵以后，一变其生活的故态。他的行为，有两件特别可注意的事。第一是他常是打败仗而决不灰心。当然他是文人，兵又是乌合之众的义兵，打败仗是意想得到的。但是常打胜仗，间有失败而不灰心还容易；常打败仗而还不灰心，实在更困难。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第二是他常逃，他逃了好几次；但是他逃了不是去偷生苟活，他逃了还是去举兵抗战的。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是表现什么一种勇气？做事祇要是对的，成败有什么关系？“若夫成功则天也”，也是他最后引以自慰的一句话。文天祥出来太晚了！文天祥太少了！若是当时人人都能如此，元朝岂能亡宋？所以文天祥不但是志士仁人，而且是民族对外抗战的模范人物！

    必须有准备殉国成仁的精神，才能做建国开基的事业。进一步说，若是真有准备殉国成仁的精神，一定能完成建国开基的事业！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