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欧风美雨驰而东

    1902年2月，《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说过：“我们在‘暴乱’（指义和团运动————引者）中并无所失。而事实上我们的威信大增，我们敢肯定地说，多少年来我们在北京或在中国的地位，从未象今天这样高。我们与清朝官员的联系从未象今天这样密切。”(1)他以一个西方记者的观察，说明了20世纪开始时中外关系的一种重要变化。这段话使用了两个“从未”，反映了历史的比较和联系。在19世纪，战争贯穿了中外关系。这种由战争推动的民族交往从来不会是甜蜜的。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京，既表现了外来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暴力摧毁民族藩篱，也表现了中国地主阶级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建千疮百孔的民族藩篱。冲击和抵拒存在于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之中。因此，来自西洋和东洋的形形色色之物既在步步深入中国，又不能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辛丑条约》是一个大变。它压碎了地主阶级本已变得十分脆弱的民族心理防线。“深宫之默许，政府之密约，疆吏之暗失，使臣之阴从，怪怪奇奇不可思议之约章，虽非草野寡陋不晓朝事者所可根究。然一则曰，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非皇皇之圣训乎；一则曰，与其与奴隶不如赠朋友，非良相之嘉谟乎。”(2)于是，藩篱既失之后风雨难蔽难挡。外来的东西从四面八方源源而入。作为一种摹状其态势的观念，这个时候出现了“欧风美雨”一词。

    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

    一、“莽莽欧风卷亚雨”

    1840年以来，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西艺西政曾依次成为中国人概括外来之物的用语。这个次序反映了认识的逐层深化。但在这些称谓里，外来之物仍然是具体之物。而“欧风美雨”则并不一一而指言其物。在一片风雨之势中，来自异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急速地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人们在目不暇接中已经无法历历而数之，从容而名之了。产生于20世纪初的这个新词，兼具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以精炼的方式表达了千言万语，推其原始，这一新词大概最早出自蔡锷之手。1902年2月，他在《军国民教育篇》中用“欧风美雨之震荡”来形容那个时候的局势。稍后，梁启超的诗中又有“莽莽欧风卷亚雨”(3)之句。他们师徒两人用相同的语言表达了一代中国人相同的观感，因此，数年之内新词转成熟语。沪地报关业公所落成之初，曾以文记其由来，叙商界之事而忧国家之事，发抒心怀说：“溯自海禁大开，欧风美雨之浸淫我东亚大陆者，盖有日矣。”(4)在信手拈来中写出了20世纪初年舆论的惯调。

    上海女子天足会集会

    欧风美雨包含着凶暴的腥风血雨，也包含着润物无声的和风细雨。与前者相比，后者没有留下那么多的伤痛和敌意，但风吹雨打之下，却浸泡了千家万户。它积累于《辛丑条约》之前，而在《辛丑条约》之后大作其势。沿海口岸在19世纪最早承受西洋物事的“东渐”，在20世纪初也最早承受欧风美雨的洗沐。清末的《上海县续志·序》不胜其感慨地说：“上海介四通八达之交，海禁大开，轮轨辐辏，竟成中国第一繁盛商埠。迩来世变迭起，重以沧桑，由同治视嘉庆时，其见闻异矣。由今日视同治时，其见闻尤异矣。更阅数十年，人心风俗之变幻必且倍甚于今日。”这种变化正是洋物侵蚀和影响结果。它们无分贵贱地进入了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在不知不觉中改造了人们的日行起居。于是，贴近洋场的地方便首先开始了移风易俗：

    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其色青黑，以铁片擦之，即有火星射出，与纸吹相引而生火，人家莫不备之；光绪乙未、丙申之际，始改用火柴，俗称“自来火”，为欧洲输入品。夜间取光，农家用篝（俗称油盏），城镇用陶制灯檠，家稍裕者，则用瓷制或铜锡制者，有婚丧事，则燃烛，光绪中叶后，多燃煤油灯，而灯檠遂归淘汰。洗面擦身之布，旧时多用土布，有用高丽布者已为特殊，其布仿于高丽，质厚耐久，自毛巾盛行，即下至农家，亦皆用之。洗衣去垢，曩日皆用本地所产皂荚，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遂无有用皂荚者。计时之器，仅有日晷仪，用者亦不多，购买外洋钟表者尤为稀少，自轮船、火车通行，往来有一定时刻，钟表始盛行。箱箧之类，乡间盛行板箱，中上人家则用皮制者，嫁妆内所备多用朱漆，余则用广漆；光宣之间，西式提箱仿造于沪地，于是旅客多购用之。(5)

    （衣服之制）光绪年又渐尚短衣窄袖，至季年，马褂不过尺四、五寸半，臂不过尺二、三寸，且仿洋装，制如其体。(6)

    租界均有电灯，英界尤多，如星罗棋布然。晚间照耀，无异白昼，颇便行人。近年（光绪三十三年）以来，南市及制造局亦已装设。……电车，光绪三十三年创行，后又有无轨者。(7)

    在生活方式改变的同时，生产内容也渐次发生了变化：

    光绪中叶以后，开拓市场，机厂林立，丁男妇女赴厂做工。男工另有种花园、筑马路、做小工、推小车。女工另有做花边、结发网、粘纸锭、帮忙工。生计日多，而专事耕织者日见其少矣。(8)至清末民初之际，嘉定东南部“因邻近租界之故，改艺蔬菜以应供求者尤多”，上海县则植马铃薯，“盖自爪哇传来，佐西餐中之肉食”(9)；宝山县则种洋葱“以销售申地，为西餐主要物”(10)。随之而来的另一种变化是世风人心离古道越来越远：

    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此又昔之所未见者也……自租界北辟，男以鬻贩营生而奢华渐启，女以纱丝工作而礼教鲜存矣。(11)

    （声气远播之后）内地妇女之妄想自由，误用自由者，遂相率至沪，父母丈夫不能阻也。(12)

    在这个过程里，正是来自西方的商品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它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当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之后，它同时成了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了。旧与新，中与西，于是乎难分难割。在沿海口岸，这种变化较多地包含了19世纪的积累，因此，比较起来，富有传统色彩和国粹意味的北京社会在欧风美雨冲刷下的变化更直接地说明了20世纪的特点。

    1909年，有一个署名“兰陵忧患生”的人写过《京华百二竹枝词》，用咏叹画出了《辛丑条约》之后首善之区的社会面面观。其咏女学生曰：

    或坐洋车或步行，不施脂粉最文明。衣裳朴素容幽静，程度绝高女学生。

    其咏报馆曰：

    报纸于今最有功，能教民智渐开通。眼前报馆如林立，不见《中央》有《大同》。（《中央》、《大同》均当时报纸名称）

    其咏刑场曰：

    当年弃市任观刑，今日行刑场筑成。新旧两般都有意，一教警众一文明。

    其咏银行曰：

    但于国计民生便，善法何嫌仿外洋。储蓄、交通均有益，巍然开设几银行。

    其咏纸烟曰：

    贫富人人抽纸烟，每天至少几铜元。兰花潮味香无比，冷落当年万宝全。

    其咏打球房曰：

    韩家潭里好排场，谁说高楼让外洋。请向报端看广告，北京初创打球房。

    其咏前门外陕西巷饭店曰：

    菜罗中外酒随心，洋式高楼近百寻。门外电灯明似昼，陕西巷深醉琼林。

    其咏马路曰：

    一平马路真如砥，信步行来趣更奢。眼底耳根两清静，从今不见破骡车。

    其咏新式衣裳曰：

    新式衣裳夸有根，极长极窄太难论。洋人着服图灵便，几见缠躬不可蹲。(13)

    这种景象不但是一百年前的北京人所不曾看见过的，而且也是首开自强新政的第一代洋务人物所没有看见过的。在欧风美雨飘打下所呈现出的类似景象决非仅见于上海和北京，这在当时的中国南北带有较大的普遍性。以服饰为例：1912年6月27日《大公报》在描述天津女子服饰时写道：“有剪了头发穿件长衫戴顶洋帽的，也有秃着头洋装的，这是剪发的一起。不剪的呢，大半不梳辫子啦，有梳在两旁边的，梳在后头的，有知百个式样。”同年8月20日《时报》刊载的《苏州之士煞》一文，对苏州人士的装束评论说：“绸伞高擎足踏革履之女界学生华丽煞”，“马鞭高挥自穿之将弁人材气焰煞”，“草帽高带口衔雪茄之少年学生时髦煞”。当时，上海已成为全国服饰的中心，巴黎的时新服饰，在三四个月后就会流行于这里，各地又追踪上海。即使南京、苏州、北京也都昂首以瞻。咏叹者在描述中流露了一种品其味而乐之的意思，纪实之外，更反映了身历其境的人们已惯见此情此景，而不以新奇为怪。

    北洋女子公学师生合影

    流行于这一时期的“文明”一词，以其特有的模糊性和包容性罗括了种种旧俗之外的新事，使外洋飘来的东西在朦胧中减杀了腥膻气和夹生气。比之19世纪，“以夷变夏”这个古老而又刺激过许多人神经的命题似乎已经在国人的灵魂和感情中越来越淡化了。

    俗与礼相连，在一个久以礼教立国的社会里，饮食、衣冠、住行都积淀着伦理文化特有的意义。因此，“易俗”虽始于一物一事之微，而风起于青萍之末，不会不撼动圣人制作之意。

    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礼堂所备证书（有新郎、新妇、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姓名），由证婚人宣读，介绍人（即媒妁）、证婚人、男女宾代表皆有颂词，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14)在这种场合，旧式婚礼以繁文缛节赋予男女双方的“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15)的宗法意义和功利主义已被西方的个体本位意识所替代。于是“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婚）礼者，礼之本也”(16)的礼教命意渐无依傍。清末民初之际，这一类始于变俗而终于变礼的现象是多见的，治风俗史者至有“婚丧失据”之叹。出现在这个过程里的东西未必全是值得赞美的：“在昔闺中韵事，曰焚香读书，曰燃脂写韵，今则悉以吸烟代之。吾人如涉足梨园及游戏场所，可见粉白黛绿者流，十之七必以纸烟实其樱唇，恣吸若狂，而昔人之所谓口脂香者，悉变为烟臭矣。”(17)新式的“臭”当然不会比旧式的“香”更好一点儿。但作为那个时候世态的一面，它同样记录了礼俗在欧风美雨飘打下的弛跅和剥落。

    二、哲学、电影、戏曲、小说

    在20世纪初期，欧风美雨对中国人的影响最可观地表现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方面。哲学思想更概括，文化艺术更凝固。因此，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适足以说明西学深入中国社会的程度已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中国学术向以经史子集分门类，本无“哲学”名目，梁启超亡命海外，初入此道，译为“智学”。而曾不数年，学界之晚生后学已能侃侃论之了。1903年，有个叫张继煦的人在《湖北学生界》作《叙论》，说：“西人之学，由虚而渐趋于实。欧洲中世以前，宗教家以其凭空构造之谬论，风靡一世，其腐败宁有愈于吾之今日。乃哥白尼之天文学出，而学界一变；培根倡格物之说，而学界一变；笛卡尔倡穷理之说，而学界又一变。迨至今日，科学大盛，而宗教几乎息矣。且其实学之阶级，犹有可证者，唯物主义昌则唯心主义微，天然之哲学进而为轨范的科学，人道学派进而为实科学派。”(18)这段话虽然所论仅及皮毛，但它勾画西方近代哲学思想衍变的扼要轮廓，却大体是不错的。

    在西方哲学东来的过程中，不同的知识分子选择过不同的学派和思潮。以译述《天演论》而得名的严复着意的是用英国经验论旨趣说“名学”，推崇归纳逻辑，多实证精神和理性色彩。而同时的王国维则在理性哲学和唯意志论之间表现了一种“信”与“爱”不能同一的苦恼：“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19)这种矛盾意态虽产生于学理的歧义，但正曲折地反映了那个时候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西方哲学中张扬主观精神的一面。

    《哲学提纲————灵性学》

    哲学体现了特定的时代精神，当一个民族处于深重忧患之中的时候，外来的精致思辨是不容易找到生根之地的。因此，20世纪初期，更多的西方哲学读物皆由日文转译，而人生论、社会论之作远过于形而上的知识论。萧一山作《清代通史》，曾感叹“又陵（严复）介绍西洋文化，绝无笼统肤浅之弊，独惜当时正在东洋留学生之稗贩狂潮中，竟未能发生交流之作用，殊可慨矣”(20)。他惋惜“稗贩”淹没上品，严复在这个时候所译的《穆勒名学》、《名学浅说》一类富于理致的作品没有像《天演论》那样发生很大影响。然而学术的历史是由社会的历史规定的，与“名学”（逻辑）相比，中国社会更需要可以用于为民族寻路的哲学，粗糙的“稗贩”，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其原因盖在于此。

    于是，以借鉴为动机，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西方哲人开始陆续来到中国。几千年来只知道以孔孟程朱之是非为是非的知识分子们开始知道世界上还有底得娄（狄德罗）、拉柏特里、笛卡儿、卢梭、康德、叔本华及其种种关于人生的学说。1902年，16岁的柳亚子“读卢梭《民约论》，倡天赋人权之说，雅慕其人，更名曰人权，字亚卢”(21)。而邹容撰《革命军》，更寄意于借欧西“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22)。

    哲学切近事功是近代中国的一种特色。因此，西方哲学思想在化人的同时又会使自己社会化、广义化，并与政治学说汇融。积流播而成风气，遂开五四时期各种各样新思潮的先河。

    如果说，哲学思想影响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群体，那么文化艺术的变化，则直接影响了三教九流中的芸芸众生。所谓文化艺术，一种是指电影。《上海研究资料（续集）》记述说：

    追溯极原始的电影（幻灯片）在上海最早公映的记录，乃系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三日（清光绪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及十七日）颜永京氏在格致书院的映演世界集锦；但这是业余性质的，而且仅偶一为之，所以发生的影响并不大。到了一九〇三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开始在上海以放映电影为营业，才奠定电影放映事业未来发展的基础。

    电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它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的虚拟、夸张，具有如历其境的真实感，能直接刺激人的感官。因此“此项新兴的艺术，实能引起极多数人的爱好与欣赏”(23)。其实，艺术的形式和艺术的内容在这里是不容易分开来的。在中国人能够自摄电影以前，所谓“爱好与欣赏”，当然包括了观赏者对影片所呈现域外风物和情趣的感受。

    另一种是新式戏剧。新剧最早出现在上海舞台是19世纪的事。以外国侨民为演员而以外国名剧为蓝本。出身于显宦家庭的孙宝瑄在1902年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当天观外国剧的感想：“西人之剧，男女合演，其裳服之华洁，景物之奇丽，歌咏舞蹈合律而应节。人问其佳处何在？余曰：无他，雅而已矣。我国梨园，半皆俗乐，西人则不愧为雅奏。”(24)这种啧啧称羡的比较，说明了上流社会对新剧的接受和欢迎。但西方演员或旅华侨民在中国登台演戏毕竟不是那个时候的常态。因此，西剧虽能使人耳目一新，但影响毕竟不大。它真正为人注目而能发生影响则是在20世纪初。那个时候，成批出洋回国的留学生，特别是日本留学生，把国外的戏剧形式带回中国，加以改编，在一些新式学校里首先演出。“这无非受着西风东渐的影响，因为西洋人把戏剧认作社会教育，有觉世牖民之功，演戏的什九是有知识的大学生。”(25)

    引入新剧者的初志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但别开生面之后，境界动人眼目，遂为其他剧种所移植，并终于搬上了舞台。其间，一部分热衷于藉戏剧以警悟世人的知识者和革命者曾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以粉墨为生涯，以当时人演当时事。于是在传统的“优伶”戏班之外，产生了一种面目不同的新式剧社。他们没有时俗的江湖气，而多慷慨激昂的志士情态。1907年到1911年之间，著名的进化团和春阳社先后演出过《秋瑾》、《徐锡麟》、《革命家庭》、《爱国血》、《东亚风云》、《共和万岁》、《黄鹤楼》等剧目，皆以反映当时政治情绪为宗旨。与电影相比，新式戏剧一开始就更贴近中国人的时务。(26)这种新剧，在辛亥革命后称文明戏，后来遂称话剧。

    在新剧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布景，并影响了旧式舞台的构造。当时人描写十六铺新舞台曰：“台屋构造，半武欧西。有三重楼，可坐数千人。皆绕台作半圆式，台形亦如半月。未开演时，亦垂以幕。”(27)其描述详尽正反映了一种由衷的新鲜感。惯见茶园与戏院合一，以嘈杂喧闹为乐的中国人，一旦置身其间，其情趣当然大不一样。这种明显的比照，对于旧式戏剧是一种冲击和刺激，由此促发了传统戏剧的改良。上海先得风气，旧剧多效法机关布景，与北地气派渐异，“海派”一词于是乎出。

    在电影和新剧出现的同时，小说也开始脱出了旧轨。鲁迅曾说：

    光绪庚子（1900年）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28)

    一时说部群出，《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尤为状写社会百态而能道其形相者。“小说家者流，自昔未尝为重于国也”(29)，而一变为以谴责社会为能事，这不仅是文人习气的变化，而且是时代观念的变化。1898年，梁启超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民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他称这种小说为“政治小说”，并热心呼唤它们在中国出现。(30)其言不无过夸，然而以西方政治小说与中国谴责小说相比，两者命意确乎有相同的一面。如果说这还只能算是两者间>接的中西感应，那么林纾“耳受而手追之”，以古文义法译欧美小说“一百五十种，都一千二百万言”(31)，则通过悲欢离合的故事，直接搬来了西方的家庭伦理，人情民性和喜怒哀乐。在出现过诋洋为鬼和奉洋若神心理的中国，这些东西无疑会使西方人因之而减去许多“鬼”气和“神”气。其移人观感于无形，比之百千论说更有影响。翻译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正是发始于这个时候的。虽然林纾本人不过是一个半瓶子的新派，但后来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一辈人却多半受过林译小说的熏陶。(32)所以，胡适后来论中国文学五十年之间的变迁，称林纾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

    林纾

    此外，诗歌、绘画都在欧风美雨中发生了新旧嬗变。艺术形式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一面，它以特定的视角反映民族心理的变化和民间情趣的变化。

    三、复杂的社会心态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的变化，既有和风化雨之中的自觉吸收，也有风雨交作下被迫的吞咽。以“风雨”指物，本来包含着多重内容，因此，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于欧风美雨有着一种十分复杂而且矛盾的心理。对这种心理剖而论之，大体可以分析出三层意思：

    （一）紧迫与忧虑交集。20世纪初年，秋瑾预为“光复军起义”作檄文，切言“欧风美雨咄咄逼人”(33)，有时不我待之慨。同一时期，陈天华在《警世钟》里所说的“帝国主义何其雄，欧风美雨驰而东”；高天梅在《路亡国亡歌》里所说的“诸君知否，欧风美雨横渡太平洋，帝国侵略主义其势日扩张”(34)，都抒发了相同的感受。这一类言辞出自具有革命思想的人之口，意在警悟世人，唤起觉醒。它们表达了紧迫与忧虑交集，然而又不乏民族自强的信心。这些人目睹欧风美雨的驰逼，但他们立论，并不就风雨而论风雨，推其祸始，莫不指矢于满族人的君权。“彼国傥来之物，初何爱于我辈？所何堪者，我父老子弟耳，生于斯，居于斯，聚族而安处，一旦者瓜分实见，彼即退处藩服之列，固犹胜始起游牧之族。”(35)因此，欧风美雨压力下所产生的首先不是排外情绪而是反满意识。民族矛盾催化了民族革命。

    《国粹学报》

    （二）悲怆和恐惧。以主编《国粹学报》而在当时的舆论界标张一帜的邓实强调的是“欧风美雨，驰卷中原，陆沉矣，邱墟矣，亡无日矣”(36)。他愤憾于故家旧物在风雨中的沦亡。与之同调的还有《江苏》第七期的一篇文章：“欧风吹汝屋，美雨袭汝房，汝家族其安在哉！”这些言辞表达了痛哭流涕的悲怆感情和亡国灭种的恐惧心理。它们反映了《辛丑条约》之后的民族危机，从而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欧风美雨中包摄的腥风血雨的抵抗。这一类感情，常常使他们的爱国主义表现出归复旧物的倾向。于是，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中产生了“国粹”一词：“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是故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37)这些人并不是旧日的顽固党，但他们却把民族复兴的希望更多地寄托于“古学”的复兴：“学者乎！梦梦我思之，泰山之麓，河洛之滨，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如有一二书生，好学信古，抱残守缺，伤小雅之尽废，哀风雨于鸡鸣，以保我祖宗旧有之声名之物，而复我三千年史氏之光荣者乎，则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十五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二十世纪也。”(38)国粹会使人具有强烈的种族意识。他们中不少人因种族意识而倾向反满革命，也因种族意识而藐视所谓“醉心欧化”者。

    唐群英

    （三）在欧风美雨中创造中国的近代文明。宁调元说“十年前是一重囚，也逐欧风唱自由”(39)；唐群英说“文明未播中原种，美雨欧风只自嗟”(40)。这些言辞表达的不是恐惧，甚至不是忧虑。由“重囚”到“唱自由”，讴歌了欧风美雨的思想解放作用；因文明未到中原而“自嗟”，流露了欲得未得的向往和惋惜；自励于“欧风美雨造英雄”则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志士有心追蹑欧美的怀抱。它们反映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欧风美雨中近代文明的欢迎。这些人与坚守国粹的人们有着同样多的民族主义感情，但他们同时又贴近和感应了世界潮流。两者的同一，使他们把民族的振兴寄托于民族的近代化。

    这三个方面的意思富有代表性地抉出了欧风美雨中包含的不同内容，并显示了那一代爱国者忧国忧民的情感和心怀。三者各有宗旨，但都是语重心长有感而发的。其中，就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方向来说，最积极而有意义的是最后一种。古老的中国在近代百年能曲折而持续地前进，正是最后一种心态见诸行动的结果。时代把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同欧风美雨融于同一个过程。因此，腥风血雨与和风化雨留下的痕迹都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近代历史的一部分了。

    【注释】

    (1)[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216页。

    (2)《中国灭亡论》，见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80页。

    (3)梁启超：《奉酬星洲寓公见怀一首次原韵》，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9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4)《报关业公所落成记碑》，见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4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5)《嘉定县续志》，卷5，风土志，引自《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343～3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重辑张堰志》，卷1，区域志，同上书，331页。

    (7)《上海乡土志》，第146课，电灯；《上海小志》，卷3，交通，同上书，335页。

    (8)《法华乡志》，卷2，风俗，同上书，336页。

    (9)《真如志》卷8，礼俗志；《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引自《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37页。

    (10)参见《宝山县续志》卷6，实业志，同上书，38～39页。

    (11)《青浦县乡土志》，卷29，风俗；《彭浦里志》卷1，疆域志上，风俗；同上书，336页。

    (12)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北京，中华书局，1960。

    (13)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119～12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

    (14)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5册，19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5)《礼记·昏义第四十四》。

    (16)《礼记·昏义第四十四》。

    (17)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3，213页，上海，上海书店，1986。

    (18)张继煦：《叙论》，载《湖北学生界》第1期。

    (19)王国维：《静安文集·自序二》。

    (20)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2031页。

    (21)《柳亚子文集》之《自传·年谱·日记》，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2)邹容：《革命军》，见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653页。

    (23)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533、532页，上海，上海书店，1984。

    (24)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469页。

    (25)钱化佛述，郑逸梅撰：《三十年来之上海》，15页，上海，学者书店，1947。

    (26)参见上海文化出版社编：《上海掌故》，21～23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

    (27)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1263页。

    (28)《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第8集，239页。

    (29)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30)参见上书，14页。

    (31)参见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189页。

    (32)参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01页，北平，人文书店，1932。

    (33)秋瑾：《光复军起义檄稿》，见《秋瑾集》，21页。

    (34)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5），112页。

    (35)《光复军起义檄稿》，见《秋瑾集》，21页。

    (36)邓实：《中国地方自治制论》，载《政艺通报》1904-03。

    (37)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见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52页。

    (38)邓实：《古学复兴论》，同上书，60页。

    (39)宁调元：《感怀诗》，见《近代诗选》，46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40)唐群英：《绝句八首》，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6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