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唐高宗李治：从文弱太子到一代雄主

    一、引言

    李治，唐朝第三位皇帝，公元628年出生于长安，是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母亲为长孙皇后。在繁荣昌盛的大唐盛世中，李治以温文尔雅的性格和深厚的学识素养，在众多皇子中脱颖而出，被立为皇太子，开启了他从储君到帝王的人生历程。

    二、即位之初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终南山翠微宫驾崩，临终之际，他特意将皇位继承人——太子李治托付给了亲信重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太宗对二人寄予厚望，强调李治自幼便以仁孝着称，并嘱咐他们务必竭诚辅佐新帝。同时，他也向李治表明，有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辅佐，国家政务可无忧虑。

    六月一日，李治遵照父皇遗愿即皇帝位，是为唐高宗，时年仅二十二岁。他深谙尊贤之道，立即任命舅父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并与褚遂良共同辅政。高宗对两位重臣极为倚重，虚心采纳他们的建议，使得永徽年间国泰民安，社会秩序井然，政策上延续了贞观之治的优良传统。

    同年七月，在避讳问题上，有关部门提议更改部分官职名称以避唐高宗名讳，但高宗鉴于贞观时期并未因“世民”二字改讳，因此决定不作更改，展现了一种宽宏大度、尊重先帝遗风的姿态。

    面对自然灾害，如河东地震，高宗迅速下令派遣使者慰问灾区并减免当地三年赋税，体现出对民生疾苦的高度关注与及时救济。此外，他还对朝廷重臣进行了调整与封赏，如任命李积为尚书左仆射，以及追赠房玄龄、高士廉等功臣，使他们在太宗庙庭配享祭祀，以此表彰他们的丰功伟绩。

    永徽元年，唐高宗立王氏为皇后，确立后宫正统；并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例如高侃成功擒获突厥车鼻可汗，并设立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

    然而，随着永徽二年的到来，西突厥贺鲁叛乱，沙钵略可汗攻入庭州，唐高宗果断派兵平叛，彰显了其对外部威胁的坚定应对能力。

    至永徽四年，宫廷内部爆发了房遗爱等人谋反事件，这场政治危机直接触及皇权核心。唐高宗在长孙无忌等人的协助下，果断铲除了这些企图颠覆皇位的势力，包括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等皇室成员也因此事受牵连，或死或贬，从而有力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确保了大唐江山的稳定传承。

    三、乾纲独断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初期，一场围绕皇后人选的重大政治变革正在悄然酝酿。早在太子时期，李治就与父亲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私通，太宗驾崩后，按照规定，武氏出家为尼，但永徽元年（650年），李治在感业寺进香时与武则天重逢，两人旧情复燃。一年后，武则天得以重返皇宫，并在宫廷斗争中逐渐崭露头角。

    面对新罗与百济的边境冲突，高宗展现出作为万国之主的责任感和外交手腕，他劝诫百济归还所侵占的新罗领土，同时也对高丽等邻国施加压力，要求其不得插手干预。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高宗对周边国家关系的精准把握以及维护和平稳定的决心。

    然而，最为激烈的宫廷斗争在于皇后废立之事。永徽三年（652年），武则天晋升为昭仪，她深谙王皇后的心态，巧妙地博取了王皇后的支持和高宗的宠爱，导致原本受宠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地位渐失。随着高宗决定废王立武，此举触及到了朝中权臣的利益，尤其是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两位老臣在太宗临终前被赋予辅佐新帝的重要使命，他们坚决反对废黜王皇后并改立武则天。尽管高宗亲自拜访长孙无忌，甚至有武则天母亲杨氏、许敬宗等人从中斡旋，但仍然无法改变他们的立场。在内殿召集诸位重臣商议此事时，长孙无忌、褚遂良坚持己见，而李积选择回避，于志宁则采取中立态度。

    面对如此强大的阻力，唐高宗并未退缩。永徽六年（655年）十月，他果断下诏废黜王皇后，十一月即册封武则天为皇后，完成了这场历史性的皇后更替。与此同时，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也因此事相继遭到贬谪，标志着高宗在皇权争夺中的胜利，也预示着武则天开始正式登上唐朝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

    四、建立东都

    在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李治下令重建被战火破坏的洛阳乾元殿与应天门，显示了他对恢复洛阳繁荣的雄心壮志。次年（657年）二月，他正式移驾洛阳，并颁布《建东都诏》，强调洛阳作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的战略要地，具有连接四方、接纳万国朝贡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将洛阳宫改为东都，使得洛州官吏编制品级等同于京师雍州，唐朝由此正式确立了两京制度，长安和洛阳并列为国家的政治中心。

    随着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两位权臣的相继失势——褚遂良死于显庆三年（658年），长孙无忌于显庆四年（659年）被迫自杀，关陇集团的影响力大幅度削弱，高宗得以摆脱政治上的束缚，开始独立决策，不再受制于人。这一时期，朝廷内外对进谏之事产生了严重的忌讳，长达20年间鲜有人敢于直言劝谏皇帝。

    显庆五年（660年），在对外战争取得显着成果后，邢国公苏定方平定了百济之乱，并在十一月将俘获的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及其太子等人押解至东都洛阳，在紫微城正南门——则天门进行献俘仪式。唐高宗虽对百济王族进行了责问，但最终下诏释放他们，展现出其在处理战俘问题上一定程度的宽仁与大度。

    五、帝后同朝

    显庆五年（660年）后，唐高宗李治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出现头晕目眩的症状，影响了他对国家政务的正常处理。此时，皇后武则天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机，开始积极参与国事，逐步扩大其政治影响力。尽管已经贵为皇后，但武则天并不满足于此，她意图进一步掌控政权，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策略：一方面排除异己，扫清通往权力巅峰道路上的障碍；另一方面积极培植亲信势力，以稳固自身地位。

    面对武后的步步紧逼，高宗李治曾试图废黜武后，但在麟德元年（664年），此事因上官仪被揭露而流产，上官仪最终被诛杀。自此之后，李治再也无法有效约束武后的权势扩张。至显庆末年，随着高宗病情加重，视 力 受损，无法全面主持朝政，武则天顺理成章地逐渐掌握了实权。在她的建议下，高宗采纳“天皇”称号，与武则天并称“二圣”，共同临朝听政，史称“二圣临朝”。

    麟德二年（665年），唐高宗携武后及文武百官、内外命妇进行泰山封禅大典，场面宏大壮观，彰显了大唐帝国的强盛与威严，同时也有利于巩固武后的政治地位。在此期间，周边众多国家如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国、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国派出使节和酋长随行，显示出唐朝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总章元年（668年），唐朝成功平定高丽，设置安东都护府，将辽东地区纳入版图，显示了军事上的赫赫战功，也进一步增强了朝廷的权威。

    上元元年（674年），朝廷正式下诏尊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武则天借此契机提出建言十二事，涉及农业发展、轻徭薄赋、道德教化、行政改革等诸多领域，体现了她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深思熟虑和卓越才能。虽然缺乏详细实施效果的记载，但从高宗采纳并实施这些建议可以看出，武则天的政治影响力已不可逆转。

    上元三年（676年），由于高宗风疾加剧，曾有意让武后摄政，但遭到宰相郝处俊的谏止，指出天下是李氏家族世代传承的，并非个人私有，因此高宗被迫放弃了逊位的想法。然而，武后并未就此停步，她继续通过召集文学之士编撰各类书籍，如《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并秘密参与审议百官奏疏，以此分夺宰相权力，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执政基础。

    六、因病去世

    进入永淳二年（683年），李治前往新建成的奉天宫准备封禅中岳嵩山，但因病未能成行。不久，他意识到自身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便诏令皇太子李显代理国政，并安排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人在东宫辅佐。随后，李治病情加剧，回东都洛阳后已无法接见宰相以下的大臣。

    同年十二月，改元弘道元年，李治在宣布赦免诏书时，因身体虚弱无法登马出行，则召百姓在殿前宣读了这份象征宽恕与希望的诏书。在十二月丁巳日（公元683年12月27日），唐高宗李治在东都贞观殿去世，享年五十六岁。遗诏中指示，七日后将灵柩装殓，由皇太子李显即皇帝位；同时要求陵墓建设务必节俭，若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者，请天后武则天处理决断。群臣上谥号为天皇大帝，庙号高宗。文明元年（684年）八月十一日，高宗安葬于乾陵。直至天宝十三年（754年），李治的谥号又改为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

    七、结语

    总体来看，唐高宗李治是一位内修法治、外扩疆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唐代盛世发展的皇帝。尽管其个人性格相对温和，有时显得优柔寡断，但他在位期间，国家治理得当，社会秩序稳定，文化繁荣，外交关系活跃，展现了卓越的治国才能。然而，后宫干政问题也折射出他在权力平衡方面的不足，这也是后世对他褒贬不一的重要原因。无论如何，李治在唐朝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的统治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