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行李装不下那顶大斗笠，她得戴着，可是斗笠四周披着蓝布，会阻挡视线。末了她把色彩俗丽的圆顶车轮挂在背上，空出手来提行李。同行的俄国男生帮每个人叫了黄包车，她坐在座位上，行李摆在脚下，双手抱着。极大的喜悦四平八稳坐在她心里，满涨到她的眉毛上。带着上班的人视而不见的眼睛，她看着香港在明亮炎热的早晨匆匆掠过。大学的长围墙爬满了九重葛。乳黄色灰泥石阶墙上又加了一排排绿釉小柱，约摸一尺高。十字路口的一棵大树垂着粉红色花朵，蝴蝶般轻盈。碎石路在山与海之间往下流动，海那一边下沉的屋顶竖满了洗衣柱，一头栖在街道上。她不觉得这是最后一眼。小时候离开天津也只觉是到别的地方去，而不是离开一个地方。
码头不许挑夫做生意。她加了衬垫的胸部与小腹将棉旗袍撑了起来，下摆拉到膝盖上，像观光客误打误撞闯进了战争中。到了设路障的码头，八个人取出文件给哨兵检查，鱼贯而入。码头上只有他们八个人。唯有一艘船，昂着头，靠码头很近，既小又旧，漆着日本名。
“等一下来找你。”比比说，同宝拉与叶先生、俄国男生拖着行李与帆布袋走上短短的舷梯，进了船下方的舱门。
日本兵伸手要琵琶的船票，看了一眼，挥手要她走另一头。她拖着行李，颠簸着上船。看守另一个舱口的日本兵拿来福枪指着行李，她蹲下来，打开让他看，随后拖着行李上了宽舷梯，梯子斜角搭着船，有整艘船那么高。不见别人上来。她一个人奋力拖着行李往上走，脚下的环链舷梯好软，世界仿佛滑开去，像山崩了，干燥的淡褐色大地松脱侵蚀了去。她不敢朝下看船只与码头间的深谷。失足了，日本兵绝不会跳下水去救她。
顶层一个人也没有。她从一扇窗望进去，是食堂。长桌中央摆了玻璃花瓶，桌子铺着白色桌巾，西式的。一定是头等舱。她不能拖着行李找二等舱。总该有个茶房吧？
她正徘徊不决，一群人绕了过来。一看就知是日本人在巡视，队形紧密，深色西装，高矮划一，比到医院巡视的人数多，神情不那么严肃，但同样地生气勃勃。通道变窄了，他们改成纵队，让一个有金色穗带的船长越众而出引路。船长背后竟是张夫人，印花丝旗袍，白色蕾丝手套，高跟鞋，张先生在她后面，夏季西装，墨镜，拿着手杖。两人同时看见琵琶。
“嗳。”张夫人笑着哼了一声。
“嗳，你好啊。”张先生道，“真想不到。”
“我真高兴。”琵琶道。
“想不到会同船。”张夫人道。
“票很难买。”他道。
“是啊，我费了好大的工夫。”琵琶道。
“你怎么买到的？”他问道。
她迟疑片刻，太得意不愿一语带过，当着这么多日本人却又连提都不能提。“是主持我们那地方的人帮忙买的。”末了，她含糊漫应道。
“运气真好。”张夫人道。
琵琶后退压着阑干让另一个中国女人过去，她也同张夫人一样盛装打扮，年轻些，个头大，倒也漂亮，看得并不真切。可是女人后面的中国男人却让她仔细地看了一眼。他高个子，灰色西装纤尘不染，不知怎地却像是借来的。脸上没有血色，白净的方脸，一对杏眼，八字胡不齐整，谦让似的侧身而行，仿佛生怕被人碰到。还有三个日本人随行，顶巴结的模样。
他走过之后，张夫人悄声对琵琶说：“那是梅兰芳。”
“真的？”
琵琶真不敢相信竟然与梅兰芳博士同船，他可是有口皆碑，当代最漂亮的中国人，到美国巡回演出京剧之后，加州大学还赠他荣誉学位。反串旦角的名伶与外交家都被日本人押送回上海，他们在上海的名气可以让日本人好好利用。同梅兰芳一起的女人是他的姨太太，满洲人，结婚前也是京戏演员。
“我认不出来。”她低声道，“留着胡子。”
“嗳。”张夫人忙笑道。
看来胡子这事是不能提的。琵琶想起来了，他蓄须明志，退出菊坛。从还留着胡子来看，他还没投降。日本人对张先生似乎也还客气。他们实在不该站在这说话，虽然那些日本人还在后头，并未露出不耐的神色，只是靠着阑干，望着海轻声交谈。
“你的房间在哪？”张先生委婉地说，省得提到三等舱。
“不知道，是二等舱。”
“二等舱？”张先生太惊讶，忘了该婉转，“二等舱的船票买不到。”
琵琶笑笑，“我知道。”
他犀利地瞧了她一眼，将她的大海滩帽，紧绷的衣服，突起的胸腹尽收眼底。琵琶注意到了，突然明白张夫人怎么会望着她的脸眼睛却不对焦，就跟她尽量不去看莲叶的大肚子一样。她跟他们一样地震恐，同时又想笑。
张先生微一鞠躬告退，登时生分起来，脸上因恐惧而僵硬。不管她的日本朋友是高阶低阶，伟大渺小，蜜蜂一螫都是有毒的。
“上海见。”琵琶说。到了上海他们就会知道她是怎么拿到船票的。亲戚总会知道。
“再见了。”张夫人气恼地说，走在先生前面。
他露出一抹温和圆滑的笑，点了点头，搭拉着眼皮看着地下，顿时像极了一般的中国老人，而不是自美归国的留学生，有三十年的外交经历。他跟着太太进了舷门。后面的日本人聚拢来，挡住了视线。
二等舱整个是个大房间，部份高起，铺着塌塌米。坐在塌塌米上的人是上海人，听见謍謍的谈话声就像已经回到了家。不习惯抬着腿坐，每个都是袜底朝着人。最近的两个女人像富家太太，比做先生的更公然打量她，判不出她的斤两。是她那顶诡诞的帽子。她把帽子摘了。上海口音与绝对会有的野餐篮网袋装着热水瓶，使她大大地放下了心。就缺瓜子了，整个就会像是坐火车到杭州旅游。脚下的塌塌米震了震。一波喜悦与松懈的浪潮冲刷过舱房。上路了。
琵琶正纳罕该不该到上层去找他们，能不能上得去，比比找来了。
“这里真热。”比比道，四下环顾。
“下面怎么样？”
“恐怖嚜，出去吧。”
“我的东西留在里头好么？”
“不要紧。你的头发不热？我要扎辫子。”
她把自己的头发扎成辫子，还有琵琶的。两人上甲板闲步乱走。南中国海与当初两人一同来香港时一样湛蓝。归程的海让琵琶更觉得小而温暖。两人轮流坐在金属桩上歇脚，看着来来去去的乘客。不看见一个头等舱与二等舱的客人。塌塌米上的妇女也不看见。忙着看顾自己的东西，或许是在躲日本人？船上有日军，琵琶看不出是不是同一个人特为摇摇摆摆地走动，反正都穿着宽松的卡其袴与马靴。中国人放弃新鲜空气也不觉可惜，留在舱里看守女人行李。有点像是上了贼船。
“比比！吃饭了！”塔玛拉从舱门口朝下喊。
琵琶也进去吃饭。八个人的中式午餐在塌塌米上零星散开，她也因陋就简，别扭地拉拢开衩旗袍，安置膝盖。菜色表现出日本人的节俭，只有咸菜与清清如水的汤，饭倒是多，煮得很硬。不听见有人抱怨，人人都预备着吃苦。那两对夫妻熟了起来。翁先生翁太太年纪较大，也较富有。翁先生一张黄褐色大脸，要人似的屈着身，同有钱人一样一举一动小心谨慎，不出风头。翁太太细瘦，长发挽个髻。年青的余太太透着男孩子的漂亮，一双圆圆的黑眼像小鸟。饭后不久她回舱房来同先生道：
“有炒年糕。”
“在哪儿？”他问道，灯笼下巴松软软地垂着。
“船尾。”
“多少？”他低声道，一半胳膊探进长袍口袋。
她拿着钱出去了，回来端了一大碗的切片年糕，与碎肉菜豆同炒。还另拿了双筷子。她先生吃了几块，余下的她吃了。翁太太顶感兴趣地看着小山堆似的碗，问道：
“多少钱？”
“两块五。”她嗫嚅道，有些不好意思。
“港币？”
“是啊。也有炒饭。”她主动道。
下午晚一点，琵琶回来找手帕又看见她在吃一大碗炒饭。肚子里长蛔虫？还是有喜了？黑旗袍衬得她既瘦又小。她不爱丈夫，拿吃来弥补。不，还许是打仗的原故。战争之后总是饥荒四起，单是成天想着吃的就让你老觉得饿。又加上海风。琵琶跟比比随处乱走，一接近卡其油布顶下卖炒饭和炒年糕的，总自觉地背转身去。
亮灯之前，茶房把窗都关上了，拉上了黑窗帘。众人一片哗然。
“会热死人的！”
“这么热晚上怎么睡？会闷死。”
“其实不犯着开灯。”余先生道，话一说完一阵静默。人人都怕财物被偷，漆黑中谁也不信任谁。
“船上的规矩就是整夜开着灯。”翁先生道，分寸拿捏得刚好。
“这么热晚上怎么过？”余太太将手绢绉成一团，挜进领子里，隔开衣领和颈背。
“他们怕让飞机看见。”余先生同她解释道。
“嗳哟，别说了，可别遇上了轰炸。”她道。
“是啊，那可就砸了鸡蛋了。”翁先生草草地道。
默然了一会，琵琶察觉到共同的希望冉冉升起，像蒸气，像燃香，像祷告，而她有一部份也跟着飘升。想起了谣传梅兰芳死于被轰炸的船只。往往有过这种说法就不会发生同样的事。与这样的名人同船真是好事。彩票末了连几个整数绝不会中奖，他坐的船也不会偏巧就被炸。别人似乎都不知道梅兰芳在船上，不然消息立刻会传遍，他们也会叽叽喳喳谈个不休。
她刚才直纳罕坐都不能坐，腿都伸不直，要怎么躺下。还是腾挪出位子了，也没有谁发号施令，凭着中国人的守礼本能，各安其所，琵琶夹在余太太与翁太太中间，两人的先生各睡在太太旁边，两个男人旁边又各睡一个男的。琵琶尽量不占空间，抱着新长出来的曲线缩着身体，她知道中国女孩罕有这么玲珑的，势必引人侧目。看得出是假的么？猜得出藏了什么？她得格外小心，钱可不是她的。习惯了就不觉得特别热，有如发烧出汗。没有翻身的空间，可是塌塌米上总有不断刮擦的声响，像热锅里有活螃蟹窸窸窣窣地动。
茶房来开窗，她醒了。人人都坐起来迎接黎明的微风。翁太太拍拍发髻，头发一点都不毛。她瘦削结实，伶伶俐俐的，一双小眼，同琵琶的一个表姑很像，是秋鹤的姐姐。她显然也觉得琵琶眼熟。茶房送来一盆盆温水。等着洗脸，她笑道：
“你睡觉真规矩，看得出来你的家教很好。”
“哪里。”琵琶忙笑着咕哝了声。她的老阿妈对睡觉的姿势特别讲究，又是跟贞洁有关。睡觉像弓，千万别仰着睡。可怜的老阿妈没能将她调教成淑女。淑女不是一个阿妈造成的。她还健在吗？她又能帮得了什么？三年后回来了，还是没有钱能寄给她。可是听见彼此还活着似乎就够了。她也渴望见到姑姑，也不介意空着手跟父亲后母面对面碰上。她在战争中学到许多，也遗忘了许多。
第三晚船停了。
“到厦门了。”话传开来。
“怎么着？”余先生松垮垮的下巴动了动，“走了这么久，才到厦门？”
翁先生摇头，“照这种走法，哪天才到上海。”
舱房里哀叹连连。又得挪出空间来给厦门上船的客人。有些刚上船的人在窗外露宿。隔天琵琶经过，只见是年青人头发长到眼睛上，有的坐着包袱，有的倚着铺盖卷。他们留长发，学台湾人，台湾人是从日本人那儿学的拖把头。福建人曾迁居台湾，两个地方的人很难分辨，不过这些一定是矮小的福建商人跑单帮的。台湾人被视为二等日本人，不会在通道上露宿。
到上海正常航程是四天。第五天甲板上有吵嚷声。琵琶听见比比喊她，奔出去同她一块站在阑干边。
“看，看。”
她什么也不看见，眼前只有蛋壳青的海洋皱着鱼鳞似的波浪。今天没有太阳。
“看上面！”比比喊道。
她紧贴着阑干，探出头。高高的天上悬着两座遥远的山峰，翠绿的山蒙着轻纱，一刀刀削下来，形状清峭，只在中国山水画里看得到，半山腰上云雾缭绕。是东海上三座蓬莱仙岛？浮在白茫茫的天上，不可思议。人人都瞪着看，唯恐一眨眼就消失不见。
“是台湾。”她听见有人说道。
“台湾的山有这么高么？”
“南部有。”
“南部哪儿？台南么？不会在那儿停船吧？”
众人直着眼，直看到山峰越来越高，消失在眼前。
“是不是很像中国画？”比比同琵琶道。
“是啊，我不知道真有这样的山。”
“你现在知道我说中国画更美的意思了吧。”
“嗳。”
晚餐时余先生垮着下巴质问道：“怎么会跑到台湾来了？越走越远了。”
“委实是兜了一大圈。”翁先生道。
谁也不说是躲避飞机与潜艇的原故，说了出来触霉头。谁也不去想这个如影随形的危险，船上的生活像活在玻璃箱里，有种虚构的性质，近乎奢侈，仿佛在海上扮家家酒，也不知是在水族箱前吃饭，里头的巨大八爪鱼吸住玻璃，很难找到的眼睛不理他们，他们也不理它。
台湾海岸出现了，长长的斜坡切过淡蓝色的海水，隐约像长江以南。黄昏时船只停泊在基隆外。加燃料还是添补给品？看不见港口，准是在外海下了锚。琵琶没看见蒸汽船或舢舨靠过来。船只静静伫立在白雾中。靠着阑干，她听见有闽南话的吆喝，像是下方传来的，却什么也不看见。隐隐绰绰看出两艘渔船，稍有一段距离之外，各挂着盏红灯笼，上下晃动。渔船在自己的阴影里载浮载沉，水线一抹浓灰，笔酣墨饱，傍晚的淡灰虚空里唯一流动的东西。她看着它在船下大蛇似的动作，伸展收缩，伸展收缩。这阵雾连声音也窒滞了，只偶然有拍水声。
也真怪，她竟来到祖父战败的地方。基隆古名鸡笼，后来才改成了较好听的同音字，所以原本关鸡的笼子变为基业昌隆。她相信在祖父那时代还是旧名。当年对他阳奉阴违的福建人也在这艘船上，仍是这个国家唯一的水手。只可惜她不了解航海史，不然就能拟构出古老的战船，与补充的帆船蚁聚。水兵身上的制服绣着一个大圆，圈里写着“勇”字，一个在前胸，一个在后背。水手的衣服也同样色彩鲜艳。战吼震天，大炮在雨中吐出火舌。这片海岸应该不是下雨就是起雾。努力从时间的帘幕中看清楚，只觉帘幕轻轻吹在她脸上。
“你在看什么？”
她转身看见旁边站了个日本兵。咦，她竟然听得懂他讲的日语。她忍不住回答，课本里有句话很像。
“红灯笼很漂亮。”
“嗳，很美。”他说。
两人站在那儿看着渔船。他快三十的年纪，可能更年青些，略矮，侧影苍白齐整，厚重的制服与宽松的长袴散发出汗臭味。一时间她只觉他是个普通男人，活得很辛苦。
“你喜欢不喜欢日本人？”他问道。
她表情茫然，他再问一次，同样严肃的声气，速度放慢：“你、喜、欢、不、喜、欢、日、本、人。”
“我朋友在叫我。”给她思忖的时间过了。
“哈。”他微点了个头。
她逃进下层甲板。
熄灯后舷窗又都关上。窗子开着都热得受不了，因为船不动，也没有风。琵琶晚上出汗出得厉害，不免担心身上的钞票会像忘在衣服里的钞票经水之后一样湿透，成了废纸。好容易睡着了，塌塌米一震，四周响起松了口气的叹息，又吵醒了她。黎明了，船又出发了。
走了八天，终于听见上海话“到啦！到啦！”舷梯斜伸在一道矮墙上，一群挑夫等在那儿，两手乱划。码头没有管制。到底是上海。挑夫全都穿着红色无袖大外套，上头有编号，倒像是三明治广告人。都笑喊着别扭的上海话，长江以北来的。他们有什么值得开心的？全然没有理由。是的，是同一批人，还在这里。在别的地方，无论人有多好，不会像在上海一样笑。长江下游的这些圆墩墩的脸孔就是比较容易绽开笑颜，像盒子一样敞了开来。琵琶发觉自己也在笑，虽然手忙脚乱想抓住行李箱，以免从斜坡滚下去，再奋力抬过矮墙，让挑夫争抢，大奖似的，微微觉得像古时候的女孩子抛彩球招亲。可惜没有更多行李让其他挑夫扛，多到丢了一件也不在乎。
她在码头外等比比。
“到我家来。”比比道。
“我还是先去姑姑家。”
“可以到我家打电话，看你姑姑在家不在家。”
两人各坐一辆黄包车。她并不担心珊瑚，她绝对可以依靠。一个钟头之内她就会在电话中听见姑姑的声音，惊讶含笑，并不过于愕然。
栈房与棚屋从宽敞的马路向后退，很奇怪，这个毫无特色的区域你绝不看见，除非是来来去去，总是情绪起伏的旅程。上海似乎特意隐藏起来，不愿送别，也不愿迓客。她记得上次她来才八岁，得仰着头透过长长的溜海往上看，看得吃力，什么印象也没留下，只记得自己的新衣新袴上全飞着大蝴蝶，乡下孩子坐着古老的马车。为什么每次回上海总觉得像是衣锦还乡？
“你在上海了。”比比转过头来，放声喊道。
琵琶一笑。
古人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她并不是既富且贵了。只是年纪更长，更有自信，算不得什么，但是在这里什么都行，因为这里是家。她极爱活着这样平平淡淡的事，还有这片土地，给岁月滋养得肥沃，她自己的人生与她最熟悉的那些人的人生。这里人们的起起落落、爱恨轇轕是最浓烈的，给了人生与他处不一样的感觉。
更近城里，街衢仍没有面貌，碎石路面闪着灰色的强光。房舍简直无法形容，只是一群群灰砖与卡其色混凝土，老旧的商业大楼与摩尔人式圆拱，衖堂的排门与古老的中国角楼。事实是即便上海的市中心都无从捉摸，不见特色，宽阔的街道两旁栽着洋梧桐或悬铃木，说是像法国，多用途的公寓大楼说是像北欧。还有新的盒子似的西班牙式衖堂。加油站红金双色的亭子。广大的老银器店，书法写的大招牌，招牌顶上还有金银细丝工，像新娘的头饰，夹在新店铺间。新店铺都是玻璃橱窗，单有一件连衣裙与时髦的照明灯。处处可见各种不同时代的外国建筑。红的黑的治花柳病的海报张贴得到处都是，倒使肮脏晦暗的建筑亮了起来。不像香港，上海不是个让人看的地方，而是个让人活的世界。对琵琶而言，打从小时候开始，上海就给了她一切的承诺。而且都是她的，因为她拼了命回来，为了它冒着生命危险，尽管香港发生的事已没有了实体，而是故事，她会和姑姑一笑置之的故事。上海与她自己的希望混融，分不清楚，不知名的语言轰然地合唱，可是在她总是最无言的感情唱得最嘹亮。
黄包车颠簸着前进，车夫金黄色的肩膀在蓝色的破衣下左高右低、右高左低。他们转入了南京路。前方三家百货公司矗立，灰色的堡垒，瞭望塔彼此面对。然后是翠绿的跑马地马场与草坪上的维多利亚罗马式钟塔。景物越来越熟悉，心里微微有阵不宁，仿佛方才是在天堂，刚刚清醒。
“一点也没变，是不是？”比比喊道。
“嗳。”
那年夏天她从天津到上海，这首歌全城传唱：
“太阳，
太阳，
太阳它记得
照耀过金姐的脸
和银姐的衣裳，
也照着可怜的秋香”
也是夏天，也是早晨，上一次她坐在敞篷马车里，老阿妈陪在身边。太阳暖烘烘照着车篷没拉起来的黄包车，照着她的胳膊腿，像两根滚烫的铁条。我回来了，她道。太阳记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