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中國詩歌之新體系
沈休文著《宋書·謝靈運傳論》以爲“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又歷數周秦以來，至於建安諸子，以爲“源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是則歌詠之興，爲出於人情之所不能自己，而中國詩歌之體系，固應以《詩》三百、《離騷》廿五爲依歸也。昔孔子教伯魚以學詩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教諸弟子以學詩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朱子《集注》以“感發志意”、“考見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釋“興觀群怨”之旨。然則詩人之任務，固不徒以“嘲風雪，弄花草”（白居易《與元九書》）而已也。太史公稱“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曰：“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争光可也。”（《史記·屈原列傳》）惟其志潔行廉，而一出於悲天憫人之宏願，故能争光日月，爲風雅寢聲後鬱起之奇文也。予少時誦歐陽永叔之文云：“自古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未嘗不驚怪其言，以爲詩必窮而後工，則吾人何必學詩，以自取窮途，迷不知返耶？既而稍讀孔孟之書，歷覽屈子以來，下逮陶淵明、杜少陵諸家之篇什，又飽更憂患，乃幡然有省，惘然若有所失。確信非詩能窮人，必其人志潔行廉，而有“由仁心而生之勇氣”。不恤一時之毁譽，不願一身之利害者，始可與言詩也。詩以道情性，而情性之真，恆易爲流俗所染污、物欲所汩没。如是而發爲歌詠，要不出乎詖辭、淫辭、邪辭、遁辭，四者“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如是，則詩教幾於絶矣。惟詩人爲能不失赤子之心，而有大無畏之精神。以是恆與世相鑿柄，往往發大獅子勇猛，以與濁穢社會相搏鬥。或竟坐是横遭挫折，冥心一往而無悔者。此悲壯之詩，所以能廉頑立儒。而“由仁心而生之勇氣”，實爲建立中國詩歌新體系之最大柱石也。我國歷來之革新運動，往往以復古相號召。有如陳子昂、李白諸人，懲齊梁以來之綺靡，乃思規復漢魏之風骨，藉挽頽波，其一例也。今欲重振詩壇，勢亦不能不上溯《風》《騷》，示之準則。《風》《騷》之所以可貴，亦惟其作者能保性情之真，而有“由仁心而生之勇氣”而已。孟子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使人各遂其生，而不遣一物之微，不得償其飲食男女之大欲，斯謂得乎性情之正，而近乎民胞物與之仁。詩以泄導人情，而世間不平之事，非有奮迅勇猛之士假吁嗟詠歎以表達之、宣洩之，則怨氣所鍾，必至陰相戕賊、澌滅沈淪而後已。然當濁穢社會，衆醉獨醒。以不忍人之心，而代洩人世之煩冤鬱軫，則其人必爲衆矢之的，而難免“憂心悄悄，愠於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之悲。惟其悲憫衆生之懷，惻隱慘怛，不自遏抑。故雖覯閔受侮，乃至如屈子之“怨懟沈江”，終不以一人一時之利害而轉移情志、媚俗取容者。此詩人之雅操，亦儒者之真精神也。詩以言志，苟志於仁，則必有勇。昔賢淡泊以明志，所以防物慾之引誘、流俗之染污，而保其性情之真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發於至性之所不能自已，以求其心之所安。此奔放之熱情。即爲由仁心以生之勇氣，古詩人之志如此，古詩人之所以不能已於言者亦爲此，非所以邀譽於鄰里鄉黨也，非所以買名聲於天下後世也。詩人之窮，詩人之所以爲難能可貴也。
三百篇尚矣。無論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爲美爲刺，咸出於性情之真，而無所掩飾避忌。故男女相與歌詠，各言其情。如《伯兮》之“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衛風》）寫征婦情志之貞專者，固無論矣。他如《褰裳》之“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鄭風》）《静女》之“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邶風》）並不出恩怨爾汝之辭，而爲聖人所不廢。蓋由人情所不能自已，故不如任其假咨嗟詠歎以洩導之也。至如刺虐，則有《北風》之“莫赤匪狐，莫黑匪烏”。（《邶風》）刺貪則有《伐檀》之“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風》）刺重斂則有《碩鼠》之“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言士不得志，則有《北門》之“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世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邶風》）閔周室之顛覆，則有《黍離》之“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王風》）寫念亂憂生之感，則有《兔爰》之“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王風》）《葛藟》之“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王風》）寫社會不平之狀，則有《正月》之“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又云：“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小雅》）隨手舉例，以見古詩之作者，莫不至情發於心坎。無所利，亦無所忌，惻隱慘怛，無可奈何，未嘗有一毫雜念存乎期間。此所謂詩人之志也。
國風降而爲《離騷》，遂成辭人專家之業。然《離騷》廿五，爲屈子全部人格之表現，亦出於熱情之所不能自已，非欲以弋身後不可知之名也。屈子有超世之思，而具儒家積極救世之精神。彼以爲將欲拯民水火之中，而登諸衽席之上，必先以身作則。不爲流俗所染污，務保持其猛烈純潔之個性，冀得感化世人，藉以復其性情之真，實仍出於儒家由誠意修身而治國平天下之思想。世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故屈子特兢兢於志行之修潔，而汲汲於用世。一則曰：“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汩予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再則曰：“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三則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絶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四則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五則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六則曰：“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綜上六則。足見屈子之不肯阿世取容，純出於愛護人類之熱忱。而哀衆芳之蕪穢，則慮善類將歸於消滅。或且荃蕙化茅，即君子亦不任濁穢社會之薰染，狃於個人切身之利害，而變易其情操。如是則天賦人類之善性，全將汩没。勢且率獸食人，生人道盡矣。屈子懷兹芳潔，自甘於枯槁憔悴，而獨以善類澌滅，爲人世之至慘大憂。故不惜粉骨碎身，以與濁穢社會相搏鬥；焦思苦志，以唤起人群之自覺。然衆醉獨醒，大迷不返，屈子於無可奈何之際，惟有詑遠逝以自疏。“載云旗之委移”，“駕八龍之婉婉”，奏歌舞韶。既生而爲楚國之人矣，既生而爲楚國先知先覺之人矣，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而豈忍恝然於我同胞之行將淪爲奴虜而視若無睹、而獨善其身哉？故終之以“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吾人試掩卷以思：僕悲馬懷，是何景象？舊鄉之可戀兮，至誠慘怛。動天地而泣鬼神，吾乃今知屈子所以爲萬代辭人不祧之祖矣。
楚辭降而爲漢賦。侈麗閎衍，其辭則是，其志則非。韓昌黎所謂“相如子雲，同工異曲”者，已開後世争多鬥靡之風，無復惻隱古詩之義。詩道之壞，相如實始作俑。藉文辭以邀譽於當世，養成中國文壇上以詩賦爲職業之習。而吟詠性情之作，轉以阿世取容，喪其本真。由是詩人乃成世蠹。唐以詩賦取士，乃詫爲“天下英雄，悉入吾彀中”。作者愈多，其志愈漓，其行愈卑。唐代詩人，以所作遍謁達官貴人，冀其一顧，以取榮譽而紆青紫，直視詩爲貨物。與彼“躡利屣，揳鳴琴，目挑心招”者，略無少異，而乃恬不爲怪何也。李太白云：“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靡不足珍。”（《古風》）彼以哀怨論騷人，未爲知屈子。而以頽波激於揚馬，綺麗肇於建安，格以風騷，宜發“吾衰”之歎。自漢魏以迄李唐，作者雲興，其能淡泊明志、自甘於憔悴枯槁而仍熱情内藴、富有反抗濁穢社會之精神者，在晉則有陶淵明。而白樂天乃謂“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與元九書》），亦未爲知淵明者矣。《朱子語類》稱“淵明詩，人皆説平淡，看他自豪放得來，不覺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説得這樣言語出來。”其實陶詩於沖淡深粹中，熱情流露，何止《詠荆軻》一篇如此？試一讀其《雜詩》：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遥遥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夜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静。
及《詠貧士》之作：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何嘗不萬緒悲涼，慨當以慷。所謂“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非屈子之“汩予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耶？“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非屈子之“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耶？“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又非風人之所謂“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耶？芳潔之懷，壯烈之思，以意逆志。淵明非仁且勇，淡於榮利，而切於匡時濟物之心，曷克有此至誠慘怛之自然流露於詩篇耶？世但以田園詩人目之，淺之乎其淵明矣。
唐詩號稱極盛，而尤以李杜爲世所尊。元微之稱少陵“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尊”。（《杜甫墓誌》）此專就技術言，而杜詩之真價值，固不僅在於此也。白樂天乃亟稱少陵《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其認識杜詩真價，已較元氏爲深，然猶不及王荆公之能見其大。荆公有《杜甫畫像》詩云：
吾觀少陵詩，爲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顔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飀。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
荆公毅然以革新中國自任，所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正見其勇於負責，而深契杜老之用心。予最喜誦荆公《魚兒》一絶句：
繞岸車鳴水欲乾，魚兒相逐尚相歡。無人挈入蒼江去，汝死哪知世界寬。
世之先知後覺少，而不知不覺者多。非有詩人至誠慘怛之心，爲之啟發，爲之拯救，則將死而不惜，寧知極樂國土。即在一念之間，而以獨醒導群迷，往往足以招謗而取禍。故非有“由仁心而生之勇氣”，不足以爲大政治家，亦不足以爲大詩人也。“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古今詩人，多如過江之鯽，而“雕蟲小技”外，曾無一藝以自生存。故得志則習於阿諛，失意則慣於尤怨，求如少陵之“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飀”者，誠如荆公所謂“如公之心古亦少”矣。世以杜詩爲“一飯不忘忠愛”，毋寧謂其詩爲“由仁心而生之勇氣”，自然從肺腑中流露出來。試讀其《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床頭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絶。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已極人世之難堪矣。在恆人將怨尤之不暇，而少陵乃轉念世之無衣無食者，何啻千百萬人。彼何人斯，罹此慘毒，非吾輩所應負之責任耶？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思至此，方自怨自艾之不暇，而敢怨天尤人耶？推己及人之謂忠，博愛之謂仁。仁恕之心，發爲歌詠，此之謂“温柔敦厚”，此之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之詩。杜詩能推己及人，又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云：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
此對妻子之罪己精神也。繼之曰：
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此對全國同胞之仁恕精神也。少陵復推此志以及物，如《又觀打魚》云：
蒼江魚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撑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脱漏不可記，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
在人類觀之，似亦足以快意，而挣扎之慘，易地皆然，能不惻然有動於中。故繼之云：
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鱠還傾杯。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干戈格鬭尚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有生之倫，孰不貪生而惡死。仁心仁術，爲吾先聖立教之方。魚之與人，在造物者觀之，曾何差别。以極慘爲極樂，而恬不爲怪，此至可悲之一境。而世乃迷不知返，此人類慘殺之所以相仍不絶也。少陵發於惻隱之心，而深契釋迦慈悲之旨，使人類能悉心涵泳，則亦庶幾可以少發殺機矣。“仁者必有勇”，於是凡人之所不敢言者，惟詩人能代言之。杜集中如《三絶句》之一云：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後出塞》五首之一云：
獻凱日繼踵，兩蕃静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吴。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當時驕兵悍將縱暴縱慾，魚肉百姓。少陵爲之暴露，冀達上聽，非有“由仁心而生之勇氣”，詎敢出此。至如“三吏三别”，就所聞見，振筆直書，委曲盡情，而仍無傷於温柔敦厚。至云“人生無家别，何以爲烝黎”，則亦悲憤激烈，别饒絃外之音矣。
少陵於並世詩人，極表同情於元次山（結），其《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云：
覽道州元使君結《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朝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所謂“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實爲詩人之職責；而“不必寄元”一語，尤見少陵之贊美次山。實出於性情所不能自已，而絶無標榜之意。所云：“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横。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又云：“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飆振南嶽，之子寵苦驚。色沮金印大，興含滄浪清。”並見次山芳潔之懷，發爲危苦之音。直是“由仁心而生之勇氣”，所以能接跡《風》《騷》也。予讀《舂陵行》，至“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又“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讀《賊退示官吏》云：“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絶人命，以作時世賢”。未嘗不感其至誠慘怛。無意於作詩，而自成其爲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之詩，絶人命以作時世賢者，滔滔皆是。非仁且勇，誰敢爲此言哉？
李杜並稱，樂天謂“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故暫略而不論。李杜之後有韓孟，歐陽永叔稱“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尤服其工於韻，以爲“得韻寬則波瀾横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此自學人之詩。所謂“資談笑，助諧謔，敍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並見《六一詩話》）者也。昌黎以文爲詩，影響於宋賢者至大。雖復倔強可喜，而於世道無關。東野自作“詩囚”，卻見至性。有如《寒地百姓吟》云：
無火炙地眠，半夜皆立號。冷箭何處來，棘針風騷勞。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高堂搥鍾飲，到曉聞烹炮。寒者願爲蛾，燒死彼華膏。華膏隔仙羅，虚繞千萬遭。到頭落地死，踏地爲游遨。游遨者是誰，君子爲鬱陶。
《飢雪吟》云：
飢烏夜相啄，瘡聲互悲鳴。冰腸一直刀，天殺無曲情。大雪壓梧桐，折柴墮峥嶸。安知鸞鳳巢，不與梟鳶傾。下有幸災兒，拾遺多新争。但求彼失所，但誇此經營。君子亦拾遺，拾遺非拾名。將補鸞鳳巢，免與梟鳶並。因爲《飢雪吟》，至曉竟不平。
二詩並有惻隱之義，而“寒者願爲蛾，燒死彼華膏”，尤爲深摯沈痛。自注：“爲鄭相，其年居河南，畿内百姓，大蒙矜卹。”此非詩之功效，而克盡詩人之職責耶。詩人性情之真、宅心之厚，其富有匡濟才略，激於血誠之所不能自已。毅然不顧一切，排萬難以領導群生，問世而一出者，固爲吾人之所欽仰。其或不諳世故，不曉治術，即遇睿明之主，特達之知。得位而行，亦未必果能有濟。獨其至誠發於心坎，舉所有悲壯熱烈之情懷，作爲微婉頓挫之詩歌，得以深入人心，潛移默化。一旦有旋乾坤之豪傑，因一念而動惻隱之心，乃至披髮攖冠，以出吾民於水火，以拯生靈於塗炭，以挽國族於危亡，則所謂“由仁心而生之勇氣”自然彌綸磅礴於天地間，成功固不必在我也。
白樂天《與元九書》謂“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又其《新樂府序》云：“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覈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新樂府五十篇，有美有刺，所謂“志在兼濟”。題以諷諭詩者也，律以三百篇之義，此類實爲詩之正宗。獨其“意激而言質”，有乖微婉，乃致身遭困躓，而無補於當時。遂轉而爲閑適詩，旨歸“獨善”。其心良苦，而其志可欽矣。樂天詩不及東野之刻摯、少陵之精醇，然如《秦中吟》之“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買花》），刻畫盡情，亦興諷之極則。且其造語力主淺易，務使老嫗皆解，異乎當世詩人之以險麗相誇者，亦見其深識詩人之任務，而非玩物喪志、以詩爲弋取利名之資也。
宋詩人惟王荆公襟抱，迥異恆流，前已約略言之。南渡後，陸放翁最稱悲壯。趙甌北稱其“以一籌莫展之身，存一飯不忘之義，舉凡邊關風景、敵國傳聞，悉入於詩。或大聲疾呼，或長言永歎，命意既有關係，出語自覺沈雄。”（《甌北詩話》）然放翁感時之詩，似猶不及楊誠齋之沈著。誠齋詩如《初入淮河四絶句》云：
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
劉岳張韓宣國威，趙張二相築皇基。長淮咫尺分南北，淚濕秋風欲怨誰。
兩岸舟船各背馳，波浪交涉亦難爲。只餘鷗鷺無拘管，北去南來自在飛。
中原父老莫空談，逢著王人訴不堪。卻是歸鴻不能語，一年一度到江南。
悽壯沈咽，而仍不失爲温柔敦厚，且言外别有事在。最後一首，用意尤爲深刻。此關學養，非放翁之所能及也。昔人以純綿裹針，喻書法之深至。吾以是讀淵明及誠齋詩，而深感其悲壯激烈之情緒，悽入心脾，感歎低徊，而不能自已也。
今者慘殺相尋，河山破碎，人類浩劫，靡有窮期。吾輩生而爲人，宜如何竭其所知所能，消此大戾，不特嘲花草、弄風雪，已非其時，即隱居求志，既非心之所忍，亦無山之可入。所望今之作者，秉其“由仁心而生之勇氣”，製爲歌詩，以導洩人類之煩冤苦毒，而激發其惻隱慘怛之天性。取《詩》三百、《離騷》廿五，下逮陶淵明、杜少陵、元次山、孟東野、白樂天、王荆公、陸放翁、楊誠齋諸大詩人之作，挹其芳潔之懷、壯烈之思，運以沈摯之筆、淺白之語，使韻協言順，聲入感交，庶幾民族精神、人類道德，咸得維持於不墜。特此以建立中國詩歌之新體系，或且爲關心世道、提倡東方文化者所共贊許乎？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脱稿於白下寓齋。
（原載《同聲月刊》第二卷第七號，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