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的晚上
洛德·倍凯尔曼
洛德·倍凯尔曼（lode backelmans）于一八七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生于盎佛尔（anvers），是当地民众图书馆的司库，盎佛尔师范学校的尼柔兰文学教授，莱特学校的会员。他创办了《永远在前》（alvoorder）杂志，又是《时间》（de tijd）的主编。
所著长短篇小说共有二十余种，闻名于世者有《“开花的野蔷薇”的老板》（de waard uit den“bloeienden eglantin”，一九〇三）、《狼狈的腔儿》（dwaze tronies，一九〇七）等，这篇《圣诞节的晚上》是从他的短篇集《人们》（menschen，一九一七）中译出。
他也写戏曲和批评，戏曲有《欧罗巴旅馆》（europa hotel，一九二一）、《小耶稣摇他的羽床》（deezeken schudt zijn beddeken uit，一九二一）等，批评文著名的有《三个弗朗特尔的写实主义者》 （一九一八）、《古诗人》（一九二〇）等。
雪已停止了。那些皑皑白色的街路，在一片星月交辉的清朗的天空下闪烁着。
一片苛烈的风逐着那闪光的尘土，在电线间呼啸，刮过光亮的屋顶。在这奇异的晚间，任何别的声音也不存在。
两个人孤寂地徘徊着。那位芬兰的水手和那位青年的诗人，是在一家客店里碰到的。那位芬兰人————壮健的大汉，在那矫捷而关心奇遇的金发少年的旁边，踏着水手整齐的步子走着。他们的结识，是只要在这圣诞节碰着杯子喝几杯酒，并互相说几句航海用的英文就够了。两个人在港口区散步，而所说的话又少又不完全，这实在可算得是一件乐事。
在圣保罗路上，他们在一家酒店的门口站住了。在窗玻璃上，他们看见这个店号上写着：“特罗加代洛宫”，在钟塔上，钟声报了十一下。
“我们进去吗？”那芬兰人问。
“里面有漂亮的娘儿们呢。”那诗人回答。
这个“特罗加代洛宫”和那真正的广大的特罗加代罗宫一点也没有相似之处。这所建筑在路角上的没有出路的屋子，是靠着警察局后面的。这酒店却有像一方手帕那么大小：一个柜台，两张桌子和八张椅子，在店里挤得紧紧的，几乎使客人没有活动的余地。火炉呼呼地响着，煤气灯快乐地发着光。那诗人把一枝合欢草和一束紫罗兰放在白色大理石的桌子上。这些花是他在傍晚的时候从一个生着温柔的眼睛的卖花女那儿买来的。那芬兰人点煌了一支深褐色的雪茄烟，向那穿着红色胸衣的蓬头女侍者叫了两杯黑啤酒……
那个棕发的伊妲很机警地站在柜台后面，说着一些无意义的动听的话。她说着一种混杂着勃鲁塞尔的胡调话的英文。
“一个那么好的圣诞节的晚上，”她说，“一只猫也看不见……生意不行啊。”
“外面天气好极了，”那诗人说，“这是一个完全白色的好圣诞节夜，全城静悄悄的，堆满了白色和银光。”
“是啊……”那芬兰人虽则一句话也不懂（因为那诗人说的是弗兰特尔话），却也点头称是。
“这和你一起散步的家伙是谁？”伊妲问。
“一个芬兰湖畔的诗人，一个北方的伟人！”
“算了吧！诗人是没有钱的。”伊妲蔑视地说。
“好人儿，不要侮辱我们。”
“丑角儿！”
“sailor（水手）吗？”
“yes，miss ida！（是的，伊妲小姐！）”
她替自己斟了一小杯酒，不客气地坐到那水手旁边去，好像理应正当似的。
“你出过远门吗？”
“yes。（是的。）”
“你刚刚离开军队吗？”
“yes。”
“你叫什么名字？darling。（爱人。）”
“梅尔旭。”
“你们是怎样碰到的？”
“我在一家客店里碰到这位朋友……接着我们一起散步。”
“祝你康健！”
“祝你也康健！”
那位诗人痴迷地凝望着那些挂在壁上的中国扇子；接着他看见那未驯的同伴拙劣地勾引着那个活泼的少女。
巴尔达沙，那个亚尔美尼亚的地毯贩子叽咕着走了进来。他漫不经心地把他的包裹丢在地上，叫了一杯柠檬水，一边把他所坐着的椅子移到火炉旁边去。他在冬天穿的沉重的大衣里面发着抖，他把土耳其小帽移下去，用手搔着他黑玉一般的头发。
在他多骨的被太阳晒黑的脸上，黑色的眼睛发着光。
“天气真坏，”他叹了一口气说，“no people，no business。（没有人就没有生意。）”
他连称赞地毯的精神也没有。那些有着奇怪的图案，织着金线的地毯，是丢在他的脚边，横在灰色的地上。他的手畏寒地抚着那露出在东方式的短袴外面的，用青色的破布裹着的腿股肉。
“天很冷啊。”那芬兰人说。
“天气真坏极了，”那亚尔美尼亚人同意说，“没有生意。”
伊妲哼着一首很迷人的法国小曲子。
在那个时候，那个金发的胖老板娘，从后面一间小房间的那几级阶梯上走下来。
“晚安，朋友们。”她站在那小小的阶梯上喊着。
“晚安，保拉！”
“啊，加斯巴尔在这里，这位诗人！天老爷，那么之前你到底在哪里？……巴尔达沙多么地安适自在……”
“no business！”
“没有生意……天还在下雪吗？”
“不下了，保拉，可是路上处女一样地洁白。”
“嘿，处女？”
“我介绍我的朋友梅尔旭给你，这是一位芬兰的大诗人，我是在一个很有价值的社交中认识他的，在今天八点二十五分钟光景的煤炭运河！”
“胡诌！”
“可尊的保拉，那就是因为诗人们总是……我们到那小厅里去喝一杯好喝的甜酒，好吗？”
“甜酒，yes！甜酒。”那芬兰人立刻附议着说。
“今天可办不到。”保拉断然地说。
“不，不要在小厅里。”伊妲在一边也说。
“那里很舒服。”那诗人固执地说。
“办不到。”
“为什么办不到？”
“一个孩子刚生了出来，”保拉说，“一个小天使般的孩子……”
“那边，在房里吗？”那芬兰人问。
“是的！”
“一个孩子，”那诗人踌躇着说，“一个孩子吗？这孩子是谁的？”
“我妹妹玛丽亚的，她睡在榻上，摇篮就在她旁边。”
“那是一个很结实的孩子，”伊妲微笑着说，“什么都是保拉和我一手料理的，也没有请医生，也没有请收生婆婆。”
“他们母子两人现在都睡着，”保拉宽大而慈爱地说，“我可怜的小妹妹……那么年轻，可是已经有一身忧虑了……这个孩子，如果是我生的话……”
“或者是我生的，”伊妲打断了她的话说，“可是她，她自己也差不多是一个孩子啊。”
“在她写信给我的时候，她不知道向那一个圣人承认才好么！我们的父母一点也不能知道，他们是那么地规矩，那么地严厉，他们不知道我在这儿开了一家酒店，他们以为我在这里替别人管家……我写信叫我的妹妹来看我……在玛丽亚一到了这里的时候，我便写信给我的母亲，说因为我刚才大病复原，须得调养休息，要我的妹妹留在这里替代我……玛丽亚的未婚夫是在军队里……一等他有了自由的时候，他们立刻就会结婚，那时他们便可以什么都老实说出来了……这孩子将留在此地，可是我的妹妹却不久就要回去……我要把孩子送到乡下去养。”
“真是一部小说。”那感动了的诗人说。
“这不是一部小说，”保拉回答，“却是日常的生活。”
“玛丽亚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呢。”伊妲天真地说。
“那是一个男孩子，”保拉说下去，“如果从他父亲的照片上看来，他很像他的父亲。”
“我们可以看看那孩子吗？”那芬兰人怯生生地说。
“为什么要看？”
那诗人也说：“是呀，保拉，把孩子抱出来让我们看一看啊……”
“可是他们现在睡着啊！”
“我们不要惊噪他们的……我们只在那里站一会儿看一眼就是了。”那诗人不放松地说。
“好吧，你们来！”保拉回答，“可是不要忘记一个孩子刚生了出来……”
他们向后面的小房间走过去，走上了阶梯，保拉和伊妲走在前面，高大的芬兰人和瘦长的诗人走在后面。
有盏灯在纸灯罩下面发着光，可是四隅还是暗沉沉的。那年轻的母亲躺在一张榻上，脸色是苍白的，金色的头发披散着。在她的旁边放着一个柳条编的摇篮，那新生的孩子便躺在那里；他们屏住了呼吸，静静地看着那母亲和孩子。
在桌子上，一朵蔷薇花在一只杯子里开放着。日里哥城的蔷薇花，那诗人默想着。
那芬兰人拙笨而踌躇地站着，在袋中摸索着。那两个女人的脸色是严重而很温和的，不知道有什么神奇的东西映亮了她们的瞳子。诗人觉得自己被一种深切的情绪所感动了；在生命的神圣的奇迹前面，任何外部的表情都消失了。
他把那枝合欢草和那束紫罗兰放在摇篮上，然后退了几步，躲在暗阴中。那个芬兰人也胆小地走上前去，把一个灿烂的金镑丢在花旁边。那被太阳晒黑的亚尔美尼亚人怯生生地站在房门口，接着轻轻地一直溜到摇篮边，送了一方像手帕那么大小的布：一件色彩鲜艳的小礼物。他们一时都寂定地站立着，不知道做什么说什么才是……一句话也没有从他们的嘴唇里发出来；他们三个人都各自用着他们自己的态度在他们的心头感到一种很特别的高贵的感情。
那新生婴孩的小小的红色的拳头和脸儿，那个睡着的母亲，都使他们看得出神。于是他们都蹑足静悄悄地退了出去：那地毯贩子亚尔美尼亚人巴尔达沙，那芬兰的水手梅尔旭，那青年诗人加斯巴尔，那港口的酒店的肥胖的女店主，和那小侍女勃鲁塞尔人伊妲。
他们重新各趋其本位：那亚尔美尼亚人坐到火炉前面，那三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着，那老板娘坐在柜台前面。他们都缄默着。那芬兰人吸着他的雪茄烟，那诗人抽着他的烟斗，那亚尔美尼亚人抽着他的纸烟，伊妲喝着她的酒，保拉用她的粉扑拍着她圆圆的脸儿。
突然，港口中开始唱起来了。汽笛鸣着，啸着，一片互相击撞着金属物，口琴和人声的奇异的交响乐，在静夜中鸣响着。
“happy christmas！（快乐的圣诞节！）”
保拉开了一瓶酒，把一种汽酒斟在酒杯里。
“祝孩子康健！”那芬兰人举起了他的杯子说。
“祝那母亲康健！”那亚尔美尼亚人接着说。
他们都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现在，上路吧！”那诗人最后说。
巴尔达沙扣上了他大衣上的扣子，收拾了他的地毯，梅尔旭又点了一支雪茄烟，而诗人却已经把门开了。
在说了一声简单的good bye（再见）之后，各人便都上自己的路了。在雪里，在烈风中，在那有稀稀的光从繁星的天上降下来的月亮下，他们都分散了。
那诗人开始在那一望无际的闪烁的微青的白色之间，慢慢地徘徊着。他既不感到严寒，也不感到烈风，他看见的一切都是美丽、纯洁、皎白，而被一片银色的微光烘托出来。他想着那在酒店后房中的新生婴儿，想着那天真的母亲，想着那两个女子的发光的眼睛，想着那两个异乡人，又想着他们献给生命的虔心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