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罗庸讲儒学

    儒家的根本精神

    一个民族的文化，必有其根本精神，否则这个民族便无法存在和延续。中国民族，两千多年以来，虽然经过许多文化上的变迁，但大体上是以儒家的精神为主。所以，中国民族的根本精神，便是儒家的根本精神。

    儒家的根本精神，只有一个字，那就是“仁”。《说文解字》说：“仁，相人偶也。从二人。”[1]这个字在西周和春秋初年，还没人特别提出来当作为学做人的标目。到了孔子，才提出来教弟子。所以《论语》一部书里，弟子问仁的话特别多，孔子许多不同的答话，对仁的义蕴，也发挥得最透彻。仁就是孔子的全人格，两千多年以来，中国民族共同的蕲向，也便是这仁的实践。

    《论语》里记孔子论仁的话，最简单扼要的莫如答颜渊的一句：“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就是克去一己之私，复礼就是恢复天理之公。因为人性本善，人格本全，只为一己的私欲所蔽，陷于偏小而不自知，便有许多恶行出现。有志好学之士，欲求恢复此本有之仁，便须时时刻刻做克己复礼的功夫。及至己私克尽，天理流行，自己的本然，也就是人心之所同然，自己的全体大用，也就是宇宙的全体大用。则天下不期同而自同，不期合而自合，所以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但这为仁的功夫，只在日常的视听言动之中，并非在生活之外，别有所事。所以颜渊请问其目，孔子答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因为“闲邪存诚”，是克己的根本功夫；学而时习之，也便是实习此事。到了大段纯熟绵密，便可以“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达于君子的境界了。颜渊在孔门是最纯粹的，所以孔子称赞他：“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其心三月不违仁。”“吾见其进，未见其止。”其实颜渊的得力处，只是让一息不懈地做收敛向里的功夫。这才真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了。

    克己的功夫，第一在寡欲，《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一章，说得最亲切。因为一切的欲，都是由躯壳起念。心为物累，便会沾滞私小，计较打量，患得患失，无所不至，毁坏了自强不息的刚健之德。所以孔子批评申枨，说：“枨也欲，焉得刚？”又说：“刚毅木讷近仁。”盖不为物累，便能洒脱摆落，活泼新鲜，使生命成为天理之流行，与宇宙同其悠久。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能克去外诱之私，便能深根宁极，卓尔有立，所以木有似于仁。孔子称赞颜渊，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盖心不外驰，自然有此气象。孔子和左丘明都是讨厌“巧言令色足恭”的，就因为他“鲜仁”，所以仁者必讷。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曰：“其言也，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乎？”因为仁是由力行得来的，所谓先难而后获，所以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到此才知一切言语，都是浮华了。

    克己的最后境界是无我。《论语》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是揣量，必是武断，固是固执，都是意识所行境界中的妄念，因为私欲作主，便尔执持不舍，攀缘转深，把一个活泼无碍的生命，弄得触处成障，而其总根源都由于有我。因为我是因人而有的，人我对立，便是自己浑全之体的割裂，缩小，割裂缩小，便是不仁。所以克己不但要克去外诱之私，而且要克去意念的妄执；不但要克去意念的妄执，而且要克去人我共起的分别见。到了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大用现前，人我双泯，体用不二，天理流行，这才真是复礼，真是得仁了。

    孟子教人在怵惕恻隐之发见处识仁，因为仁以感为体，他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寂然不动便是静虚，感而遂通便是动直。内外无隔，有感斯应，如水就下，如箭在弦，所以仁者必有勇，仁者必敏。静虚之极至于无我，则死生得失不介于怀。动直之极至于自他不二，则不达于得仁不止。所以君子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是极从容自然的事。到此境界，只有内省不疚，是唯一大事，此外都无忧惧，心境自然坦荡平愉了。

    无忧无惧，便是知命乐天，孔、颜乐处在此。到此境界，岂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直是素位而行，无人而不自得，圣人之从容中道盖如此。然究其极，亦只是做到了尽心率性，并非于人生本分外有所增加，极高明亦不过道中庸而已。

    这便是儒家的根本精神。我民族二千年来涵濡于这精神之中，养成了一种大国民的风度。那便是寡欲知足、自强不息、爱人如己、敏事慎言的美德。我民族所以出生入死，百折不回，屹然立于不败之地，全靠了这一副哲人精神为其自信力。发扬这一种精神，便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信念，是我民族的责任，应该当仁不让的。

    周礼与鲁礼

    我们平常读《论语》，常常见到孔子对于周公是非常地赞美。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为什么孔子要盛赞周朝呢？因为周的文化，实际上就是儒家的理想。中国的文化，自夏以来，一向是以农业为根据的，大禹会治水，便是一个说明。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夏朝的文化，是以农业为主的。殷朝的文化，特点是工商业，所以现在一般人，还称经商的人为“商人”。不过到了商的末叶，农业也很发达。周本来不是农业民族，但到了周变为农业民族。从历史的眼光看来，一个民族，从游牧变为农业民族，这实在是文化上一大进步。中国自周起，奠定了农业社会的基础，这对以后文化的发展有莫大的贡献。大概说来，凡是农业社会，其特点有四：（1）地址固定；（2）有家庭组织；（3）有宗法制度；（4）实行封建制度。

    政治方面，自君主以至诸侯，多为血统关系。社会组织的伦理，便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有人曾把西洋的封建制度，来比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是很大的错误。因为中国的社会，大体上说，是以伦理为中心的，家庭亦然。所以中国的社会，不能以法治，只可以礼治。因为这种制度，系建立在人与人的情感之上的。中国的文化与西洋的文化不同便在于此，维系中国社会的，并不是法，而是礼。周代的社会组织，是以此为根据的。根据这一点，便将一切制度，建立在宗法伦礼的“礼”上。我们知道，周代的婚礼，是非常隆重的，说中国不重视女权，从过去看，实属不然。例如男子当娶，必须到女家亲迎，并且还要替女子赶车，这些都是尊重女子的表征。现在也有人说，这是掠夺婚姻的遗迹。倘若论周朝文化的伟大，就在于能熔各代文化于一炉，给予新的意识。这是周的特点。而且礼乐相联，造成一个统整的社会制度，这实在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特点，也便是奠定以后各代文化的基础。直到周东迁以后，周朝文化的熔合性的光辉，才逐渐减退。其中只有鲁国，尚能保持周代文化的整体。周以后，鲁人保留周代文化为最多。春秋以后，人们仰周之余威，便视鲁为具体而微的“周朝”。故后人常以周公和孔子相提并论，实因孔子与周，有文化上的共鸣的缘故。

    周朝的文化，到了春秋战国，从重礼义一变而为重利害。这个时候，人的本性，日趋于下。孔子当日看到此种情形，甚为担忧。因为当时的社会，存在三大危机：（1）统一的政权崩溃；（2）国内社会组织的混乱；（3）文化的变化和变质。

    孔子大声疾呼，希望能够力挽狂澜而谋安定，是因为过去周礼所表现的是人类正常的心理，此后即变为反常的发展。那么，人的精神上的礼法，便要从动摇而至于崩溃。这种情形在孔子时代极为显著，这便是孔子急于作《春秋》的动机[2]，以为文化既已逆转，则人类将恢复到历史兽性的时代。为了扭转此种丑恶现象，唯有恢复周朝的礼乐。但这不过是一个理想。因之退一步主张恢复人性，认为人性可以恢复，则天下尚有可救，所以孔子晚年的思想，多从哲学上发展，尤以读《易》为主。所以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晚年研究哲学，启发人性，即以“仁”为中心。到了孟子，主性善，不唯把孔子的哲学发扬光大，而且除“仁”字之外，更加“义”字，便成了“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儒学，于是中国文化从“礼乐”而为“仁义”了。孔子以前，学在官守，孔子以后，学在私门。学在官守时，提倡礼乐尚有依据；学在私门时，既无以兴礼乐，则唯有讲“仁义”而已矣。这便是由周公到孔子的这一段变迁。

    孔子与颜渊

    孔子是最不容易讲的伟大人物，他在中国历史上及中国文化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历代人对孔子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反对孔子也由来很久，在《庄子》《墨子》书里，就有反对孔子的学说。一个伟大的哲人，看的人所取的角度不同，认识也就不同。比如讲孔子就可以有：（1）孔子与周公；（2）孔子与颜渊；（3）孔子与孟子；（4）老子与孔子。四种讲法，我取第（2）种。

    宋人程、朱，喜欢谈“寻孔颜乐处”。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又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宋朝以后的人，喜欢将孔、颜连在一齐来讲，这是很可注意的。

    孔子一生的志愿，是使周公的事业发扬光大，所以非常重视鲁国。他全部学问的中心问题，注重在礼。我们只要读《礼记》的《曲礼》《檀弓》，便可见礼的条目很繁琐，尤其是丧礼，墨子就是反对孔子的礼。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云：“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也是说礼的繁琐。孔子处在当时的环境里，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便想用一种教育方法，实现政治的理想。孔子在六十岁以前，是从事政治，注意教育，六十岁以后，整个献身在教育事业上。弟子三千，成名就有七十二贤。在弟子中，只有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其他弟子不如颜渊那样被孔子赞叹不已，所以孔、颜合看，是很能得到真相的。

    我们上次讲周代文化，同农业自然是非常地接近。就好似工业文化同机器是接近的。农民终日在田里，人与自然来比，自然太伟大，人太渺小了，所以人没有力量同自然争衡。中国人靠天吃饭的观念便来于此。愈觉得自然伟大，愈觉得个人渺小，这样就产生宗教，宗教观念再演变，就成为后来的哲学。老子的思想也是这样产生的，照道家的思想来看，自己既然渺小，就该一事不做，任天而行，这样自然就是我，我就是自然，自然与我合而为一。儒家则不然，是扩大自己的人格以求同天，而《易经》所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使是孔、颜的共同点。

    庄子对孔子批评得最厉害，他也是反对孔子最激烈的人物，另一面却赞美颜渊，庄子在《人间世》讲颜渊的心斋那一段文字，非常重要。在这里，孔、颜同天的精神，又是道家所承认的。

    先讲孔子。要认识孔子，应该由历史着手。那时，国际变迁非常激烈，孔子便生在这恶劣的社会环境里。他不是鲁国人，他的父亲叔梁纥，母亲颜氏。以我的推算，他是从宋国迁到鲁国，不过已有七十多年。只要读《礼记》的《檀弓》就知道孔子对宋国的感情比鲁国还深。孔子一直到死也没有忘却他是殷人之后，却微服而过故乡，因为他的观念同当时人不同。孔子着眼在整个人类的文化，他最高的理想是“仁”，在《论语》里，孔子对“仁”发挥的意义最多。孔子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早年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四十岁开始收弟子，曾和鲁昭公到齐国避难；五十岁时，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后做到司空，再升为大司寇，有夹谷之会摄相事。孔子在政治上、外交上成绩是卓越的。又派子路为季孙氏家臣，隳三都，借此削弱三家的力量。鲁定公对孔子言听计从，其后齐人归女乐，孔子便周游列国。在卫国住得最久，因为卫国保存着周文化，在礼乐方面的收获很大。陈国是很小的国家，但接近楚文化，孔子到陈后，又想到晋国而未成。他的旅行可以说是文化的考察。由五十岁一直到六十岁都是在外边游历，回国以后，七十三岁卒于家。《论语》这部书，是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载孔子最主要的著述，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欲明孔子各方面的成就，非细心研究《论语》不可。

    在《论语》里，有一段孔子的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段话道理精深博大，不容易讲，他给我们清清楚楚的启示：做学问的功夫，要自己向内，才能有所成就，不应向外驰求。在孔门弟子中，能拳拳服膺于“仁”的只有一个颜渊，他只管自己教育自己，充实自己。孔子赞扬他道：“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失。”另一个弟子子张，他的精神是向外发展的。曾子这样批评他：“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仁矣。”孔门的教育是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完成自己。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学什么呢？即是立于礼。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四十而不惑”，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即是判别事物的力量，已经通透于事理，无所疑惑。“五十而知天命”，此天命即《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知天命即宋儒所谓“见性”。“六十而耳顺”，朱注谓：“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这种境界是很不容易达到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矩亦礼也。这种境界很高，很不容易达到。圣人达到了这种境界，人的生活同自然合而为一，到了这种境界，时间与空间都没有了。圣人的生命，虽然不能永远存世，而大地一日不绝灭，圣人之道就永存于世。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如果你一天得道，就是你一天没有死。同宇宙一样地不会消灭，这种最高境界，不是渺小、自私的人所能达到的。可见圣学之不容易学，就在于此。怎样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只有好学。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再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是孔子终日不息的好学精神。

    宋儒训学为效，王阳明则训为觉，程朱、陆王的异同就在于此。朱子一生的学问，就是在格物穷理，即“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孔子好学，没有一分钟、一秒钟的放掉，这便是自强不息。不息的意义是自然宇宙本来具有，生命流行本来没有一分钟、一秒钟停息的。譬如电灯片刻性熄灭，我们就感觉不方便。人的身体也是片刻不停息，人应该这样教育自己，假如以为力量不够就不努力向学，这便是生命的哀息。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克服自己的懒情，发愤自强自立，这样就是君子自强不息的功夫。孔子不许人有一秒钟的偷懒，在孔子眼中不允许有丝毫的夹带，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都要透明、透亮，没有一分隐藏。在孔子弟子中，也只有颜渊深知孔子的伟大，师生彼此心心相印，最为默契。有一天，颜渊感慨地叹了一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是颜渊赞扬孔子的话，很不好懂。按照文意的次序，应该分为三段来讲————

    第一段：“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第二段：“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第三段：“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孔子深知每个弟子的程度，因材施教，慢慢地引导上路。弟子在未做学问之先，心量并不开阔，故先教以博之。这里的“文”是指“六艺”，教人最先尽量去博学，在博学方面已做过功夫，再继续做的功夫。就是把所学的消化，变成自己的能力，应用在日常生活上。孔子全部学问，只有颜渊懂得最透彻，也只有颜渊身体力行，颜渊会用功，愈用功而愈知道孔子的哲理是圆的，上下四方都照顾得到。他的学问是绝对的，也就是博大精深，丝毫不能苟且。颜渊日夜不息地用功，也没有达到孔子的境界，可是他的学问真有所得。真正会用功的人，才能体会到颜渊说的道理。他这一段话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立体的观念是向上的。孔子是这样赞叹他的：“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孔子对颜渊说：“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孔子真正认识颜渊，也只有颜渊真正认识孔子，宋儒程朱理学家喜谈“寻孔颜之乐”，就在这种师弟[3]契合的地方。

    一个富人，他没有人生乐趣，住的高楼大厦，吃的山珍海味，坐的豪华汽车，仍终日怅怅不乐，因为他的乐是向外的。真正懂得乐的人，要深刻了解生命是不息的。不息是靠好学入手。颜渊问“仁”，孔子回答他：“克己复礼为仁。——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你要每天改过自新，随时随地把自己改变成尽善尽美的完人。由这里看颜渊的学问进步真是飞跃的。一个人修养到这种境界，是永远不会衰老的。可以这样说，孔子活到七十三岁，他还是一个赤子。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孔子和颜渊正是如此。

    曾子、子思与孟轲

    中国近八百多年以来，民间思想受四书的影响很大。四书里的《大学》《中庸》，本是《礼记》里的两篇，宋儒认为《大学》是曾子作的，《中庸》是子思作的，现在我就根据《大学》《中庸》来讲曾子与子思。可以这样说：曾子是孔门最笃实的学生；颜子是孔门最聪明而又最笃实的学生。假如孔子有两个学生，一个聪明而不笃实，一个笃实而不聪明，孔子宁取笃实而不聪明的学生。在孔门弟子中，曾子的天资最愚鲁。孔子说：“参也鲁。”而曾子成就最大，得夫子一贯之道。有一天孔子对曾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的学问是身体力行出来的，同时也是亲身体验出来的。曾子的天资并不高明，而传夫子之道的就是他。《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在《大戴礼记》有《曾子本孝》等十篇，疑即《汉书·艺文志》所录。还有一部《孝经》也是曾子作的，或者是曾子的弟子记的。可见大、小戴《礼记》当中，包括曾子的书很多。《大学》这篇是在《小戴礼记》里，其价值在其他各篇之上。朱子以为经一章是孔子之言，传十章是曾子所述，以经合传，大体相符，只少了“格物致知”一段，于是加上格物补传，就是现在“四书”分的本子。

    宋以后很多人，认为《大学》没有脱文错简，就有《大学》古本之说，阳明就是主张《大学》古本的，因为本子之不同，就影响到程朱、陆王学派之不同。朱子和阳明的学问是绝对相反的，我们念《大学》首先应该注意这一点。《大学》是教人如何用功，因解说不同，效果也就不同。《大学》有三纲八目：三纲即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一套功夫，由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是容易懂的。由修身以上必须说明，《大学》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原来“正”字和“止”字同义，正字下面的止是像人的足，上面一横，表所止之处。古人学射，必须在地上画表，人的足便停止在那里，这是正字的本义。在古音上来说，正与“定”同音，正心就是定心，也就是安住其心。要一切行为都对，必须在定心上才能分别出来。怎样才能正心呢？我们要把心意弄得绝对诚实，自己不欺骗自己，一切念头都放在诚上，如饥之于食，渴之于饮，如此才不会妄想。但如何能诚实呢？那就必先格物致知才行。

    格物致知，按照朱子的讲法，就是即物穷理，遇一物即穷一物之理，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便物理大明，那就是致知。用现在的话来说，物就是事物，格就是研究，就是透彻的研究，把每件事物的道理都要格到家，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久之物物都能格，便是致知。朱子用功的方法，很接近于现代科学家治学的精神。象山则认为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天下之物那样多，永远也没有办法格完。阳明也做过朱子格物的功夫，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他格竹子之理，格了七天，格不出所以然，人也弄病了。他对朱子的格物说法，也就不相信了。照阳明讲格物，格者拒也，这物是不对之物，格物就是格其不正，以归于正，总的说来，就是把一切不正的都把它格出去。良知不为物蔽，这就是致知了。这种讲法很近于颜渊的寡过、孟子的集义，但《大学》的本意是否如此，很成问题。朱子说格物穷理，不要以为物是格不完的。人之用功，只要一路通了，则路路都通，照推理的方法知道了甲，就可以知道乙，所以颜渊闻一知十，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天下之物，样样都用功夫去研究，以有限之生命，追求无穷的学问，真是用功到死，也弄不清楚多少。我们对朱子的格物，千万不要产生这样的误解。

    现在提出《大学》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程子曰：‘亲’当作‘新’），在止于至善。”明德是什么？人类和其他动物之不同，就是人类有明白道理的性格，其他动物没有。人类就应该把其生命特别明白道理的那一部分，尽量让他发挥出来。假如他不明白这种明道的道理，可以用教育使他明白，这种叫明明德。人类与其他动物不相同的地方，中国人和外国人说法不同，外国人说：人类是高等动物，这话是不对的。在中国很早儒家就有分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类的文化与猪狗的文化不同，人类有精神文化，能创造物质文化，猪狗就没有这些，只求生存而已。人类生活的目的不仅为求生存，还有超出生存的意义。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人之可贵就在这里。人可以教育自己，同时可以教育别人，一切文化都是帮助人在做人，每一个中国人，读了古先圣贤遗言，就应该懂得这一点。这是教育第一义，这就是在明明德。明德以后，就可以新民，就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天天过他的新生活，一切懒惰、苟且都可以一扫而空，努力改造，大家能过恰到好处的生活。就如孔子答鲁定公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人都尽各人的责任，就把国家弄好了，这就是止于至善。《大学》的大意是这样，比《论语》更进一步，把孔子的学问体系化了。

    《中庸》是子思作的，在《荀子·非十二子篇》和两戴《礼记》里都提到子思，宋儒很重视子思之学。《中庸》照朱子分为三十三章，可分为几个纲领条目来讲，率性修道，自明诚，自诚明，最后条目是致中和。庸之本义是“用”，《中庸》即“中用”。怎样才使人中用，必须懂得率性、修道这一套功夫。孔子不肯定地讲性善或性恶，孔子只讲“性相近，习相远”，一个四五岁以下的小孩子，将来是好是坏，我们不可得知，人类是靠教育来改造人生，不必肯定说人性是善是恶。孟、荀分别主张性善、性恶，是他们立言如此。《中庸》第一章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是自然所赋予人或物的性。譬如茶杯不能写字，而粉笔能写字，因为粉笔有写字的性。人不用耳朵讲话，只能用口讲话，因为口有讲话的性。一个人生下来，能尽量发挥他的本性，不要中途停顿，或偏畸，这样便是完人。这在孟子叫作尽性，在《中庸》叫作率性。孟子常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做成一个完满的人。我们本来都可成圣人、贤人。不能成为这样的人，儒家认为是自己毁灭自己。所以要把率性的道理常常修明，这就是教育了。这率性的起手功夫，就是做每一件事情都不要自欺，把每一件事情都弄得确实明白，这就是明诚。不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恰到好处，这就是致中和。这些话很不容易理解。在《论语》里，孔子的弟子常问孝问仁，孔子的答复各人不同，这便是时中之用。《中庸》最高的目的，就是中用，把坏环境弄好，才是中用。“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小人就相反，小人只是自私，自私就毁灭了自己，同时也毁灭了宇宙人生。

    孟子的道理是根据曾子、子思的学问而来的。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类与禽兽的不同，在上面略略讲过。在战国时代，在那非人的社会里，孟子就拼命地讲人性是善的，言必称尧舜。《孟子》全书的纲领，即“仁心”“仁政”。仁心是孟子自己的修养，所谓知言养气。孟子讲不动心，即《大学》里所讲的“正心”。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养气，就是颜渊的改过功夫，也就是“不迁怒，不贰过”的功夫。今天做一件善事，明天又做一件善事，由此心安理得，理直气壮，这就是孟子的集义功夫。孟子的学问，就是要做到心安理得、理直气壮的境地，这是孟子的气象，知言养气的功夫不是外来的。

    有一句名言说：“三折肱为良医。”这话很有深意。由孔子到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儒家这一套学问，都是由克己入手，以恢复人类的本性，人性一复，天下自然太平，世界立刻成为一个理想的乐园。反之，人心愈乱，天下就愈乱。在这里，顺便谈到学国文的问题，学国文也要知道孟子知言养气的功夫，韩退之《答李翊书》就是受孟子知言养气功夫的影响，每一个国文教师都应该知道这套功夫：大家能够在知言养气上下功夫，不仅是对修养上有帮助，就是对作文章也有很大的帮助。下次继续讲七十子以后的儒学。[4]

    七十子以后的儒学

    现在用很简单的演讲，将七十子以后的儒学讲到近代。荀子在《非十二子篇》反对许多儒家，此外还有韩非的《显学》篇，说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在《显学》篇可以看出儒学在战国很盛行，儒家学派可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孔孟弟子皆包括在里面，班固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子》二十三篇，《礼记》的《中庸》《坊记》《缁衣》《表记》等篇，都出于《子思子》，从文体上来看很像《论语》。另外曾子所著十八篇，《大学》一篇，宋儒认为曾子所作，他篇已经失传。在孟子、荀卿以后，《小戴礼记》包括了许多儒学。《礼记》之所以称为记，本是《仪礼》的记，两戴《礼记》关于冠、婚、丧、祭等礼是《礼记》的本身。此外记载古代的制度，如明堂位，其他还有历史上的材料，同《论语》性质相近的，有《哀公问》等篇。关于学派的分别相当麻烦，要知道各篇的时代比较容易，就是要从文体来看，孔子时代的文体很短，《论语·季氏》首章，文字比较长，据清朝考据家的考证，认为是伪托的。像《礼记·礼运》篇那样文字很长又有体系，足见是很晚的。十三经中的《礼记》，没有好的注疏，因为《礼记》比较难读，全书的内容复杂，直到今日还未能透彻整理出来。现在从《易传》《荀子》来讲，《易经》的内容同《中庸》很相近，是讲天道。《荀子》这书不是讲天道而是讲人道，他认为人道讲得好，天道亦包括在里面。孟子也是讲人道的，同荀子所讲的人道不同。荀卿有两个大弟子，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这两个人都是法家。那时是礼坏乐崩，儒家没有办法来教人，只有根据人伦来讲孔子的礼。孟子没有具体的材料讲礼，所以孔子讲仁，孟子讲仁义。因为礼没有了，便用义来代礼，孟子讲义，等于孔子讲礼，当时是礼坏乐崩，风俗荡然。子思作《中庸》，开始就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一段完全是讲人生哲学的本体论。

    荀子学问的规模是保有儒家原来的真面目的，他的重心是在讲周公与孔子，荀子的《礼论篇》《乐论篇》《天论篇》最为重要。子思、孟子是推崇孔子的学问，荀子是发扬周公与孔子的礼乐。荀子的天论为他最重要的理论。照荀子的意思，天对人并不苛待，而是人自己对不起自己，你只要自尊自贵，为圣人不求知命，只管人事，不管天命。《中庸》所讲非知天命不可，荀子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在《性恶篇》主张人性是恶的，可用教育的力量由恶改为善。因为孟子主张人性是善的，荀子就主张人性是恶的，他希望人努力克服人的恶性。在中国古代学术史里很少有人讨论性的问题，只有孔子说过：“性相近，习相远。”也没有说到人性一定是善，或人性一定是恶。到了孟、荀，对性的看法，就各走极端。荀子是主张戡天主义，在《荀子·劝学篇》教人要拼命地努力，这种好学的态度，仍是发挥孔子守近的精神，不要管得太远，把目前的事弄得尽善尽美。荀子是主张法后王之说，真正好的圣人，不一定考虑夏、商、周，一定有能应付现实的才干，才是理想中的圣人。孟子则反是，开口必谈尧舜、圣君贤王，他是主张法先王。荀子法后王的精神很接近孔子的本来面目。就荀子的学问来说，他是比孟子还好，不过荀子太注意现实，因为时代的关系，到了坏的时候，有一种人就特别注意现实，如伊尹，必须要有他那种魄力，那种担当，假若你有伊尹的志向，就可以那样做，反之就不可能。荀子的学问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由荀子就一直变到韩非、李斯。另外一种人，感觉社会紊乱，自己就站远一点，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效法“先王之道，以待来者”，有点像伯夷之清。因此之故，孟子的学说大倡于后世。除《荀子》以外，还有一部《易经》————这部书的《十翼》相传是孔子所作的。根据最近历史考证，不一定是孔子所作的。《易传》不管是谁作的，而与儒学有关。《易经》这部书在中国哲学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明天道，知人事。“易”有三种意思：第一是不易，即是永远不变动。第二是变动之易，宇宙不停地在那里变化，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第三是简单之意，人生的问题，看起来是很复杂，其实是很简单。《易经》本于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即六十四卦。宇宙的本体是不容易知道的，由表面来看，是一个相对的现象。如好恶、东西，我们可以这样说宇宙是互相对待，一切的事情都是对待变化，你认得了天道，人道的变化也就认得了。《易经》同《中庸》的道理很接近，与荀子的学问离得很远了。

    自从秦焚书以后，一直到西汉的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受阴阳五行思想影响很深。两汉四百多年以来，《论语》《易经》这两部书，没有人特别注意，两汉的经学，没有了不起的贡献，那时的社会，也非常平静。到了三国，天下大乱，人民的生活非常困难。佛教传入中国，在三国末年，大家都认为佛学的哲理比中国的哲理要高明得很多。乱极思静，就来潜心学佛学。中国原来没有这样的学问，只有《老子》《庄子》《论语》《易经》，简称易老庄“三玄”之学，又名魏晋玄学。都是把儒、道混合而谈，这就是清谈家，一切面对的现实让它毁灭了。这种现象正是荀子所怕、所反对的。一直到了隋唐之际，比较高明之士，都投到佛教禅宗里去，隋唐的《传灯录》，儒家的道理在当时不能与之相比。到了王通，他是北朝旧派儒家，是隋末唐初了不起的人物。唐朝开国最著名的人物，都是他的弟子。文中子死了以后，唐朝第二人就是韩退之，他是承继孟子的道统，他最有名的弟子是李习之，作有《复性书》。他讲义理之学比他的先生高明得多，以《中庸》为基础，发挥他高深的学理，开后来宋明理学的先河。

    到了宋朝初年，出来陈抟、邵康节、周濂溪，而儒学一变。濂溪作有《太极图说》，把《易经》道家化，但《通书》却恢复了儒家高深的面目。除了以上几位外，有程明道、程伊川、朱熹、张载，宋明理学，受禅宗的影响很大，就是把禅宗的最高境界同孔颜之学合而为一。程朱主敬，是奠定理学的基础，就是要把孔孟的精神表现出来，因为中国后来礼坏乐崩，要想做居敬的功夫是不容易的。西洋人办公就专心办公，下公后就不管公家事。中国人讲孔孟之学，而行为恰恰相反；西洋人不讲孔孟之学，人家到处合孔孟的精神。中国人受了老庄的影响很深，中国的社会是礼坏乐崩，中国人做事就是马马虎虎。两程子就是做主敬功夫，时时照顾自己的本心之明，仁就表现，同时明德也就表现。伊川主敬就是随时随地专心把自己弄好，如走路就专心在走路上，如读书就专心在书本上，如写字就专心在写字上。陆象山偏于禅学，提出主静，就是静坐、动与静相互为用。一天只有静没有动，也是不大好，或有一天只有动没有静，也是不大好。一天有时候静一下是很好的，静观喜怒哀乐之未发，人愈静，心愈灵，人愈乱，心愈不灵。

    朱子是讲格物致知，即一事之两方面。实际说来，朱陆之学合起来，才是学问的真面目，元明以后把陆象山的学问看成别派，王阳明的学问就是由象山那里来的。致良知之学是阳明学问的全部，可以说受禅学的影响很深。王门的弟子，都能够带兵打仗，到了明末，理学就衰。清代的朴学发达，清朝开山大师有顾炎武、黄梨洲、王船山，就是讲新的理学，经学即理学。清代中叶以后，讲经世致用之学，真正得到经世致用的真髓，在政治、军事修养上毫无毛病一洗空洞的弊病的，恐怕是曾文正公了。最近几十年，西洋学传入中国，康南海、梁任公主张变法。最近有两位大师，一位是马一浮先生，一位是熊十力先生。马先生的学问近于象山、慈湖，熊先生的学问近于阳明、船山。马先生著有《复性书院讲录》，熊先生著有《新唯识论》《读经示要》等，都是不可不读的。

    注释

    [1]《说文解字》无此表述，疑罗庸结合旧注作解。————编者注

    [2]孔子只是对鲁史《春秋》加以删修，并未创作。————编者注

    [3]这里的师弟指老师和弟子。————编者注

    [4]本书为选本，在尊重并保持原著风格与面貌的基础上，编校时没有删除或改动具有前后互现、互证的语句。后文中如“上见”“上详”“见下文”“下详”“见下章”“文见下引”“已详上章”“上文已详”“前面”“详下章”等表述，多数都有对照的内容，只有极少数因选文或统一体例等原因导致没有对照的内容，请读者谅解。————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