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东汉后期的腐败统治

    东汉经历了光武、明、章、和四代皇帝近80年的统治，就结束了其兴盛时代。此后的东汉政权像一个早衰的病人蹒跚地走上那通向死亡的、漫长的途程。从殇帝刘隆开始，经安帝刘祜、少帝刘懿、顺帝刘保、冲帝刘炳、质帝刘缵、桓帝刘志、灵帝刘宏、少帝刘辩到献帝刘协，在这十代皇帝113年的统治过程中，东汉统治阶级日益腐败，内部矛盾重重，政治昏暗，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加剧。豪族地主势力不断膨胀，最终导致统治集团公开分裂，和农民起义的爆发。

    第一节　外戚宦官擅权历史的重演

    东汉政权腐朽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外戚、宦官擅权使政治更加昏暗。外戚和宦官，这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一对怪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外戚、宦官擅权的时期。对此，历代史学家都一概持否定态度。尤其对宦官参政，多数学者是深恶痛绝的，明人黄宗羲说“奄宦之如毒蛇猛兽”（《明夷待访录·奄宦下》）可代表一般人的看法。[297]现代学者也有人沿袭这种看法，断言凡宦官专权、参政的年代都是“最黑暗的年代”。[298]这种不加分析，对外戚、宦官一概否定的观点是不够全面的。以今天的观点衡量，对某一时代的宦官、外戚专权肯定或否定，应以他们执政期间推行的政策对当时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如何为标准，而不以他们的血统、地位而一概否定。不然就会陷入封建的“正统论”的陈旧论调。[299]准此，如前所述：当东汉和帝时外戚窦宪虽专权于一时，但终被朝廷铲除；宦官郑众虽因功封侯而参政，但其“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后汉书·宦者列传》），并未因其参政而使皇权削弱。因此，尚未造成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而使政治昏暗的后果，所以和帝时尽管已开始了外戚、宦官擅权的历史，但终未造成对整个社会的危害，于东汉历史向前发展尚无严重影响。而和帝以后，朝廷上和宫闱内演出的一幕接一幕的外戚、宦官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的斗争，则直接使东汉王朝的统治更加腐朽，使胼手胝足地挣扎于苦难和死亡线上的劳动人民陷于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从此，东汉王朝一蹶不振，直至灭亡。

    一　从邓氏专权到阎后临朝

    和帝死后邓氏专权　公元105年，在位16年的汉和帝去世。这个27岁就死去的皇帝留下二子，长子胜，少子隆。[300]但是，和帝的26岁的遗孀邓后却不立长子，而将生下刚百余日的少子刘隆扶上皇帝的御座。

    表面看来，和帝死后，“舍长立幼”是因长子刘胜“有疾”（《后汉书·皇后纪》）。其实，这正是为邓氏外戚专权有意安排的。原来，邓后并非平庸的后妃。她名绥，是开国元勋之一、太傅邓禹之孙女。父邓训，曾任护羌校尉，母阴氏，为光武帝皇后阴丽华从弟之女。出身于贵胄家庭的邓绥，自幼习诗书，诵经典，早年就胸中城府颇深。[301]自永元七年（95年）16岁入宫后，先为贵人，委婉周旋于和帝与后妃之间，韬晦待时，果然取得宠幸。永元十四年（102年）曾受和帝娇宠无比的皇后阴氏被废，而将邓绥立为皇后。当和帝在世之日，邓后表现得十分恭谨，如“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她还故意不让外戚邓氏据高位，“帝每欲官爵邓氏，后辄哀请谦让，故兄骘终帝世不过虎贲中朗将”（《后汉书·皇后纪》）。这些表现不仅取得和帝宠信，自然也得到皇室多数贵族拥戴，为此后邓氏擅权创造了条件。

    元兴元年（105年）十二月殇帝刘隆继位后，邓太后临朝。三个月后，延平元年（106年）三月，以“恭谨”“谦让”闻名的邓后就封兄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始自骘也”（《后汉书·邓寇列传》）实际控制朝政。邓骘的兄弟悝为虎贲中郎将，弘、阊皆为侍中。从此，邓氏一门开始擅权。

    短命的殇帝到延平元年八月即一命归天，对此，邓氏似早有准备，在殇帝死前的数月，朝廷下令诸王在京者皆就国时，惟单独留下清河王庆之长子祜。当殇帝一死，邓太后同车骑将军邓骘定策，立即将13岁的刘祜送上皇位。邓氏选择刘祜，亦用心良苦：刘祜之父刘庆，原为章帝太子。后因其母宋贵人被窦皇后诬告陷害，庆亦被废黜，从此即小心谨慎，畏事守法，不敢稍有异志。和帝继位后对庆优渥有加，常共议私事，又朝夕问讯以示关怀，使胆小怕事之刘庆对和帝感激涕零，和帝死时“庆号泣前殿，呕血数升，因以发病”（《后汉书·章帝八王传》），将这样一个绝不至有异志的亲王十几岁之幼子接入宫中，又将其生母耿姬送出京师归国，朝政自然依旧掌握在太后邓绥及车骑将军邓骘手中，则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从和帝生前、死后邓后的精心安排，可知她颇有心计。因此，当公元107年13岁的刘祜即位为安帝时，虽然朝政控制在外戚邓氏掌中，但邓太后从窦氏外戚的失败结局中吸取了一定经验，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避免步窦氏败亡的后尘，主要有：

    （一）抑制邓氏外戚。邓太后曾诏告外戚贵族较为集中的河南、南阳地方官，要他们严格管束邓氏宗门、姻戚及宾客，有犯禁者“勿相容护”（《后汉书·皇后纪》）。“自是（邓氏）亲属犯罪，无所假贷”（同上）。当然，这种抑制是不会妨碍邓骘等擅权的。相反，实际会加强邓氏专权。

    （二）笼络士人，表彰儒学。为取得儒学名士的支持，邓氏有意尊礼三公，荐举有影响之儒生。如华阴人杨震，字伯起，“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称为“关西孔子杨伯起”，威望甚高。邓骘闻而辟之，举茂才，后又征为太仆，迁太常，杨震又荐举明经名士杨伦等“显传学业，诸儒称之”（《后汉书·杨震列传》）。这样做的结果，无疑减少了儒生对外戚反对的力量。

    （三）关注民情，倡导节俭。邓氏专权后，较为关注民情。史载她“每闻人饥，或达旦不寐，而躬自减彻，以救灾戹”，在其统治期间，曾有平冤狱，省后宫费用，止蜀、汉贡献及绝宫内奢侈品制作等举动，因而被誉为“德政”。（《后汉书·皇后纪》）

    以上种种措施表明邓氏专权期间尚属开明。因而自和帝死后，至永宁二年（121年）邓太后去世前十余年间，东汉政权亦称稳定，间或还出现“岁还丰穰”（《后汉书·皇后纪》）的景象。但是，和帝以前的兴旺局面，毕竟一去不返了。天灾、人祸、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充斥，“自太后临朝，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后汉书·皇后纪》），及至邓太后一死，宦官、外戚的矛盾立即激化起来。

    安帝时代宦官得势　邓太后生前虽较谨慎，但朝政大权始终未曾放松。所以，安帝只是一个傀儡。对于邓太后的擅权，朝廷、贵戚中并非无人反对，然均遭到打击。如永初元年（107年）颍川定陵（治所在今河南郾城西北）人杜根，刚被举孝廉，为郎中后就上书“安帝年长，宜亲政事”要求安帝亲政，公然反对外戚专权。结果，被盛怒的太后“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后被人救出才侥幸得生。就连邓太后的从兄、越骑校尉邓康，也“以太后久临朝政”而“心怀畏惧，托病不朝”（《后汉书·皇后纪》），永初元年司空周章还密谋废太后，诛邓骘迎立平原王刘胜为帝。但这一次谋划中的宫廷政变也未来得及行动即被镇压下去，当年十一月周章被“策免”而“自杀”（《后汉书·孝安帝纪》）。

    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太后擅政期间，一方面依靠邓氏外戚，另一方面亦不得不寄命于“房卧之内”（仲长统《昌言》）的宦官。于是，宦官较和帝时有更多的人参与政事，也拥有更大权势。如宦官蔡伦在和帝时即“豫参帷幄”，至邓太后擅权时又加官晋爵。成为邓氏擅权的重要力量。[302]

    以安帝为首的反对邓氏专权的政治势力，在宫中也同样依靠一批宦官。早在邓太后未死之前，宦官李闰、江京及安帝乳母王圣就常于帝前发泄对邓太后的不满言论，并传言邓氏欲废安帝而立平原王。使安帝又怕又恨，但亦无可奈何，至永宁二年（121年）[303]邓太后一死，安帝就根据宦官、宫人之诬奏将邓氏一门彻底铲除：太后弟悝、阊虽早已去世，其子、弟封侯者皆废为庶人。权极一时的邓骘被免官、抄产。当年五月骘与子凤绝食而死。与此同时，曾迎安帝入京或为诛除邓氏出力的宦官江京、李闰等皆封侯，并迁中常侍。这些宦官中的新贵与安帝乳母王圣及圣女伯荣等“扇动内外，竞为侈虐”（《后汉书·宦者列传》），他们与外戚相勾结，把持朝政，加深了东汉统治的黑暗程度。

    外戚宦官比党乱政　安帝亲政后，皇后阎氏一门也随之得势。史载阎后“有才色”，元初元年（114年）被选入宫为贵人“甚见宠爱”。二年，立为皇后。“专房妒忌”，安帝与宫人李氏生皇子保，阎后就用毒酒鸩杀李氏，其骄横嫉妒之性可见一斑。邓太后一死，阎后更无忌惮，兄弟阎显、阎景、阎耀、阎晏“并为卿校，典禁兵”（《后汉书·皇后纪》），阎氏一门外戚取代邓氏外戚当政，其为害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还有帝舅耿宝也被封为大将军，监羽林左骑。这些外戚同江京、王圣等宦官、内侍结合在一起将安帝包围，弄权营私，控制朝政。如“帝舅大将军耿宝，皇后兄大鸿胪阎显更相阿党”（《后汉书·宦者列传》），阎氏兄弟不仅自身“颇与朝权”而且连未成年的诸子也“并为黄门侍郎”（《后汉书·皇后纪》）。这个集团的生活也颇腐朽。如王圣女伯荣“出入宫掖，传通奸赂”（《后汉书·杨震列传》），还公开与故朝阳侯刘护从兄环通奸，环以伯荣为妻，由于这种肮脏关系，环竟被封为侍中，并世袭了刘护之爵。宦官樊丰、谢恽甚至敢“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后汉书·杨震列传》）。其他得势之宦官、外戚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宦官、外戚擅权反映了东汉政治日益腐朽，这就引起一部分坚决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的“怀王臣之节”（班固《后汉书·杨震列传》论）的正直官僚反对，这部分人的代表就是杨震。杨震是一代名儒，他们自称“清流”，而斥责弄权的宦官和依附宦官非由正途仕进的官僚为“浊流”，并认为当时朝廷上“白黑溷淆，清浊同源”（《后汉书·杨震列传》）。而实际上当时使东汉统治愈来愈混乱的也正是那些宦官和趋炎附势的官僚，在安帝死前，阎氏外戚在政治上的作用是远不如宦官势力的。因此，以杨震为代表的“清流”在当时是属于社会进步力量的。

    不过，这种进步力量远不是被他们称为“浊流”的腐朽势力的对手：邓太后刚一死，当王圣、伯荣得势“内宠始横”之际，时杨震为司徒，即直言上书请安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并劝皇帝“诫慎拜爵，减省献御，损节征发”（《后汉书·杨震列传》）。但此奏书送到安帝案上之后，这个糊涂皇帝竟把它送给王圣等人看，其结果可想而知。从此，内倖不仅有恃无恐，而且“皆怀忿恚”加深了对“清流”的仇恨。以后，杨震又奏刘瓌因妻伯荣而得爵“不合经义，行人喧哗，百姓不安”，所得的结果也是“书奏不省”（《后汉书·杨震列传》）。

    “清流”派官僚既反对宦官、近侍专权，也就不能不触犯与宦官同流合污的外戚势力。延光二年（123年）已任太尉杨震断然拒绝了帝舅耿宝所荐的中常侍李阎之兄，及皇后兄阎显所荐的亲厚，得罪了外戚和宦官。然而，外戚、宦官勾结的势力更大，不多久这二人却被司空刘授拔擢为官了。“由是震益见怨”（《后汉书·杨震列传》），双方对立趋向公开化。

    “清流”“浊流”间的仇恨日益增长，冲突也迅速加剧：“震前后所上，转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丰等皆侧目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同上）不过，由于宦官、外戚相互勾结控制皇帝，所以这场斗争的结果是不难预料的。终于在延光三年（124年）樊丰诬杨震“深用怨怼；且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得到安帝支持，将震罢官遣归故里。杨震行至城西几阳亭，饮鸩自杀。这次冲突虽以杨震之死而暂时平复，但“清”“浊”两股势力的斗争并未结束。随着他们相互之间的仇恨日益增长，埋伏下后来更大规模的冲突爆发。

    阎氏擅政　如前所述，邓太后死后，阎氏外戚虽得参政，但在政治上左右朝廷的乃是宦官。自“清”流代表杨震死后，宦官和外戚间的冲突又尖锐起来。冲突的结果，则是宦官势力暂时失败，外戚阎氏擅权。

    阎氏夺权的过程是从拥立皇帝开始的：阎后无子，尽管以才色深得安帝宠爱，又杀皇子保之母李氏以固宠，但终觉地位不稳。就于延光三年（124年）利用宦官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等向安帝进谗言，将皇子保废为济阴王。次年（125年）安帝在巡幸途中突然死于叶县（今属河南）。这个刚刚废掉太子的32岁的皇帝猝然去世，就给已经开始参与政事的阎后以可乘之机。她首先与江京、樊丰等合谋，秘不发丧，以防大臣拥立被废的皇子保继位。四天以后，当载着安帝死尸的车驾回到宫里时，才宣布安帝已死的消息。同时宣告阎太后临朝，后兄阎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

    为“久专国政”，阎太后与车骑将军阎显等定策禁中，立章帝孙济北惠王之子北乡侯懿（一名犊）为帝，是为少帝。这个被抬上帝位的刘懿，乃是久病不起的小孩子，自然易于摆布。至此，妨碍阎氏专权的就剩大将军耿宝及宦官、内侍的势力了。于是，阎显即示意朝臣控告他的政敌“更相阿党，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为唱和，皆大不道”（《后汉书·皇后纪》）。结果，耿宝被贬为则亭侯，遣就国，自杀。宦官、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侍中周广皆下狱死。大将军长史谢宓、黄门侍郎樊严处以髡钳之刑，曾权极一时的王圣母女皆被流放雁门。这样，在少帝即位后的一个月之内，曾擅权于安帝时的宦官、内侍集团主要成员均被消灭，只剩下一个宦官头目江京孤掌难鸣，乃不得不依附阎氏外戚集团，以保持权位。于是，东汉政权朝政完全集于阎氏一门：除临朝的阎太后及辅政的车骑将军阎显外，太后弟阎景为卫尉、阎耀为城门校尉，阎晏为执金吾“兄弟权要，威福自由”（《后汉书·皇后纪》）其势真如日当中天。然而，盛极必衰，物之常理，当阎氏擅权达于顶点时，亦为其彻底覆灭之日，在短命的少帝死后，阎氏也结束了他们短暂的擅权历史。

    二　顺帝到桓帝时的宦官和外戚

    东汉中期以后宦官、外戚交替擅权的历史，如果把从和帝后邓氏到安帝后阎氏，外戚——宦官——外戚专政视为第一个循环的话，那么，从顺帝（126年至144年）经冲帝（144年至145年）、质帝（145年至146年）到桓帝（147年至166年）这40年间的外戚、宦官斗争，即可视为第二个循环。比起第一个循环来，第二个循环斗争得更加激烈，而双方对政治的危害都较前者为大，从而加深了东汉政权的危机。

    宦官孙程等拥立顺帝　少帝被扶上帝位二百余天就“疾笃”而病入膏肓。洞悉宫内实情者均预见到将要发生的变故，便纷纷给专权的阎显献策：宦官江京对显说“北乡侯（即少帝）病不解，国嗣宜时有定”，由谁来继帝位呢？江京认为：原皇子保本应继帝位，但因阎氏将其废为济阴王“今若立之，后必当怨”所以主张另外“征诸王子”选择更易于操纵的王子继位。对此“显以为然”（《后汉书·皇后纪》）并准备征济北、河间二王之子来京以供选用。而被阎显辟为吏的崔瑗则认为：不如早日废掉少帝主动立济阴王，则可保住阎氏之权位。不过，这种主张尚未来得及当面向整日饮酒昏醉的阎显陈述，延光四年（125年）十月二十七日少帝就已死掉。政变亦即随之发生。

    发动政变的是以孙程为首的宦官。孙程原为安帝时中黄门、给事长乐官。当少帝病危时他即与被废的皇子济阴王谒者长兴渠合谋：消灭江京、阎显，扶济阴王为帝。参与其事的还有宦官、中黄门王康、太官丞王国等。在少帝死后，趁阎显等征诸王子尚未至京时，十一月二日，孙程即与王康等十八人截单衣为誓，实行政变。四日夜，程等突然执兵出现在江京等所在的章台门内，并将其斩首。同时胁迫权宦李闰共迎济阴王继帝位，是为顺帝。

    此时阎氏兄弟虽握有兵权，但皆为无能庸懦之辈：卫尉阎景被孙程派兵生擒，当夜即死于狱中，骄横一时的阎显闻变后“忧迫不知所为”（《后汉书·宦者列传》），也被轻而易举地捕捉入狱。一场宫廷政变就如此迅速地成功了。

    11岁的顺帝刘保封孙程等为侯[304]，并赐以车马金银钱帛等。孙程还擢拜骑都尉。朝政又从阎氏外戚转入到宦官手中。在此期间宦官势力比前一阶段又大为膨胀。孙程临死前请求将封国传给其弟。顺帝立即照办，并封孙程养子寿为浮阳侯，开宦官养子袭侯之恶例。永建四年（129年）竟下诏“宦官养子悉听得为后，袭封爵，定著乎令”（《后汉书·宦官列传》）成为定制，被封侯的宦官黄龙、杨佗等还同顺帝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贿赂，为人求高官增邑。朝政之混乱，更甚于阎氏外戚专权之时。

    梁氏外戚势力发展　宦官擅权给东汉吏治造成的混乱，首先引起“清”流官僚士大夫的反对。永建（126年至131年）初年，被尚书仆射荐于朝廷的左雄就上疏，痛陈当时的弊政“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指出地方官吏“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并明确要求以“儒生清白任从政者”代替那些贪官污吏。但左雄的主张因“宦竖擅权，终不能用”（《后汉书·左周黄列传》）。阳嘉二年（133年）李固上疏请去外戚、宦官之权：“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罢退宦官，去其权重”（《后汉书·李杜列传》）。这里，李固虽外戚、宦官并举，而其重点则指斥宦官。因为在他看来，所谓“无功小人，皆有官爵”的原因主要在于宦官“秉威权，容请托”（同上）之故。所以，这一派官僚士大夫多企图依靠外戚以对抗宦官。

    而顺帝时足以与宦官势力对抗的外戚只有梁氏。顺帝的皇后梁妠为梁商之女，梁氏为东汉开国元勋梁统之后，和帝生母梁贵人皆出其门。梁商少以外戚拜郎中，迁黄门侍郎，顺帝继位后，商袭父封为乘氏侯。永建三年（128年）13岁的梁妠与其姑（梁商妹）一同入宫，为13岁的顺帝之贵人。阳嘉元年（132年）妠被立为皇后。由于梁商而梁妠为后，又因梁后而梁商加官：顺帝先后拜商为执金吾、大将军等“以戚属居大位”（《后汉书·梁统列传》）。

    据《后汉书·梁统列传》载梁商虽居“大位”但“每存谦柔，虚己进贤”，班固将这种作风与本人的性格联系起来“性慎弱无威断”，其实这是不全面的。梁商不弄权正反映当时外戚的势力尚不足以独揽朝纲。为巩固和发展梁氏外戚的势力，梁商采取两套手段：一是结交宦官“以小黄门曹节等用事于中，遂遣子冀、不疑与为交友”（《后汉书·梁统列传》），与梁氏结交的宦官还有曹腾、孟贲等，这样梁氏外戚就取得部分宦官的支持；二是笼络人心，尤其是对当时在朝野有一定影响的士人儒生，更加重视。如李固名声很大“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因其威望很高，对朝廷的任命颇不以为然，“司隶、益州并命郡举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后汉书·李杜列传》）而梁商则专门辟其为从事中郎，表示仰慕名士。尽管梁商对李固的建策“不能用”（同上）但表面上还是相当尊重。被商辟为掾属的还有名儒、士人巨览、陈龟、周举等。此外，梁商还善于笼络民心，常对一般百姓表示关怀，“每有饥馑，辄载租谷于城门，赈于贫餵，不宣己惠”（《后汉书·梁统列传》）。这样做的结果，使梁商得到两点好处：（一）得到朝臣以至皇帝的好评：“京师翕然，称为良辅，帝委重焉”（同上）；（二）取得了士人的支持，尤其像李固这样的名士，感于梁商的知遇而站在梁氏外戚一方反对宦官，对外戚取代宦官在朝廷擅权，起着重要作用。

    由于取得皇帝信任和朝臣、士人及一部分宦官的支持，梁商在朝廷的地位日趋稳固，至不可动摇。如永和四年（139年）宦官、中常侍张逵、蘧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宄从仆射杜永等联合，诬告梁商与中常侍曹腾、孟贲等阴谋政变，废立皇帝。但张逵等人没有料到这一诬告不仅丝毫未能动摇顺帝对梁商的信任，反而使顺帝对提出诬告的宦官大为震怒，说“大将军父子我所亲，腾、贲我所爱，必无是，但汝曹共妒之耳”（《后汉书·梁统列传》），事后竟将张逵等处死。这清楚地反映梁氏外戚的势力已超过宦官。不过，梁商本人始终十分谨慎，由于有前车之鉴，他处处小心，如曾上书辞掉顺帝所封其子之官爵。到永和六年（141年）病死之前还教导其子梁冀对己之丧事，勿“耗费帑臧”，勿使“百僚劳扰，纷华道路”。“气绝之后，载至冢舍，即时殡敛。敛以时服，皆以故衣，无更制裁。殡已开冢，冢开即葬。祭食如存，无用三牲”（《后汉书·梁统列传》）。可见，梁商是设法避免亢满之祸的。所以，当他在世之时，梁氏外戚虽擅权，但尚未有明显的劣政。然而，到梁商死后，梁氏外戚的势力又进一步膨胀，东汉的朝政为梁氏一门全部把持。故在梁商之子梁冀掌权之时就完全不同了。

    梁冀擅权时的劣政　梁冀字伯卓，为梁商之子。早在永建二年（127年）因外戚之故，就被顺帝封为襄邑侯。不过，由于梁商谦谨，固辞不受。但梁冀同其父之性格、作风相反，他虽然相貌丑恶，才能低下[305]，然而却骄横恣暴，梁商未死之前，尽管一再抑制梁冀，也终于无法禁绝其违法行径。[306]到梁商死时，梁冀已由黄门侍郎、步兵校尉、执金吾而拜河南尹。梁商刚死，顺帝即拜冀为大将军，冀弟不疑为河南尹。梁冀开始擅政。

    梁商死后不久，建康元年（144年）年仅30岁的顺帝也死掉。梁皇后无子，立虞贵人所生年仅二岁的刘炳为帝。梁太后临朝，令梁冀与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参录尚书事，处理政务。冀虽表面“辞不肯当”（《后汉书·梁统列传》），实际上却早就独擅朝政，而且“侈暴滋甚”（同上）。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人皇甫规举贤良对策，曾指出梁冀身为姻族，居高位“宜增修谦节”，“省去游娱不急之务，割减庐第无益之饰”。结果，被梁冀“几陷死者再三”（《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14年不得为官。刘炳在位不到一年，即于永嘉元年（145年）正月死去，谥曰“冲”帝。梁太后又与梁冀定策，迎立8岁的刘缵为帝，是为质帝。

    质帝时，梁太后虽依靠梁冀辅政，但也同时利用宦官和儒士，对声望很高的李固尤为器重。而李固等依恃自己为儒学出身的官僚，对外戚、宦官的横行不法多有奏劾。对此，梁冀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质帝虽年幼，但“少而聪慧”，对梁冀的专横甚为不满，本初元年（146年）闰六月的一天，在朝廷上他曾说梁冀是“跋扈将军”（《后汉书·梁统列传》）被梁冀知道后，冀就令心腹将毒药放入质帝所吃的“煮饼”（即面条）中，质帝吃后立即死亡。

    质帝死后，李固、杜乔等力主立“年长有德”“明德著闻”（《后汉书·李杜列传》）的清河王蒜为帝。而梁冀则要将年仅15岁、准备同梁冀之妹结姻的蠡吾侯刘志拥上皇位。朝臣多支持李、杜之主张。梁冀见“众论既异，愤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夺”（同上）乃采取威吓手段，在朝会时“冀意气凶凶，而言辞激切”，这种蛮横的态度，果然起了作用。许多大臣“莫不慑惮之”。其中尤其无耻者为司徒胡广，此人开始站在李、杜一方，赞成立刘蒜为帝，见梁冀如此态度后，立即见风使舵，表示“惟大将军令”是听。而李固、杜乔则不为所动，“坚守本议”（《后汉书·李杜列传》），欲立清河王蒜。因位为“三公”之一的太尉李固反对，梁冀不得肆其志，遂先说服梁太后策免李固，代之以见风转舵的胡广。[307]胡广代李固为太尉后“定策立桓帝”（《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将15岁的刘志立为桓帝。梁太后临朝，梁冀辅政。自李固被废之后，群臣已经领教梁冀之专横，多谨慎小心侧目而立。建和元年（147年）七月，益封梁冀万三千户，冀弟不疑为颍阳侯，蒙为西平侯、冀子胤为襄邑侯，八月，桓帝立梁冀之妹为皇后。梁氏一门外戚擅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骄横淫奢的梁氏外戚　梁冀擅权的目的达到以后，首先就对李固等政敌实行报复，建和元年（147年）十一月清河（治甘陵，在今河北临清东）刘文反，声称欲立清河王蒜为天子。此事本与刘蒜无涉，但梁冀欲借机除掉刘蒜，就在刘文被镇压后，又操纵桓帝将刘蒜由清河王贬为尉氏侯，徙桂阳，结果逼得刘蒜自杀身亡。接着梁冀又奏李固与杜乔同刘文勾结“共为妖言”（《后汉书·李杜列传》），终将李、杜二人处死于狱中。李、杜死后，梁冀还将其尸暴于城北四衢，并令州郡收固之二子基、兹。二子亦死于狱内。而与此同时，阿附梁氏之无耻官僚胡广，则由太尉升为司空，一时间“海内嗟惧”（《后汉书·梁统列传》）对梁氏之权势深为畏惧。而民间有谣谚云：“‘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曲如钩谓梁冀、胡广等。直如弦谓李固等。”（《后汉书·孝桓帝纪》引《续汉志》）亦可见人民对当时统治集团内部人物的评价。

    和平元年（150年）二月，梁太后死后，梁冀更是大权独揽。三月，增封冀万户，合并前封已达三万户，梁冀之妻孙寿也被封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比长公主。梁氏一门不可一世。就连孙寿所爱之监奴秦宫，也官至太仓令，出入寿所。其权威远远大于刺史、二千石。梁冀与孙寿夫妇，横行霸道，将数千口平民做为自己奴婢，名曰“自卖人”。他们不仅剥削百姓，而且对富人也加以勒索，扶风富人士孙奋因少给梁冀“贷钱”二千万，竟被拷死于狱中，其家资亿七千余万全被梁冀吞没。[308]各地调往朝廷之物资及送给皇帝的贡献，皆先送往冀府，然后才献给皇帝。首都及各地官僚、地主持资财、礼品至冀府求官、请罪者络绎不绝。梁冀还派人至各地搜求贿赂，广求珍宝、异物，掠人妻女，敲剥吏民，无所不为。梁冀畏妻，故孙寿宗亲亦得横行于世。他们冒名官吏，贪婪凶淫，为害各地，所在怨毒。

    梁冀当权后，连皇帝也不得不屈服于其淫威。因此，冀之官爵荣势愈来愈崇。元嘉元年（151年）为表示对梁冀特殊尊荣，特规定“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又赏以钱财、奴婢、甲第等。又特准“每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入，平尚书事”，而且“宣布天下，为万世法”。如此尊宠，“冀犹以所奏礼薄，意不悦”（《后汉书·梁统列传》）。朝廷内外之一切政务，皆由梁冀把持，宫中近侍，全系梁氏心腹。因此，皇帝一举一动，大小官员升迁调补，皆在冀掌握之中。桓帝自不敢拂逆梁冀之喜怒，百官亦唯冀之命是从。稍有违逆者，即遭残害。下邳人吴树为宛（今河南南阳市北）令，因未遵冀之请托，诛杀为害地方者数十人。结果竟被梁冀设酒毒死。辽东太守侯猛，因拜官后未到梁府礼谢，也被借故斩首。汝南19岁的郎中袁著，见冀凶纵，愤然上书，请抑损其权势。冀得知后，密令捕捉袁著。著改名换姓四处逃亡，后无法藏匿，竟伪称病死，市棺殡送，但这也未能逃出梁冀之手，仍被求得而秘密杀害。与著友善者胡武亦被株连，全家六十余人皆被杀死。袁著另一好友郝絜也被追捕，自知不能免，遂主动抬棺至冀门前，仰药而死，全家才得幸免。

    梁冀夫妇的生活也淫侈到极点：冀父梁商曾将美女友通期献给顺帝。后因通期有过被退回到商家。商将其出嫁，但冀贪其貌美而偷偷地将她盗还。商死后，冀与通期长期私通。冀妻孙寿知道后妒性大发，将通期截发、刮面并严刑笞掠。但冀仍与之私通，生子伯玉。而梁冀之妻孙寿亦与监奴秦宫私通，二人竟随时宣淫，每见宫“辄屏御者，托以言事，因与私焉”（《后汉书·梁统列传》），秽不堪言。梁冀与孙寿夫妻各自建宅第，对街相望，极尽奢侈之能事“殚极土木，互相夸竞”，雕梁画栋，台阁池榭华丽无比，史载“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同上）。至于其豪华装饰，腐朽生活更非以往外戚可比：“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冀、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同上）其腐朽荒淫之生活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梁冀的专横跋扈，朝廷上能保住官位的只有像胡广那样的圆滑、柔媚的官僚。在梁冀擅权达二十余年的过程中，梁氏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三人为皇后，六人为贵人，二人为大将军，封夫人、女食邑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任卿、将、尹、校者五十七人。家门之内简直无人无官，无人无爵。史称“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后汉书·梁统列传》）。实际上，这二十余年的东汉，乃是梁家的天下。

    梁氏失败“五侯”肆虐　盛极则衰乃是世间任何事物不可改变的规律。梁冀专权达到极点也必然走向灭亡。梁冀一家的残忍贪暴，引起天怒人怨，皇帝敢怒而不敢言，但民间早流传着“梁氏灭门驱驰”的咒骂声。和平元年（150年）梁氏的靠山梁太后终于死去。在其未死之前，桓帝梁皇后依仗梁太后为其姐，而梁冀为其兄“独得宠幸”（《后汉书·皇后纪》），梁冀也恃太后与皇后之势擅权。自太后一死，桓帝对梁皇后之“恩爱稍衰”，虽迫于梁冀之威势不敢公开表示厌恶，“然见御转稀”（《后汉书·皇后纪》），这种光景使梁后忧愤交加，终于在延熹二年（159年）一命呜呼。梁氏的二后死去，使梁冀失去宫中的后盾，也增加了桓帝锄掉梁冀之勇气。

    原来和帝的邓皇后从兄子邓香之妻宣，生一女名猛。香早死，宣再嫁孙寿之舅梁纪。孙寿见猛色美，就将其送入宫内，被立为贵人。而梁冀为巩固在宫内势力，即认猛为女，改其姓为梁。冀恐猛之母不从其改姓，便派人刺杀猛母宣。宣发觉后入宫向桓帝告发。桓帝早欲诛梁冀，得此消息后便在厕所召小黄门史唐衡商议。继而召单超、具瑗、左悺、徐璜、唐衡五中常侍，令其锄掉梁冀并啮臂出血为盟。八月，丁丑，具瑗率禁军千余人将梁冀府包围，派光禄勋袁盱持节收冀大将军印绶，徙封比景都乡侯。冀自忖决无生路，遂与其妻孙寿当日自杀，梁氏及孙寿宗亲皆弃市，与梁冀有牵连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被处死者数十人，梁氏故吏宾客被黜免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消息传出后“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百姓莫不称庆”（《后汉书·梁统列传》）。

    梁冀被诛除后，人们拍手称快，没收梁氏家财，拍卖后价值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租税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后汉书·梁统列传》）。政府和人民都得到一点好处。但是，除冀得胜给人民带来的欢乐是极其短暂的。梁氏擅权结束后的东汉朝廷，立即被更为横暴的“五侯”专权所代替。接着出现的是更为昏暗的政局。

    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宦官，因诛除梁氏有功，同日封侯，因而世谓之“五侯”。[309]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侯。尚书令尹勋等数十位大臣也都分别受到赐赏，封爵。梁冀被除掉后政治并未因而发生转机，反而一天天更加昏暗。握重权者乃是“五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后汉书·宦者列传》）。

    历史似乎又在重演，桓帝时五宦官同日封侯，颇似顺帝时十九宦官同时擅政。但桓帝时“五侯”较顺帝时十九侯为害更大，权势更隆：单超被授任车骑将军，位等三公。次年死时被赐以“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使者理丧”荣宠无比。其余四个封侯之宦官，专横擅权较之梁氏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作威作福，残害人民，被称为“左回天（谓左悺势能回天），具独坐（谓具瑗其骄贵无偶），徐卧虎（言徐璜其恶似卧虎）、唐两堕（谓唐衡其随心所欲）”。这些新贵比旧富豪更加贪婪，亦尽其奢侈挥霍之能事“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早已失去性欲要求和生殖能力的宦官，还霸占美女，娶妻妾，养嗣子，“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后汉书·宦者列传》），这些生理和心理均畸形之小人，一旦得势其凶残更甚于常人。

    “五侯”之亲属、党羽在各地横暴尤甚。单超之弟安为河东太守，侄匡为济阴太守，徐璜弟盛为河内太守，左悺弟敏为陈留太守，具瑗兄恭为沛相。不论白痴傻瓜，凡与当权之显宦沾亲带故者皆可为官，真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虎而冠”的地方官处理政务毫无本领，而纵情享乐、玩弄妇女、穷奢极欲则花样翻新。无一例外地成为蠹害一方的地头蛇。如徐璜兄子宣曾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得，及至任下邳令时，竟将李暠之女抢来杀死。时东海相黄浮依法处死宣，竟被徐璜怂恿皇帝而处刑治罪，是非不分一至于此。

    除“五侯”之外，尚有不少权宦如侯览、段珪、苏康、管霸等亦贪侈骄纵，专横无比，残害无辜，与士人、“清流”为敌。当在下节详述。

    奢侈荒淫之风已弥漫了整个统治阶级上层，桓帝就是荒淫无耻之君，宫女多至五六千人。终日沉溺于声色之中的昏君[310]，政治上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年仅36岁的桓帝终因纵欲过度而死。[311]桓帝一代的统治，宦官外戚争权擅政的形势并无丝毫变化，东汉王朝的政局继续向下坡路滑去。

    三　桓帝以后宫廷内的风云

    桓帝死后，东汉宫廷内外戚、宦官的斗争继续发展，皇帝的荒淫腐朽更是有加无已。政治腐败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灵帝时外戚宦官的残杀　桓帝未死之前，先立邓香之女为后，延熹八年（165年）邓后被废，又立窦皇后。然而，桓帝所宠幸的乃是采女田圣等人。后来，桓帝还曾一度欲立圣为后，幸有太尉陈蕃等以田氏出身卑微谏阻，才未能实现。当桓帝死后，即由窦太后临朝。因桓帝无子，乃由窦太后与其父城门校尉窦武定策，立刘苌之子，解渎亭侯12岁的刘宏为帝，是为灵帝。

    灵帝即位以后，朝政自然控制在窦氏外戚手中。于是，窦武被封为大将军，陈蕃因反对桓帝立田氏有功于窦后，而被擢为太傅。善于顺风使舵的司徒胡广又被任参录尚书事。窦太后此时则可为所欲为。这个被桓帝生前冷落、早已妒火难耐的窦后一旦掌权，对政事漠不关心，却先向她从前的情敌实行报复：当桓帝的尸骨未寒、梓棺尚在前殿之时，窦后就下令将桓帝咽气前才封为贵人的田圣杀掉。而且还要杀其他贵人。经过中常侍苏康、管霸苦谏，才未实行。

    在窦后周围的宦官、外戚斗争得更为激烈：宦官、中常侍曹节、王甫与灵帝乳母赵娆旦夕在窦后身边，深得窦后信任。但外戚窦武及大臣陈蕃对这批宦官、近侍极为愤恨。在他们周围又聚集了一批官僚和名士如尹勋、刘瑜、冯述、李膺、刘猛、杜密、朱、荀翌、陈寔等，这一部分人虽也是窦太后亲信，但不满宦官专权，定计锄除宦官。建宁元年（168年）五月，窦武在陈蕃怂恿之下向窦太后进言：宦官“与政事而任权重，子弟布列，专为贪暴”“宜悉诛废，以清朝廷”（《后汉书·窦何列传》）。窦太后虽未能诏准其将全部宦官尽行诛废的建议，还是同意将“颇有才略，专制省内”的中常侍管霸及苏康处死。窦武又请诛大宦官曹节[312]，对于这个出身于“世吏二千石”因迎灵帝有功而被封的“长安乡侯”（《后汉书·宦者列传》），窦太后一时不能下决心，窦武等亦不敢妄动。

    是年八月，侍中刘瑜等又鼓动窦武、陈蕃诛锄宦官曹节、王甫等。但窦武等人所上之奏还未呈于太后，即被宦官长乐五官吏朱瑀发现。瑀即扬言：陈蕃、窦武欲谋废灵帝为“大逆”。于是，与共普、张亮等十七人喢血为盟，决心与蕃、武等背水一战。他们找到曹节，以节为首的宦官集团将灵帝拥进德阳殿，乳母赵娆等拥卫左右，以武力威胁尚书官属，令其作诏：拜王甫为黄门令，与郑飒共劫太后，夺其玺印。又使郑飒持节收捕窦武。武不受诏，驰入步兵营，与侄窦绍召北军五校士与宦官所率之军对阵。不到一天的功夫，窦武所率之武装即被击溃。窦武、窦绍皆自杀。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被处以族刑。窦太后亦被迁于南宫。年逾七十的陈蕃[313]听到事变消息后，率官属诸生八十余人拔刀突入承明门。这几十个书生虽“忠义”可嘉，但究不是“围之数十重”的禁军的对手。陈蕃终被执，当日即处死。故吏皆斥免禁锢。这一场斗争，以宦官得胜暂告结束：曹节迁长乐卫尉，封育阳侯，王甫迁中常侍，朱瑀封都乡侯，其余党羽各皆增邑、封侯，宦官之势大炽。

    灵帝时代宦官和外戚间的斗争，虽然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残杀[314]，然而，由于当时朝政由宦官专擅，鲠直派官僚如陈蕃等人则站在外戚一方，因而反宦官的斗争具有一定正义性。

    曹节、王甫专断朝政　窦武死后，灵帝即被宦官曹节、王甫等控制。但在宫廷内外反对曹、王的势力仍未销声匿迹。斗争仍在继续。

    窦太后迁于南宫云台以后[315]，还有黄门令董萌替她在灵帝面前申冤、诉苦。灵帝因此而对窦太后“供养资奉有加于前”（《后汉书·皇后纪》）。这当然为权极一时的曹节、王甫所不容。便以“谤讪”之罪名将董萌处死。熹平元年（172年）窦太后之母死，接着太后也感疾身亡。在埋葬窦太后的殡礼问题上，也出现了冲突：曹节、王甫等将窦后尸首停置于城南市舍数日后，竟欲以贵人之礼葬之，而不用皇后之葬礼。又不想将她与桓帝相配，而欲葬在他处。经过灵帝和太尉李咸、廷尉阳球力争才以皇后之礼殡葬。不久，又有人将匿名告示招贴于朱雀阙，称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宦官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这显然是在野的士人所为。被宦官们操纵的灵帝下诏：令司隶校尉刘猛缉拿。但刘猛却对匿名帖所言表示同情，不肯认真追查，拖延月余仍无线索。被人控制的灵帝于是又下诏：降刘猛为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颍代替刘猛为司隶校尉。段颍完全忠于曹节等宦官，大肆捕人，被捉入狱者至千余人。颍又秉承曹节等旨意，借故将刘猛治罪输左校，曹节的政敌一个个被铲除。

    曹节等的权势较前朝之宦官尤大，连皇室亲王也难逃其魔掌。桓帝之弟刘悝，本封为蠡吾侯，后改封以奉勃海孝王祀。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因罪被贬为廮陶王。为谋求复国，悝即向王甫求情，许诺复国后即谢钱五千万。当桓帝临死前，果然立悝为勃海王。悝知这并非王甫之力，所以不肯给钱。对这笔“贿债”，王甫耿耿于怀。灵帝即位后，悝又心怀不满，与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等任侠剽轻之宦官往来密切。王甫即以此为理由，密令段颍追查，熹平八年（171年）郑飒被捕。刘悝被迫自杀。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狱中，傅相以下尽伏诛。因此案而立功受封者十二人，王甫封冠军侯，曹节亦增邑四千六百户。“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后汉书·宦者列传》）。曹节之弟破石为越骑校尉，好色，至霸占下属军官之妻，其淫暴无道，由此可见一斑。

    在宦者中也不乏正直奉公反对宦官王甫等专权者，但他们毕竟无权，不可能改变已成之局面。如宦者吕强，“为人清忠奉公”，灵帝曾封其为都乡侯，而“强辞让恳恻，固不敢当，帝乃听之”（《后汉书·宦者列传》）。对曹节、王甫等擅权，吕强极为不满，曾上疏指斥他们“谗谄媚主，佞邪徼宠，放毒人物，疾妒忠良”，并劝灵帝“损改既谬，从此一止”改变对宦官的放纵、宠幸的错误做法。此外，吕强还提出减少后宫彩女，停止修建豪华之馆舍，开“忠贞”之路等振兴朝纲等建议。但无奈灵帝毫无所动，不是“书奏不省”，就是“帝知其忠而不能用”（《后汉书·宦者列传》）。不仅如此，至中平元年（184年）吕强终于在宦者赵忠，夏恽等谗陷下被迫自杀，宗亲皆被株连，财产尽没入公。

    在朝廷上及地方官吏中，也有敢于同权宦斗争的，但多数也无好下场，其命运结局十分悲惨。如司隶校尉阳球，光和二年（173年）奏请将横行不法之宦者王甫、淳于登、袁赦等治罪，并将为虎作伥的太尉段颍处死。这时，正值王甫休沐里舍，未在皇帝身边，阳球所奏幸被诏准。于是，阳球将王甫、段颍等捕入洛阳狱。阳球亲自拷问“五毒极备”“箠朴交至”，王甫“父子悉死杖下”，真是大快人心，段颍也被迫自杀。王甫死后，阳球还将其尸置于夏城门示众，并大书“贼臣王甫”（《后汉书·酷吏列传》），表示了臣民对权宦之愤恨。阳球处置王甫、段颍后，还要继续剪除曹节，但尚未行动，即被曹节先发制人，请灵帝将阳球免官，改授为卫尉，接着就罗织罪名，将阳球逮捕。就在处死王甫的同年十月，阳球就被扣上交通藩国、图谋不轨之罪名，同司徒刘郃、永乐少府陈球、步兵校尉刘纳等几个决心诛除宦官的官吏被处死，妻子皆徙边。此外，还有梁人审忠也曾上书指陈宦者朱瑀等罪恶，但皆如石沉大海，毫无效果。宦官中以曹节为首的一伙始终把持政权。灵帝在其股掌中形同玩偶。后曹节任尚书令，始终控制朝政，一直到光和四年（181年）死后还被赠为车骑将军。

    曹节死后，东汉政权之腐败状况未曾稍变，宦官横行的局面依旧：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宦官，又被封侯，其贵宠无比。有的宦者权势较曹节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张让有家奴“交通货赂，威形諠赫”，就连“资产饶赡”（《后汉书·宦者列传》）的大地主也以能与张让之家奴结交为荣，并因而取得官位。家奴之权势如此，张让本人自可想而知。上举十二封侯之宦官，皆“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后汉书·宦者列传》）。那些依靠父兄、姻亲势力而为官的人，自然无所谓才能和品德，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贪残、凶暴、荒淫无耻，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苦难，从而为即将爆发的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增加了助燃剂，加速了革命风暴的到来。

    昏庸荒淫的皇帝　东汉末年的政治腐败，根本原因固然是地主阶级整个阶级的痼疾，但与当时的几代皇帝昏庸、荒淫有极大关系。桓帝好色而无能已如上述，灵帝则比桓帝更甚，这是助长宦官擅权和造成东汉末期上层统治者普遍荒淫好色的重要原因之一。

    灵帝12岁即位，在朝政方面唯外戚、宦官之命是从，听任朝野中各派势力斗争而无可奈何，因他年幼无知，智力低下固不可苛责，其情有可原。然而其生活奢侈荒淫，则无法诿过于人，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灵帝时“后宫彩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百金”，而宦者吕强曾针对此提出，“比谷虽贱，而户有饥色”，“宫女无用，填积后庭，天下虽复尽力耕桑，犹不能供”。但面对这种劝谏灵帝无动于衷，恣情享乐如故。不仅在首都建筑豪华宫殿，而且在其故国河间建造解渎馆，挥霍巨大财力、人力，以致使宦官、皇族“竞相仿效”，“造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后汉书·宦者列传》），其恶劣影响远远超出自身的挥霍。

    为搜刮供挥霍所需的财物，这个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的灵帝却想出不少别出心裁的办法：如规定郡国所送的贡献，先输入中署，名为“导行费”，这实际上就是在应缴纳的贡献外，再索上一笔苛捐杂税。为搜刮金钱，光和元年（178年）竟开西邸公开明码标价卖官，自关内侯以下之官皆可以钱买得，据《后汉书·灵帝纪》引《山阳公载记》可知，当时卖官价格为二千石官价二千万，四百石官价四百万。所卖之钱藏于西园，供皇室私用。中平四年（187年）连关内侯也公开标价出卖，钱五百万。而且还可赊欠，即先到官，然后再加倍偿付买官之钱，官位既成为商品，则这种商品的惟一用途就是用来榨取比其自身更多的价值。因此，用金钱而取得官位之人，当官的惟一目的就是搜刮、剥削人民，榨取更多的财富。而灵帝犹以为得计。有一次崔烈以五百万钱买得司徒之官，拜见天子时，灵帝说，“悔不小靳，可至千万”（《后汉书·崔骃列传》），其目的及手段之卑下，可想而知。

    中平二年（185年）宫内发生火灾，灵帝又听从张让、赵忠等人意见，下诏令天下田税每亩增加十钱，以修宫室，同时又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的木、石，限令时日送至京师。宦官、贪吏又从中贪污中饱，结果弄得百姓苦不堪言，就连有的官吏也因不堪催逼而自尽。如河内司马直为巨鹿太守，就为不满灵帝之搜刮而吞药自杀。但这并不能改变灵帝贪婪之性，他在西园建造万金堂，将司农所收之金钱、缯帛积藏其中，又大肆修建南宫玉堂，还令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个列于宫中，铜四钟各受二千斛，悬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在平门外桥东，铸天禄虾蟆吐水，使水转入宫中。又使人作翻车渴乌用来洒水清洁道路。这些建造虽具有一定工艺价值，但当时所耗之资则是相当可观的。

    尤为荒谬的是，灵帝嬉戏无度，淫欲满足之余，还喜作无谓之游戏，常于西园驾四白驴，亲自操辔执鞭，驰驱于宫内。公卿贵戚也竞相仿效。还令宫女为客舍主，灵帝身穿商人服与宫女饮酒取乐。他还喜听俗闾小事，在鸿都门下，聚集了一批无行之徒，投其所好，伴其游乐。光和元年（178年）正式置鸿都门学，所选之学士一旦被昏庸之灵帝宠幸，即待以不次之位，或出为刺史，或入为尚书侍中，至有封侯赐爵者。一面开西邸卖官，一面赏鸿都学士高位，其官爵之滥则不言而喻了。

    灵帝如此昏庸，其朝政自然拱手让权宦把持，甚至公开宣称“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后汉书·宦者列传》），难怪在灵帝时“宦官得志，无所惮畏”了。

    中平五年（188年）34岁的灵帝死后，17岁的皇子辩即位，是为少帝。不久少帝被废，9岁的刘协被拥上帝位，是为献帝。此时，皇帝成为名副其实的傀儡，不久，东汉政权就名存实亡了。

    第二节　一场壮烈的悲剧————“党锢之祸”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迭相擅权所造成的政治腐败，遭到来自两方面的反对：广大劳动人民以其强有力的武装起义英勇地反抗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统治阶级内部则有一部分官僚形成反对派。但在他们周围只有一些手无寸铁的太学生和郡国生徒。这部分地主阶级反对派软弱无力的抗争，只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幕壮烈的悲剧————“党锢之祸”，丝毫未改变东汉王朝没落的趋势。

    一　朝野反对派的出现

    在外戚、宦官腐败统治下，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要求改革政治，反对外戚宦官专权，形成政治上的反对派。这派势力是逐步形成的：最初，只是个别或少数在朝官僚反对外戚和宦官的行动，到桓、灵帝时期，一部分朝廷上的官僚与在野的士大夫、太学生和郡国生徒联合，形成一股反对外戚宦官的政治势力，最终酿成血肉狼藉的“党锢之祸”。

    顺帝以前的反对派　在顺帝（126年至144年）以前，朝廷中就出现一些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官僚。这时，他们的行动虽是个别的，尚未形成一股势力，但其政治上的勇气是值得称道的。

    早在和帝初年，窦太后临朝，窦宪一门专权时，司徒袁安及司空任隗就曾上奏：车骑将军窦宪“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后汉书·袁张韩周列传》）。向窦太后告窦宪的状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太后不听，众皆为之危惧”，但袁安并不畏缩“至免冠朝堂固争者十上”，“正色自若”（同上）。他们对于骄纵不法、朋比为奸“赋敛吏人，更相赂遗”（同上）的窦宪、窦景兄弟的爪牙给以严厉打击，采取措施“贬秩免官者四十余人”。虽然窦氏对其恨之入骨，但亦无可奈何，因“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同上）。后来窦氏失败，虽非由于袁安等反对的结果，但其行为堪称东汉末年反对外戚宦官专权斗争的先驱。至和帝死后，邓太后擅政时，又出现杜根、周章反对外戚专权、甚至密谋废太后之举，已如前述（见本章第一节）。此后，随着外戚宦官的政治统治日趋腐朽，朝廷上的反对派则不断出现。如上一节所述的杨震、李固等皆是其中突出者。这个时期，在官吏中间“清”“浊”之分已比较明显，那些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官吏，自命为“清流”，而斥“依倚近倖奸佞之人”为“浊流”。双方的斗争一天比一天尖锐。汉安帝元年（142年）东汉政府派遣杜乔等八位特使分行州县“徇行风俗”，监察各地吏治；八人中年纪最轻、官位最微的张纲，却在受命之后“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后汉书·张王种陈列传》），表示不愿去搞什么“徇行风俗”的表面文章，扬言“豺狼当路，安问狐狸”[316]，他认为外戚专权，贪赃枉法，横暴恣肆，鱼肉百姓是国家大患，并毫无顾忌地指出：他所说的豺狼，就是指当朝的外戚梁冀、梁不疑兄弟。在列举其专权纳贿、结党营私等罪恶后，得出结论是“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后汉书·张王种陈列传》）。张纲的行动，震动了整个洛阳。梁冀对其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只是陷害张纲的阴谋终未得逞。

    自袁安至张纲，朝廷上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官吏虽已有“清流”之称，但他们的行动尚属个人的，相互间也没有联系，实际并未形成真正的党派势力。

    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愤懑　外戚宦官专朝政，士大夫必然退回田里。自顺帝时，就有不少士大夫因不满政治腐败而相率毁裂冠带，避祸深山，至桓、灵帝时期，在外戚宦官把持下的朝政更加黑暗，除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越发沉重的苦难外，又因卖官鬻爵，选举不实及权宦、贵戚控制从中央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府，堵塞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出路，从而引起太学生、郡国生徒以及士大夫的极大愤懑。

    《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载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本来，自西汉以来实行的选官制度，给在野的士大夫和太学生、郡国生徒等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敞开了大门，但自外戚宦官把持朝政以来，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不能按正常途径进入政治舞台，盘踞要津的则多是那些依靠裙带关系，凭借财产和请托权门而成为要员的无能之辈，无耻之徒。据记载：“桓灵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奸臣，网漏防溃，风颓教沮。抑清德而扬谄媚，退履道而进多财。力竞成俗，苟得无耻。或输自售之宝，或要人之书；或父兄显贵，望门而辟命……”时谚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外篇》卷2《审举》）。反映了当时官吏的素质低劣和选官制度之混乱，而对政治及自己前途特别敏感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情况则强烈不满，他们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对外戚宦官进行猛烈攻击。

    于是，朝廷上的“清流”官僚，和在野的士大夫，太学生，郡国生徒这些知识分子就联合起来形成了外戚宦官专权的反对派。

    太学与“清议”“清流”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等对外戚宦官控制的腐朽政治抨击，最主要的基地是知识分子聚集之地————太学，最主要的手段则是“清议”。

    东汉桓帝时，太学生已有三万余人，其中以郭太和贾彪为首领。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家世贫贱”，“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后汉书·郭符许列传》）后入洛阳太学，与河南尹李膺相友善“名震京师”（同上）。贾彪字伟节，颍川定陵人“少游京师，志节慷慨”（《后汉书·党锢列传》）。郭太、贾彪等人把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宦官，他们在太学中进行反对当时腐朽、黑暗政治的宣传、鼓动，大造舆论。同时又从社会上吸引一些出身下层的子弟，以扩大太学阵容，如农夫出身的陈留（郡治今河南开封市东南）茅容，小贩出身的巨鹿孟敏，油漆工人出身的陈留申屠蟠，厮役出身的鄢陵庾乘等，皆因学有所成而为郭太援引，进入太学。此外，由他们援引而进入太学的，还有不少自学成才的屠沽卒伍之士，引车贩浆之流。这样，太学就成为郭太等一批具有正义感的、出身下层的知识分子政治活动的中心。

    “清议”是抨击当时腐朽政治的一种方式，也是党人制造舆论的重要手段。对于朝廷施政的臧否、官吏人品的高低，以及吏治的清浊，这些知识分子们都指摘评论，相互呼应，而这种“清议”往往又传为乡谣，至广为播扬。如桓帝即位前为蠡吾侯时，曾经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后，擢周福为尚书。周福只因曾为帝师无其他建树而官至高位。时同郡之河南尹房植则素有盛名，于是对上述二人就有“清议”出现，后传为乡谚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房伯武即房植，被誉为“天下规矩”，意在褒其道德人品高洁，周仲进即周福，被称为“因师获印”，暗讥其庸碌无能，只因侥幸为帝师而得官。从此之后“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后汉书·党锢列传》）。

    这种以谣谚方式出现的评论，正是“清议”的结果。表示了世人对政治及官吏人品的看法，而有些谣谚编造得相当形象生动，就更扩大了这种舆论在社会中的影响。如汝南太守宗资“署范滂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于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闻于海内”（《后汉书·党锢列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而南阳太守成瑨，则委重任于功曹岑晊。岑晊以功曹之任，代行太守之劳的功绩，又表彰了宗资和成瑨的善任，显然出自士人之口。诸如此类的“党人之议”，逐渐使太学生与一部分“清流”官僚结合在一起，于是互为推重，更相标榜，终于结为党人，如太学生郭太与河南尹李膺“相友善”，李膺还“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与太尉陈蕃、尚书王畅等皆有“清方公正”之名。于是太学生中就传出“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之语。李元礼即李膺，“天下楷模”言其品德高尚，陈仲举即陈蕃，“不畏强御”言其为官正直、清廉，不巴结权贵。据《后汉书·陈王列传》载：蕃为太守时“大将军梁冀威震天下，时遣书诣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求谒，蕃怒，笞杀之”。因此而丢官，被撤职降为县令，但此后陈蕃对权贵仍未俯就。王叔茂即王畅，“俊秀”亦言其“严明”“公正”（《后汉书·张王种陈列传》）。据载：“畅字叔茂。少以清实为称。”为渔阳太守时，“所在以严明为称”，为南阳太守时“下车奋厉威猛，其豪党有衅秽者，莫不纠发。会赦，事得散。畅追恨之，更为设法，诸受臧（赃）二千万以上不自首实者，尽入财物；若其隐伏，使吏发屋伐树，堙井夷灶，豪右大震”（同上）。由此可见，诸生对官僚评论，虽不免有相互标榜之处，但所称道的官僚大多是敢于同地方豪强或外戚宦官等恶势力斗争的正直之士，这也是不能否认的。这种“清议”虽对改善吏治不会起到什么根本作用，但因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而对官僚贵族权宦、佞幸有一定的威胁，因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后汉书·党锢列传》）。

    随着外戚宦官的权势日炽，部分清正官僚及在野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攻击也愈加激烈，在桓、灵时期，形成当权的腐朽势力同不当权的党人间公开对立。两者的斗争终于白热化而最后导致“党锢之祸”。

    二　反对外戚宦官的行动

    “党人”反对外戚宦官并没有停留在“清议”上，而由对政治的抨击发展到政治行动。

    太学生的二次政治请愿　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穆被命为冀州刺史。穆，字公叔，顺帝末，曾为大将军梁冀典兵事，后见梁冀骄暴不悛，乃上奏劝谏，甚有威名，任冀州刺史后，拒绝州中前来拜见的权宦中常侍，贪官污吏有闻其名而解印绶去者四十余人。当时，正值天灾，黄河泛滥为患“漂害人庶数十万户，百姓荒馑，流移道路”（《后汉书·朱乐何列传》）而宦官奢侈，放纵如故，有宦者赵忠丧父，归葬冀州境内安平。违法越制造璵璠、王匣（即金缕玉衣），偶人为葬具及陪葬品。朱穆闻之，下令查处。“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而收其家属。”（同上）朱穆对赵忠的打击，触扰了宦官集团，桓帝在左右宦官的唆使下，将穆撤职，输作左校服劳役。这是宦官集团对“清流”官僚的镇压，此事在太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联合起来，到皇宫门前请愿。刘陶，字子奇，一名律，颍川颍阴人，虽为济北贞王刘勃之后，但“为人居简，不修小节。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故在太学中“以雅德知名”（《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在太学生中有较高的名声，遂能联合数千人同时行动。这些太学生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为朱穆鸣不平，痛斥权宦的罪恶，慷慨激昂，是一篇有名的奏章：

    伏见施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网，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讟烦兴，谗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鲧之戾，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重华忿于苍墓矣。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嗡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后汉书·朱乐何列传》）

    这篇奏章中说的“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成为历代形容权宦专断的名句。由于刘陶等太学生的奏书，更主要的是因数千太学生的一致行动，使得桓帝不得不改变对朱穆的处置，终于“赦之”了事。使这次政治请愿活动取得胜利。

    延熹五年（162年）太学生又举行了另一次请愿活动，这是因皇甫规案而引起的。皇甫规，字明威，安定朝那人，平西羌有功，冲、质帝时，在举贤良方正的对策中，曾对外戚梁冀有所指斥，并提出“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将军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毕力，以度元元，所谓福也。如其怠弛，将沦波涛”（《后汉书·皇甫规张段列传》）的警句。可见其为有远见之士，由于皇甫对梁冀有所讥刺，使冀对规深为怀恨，“几陷死者再三”（《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但皆未得逞。规为官始终不畏权贵，并无情地打击依恃宦官的恶吏，豪强“恶绝宦官，不与交通”（同上）从而得罪宦官集团。延熹五年，征拜议郎，因平羌乱有功当封。由于拒绝了中常侍徐璜、左悺的索贿，被徐璜等陷害无端入狱，也被论输左校。对这一冤狱，太学生张凤等联络公正的士大夫“诸公”三百余人，至皇宫门前请愿。终于使皇甫规获得释放。（《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太学生的联合行动，又一次取得胜利。

    打击宦官势力的官吏　在太学生举行政治请愿的同时，一部分清明正直的官吏，在各地、用各种方式对宦官集团及其爪牙进行了大胆地打击。

    如桓帝即位初期，就有白马令李云露布上书，公开指斥当时在中常侍单超等五宦官把持下的朝廷“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乎”（《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这一奏疏触犯了宦官的忌讳。结果，李云被捕下狱，而李云下狱后，弘农五官掾杜众竟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大鸿胪陈蕃又上疏称云“忠国”，并说“今日杀云，臣恐剖心之讥复议于世矣”（同上），直将桓帝喻为殷纣王。太常杨秉、洛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皆上书为李云说情。最后，李云虽终未赦免，但由此事可看出包括李云在内的一些官吏反对宦官的勇气。范晔曾这样评论此事：“李云草茅之生，不识失身之义，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于诛死而不顾，斯岂古之狂也！”（《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论）“露布”即不加封之奏书，其作用类似今之所谓大字报，使所书之内容为众人周知。李云竟敢于将宦官专权之恶迹书之于“露布”，而杜众、陈蕃等又敢为其说情，其气节是值得敬佩的。

    更多的正直官吏在地方上，依法惩治宦官及其爪牙，从而成为给宦官集团以沉重打击的力量之一。如北海相杜密“为人沈质，少有厉俗志”早年虽为圆滑的老官僚胡广所拔举，但与胡广作风迥异，为官时“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与李膺齐名，后被人誉为“李杜”（《后汉书·党锢列传》）比至顺帝时，被梁冀害死之名臣有李固、杜乔，以及上述的李云、杜众。又如刘祐任扬州刺史时，举奏大将军梁冀从弟梁旻犯罪，致使其伏法。任河东太守时，县中多宦官子弟，“百姓患之”，但刘祐则不留情地“黜其权强，平理冤结”，声名大震，后迁为河南尹，转司隶校尉“时权贵子弟罢州郡还入京师者，每至界首，辄改易舆服，隐匿财宝”（《后汉书·党锢列传》）其威名使权宦畏惧。[317]又如魏朗任彭城令时，大胆地举奏宦官子弟为国相而胡作非为者。蔡衍，为冀州刺史时，断然拒绝宦官、中常侍具瑗的请托，又将中常侍曹腾之弟曹鼎治赃治罪。羊陟为尚书令时，上书奏请罢除与宦官相姻私、公行货赂的太尉张颢、司徒樊陵、大鸿胪郭防、太仆曹陵、大司农冯方等权臣。上疏虽未奏准，但其“禁制豪右”之名使“京师惮之”（《后汉书·党锢列传》）。

    在这些同宦官斗争的官吏中，以陈蕃、范滂、成瑨以及李膺、张俭、岑晊等为最著名，而其中李膺和陈蕃则成为他们的实际领袖。李膺，颍川襄城人，出身于衣冠望族，祖父脩，在安帝时曾任太尉。父益，曾任赵国相。但李膺本人“性简亢，无所交接”，早有威廉之名。家居教授生徒时，南阳樊陵求为门徒，膺以其行为卑劣拒而不受，后陵果以阿附宦官，而致太尉，为节志者所羞。因此，士人常因得御于李膺为荣。为河南尹时，将与宦官勾结的宛陵大姓羊元群逮捕，欲按其臧（赃）罪。因元群向宦官行贿，反将李膺治罪而输入左校。任司隶校尉时，竟将专横一时的权宦张让之弟、野王令张朔处死。此案竟连皇帝也出面说情，被李膺义正辞严地驳回。《后汉书·党锢列传》对此事经过有极生动的记载：

    （李膺）拜司隶校尉。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舍，臧于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让诉冤于帝，诏膺入殿，御亲临轩，诘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膺对曰：“昔晋文公执卫成公归于京师，《春秋》是焉。《礼》云公族有罪，虽曰宥之，有司执宪不从。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帝无复言，顾谓让曰：“此汝弟之罪，司隶何愆？”乃遣出之。

    就连皇帝也无法为罪恶昭彰的张让亲属讲情，其他宦官更不得不暂时收敛了：“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后汉书·党锢列传》）正因为李膺敢于同权宦斗争，所以“声名自高”，士大夫皆以能与其接交为荣“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同上），由此，可见李膺在士大夫中威望之高，也可窥知士人、知识分子与其相互标榜之势。

    汝南平舆人陈蕃与李膺齐名，李膺为青州刺史时，“名有威政，属城闻风，皆自引去，蕃独以清绩留”（《后汉书·陈王列传》），后因拒绝大将军梁冀请托，笞杀梁冀派来求谒之使者，而被贬官。后迁为大鸿胪，又曾因上疏救李云，被罢官。复官后又多次上疏指斥宦官罪恶，替被宦官集团诬陷的官吏申冤，为李膺的冤狱鸣不平，从而成为同宦官集团斗争的“党人”又一领袖人物。

    三　“党锢”祸起

    以在朝部分官吏，在野士大夫及太学生、郡国生徒为一方，以宦官集团及其爪牙为另一方的搏斗，在桓、灵帝及其以后的时期，愈演愈烈（部分外戚也感到宦官集团的威胁，而站到“党人”一方），出现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场面。

    宦官同“党人”的生死搏斗　以李膺、陈蕃为首领的官僚、士大夫及太学生郡国生徒的“党人”集团，在桓帝延熹年间（158年至167年）已经实际形成。这个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政治集团，利用在朝的地位相互声援，利用在野的形势大造舆论，对宦官集团成为极大的钳制力量。而宦官集团虽无多少政治远见，亦无大造舆论之本领，却上能左右皇帝，下能控制衙署，爪牙遍布全国，走狗充斥朝野，拥有实权，这样，双方的生死搏斗就不可避免了。

    延熹五年（162年）杨秉为太尉，“是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为贪淫，朝野嗟怨”（《后汉书·杨震列传》），杨秉与司空周景联合上书，要求将宦官的爪牙从各级官位上驱逐下去，得到桓帝的支持，“于是秉条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将燕瑗、青州刺史羊亮、辽东太守孙諠等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肃然”（同上）。延熹八年（165年）杨秉又参奏中常侍侯览之弟、益州刺史侯参“累有臧罪，暴虐一州”（同上），使侯参“惶恐”而自杀。因此事而连及炙手可热的宦官侯览及具瑗，杨秉又进一步参奏这两个权宦，指出“臣案国旧典，宦竖之官，本在给使省闼，司昏守夜，而今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同上）。要求削夺侯览及具瑗权力，“帝不得已，竟免览官，而削瑗国”（同上）。侯览、具瑗的权势虽被削夺，但并不能说明“党人”的胜利。不久，河南尹李膺、大司农刘祐、廷尉冯绲就因与宦官集团为敌，被中常侍苏康、管霸等陷害，以“忤旨”而“为之抵罪”（《后汉书·陈王列传》）。太尉陈蕃则极力为李膺辩护“请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诚辞恳切。”但仍得不到宽赦，“帝不听”（同上）。

    在各地，双方的斗争也呈拉锯状态：南阳太守成瑨与其属下之功曹，诛杀了一个与宦官勾结“乘执犯法”的“大猾”张氾。被宦官“怨恚”，竟奏请皇帝将成瑨“弃市”，太原太守刘，也因诛杀了一个“贪横放恣”的小黄门赵津，被宦官奏请“弃市”。山阳太守翟超，没收了中常侍侯览的财产，宦官徐璜之侄徐宣为下邳令，竟因求太守李暠之女而将其女射杀而死，东海相黄浮则将徐宣一门老幼处死，并将徐宣本人弃市。但翟超、黄浮却因此而被刑“并坐髡钳，输作左校”（《后汉书·陈王列传》），太尉陈蕃起而为成瑨、刘、翟超、黄浮等请命，但“帝得奏愈怒，竟无所纳，朝廷众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弥甚，选举奏议，辄以中诏谴却，长吏以下多至抵罪”（同上）。这次斗争，虽因陈蕃是“名臣”而“不敢加害”，但“知名当时”的刘、成瑨等“皆死于狱中”（同上），很明显，由于宦官的地位，形势对“党人”是极为不利的。

    遍及全国的“党人”之狱　握有实权的宦官终于在延熹九年（166年）开始向“党人”凶猛地反扑了。

    河内人张成，是个与宦官交结的方伎，“善说风角，推占当赦”（《后汉书·党锢列传》）因而故意令子杀人。当任河南尹的李膺将其逮捕后，果然遇赦，获免。李膺“愈怀愤疾”，不顾赦令，竟将其杀死。这实际是对宦官集团的打击。宦官集团自不肯善罢甘休，就唆使张成弟子牢脩上书，控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后汉书·党锢列传》）。早已被宦官集团控制的桓帝表示“震怒”，下诏逮捕“党人”，于是一场大规模的逮捕就在全国各地展开了。

    这次所要逮捕的“党人”，“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是件大案，须经三府签署。但太尉陈蕃拒绝平署，桓帝愈怒，遂下诏将李膺下狱拷问，辞所连及杜密、陈翔、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有的“党人”闻风逃遁，朝廷悬重金购募，派出执行大逮捕任务的使者相望于道，全国一片恐怖气氛。皇帝诏令所到之处，官吏为报命邀功，乱捕无辜，髡笞掾吏，被刑讯迫供之“党人”，钩连所及，有一州至百数者。钩党之称至此而流行。

    在大逮捕中，有许多“党人”表现出英勇的气概，陈寔闻被捕者日众，自往请囚，宣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度辽将军皇甫规见被捕“党人”皆天下名贤，耻自己未能被列入，而上书自称“附党”，要求朝廷收捕。陈蕃不断上书极谏，终被皇帝策免而丢官。永康元年（167年）五月，陈蕃被罢官后，朝廷上再无人为“党人”说情，太学生贾彪主动入洛阳鼓动外戚、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谞等上疏。由于窦武、霍谞等有力之近臣请求，即将离开人世的桓帝才“意稍解”。令中常侍王甫至狱中提审范滂讯问：“卿更相拔举，迭为唇齿”，“其意如何？”滂乃慨然答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后汉书·党锢列传》）这种精神，连王甫也为之感动“乃得并解桎梏”（同上）。后来，被审讯的李膺供辞中多连及宦官子弟，使得宦官也有所顾忌，连忙请求“赦”党人。于是，在永康元年桓帝下诏，大赦天下，放党人二百余皆归田里，但其名皆书于三府，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仕。从此，“党人”虽被赦免，但朝野正直之士被废放，邪佞之流气焰益愈嚣张。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之祸”。

    四　延续十余载的“党锢之祸”

    “党人”声望日高“党锢之祸”后，虽邪枉日炽，宦官横肆，但被“禁锢”的“党人”却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其声望空前提高。如李膺免归乡里后，“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后汉书·党锢列传》），范滂被释后，离开京师南归时“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辆）”（同上）。当权者所施的压力愈大，“党人”的声望愈高，反映了社会————尤其是士人————的人心所向。

    由于“海内希风之流”“共相标榜”，被视为“名士”的党人，皆被称以美名，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载：

    （这些党人的称号有）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由此可见，“党人”虽被禁锢，其声望则随着政治日益腐败而日渐升高。

    党锢解除党人复起　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桓帝死于德阳前殿，城门校尉窦武与太后定策，迎立13岁的解渎亭侯刘宏继位，是为灵帝。

    灵帝即位后，以窦武为大将军辅政。窦武身为外戚，对宦官专宠极为不满，故辅政后即起用陈蕃为太傅，与司徒胡广共参录尚书事，组成新的中枢机构。

    陈蕃复起，标志着党禁解除，被禁锢的党人一一被起用：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皆列于朝廷，共参政事。一时之间，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期待彻底锄掉宦官之害。然而，宦官的势力绝非轻易消失，其盘根错节于宫内外，对党人仍有极大威胁：中常侍曹节、王甫与帝乳母赵娆相勾结，谄事太后，成为宦官集团的核心。陈蕃、窦武十分清楚：不彻底消灭宦官势力，其后患是无穷的。于是谋划诛宦官以绝后患。

    适值日食，陈蕃乃趁机向太后上奏，请斥罢宦官。但窦武却要求将宦官“宜悉诛废”。这种不实际的要求必然遭到太后的拒绝，“汉来故事世有，但当诛其有罪，岂可尽废邪”（《后汉书·窦何列传》）。窦武“尽废”之议未得到太后的批准，就毅然将颇有才略，专制省内的中常侍管霸及苏康处死。陈蕃、窦武又上疏，请将宦官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与赵娆皆诛之。仍未得到太后同意，因而迟迟不能实现。

    双方斗争的形势愈来愈紧张。建宁元年（168年）八月，陈蕃、窦武任命朱富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雒阳令，计划将宦官首领曹节、王甫等尽行诛锄。窦武拟就奏章，准备得到批准后即开始执行。

    党人失败党锢重来　但是，宦官集团的势力早根植于宫廷内外，陈蕃、窦武等人尽诛宦官的计划尚未实行，就已被对方察觉。建宁元年（168年）九月，典中书者先将窦武之奏章送呈宦者、长乐五官史朱瑀。瑀见奏书大惊，连夜召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歃血为盟，决心向党人反扑。

    在极短的时间内，宦官集团的反扑准备已经就绪。于是宦官王甫拥白痴皇帝至德阳殿前，乳母赵娆等拥卫左右，拜王甫为黄门令。先杀死窦武所安插的宦官山冰等，又从狱中放出郑飒，使其持节收捕窦武。窦武率兵与宦官战于朱雀掖门。陈蕃当时年已七十余，闻讯后率官属诸生八十余人，拔剑突入承天门，路遇王甫被俘，当日遇害身亡，窦武军与王甫军激战，自旦至食时，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自杀。

    窦武、陈蕃等战败后，跟着而来的是宦官集团对党人的大屠杀。建宁二年（169年）十月，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曹节又趁机奏捕“党人”，于是，李膺、杜密、虞放、朱、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百余人，俱被诬杀，妻子皆徙边；其他因牵连至于被流放、禁锢、处死者不下六七百人。

    在这次事件中，“党人”再次表现出无畏的精神。如李膺被捕前，乡人曾劝其“可去矣”。但他大义凛然地回答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后汉书·党锢列传》）而从容就义。范滂闻捕诏至，自动投狱，县令郭揖出解印绶，欲与其俱逃亡。滂拒绝潜逃曰：“滂死则祸塞，何放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同上），慷慨就义。终年仅33岁。其他“党人”也多如此，显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气节。而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同情和支持被宦官集团迫害的“党人”，不少“党人”在群众的掩护下得以逃亡。许多人对“党人”“破家相容”“望门投止”。说明了士大夫、知识分子反对权宦的斗争在客观上是同人民群众利益相一致的。尽管如此，正义往往是敌不住强权的。此次“党锢”之后，正直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命运更加一落千丈，陷入悲惨的深渊。

    备受摧残的“党人”命运　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悲剧并未因党锢之祸重来而到尽头。在权宦淫威之下，他们备受摧残，命运多艰，沉重的政治压迫，把他们推上愈来愈悲惨的绝境。建宁二年（169年）十一月，曹节复为中常侍、位特进，秩中二千石，四年（171年）春，大赦天下，唯不赦党人。熹平元年（172年）五月，窦太后死，有人在朱雀门书写反对宦官的文字曰“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皆尸禄，无忠言者”（《通鉴记事本末·宦官亡汉》），宦官集团又一次大捕“党人”，凡与宦官有隙之士人、太学生皆被捕，株连者至千余人，如司隶校尉王依倚宦官，曾求荐于太常张奂，被奂拒绝，此时也借机诬奂为“党人”，处以禁锢。

    熹平五年（176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申冤，“言甚方切”，触犯宦官讳忌，将曹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后汉书·党锢列传》）。这次“党锢”较上一次更残酷，当时有气节的知识分子被摧残殆尽，能存留下的除逃匿山林者外，只有寡颜鲜耻、卑事宦官、阿谀谄媚之徒。中国文化也为之凋零。

    士大夫、太学生、郡国生徒等知识分子对宦官暴政的抗争彻底失败了，东汉政治益发腐败，“党锢之祸”一直延续了十多年，随之而来的就是黄巾大起义，在强大的人民群众革命的潮流面前，统治阶级中的当权派才想到解除党禁以抗拒人民的打击。但中平元年（184年）汉灵帝宣布解除“党锢”之时，对于挽救东汉的灭亡，已经无济于事了。

    第三节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东汉王朝末期的腐朽统治，促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迅速激化，从而动摇了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最终导致东汉政权的覆亡。

    一　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

    封建时代国内各民族的矛盾，犹如政治的晴雨表。当政治清明、统治稳定时，汉族统治者与被统治的少数民族关系就较为正常，和平则占主导；若政治腐败，统治昏暗，被统治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统治者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东汉末期的民族关系正是后面的一种情形。

    羌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羌，这支古老而又勇敢的民族，对于东汉王朝的统治，始终表现出不驯服的姿态。随着桓、灵时统治的一天天腐朽、黑暗，羌族人民与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矛盾逐渐发展为愈来愈频繁的战争。

    史书所载，东汉末年连绵不断的“羌叛”，根本原因是东汉政府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和个别官吏暴虐统治所造成的。顺帝时，大将军梁商曾对并州刺史来机等三人说：“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恶，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况戎狄乎！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敌，忍其小过。”（《后汉书·西羌传》）从他所说的“无常法”“临事制宜”中可看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没有一套较稳定的政策，多是随着形势而变化。这样，执行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就与具体执行统治任务的官吏个人作风有极大的关系，而据史载：来机等恰恰是“天性虐刻”的残暴之徒，对梁商“防其大故，忍其小过”的告诫“不能从”，所以“到州之日，多所扰发”（《后汉书·西羌传》）。像来机这样的残暴官吏，在西汉末期“党锢之祸”以后比比皆是，因而，对羌人“多所扰发”的暴虐政策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了。

    东汉统治者对羌人的暴虐政策，招致了羌人极大的仇恨，反叛东汉政府的斗争连绵不断、此伏彼起。到桓帝以前，羌人大规模起义就有三次[318]。东汉政府为镇压羌人反抗在“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后汉书·西羌传》）。由于镇压羌人的战争，从而加深了士卒与将领，汉族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

    此后，羌人的反抗日甚一日。桓帝永寿元年（155年）第五访为护羌校尉，采取了较为缓和的民族政策“甚有威惠”使“西垂无事”（《后汉书·西羌传》）。但到延熹二年（159年）第五访死后，暂时缓和的矛盾复又激化起来，当年就有烧当羌攻陇右，延熹四年（161年）零吾、先零羌与上郡沈氐、牢姐诸种联合进攻并州、凉州及三辅地区，“覆没营坞，寇患转盛”（同上）。次年，沈氐诸种又进攻张掖，乌吾种进攻汉阳，滇那羌五六千人攻武威、张掖、酒泉“烧民庐舍”（同上）。这些羌人的进攻，虽先后被段颍、皇甫规、孙羌等率兵镇压下去，但羌人反抗的烈火愈烧愈旺，直到东汉灭亡，终未熄灭。永康元年（167年），东羌岸尾等进攻三辅，当煎羌攻武威。中平元年（184年）当黄巾起义后，羌人爆发了东汉最后的一次大起义。这次起义从中平元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在金城、陇西、汉阴三郡相继展开，参加部族以金城的“义从羌”和陇西的先零羌为主，后又加入了湟中的“义从胡”。一部分汉人及汉族的官吏也参加了起义，使起义更具有阶级斗争的色彩。先头部队曾达到三辅的西部，成为东汉末年全国人民大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他少数民族的起义　除西羌以外，其他少数民族也在东汉末年纷纷起义。《后汉书·皇后纪》载：“时（顺帝末），杨、徐剧贼寇扰州郡，西羌、鲜卑及日南、蛮夷攻城暴掠，赋敛烦数，官民困竭。”可见，在东汉统治中心的东、南、西、北都响起了斗争的号角，出现了报警的烽烟。

    如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居风县令“贪暴无度”，县人朱达率蛮夷人起义，聚众至四五千人，进攻九真，九真太守儿式战死。占领日南，“众转强盛”有武装二万余人，起义军坚持到延熹三年（160年）才被交趾刺史夏方招降。灵帝光和元年（178年），交趾、合浦乌浒蛮起义，联合九真、日南共数万人“攻没郡县”，至四年（181年）才被刺史朱儁镇压下去。灵帝建宁二年（169年）江夏蛮又叛，此后屡平屡叛，众至“十余万人，攻没四县，寇患累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像这类起义不胜枚举。

    蛮夷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起义原因，同羌人一样，也多系由东汉政府的统治政策和个别官吏的残暴剥削所致。正如灵帝时汉中上计程包所说的那样：

    （板楯蛮）其人勇猛，善于兵战。……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州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谋主僭号，以图不轨。今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这是极为浅显的也是极为正确的道理，可惜的是一个腐败了的政权若连“选明能牧守”的能力都没有了的话，那么，它也无法改变目前严酷的现实。等待着它的，只有一条路————灭亡。

    二　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汉族人民

    少数民族已被逼得铤而走险，汉族人民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法再继续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了。

    惊人的贫富对比　东汉末年，在宦官集团的腐朽统治之下，地主阶级无止境地压榨人民，得到封建政府的支持。而腐败官僚、宦官、地主恶霸相互勾结，敲骨吸髓地剥削农民及其他广大劳动人民，从而使社会极少数人成为巨富，大多数人则贫苦穷困，无以为生。这种贫、富悬殊的对照，到桓帝、灵帝以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如前所述，东汉末有些地主家资至“三亿七千万”（《三辅决录》卷2），有的家中养“食客常三四百人”（《后汉书·逸民列传》）。尤其是那些盘踞于封建政权各要津的达官、显宦和居于专制权力顶端的皇帝，利用手中的权势而聚敛的财物更为惊人。灵帝时杨党，仅为一小小的长安县令，因其父为中常侍，就敢“恃势贪放”，被查出后竟“按得其臧千余万”（《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又如宦官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后汉书·杨震列传》）。“太中大夫盖升与帝有旧恩，前为南阳太守，臧数亿以上”（《后汉书·李陈庞陈桥列传》）。“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华阳国志》卷3《蜀志》），当个地方官竟能“富及十世”，其搜刮之多是不难想见的。灵帝时公开卖官，不少人以重金取得官位，如“太尉段颍、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徒张温之徒，皆入钱上千万下五百万以买三公”（《三国志》卷6《董卓传》注引《傅子》），“（曹）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后汉书·宦者列传》）。以“千万”甚至“亿万”钱买官，没有巨额的财富是不可能的，至于这些官僚、权贵、富商大贾豪奢的生活“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传》），广占土地“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等自不在话下。

    但正如王充所指出的“富家之商，必夺贫室之财”（《论衡·偶会篇》）。地主、官僚、富商的财物无非榨自广大劳动人民，富者愈富则贫者愈穷，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崔寔在《政论》中说得很深刻“故富者席余而日织，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全后汉文》卷46）。在残酷的剥削和天灾之下，人民早已食不果腹，而统治阶级仍在横征暴敛，淫欲无度。桓帝时，荀爽曾上疏痛切地指出：“臣窃闻后宫彩女五六千人，从官侍使复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禀粮，耗费缣帛，空竭府藏，征调增倍，十而税一，空赋不辜之民，以供无用之女，百姓穷困于外，阴阳隔塞于内。”（《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陈蕃在上桓帝疏中也指出：“又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活，而彩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又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茹菽不足。而宫女积于房掖，国用尽于罗纨，外戚私门，贪财受赂”（《后汉书·陈王列传》）。

    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地剥削，使人民贫困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桓帝时，刘陶上疏中疾呼：“窃见比年以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在这种极端困苦的生活中挣扎的，并非少数人。如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后汉书·桓帝纪》）。“（桓帝）时天下饥馑，帑藏虚尽”（《后汉书·张法腾冯度杨列传》）。在这种困境下的人民，冻饿而死已是常见的事，《后汉书·桓帝纪》载，“建和元年（147年）二月，荆、扬二州人多饿死”。延熹九年（166年）“三月癸巳，京师有火光转行，人相惊譟。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北方地区有的人民严冬无衣，卧草中取暖：“（桓帝时）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崔寔《政论》）这哪里是“俗不知织绩”，分明是穷困所致。以五原严冬之酷寒，那些“衣草”的贫民不冻死而何待！在饥饿的驱迫下，人吃人的野蛮场面，不断地在我们这个文明的古国大地上重演，《后汉书·桓帝纪》载：元嘉元年（151年）夏四月“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永寿元年（155年）“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灵帝时，盖勋“领汉阳太守。时人饥，相渔食”（《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就连夫妻也有相食、产子也有杀掉的：灵帝建宁三年（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后汉书·灵帝纪》）。“郑产为白土啬夫。汉末产子一岁则出口钱，民多不举。产乃令勿得杀子，口钱当代出，因名其乡曰‘更生乡’”（《零陵先贤传》）。造成这种惨状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那些腐朽的统治者。

    暗无天日的社会　人民的贫困，根本来自封建政权的暴政。而东汉末年的暴政给人民带来的不只是贫困，还有更多的凌辱、欺压、折磨以至杀戮。这一切使生活于暗无天日的东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即使不被饿死，也无法生存下去。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载：“（桓帝）即位以来，未有胜政。诸梁秉权，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选，皆出其门，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殷满其室，富拟王府，势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之下，人民只有顺从，俯首帖耳地任人宰割。贵戚、豪富以及贪官、污吏欺侮人民的手段不可枚举，如“自封君王侯贵戚豪富尤多有之，假举骄奢以作淫侈，高负千万，不肯偿责，小民守门号哭啼呼，曾无怵惕、惭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无行之人，传空引满，啁啾骂詈，昼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殴击责主，入于死亡，群盗攻剽、劫人无异”（《潜夫论·断讼》）。这些恶霸如狼似虎，有的“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后汉书·宦者列传》），有的“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后汉书·朱乐何列传》）。地方官吏更是为虎作伥，“刺史守相，率多怠慢，违背法律，废忽诏令，专情务利，不恤公事。细民冤结，无所控告……”（《潜夫论·三式》）。战争和繁重的赋税，加重了人民的苦难，“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所恃者寡，所取者猥，万里悬之，首尾不救，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民转死于沟壑矣”（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总之，广大人民群众在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之下，即使不被饿死，也无法生存下去了。

    统治者的压榨、抢掠，导致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愈来愈多的农民无法继续在本乡本土生活下去，社会上出现大批的“流民”。那些脱离土地的“流民”造成对东汉统治者的极大威胁，以至封建政府不得不屡次下令解决“流民”问题。[319]由于连年对少数民族的战争及贵族地主的无度挥霍，社会财富丧失殆尽，连再生产的可能性也愈来愈小，东汉末年社会出现一片凋零的残破景象：“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后汉书·李陈庞陈桥列传》）。由于战争和灾荒，田中缺乏男劳动力，只有一些妇女在收获几颗可怜的粮食，桓帝时因有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后汉书·五行志》）大批的壮丁被饿死、战死，社会最宝贵的财富————劳动力被无端消耗，生产停滞，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统治下，社会走到了绝境，不仅劳动人民无法活下去，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也毫无出路，整个国家在一群恶魔、淫棍、刽子手、白痴和人类的渣滓统治下，陷入无可缓解的危机。

    本章小结

    东汉王朝的腐败统治，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对：士大夫、知识分子和下层————主要是农民群众。前者虽然有制造舆论、品评臧否的能力，但实际却脆弱得不堪一击。“党锢之祸”是历史上对知识分子正直、气节和豪爽精神的一次致命的打击。从此，古代的那种抚尸吊友，慷慨悲歌的侠义之风，距知识分子愈来愈远了，善于见风转舵之徒，高唱颂歌，不愿同流合污之士，寄情山林。“党锢”之所以可悲，不仅在于一些敢于同当权的腐朽势力斗争的知识分子被杀，而且在于知识分子中的这种精神被扼。善于思索的知识分子被暴力镇慑得不敢开口，统治者的目的已经达到，“党禁”自然解除。改变东汉王朝的腐败统治靠这些人显然无望。但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却以有力的行动，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