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俄语

    马丁·马丁尼奇烟草店位于一座大楼的拐角上。怪不得烟草店都爱开在楼角上，原来马丁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橱窗不大，但布置得很好。小镜子把窗子里展示的东西照得栩栩如生。橱窗底部铺着天蓝色的绒布，起起伏伏形成沟沟壑壑，里面摆着五颜六色的香烟盒，烟牌子都用国际通用语亮闪闪地标出来。大楼是座旅馆，名称也是亮闪闪的国际通用语。橱窗靠上面一些，摆着一排排轻便烟盒，里面的香烟像人笑而露齿一般露出盒外。

    马丁年轻的时候是个富有的地主。在我的儿时记忆中，他因拥有一辆气势不凡的拖拉机而很有名气，当时他儿子彼佳和我同时读梅恩·里德(1)的冒险小说，也同时患上了猩红热。到如今过去了风风雨雨的十五个春秋，我还是喜欢到那个热闹角落看看马丁的烟草店。

    还有一点，就是去年以来我们之间已不仅仅是一同回首追忆往昔了。马丁有了个秘密，我则是那个秘密的合谋之人。“这么说，诸事如常？”我低声问他，他则回头一瞥，同样轻声回答：“是的，感谢上苍，平平静静。”那个秘密可不是个寻常秘密。记得当年我去巴黎时，前一天就待在马丁的铺子里，一直待到傍晚时分。人的灵魂可以比作一个百货商店，眼睛可比作一对展示橱窗。一看马丁的眼睛，就知道那是一双热情的黄褐色眼睛。根据这样的眼睛判断，他灵魂深处的货物也是优质产品。一把大胡子，闪动着俄罗斯人特有的刚劲灰色。身材高大，胸膛宽阔，风度翩翩……曾有一时，大家都说他能挥剑断帕——那是英国古时候狮心王理查的能耐之一。如今一起的流亡人士常怀着羡慕说：“此人从不服输！”

    他的妻子是个文静的胖老太太，左边鼻孔旁长着个胎记。自革命考验之时起，她的脸就开始痉挛，看了令人同情。只要一发病，总是快快地斜眼望天。彼佳长得和他父亲一样高大魁梧，给人印象深刻。他表情忧郁，却为人谦和，还动不动来点幽默，这些我都很喜欢。他长着一张大脸，软塌塌缺乏生气，他父亲老拿这张脸开玩笑，说：“好大一张脸——绕它航行一圈三天也不够。”头发红棕色，永远乱糟糟的。彼佳在城里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开了一家小型电影院，收入还相当不错。这一家人我们就算都说到了。

    那天我在铺子里坐了一天才走，就坐在柜台旁，观察马丁招呼顾客。他一般是先轻轻往前靠靠，伸出两根食指拄在柜台上，然后走向货架，拿出一盒装饰华丽的香烟，一面用拇指指甲打开烟盒，一面问道：“einen rauchen(2)？”我至今记得那一天是有个特殊原因的：彼佳突然从街上回来，披头散发，脸气得铁青。马丁的侄女决定回莫斯科她母亲那里去，彼佳就到外事部门办手续。外事部门里的一个外交官给他交代办事程序，另一个显然是官方政治机构的外交官说了一句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附近到处都是白军的残渣余孽。”

    “我恨不得把他剁成碎块，”彼佳说，一拳砸到手心里，“但说来不幸，我不能忘了我姑妈还在莫斯科。”

    “你出于良心已经犯事一两次了。”马丁好心地低声说他。他说的犯事是指一桩极其可笑的事情。不久以前，在他的命名纪念日那天，彼佳去了一家苏联书店。好好一条柏林的繁华街道，有了这家书店，算是有了一块污点。他们不光卖书，还卖各种各样的手工制作的小古董。彼佳挑了一柄小锤，刻有罂粟花饰纹和表明此乃布尔什维克小锤的特殊铭文。店员问他还要不要别的东西，彼佳说“要”，朝一尊乌里扬诺夫(3)先生的石膏半身小塑像点点头。半身像和小锤加在一起付了十五马克，然后就在柜台上，他一句话也没说，挥起刚买下的小锤砰的一声砸了刚买下的半身像，用力之狠，致使乌里扬诺夫先生变成了一堆碎片。

    我很喜欢这段故事，就像喜欢难忘的童年学下的一些可爱的幼稚话一样，一想起来就暖人心扉。一听马丁那么说彼佳，我不由得笑着看了看他。可是彼佳却阴沉着脸，又是耸肩，又是皱眉。马丁在抽屉里翻腾，给了他店里最高档的烟。不过这也没有驱散彼佳的一脸阴沉。

    半年后，我返回柏林。一个周日早晨，我觉得要去见见马丁。如果是工作日，我可以从店铺里直接穿过去，因为他的寓所——三间屋子和一个厨房——就在店铺的后面。可是周日早上商店当然是关门的，窗户外面的防盗栏也放了下来。我透过防盗窗的间隙迅速瞥了一眼：大红金黄相间的烟盒，黑黝黝的雪茄，角落里一块中等大小的标牌，上面写着“这里说俄语”。我注意到，展柜布置得比以往更好看。我绕到后面从院子里进了马丁家。奇怪的是，看马丁的样子，好像他也比以往更高兴、更得意，容光焕发。彼佳则让我彻底认不出来了：油亮浓密的头发整整齐齐梳向脑后，一丝略显羞涩的微笑未曾离开张开的双唇。他好像不说话也挺高兴的，像是遇上了什么奇特的开心事，又像是怀里揣着一件宝物，一举一动都要轻柔。只有彼佳的母亲和平时一样面色苍白，脸上也和平时一样，一抽一抽地动，像夏天打的微弱闪电，好生可怜。我们坐在整洁的起居室中，一看就知道另外两个房间——彼佳的卧室和他父母的卧室——也和这里一样干净舒适。我发现这样想的话，心里也愉快。我慢慢抿着柠檬茶，听着马丁悦耳的话语，实在摆不脱这样的印象：他们家里一定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快乐而又神秘的事，令人静不下心来。比方说哪一家有人要做妈妈了，就是这么欢天喜地的样子。有那么一两次，马丁早有准备地看儿子一眼，儿子一见便立即站起身来，走出房间，回来时小心地冲父亲点了点头，好像说一切都进展得极好似的。

    老人的谈话中还有别的新奇事儿，我觉得不好理解。我们说到巴黎和法国人，他忽然问我：“我的朋友，告诉我，巴黎最大的监狱是哪一所？”我说不知道，然后就跟他讲起了一出写狱中女性的法国讽刺剧。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马丁插嘴道，“举个例子，人们都说监狱里的女人把墙上的石膏刮下来，当做粉底抹在脸上、脖子上等地方。”为了证实他的说法，他跑进卧室，拿来一本大部头的书，是一位德国犯罪学家写的。他翻到其中一章，专写监狱里的日常生活。我试图转换话题，但无论我选什么话题，马丁都能巧妙地把它转回来，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地讨论开了终身监禁是否和立即处决一样人道，罪犯们为越狱逃往自由世界都能想出哪些妙法。

    我越看越糊涂了。彼佳是个爱拨弄机械东西的人，这会儿正用小折刀拨弄他的手表发条，边拨边暗自发笑。他母亲在做针线活，时不时用胳膊肘把面包和果酱推到我面前。马丁五指紧攥着腮下凌乱的胡须，黄褐色的眼睛朝我侧目一闪，突然间藏在心里的话涌了出来。他朝桌上猛击一掌，转眼对着儿子：“我再也忍不住了，彼佳，我要在崩溃之前全都告诉他。”彼佳默默地点点头。马丁的妻子站起来，准备去厨房。“瞧你那张碎嘴。”她说，一个劲地直摇头。马丁一只手按住我的肩膀，使劲摇了我一下。假如我是园中的一棵苹果树，他这么一摇，苹果也就悉数从我身上掉下来了。他盯着我的脸，说：“我有言在先。我马上要给你说一桩秘密，一桩天大的秘密……我不知该如何开口。记住了——听了一定守口如瓶！明白吗？”

    他欠身靠向我，把我浸在烟草味和他身上特有的老年人气味之中。不过他讲的故事的确不同寻常。(4)

    “事情就发生在那天你离开后不久，”马丁开始说起来，“一位顾客走了进来。他显然没有注意到窗子里面的告示牌，因为他用德语跟我打招呼。我要强调一下：他要是看见了告示牌的话，就不会踏进一个流亡人士开的小店了。我一听他的发音，马上认出他是个俄国人。那张脸也是俄国人的脸。我当然说起了俄语，问他要什么价位、什么种类的烟。他瞅我一眼，好像觉得又意外，又不高兴。‘您凭什么认为我是俄国人？’我记得我给了他一个十分友好的回答，然后开始给他数烟卷。正在这时候，彼佳走了进来。他看见我的这位顾客后，十分平静地说了句：‘可真是相见恨晚啊！’话音未落，我的彼佳迈步走近那人，砰地一拳砸在那人脸上。那人僵住了。彼佳之后跟我解释，说刚才发生的一幕并不是一拳将人击倒在地，那是一种特殊的攻击：后来证明彼佳这一击的威力稍后才显露出来。那人爬起来，走了出去，看上去就像站着睡着了一般。接着他开始像座斜塔似的缓缓向后倾倒。彼佳绕到他后面，从腋下托住了他。这实在是太过意外的事情。彼佳说：‘爸，来帮我一把。’我问他这是要干什么，彼佳只又说道：‘帮我一把。’我深知我的彼佳——傻笑什么，彼佳——深知他有他的道理，做任何事都经过深思熟虑，不会无缘无故将人打昏。我们把那个不省人事的家伙从店里拖进走廊，再拖到彼佳的房间里。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一声铃响——有人进了铺子。当然，所幸早些时候还没人进来。我返回店里，做完买卖。这时好巧，我妻子也上街采购回来，我立即把她推到柜台上守候，自己则没说一句话，迅速返回彼佳的房间。那人躺在地上，两眼紧闭，彼佳坐在桌旁，沉思着翻检一些东西：一个很大的皮革香烟盒，五六张色情明信片，一个钱包，一本护照，一把老式的但分明很好使的手枪。他立即解释道：我知道你肯定胡思乱想了，这些东西都是从此人衣袋里拿出来的。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外交官——你记得彼佳的故事——就是他说过白军的残渣余孽之类的怪话，对，对，正是同一个人！再说，从某些文件看，他还是一个格伯乌(5)，这种人我以前见过的。‘说得好，’我对彼佳说，‘就凭这你就打人专打脸。他该不该受你这一拳暂且不论，可请给我解释，眼下你打算怎么办？显然你忘了你姑妈还在莫斯科。’‘是呀，这我倒是忘了，’彼佳说，‘我们必须想点办法。’

    “我们想了办法。首先，我们找来一根粗绳，然后在他嘴里塞了一块毛巾。我们正在捆他时，他苏醒过来，睁开了一只眼。我挨近瞅瞅，让我告诉你，那张脸看上去不但难看，也很蠢笨——前额上，小胡子一带，还有蒜头鼻子上，长满了癞疥疮。彼佳和我让他躺在地板上，我舒舒服服地坐在旁边，开始了一场司法讯问。怎么问我们讨论了好一阵。我们关心的倒不是他那句侮辱言词——那当然是小事一桩——我们想更多地了解他的整个职业，也就是说，要了解他在俄国做过的事情。被告准予得知我们的最后决定。我们除去他嘴里的毛巾，他呻吟一声，噎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讲，只口口声声说：‘你等着，你等着……’毛巾又塞进他嘴里了，司法程序又开始了。最初我们的意见有分歧。彼佳要判他死刑。我则认为他是该死，但建议判为终身监禁。彼佳想了想，同意了。我又补充说，虽然他肯定做了坏事，但我们无法给他定罪。他从事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犯罪，那么我们的任务只限于让他不能再害人，也就到此为止。后来如何，且听我马上道来。

    “我家门廊尽头有一间浴室，很黑很黑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涂了彩釉的铁浴缸。水经常罢工。偶尔也有蟑螂。房间之所以很黑，是因为窗户极其窄小，又正好开在天花板下方。除此之外，窗户正对面，三英尺开外，就是一堵坚固的砖墙。我们决定就把囚犯关在这个隐蔽之处。这是彼佳的主意——对，对，是彼佳，我实事求是。要关人，这囚室自然得收拾一番。我们开始把那人拖进走廊，这样我们工作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我的妻子也来了。快到晚上了，她刚刚锁好了铺子，往厨房走时路过这里，看见了我们。她非常惊讶，甚至来了气，但听了我们的解释，也就理解了。真是个乖女孩。彼佳开始把我们放在厨房的一张结实的桌子拆开——卸下了桌脚，剩下桌面一块平板，用锤子打进浴室的窗户堵上。然后他旋下水龙头，移走了圆柱形热水器，在浴室地板上放了一个床垫。当然第二天我们又做了多种改进：换了把锁，装了一个固定插销，还把堵窗户的板用钉子钉牢——做所有这些事，当然不能弄出太大动静。你知道的，我们没有左邻右舍，但还是应该小心谨慎。结果就做成了一间真正的囚室，把这个格伯乌家伙带了进去。我们解开绳子，松开毛巾，警告他要是喊叫，就再次捆起来，捆上好久。看他也明白浴缸里放的床垫是为谁准备的，我们也就放心了，便锁好门，然后一整夜轮流值班看守。

    “此时此刻标志着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不再单单是马丁·马丁尼奇，也是看守长马丁·马丁尼奇。起初关在里面的人对所发生的事摸不着头脑，所以没有过激的反应。然而，没过多久，他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当我们给他送来晚饭时，他狂风暴雨般地破口大骂起来。他骂的那些脏话我不能重复，我只能说他大骂我亲爱的已故母亲，给她扣上种种奇怪的罪名。我们决定让他彻底明白他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法定地位上。我解释说，他将会被一直这么关下去，一直关到死。我要是死在他前头，就把他当作一笔遗赠交给彼佳，我的儿子又会相继把他传给我未来的孙子，一直这样传下去，把他变成一个家族传统，一个传家宝。我顺便提到，万一我们不得不搬家，搬到另一所柏林的公寓房里，那也会把他五花大绑，装进一个特殊的大箱子里，轻轻松松地和我们一起搬走。我继续给他解释，他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得到大赦，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像泡泡一样破灭之日，也就是他获释之时。最后我承诺给他好吃好喝——比我被契卡(6)关起来的时候好得多。还有，给他一点特权，有书可读。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我认为他对饭菜不曾抱怨过一次。不错，最初彼佳曾建议给他吃干鱼就行了，可是他找来找去，柏林就是找不到苏维埃的鱼。我们不得不给他吃资产阶级的饭。每天早晨准八点，我和彼佳就进来，在他的浴缸旁边放一碗热肉汤，一长条全麦面包。与此同时，我们订购了一把夜壶，是一件专门为他所用的灵巧设备。下午三点钟，送给他一杯茶，七点钟将会再送些汤。这套食谱是按照当时欧洲最好的监狱里使用的一套食谱制定的。

    “书就多了点问题。我们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讨论让他从哪些书开始读，最后定出三本书：《谢列勃良内公爵》、《克雷洛夫寓言集》、《环游地球八十天》。(7)他声明他不会读这些‘白军小册子’，但我们还是把书留给了他，而且我们很有理由相信他会高高兴兴地读这几本书的。

    “他情绪不稳定，后来慢慢安静下来了，显然在谋算什么。也许他希望警察开始寻找他。我们查看报纸，但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失踪了的契卡特务。极有可能其他官员已经确定此人叛逃了，由此倾向于将此事深埋地下。这段若有所思的时间就是他企图逃跑之时，或者说他至少想给外界送个消息出去。他在囚室里拖着脚走来走去，兴许还够着了窗户，也可能想把木板撬松，还‘通通通’地猛撞。我们给了他点威胁，他也就不再撞了。有一回，彼佳一个人进去，那人突然朝他猛扑过来。彼佳给他来了个熊抱，卡住他，让他坐回浴缸里。经过这次事件后，他又变成另一副模样，脾气变得非常好，还经常开玩笑，最后竟然想收买我们。他提出给我们一大笔钱，说找某某人拿钱就行。看这一招也不管用，他就开始抽抽搭搭地哭，退回到破口大骂的境地，骂得比先前更凶。目前，他到了逆来顺受的阶段，正处于一个完全顺从的阶段，这恐怕不是个好兆头。

    “我们每天带他到走廊里散步，一周打开窗户两次，让他呼吸新鲜空气。为了防止他喊叫，我们自然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每个星期六让他洗一次澡。我们自己就只好到厨房里洗澡。每个星期天我给他做些简短演讲，让他抽三支香烟——当然，我在场看着他抽。我那些演讲都讲什么呢？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讲。比如讲普希金，或者古希腊。只有一个话题避而不谈，那就是政治。他被完全剥夺了谈政治的权利，就好像政治这东西在地球表面压根不存在似的。你可明白？自从我关了一个苏联特务，我就是为祖国效力了，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得意，我快乐。生意也在转好，养着他也没什么大问题。他一个月花我二十马克左右，包括电费：那里头黑咕隆咚的，所以从早八点到晚八点，一个昏暗的电灯泡总是亮着的。

    “你问他是个什么背景？这个嘛，我怎么说呢……他今年二十四岁，是个乡下人，不大可能念完乡村小学。他就是大家说的那种‘老老实实的共产党员’，只在政治上扫个盲。这样的教育，按我们书上所讲，也就是把笨蛋教成傻瓜——我知道就是这么个结果。噢，你想看看的话，我就带你去看看。只要记着，不要说话！”

    马丁走进了走廊，我和彼佳跟在后面。老人穿着舒适的居家外衣，看上去倒真像个监狱长。他边走边掏出钥匙，往锁孔里插钥匙的动作颇为专业。那锁嘎吱嘎吱响了两声，马丁推开了门。里头远不是一个灯光昏黄的暗洞，而是明亮宽敞的浴室，这样的浴室在舒适的德国人家里随处可见。电灯明亮，但不刺眼，遮在一个华丽的灯罩后面。靠左手的墙上闪着一面镜子，浴缸旁的小桌上放着几本书，一只光面的瓷盘里放着一个剥了皮的橙子，还有一瓶没有打开的啤酒。白色的浴缸里，床垫上铺着干净的被单，上面躺着一个吃饱喝足、双目明亮的人。他身穿浴袍（是主人的半新浴袍），脚蹬轻柔暖和的拖鞋，脑后垫着一个大枕头，颔下一把长髯。

    “喂，你有什么话说？”马丁问我。

    我觉得眼前的场景很滑稽，不知道如何回答他。“那里就是原来开窗子的地方。”马丁用指头指指说。果然，窗户被木板盖了个严严实实。

    那囚犯打了个哈欠，朝墙转过脸去。我们走了出来。马丁笑着摸摸门闩。“他要逃跑那是没门的事，”他说，接着又若有所思地补了一句，“不过自关了他以来，我就一直很想知道，他将在那里边度过多少年呢……”

    (1)　参见书末《注释》。

    (2)　德语，来一支。

    (3)　编者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原注：列宁的真实姓。

    (4)　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原注：该篇故事中凡与马丁的真实身份有关的标识或蛛丝马迹自然都特意作了处理。我之所以注明这一点，就是为了猎奇之人不去白费气力地寻找“大楼拐角处的烟草店”。

    (5)　参见书末《注释》。

    (6)　参见书末《注释》。

    (7)　参见书末《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