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5章 阿克敦：从死刑边缘走向权力巅峰的历史传奇

    一、早期经历

    阿克敦的早期职业生涯始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这一年他通过了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并被选拔为庶吉士，这是对新科进士的一种特别待遇，意味着他有机会在翰林院深造，为日后担任重要官职打下基础。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阿克敦因其优异的表现被授予编修之职，这标志着他正式步入了朝廷的文书编纂行列。

    两年后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阿克敦的职业生涯开始加速发展。首先，他在二月份被任命为河南乡试的副考官，负责协助主持该省的地方科举考试，显示出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同年十月，他又被委任为日讲起居注官，这个职位需要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是一项既光荣又敏感的工作，表明了皇帝对他的信任程度。

    康熙五十三年（1714），由于阿克敦在学术领域的杰出表现及其在主持考试时的良好声誉，康熙帝特别提拔他为侍讲学士，进一步肯定了他的学识与能力。接下来的几年，阿克敦的官职不断攀升，从侍读学士到经筵讲官，再到詹事府詹事，直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晋升为内阁学士，这一连串的升迁显示了他在朝堂上的地位日益稳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阿克敦受命代表清朝前往朝鲜，参与册封朝鲜国王李昀的弟弟李昑为世弟。这次出使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是他外交经验积累的重要时刻。同年十月，阿克敦被提升为兵部侍郎，显示了他在军事行政方面也得到了重视。

    随着雍正帝的即位，阿克敦的仕途达到了新的高度。除了担任兵部侍郎外，他还兼任了翰林院掌院学士，并负责《清圣祖实录》的编撰工作。雍正元年（1723），他获得了恩赐二品荫生的地位，这意味着他的后代也能享受到一定的官职特权。随后的几年里，阿克敦继续在多个重要职位上服务，包括日讲起居注官、《四朝国史》副总裁等，显示出他在文化教育领域的重要地位。

    雍正二年（1724），阿克敦再次被委以重任，不仅参与《大清会典》的编纂工作，还担任了翻译乡试的副考官。年底，他与散秩大臣舒鲁一起前往朝鲜，完成了册封朝鲜国王李昑的任务。

    二、任职两广

    在雍正三年（1725），阿克敦的职业生涯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年，他被任命为《治河方略》的副总裁，负责监督有关黄河治理策略的制定。随后，他于七月被授予左副都御史的职务，这表明他在监察系统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到了十二月，阿克敦又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同时保留着兵部侍郎的职位，这显示了他在政府机构中的多重职责。

    到了雍正四年（1726），阿克敦的职业生涯进一步扩展。三月份，他被指派为翻译乡试的副考官，继续在教育领域发挥作用。到了四月，他被调任为兵部左侍郎，并兼任国子监祭酒，这一职务让他在教育与军事行政之间架起了桥梁。同年，由于两广总督孔毓珣入京述职，阿克敦被临时任命为两广总督，同时兼任广州将军，这标志着他首次直接负责南方地区的行政与军事管理。

    在此期间，阿克敦展现出了他作为一位务实且公正的领导者形象。他上奏弹劾了碣石总兵陈良弼和左翼总兵蓝奉（或称蓝凤），指控他们滥用职权，前者索要渔民的不正当费用，后者则让自己的两个儿子非法担任重要职务。雍正帝对此表示赞赏，并命令阿克敦挑选合适的人选来填补这些空缺。

    面对广东地区频繁发生的江堤溃决问题，阿克敦与当时的广东巡抚杨文乾意见相左。杨文乾主张采用更为昂贵的石工和椿埽技术来加固堤坝，而阿克敦则主张继续使用传统的土工方法，并提出应在每年的特定时段由地方政府组织民众进行维护。他认为这样既能保证堤坝的安全，又能节省开支。雍正帝最终采纳了阿克敦的意见，这表明了阿克敦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所展现出的洞察力和领导能力。

    然而，阿克敦的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处理地方事务时的一些决策引发了争议。例如，他被指控未能有效追查盗窃案件，并涉嫌贪污海关税款以及向暹罗船只索要贿赂。这些指控最终导致了他在雍正六年（1728）被罢免官职，并面临审查。

    三、出使准噶尔

    雍正七年（1729），阿克敦的命运出现了转机。此前因为一些争议而被罢免官职的他，此时被雍正帝特赦，派遣他前往江南河工效力，以期通过实际行动来弥补之前的过失。山东巡抚费金吾请求派遣官员监督徐州、沛县及济宁、嘉祥等地的水道疏浚工程，雍正帝便决定让阿克敦承担这项重任。这既是对他能力的信任，也是给他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到了雍正九年（1731），阿克敦的职业生涯再次迎来转折。这一年，为了应对准噶尔部落的威胁，雍正帝任命抚远大将军马尔赛率领军队进行讨伐，并授予阿克敦内阁额外学士的头衔，协助处理军务。阿克敦被委以重任，这表明他在军事战略和外交事务方面的能力得到了认可。

    雍正十一年（1733），阿克敦被派往克拜达里克，负责监督军粮供应。这一时期，清廷正在积极准备与准噶尔部落的军事冲突，确保前线物资充足是保障战争顺利进行的关键。阿克敦在这项工作中表现出色，为前线部队提供了坚实的后勤支持。

    到了雍正十二年（1734），阿克敦被召回京城，并与侍郎傅鼐、副都统罗密一同被派遣出使准噶尔，目的是与噶尔丹策零进行谈判，争取实现和平共处。这次出使任务极为艰巨，因为噶尔丹策零希望将阿尔泰山纳入其游牧范围，而清廷则坚持维持原有的边界划分。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噶尔丹策零遂派遣使者随阿克敦等人返回京城，继续就边界问题进行商谈。

    雍正帝听取了阿克敦等人的汇报，并将相关情况与地图秘密寄给北路副将军策棱，要求他进一步考虑解决方案。策棱建议保持阿尔泰山以北的边界不变，这使得议和暂时陷入僵局。尽管如此，雍正帝还是对阿克敦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继续任命他担任要职，包括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工部右侍郎等。

    乾隆即位后，阿克敦被任命守护泰陵，这是一个重要的荣誉职位，表明乾隆帝对其忠诚和能力的认可。乾隆二年（1737）闰九月，阿克敦负责管理泰陵的工部事务，继续为皇家陵寝的建设和维护贡献自己的力量。

    乾隆三年（1738），阿克敦再次被派遣出使准噶尔，这一次他带领侍卫旺扎尔和台吉额默根，旨在传达朝廷关于边界问题的最新决定。噶尔丹策零的使者哈柳随行，表达了准噶尔部落希望在阿尔泰山以北游牧的愿望，并请求将布延图、托尔和两处卡伦移入内地。乾隆帝明确表示可以接受准噶尔部落在阿尔泰山以北游牧，但对于迁移卡伦的要求则予以拒绝，并命令哈柳带回这一决定。

    四、屡获升迁

    乾隆四年（1739）开始，阿克敦的职业生涯进入了另一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这一年七月，他被任命为工部左侍郎，负责协助管理全国的水利工程、建筑项目等事务。仅一个月后，他又被委任为翻译会试的副考官，这一职务要求他负责监督科举考试中的翻译部分，确保考试的公平与公正。到了十二月，阿克敦又被任命为《大清一统志》的副总裁，负责编纂这部涵盖全国各地地理信息的重要文献。

    乾隆五年（1740），阿克敦的官职继续变动。三月，他被调任为刑部右侍郎，随后又转任刑部左侍郎，这意味着他在司法系统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四月份，他还被委派负责教导庶吉士，即新科进士中的佼佼者，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提供指导。到了闰六月，阿克敦再次调任，这次是担任吏部左侍郎，负责协助管理官员的选拔与考核工作。同年七月，他又被任命为经筵讲官，负责为皇帝讲解儒家经典，这一职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乾隆六年（1741）四月，阿克敦被委以协办步军统领刑名事务的重任，这意味着他在军事和司法领域都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一职务要求他对步军统领府的刑罚案件进行审查和监督，确保法律的正确执行。

    乾隆七年（1742），阿克敦的职业生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三月，他被临时任命为正白旗汉军都统，负责指挥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到了乾隆八年（1743）六月，他又被正式授予镶蓝旗满洲都统的职位，这标志着他在军事指挥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步。

    乾隆十年（1745），阿克敦再次获得提升。三月，他被任命为会试正考官，这一职务要求他主持科举考试中最关键的部分，确保选拔人才的质量。五月，他又被任命为《五朝国史》的副总裁，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负责编纂记录清朝前五个朝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到了六月，他被任命为日讲起居注官，继续负责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

    乾隆十一年（1746），阿克敦的官职再次晋升。闰三月，他被提拔为左都御史兼议政处行走，这意味着他不仅在监察系统中有更高的地位，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月，他被正式任命为刑部尚书，这是他仕途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他在司法领域的最高职位。

    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八月，阿克敦被任命为顺天乡试的正考官，负责主持北京地区的乡试，这一职务对于选拔优秀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五、册文风波

    乾隆十三年（1748），阿克敦的职业生涯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这一年，他先是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但不久之后就被解除这一职务，转而授予傅恒。这一变动可能让阿克敦感到意外和失落，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同年四月，翰林院向乾隆帝呈递了一份孝贤皇后的册文。这份册文中，将“皇妣”一词翻译成了“先太后”。这一翻译错误引起了乾隆帝的极大不满，因为按照清朝的礼仪制度，“皇妣”是指已故的皇后，而“先太后”则是用来称呼先帝的母亲。这种错误被视为严重的礼仪失误，可能会导致皇室尊严受损。

    乾隆帝对此非常愤怒，立即召见阿克敦询问此事。然而，在回答乾隆帝的问题时，阿克敦未等皇帝下达退下的指令就离开了，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极其不敬的行为。乾隆帝认为阿克敦是因为被解除协办大学士的职务而心怀不满，因此做出了这样的举动。乾隆帝对此大怒，下令将阿克敦罢官，并交由刑部处理，按照“大不敬”的罪名判处斩监候。

    然而，乾隆帝并没有就此结束对阿克敦的处罚。到了六月，虽然阿克敦已经被罢官，但乾隆帝仍命其在内阁学士的位置上行走，并署任工部侍郎。这一安排实际上是给了阿克敦一个改正的机会，同时也显示了乾隆帝对他过去贡献的认可。

    到了七月，阿克敦的官职再次得到了恢复，他被提升为署任刑部尚书，并继续担任经筵讲官，同时负责协办步军统领衙门的刑名事务。此外，他还被授予镶白旗汉军都统的职务。九月，阿克敦又被任命为会典馆总裁，并担任《清汉篆文》的副总裁，负责编纂这部重要的文字学着作。

    到了十月，阿克敦的职位再次发生变化。他被任命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并继续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到了十二月，乾隆帝终于恢复了阿克敦的协办大学士职位，并任命他为国史馆总裁

    六、屡获重用

    乾隆十四年（1749），阿克敦的职业生涯再次迎来了新的辉煌。这一年，大小金川叛乱得以平定，阿克敦因此被加封为太子少保，这是对他长期以来为国家稳定和发展所作贡献的认可。七月，乾隆帝前往木兰围场狩猎，命令阿克敦留守京城处理政务，并兼任署步军统领，负责京城的治安和防卫。十月，乾隆帝赐予阿克敦紫禁城内骑马的殊荣，这是对年长官员的一种优待，显示出乾隆帝对阿克敦的特别关照。到了十二月，乾隆帝还赐予阿克敦御书“协中辅治”的匾额，表彰他在辅佐治理国家方面的贡献。

    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帝前往河南视察，再次命令阿克敦留守京城处理政务，并兼任署左都御史，进一步加强了他在监察系统中的地位。这一年九月，阿克敦担任左都御史，负责监督各级官员的行为，确保政府运作的廉洁与高效。

    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阿克敦被任命为署步军统领，负责京城的安全保卫工作。这一职务显示了乾隆帝对阿克敦的信任与倚重，特别是在重大活动期间，确保京城安全至关重要。

    到了乾隆十九年（1754），阿克敦迎来了自己的七十寿辰。四月，乾隆帝亲自书写“赞元锡嘏”的匾额赐予阿克敦，以表彰他在国家治理中的卓越贡献。五月，乾隆帝前往盛京（今沈阳），再次命令阿克敦留守京城处理政务，确保首都的稳定。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克敦的身体状况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乾隆二十年（1755），由于目疾的影响，阿克敦不得不请假休养。乾隆帝得知后，派遣太医为其诊治，显示出对阿克敦健康的关心。尽管阿克敦多次请求退休，但乾隆帝仍然希望他继续为国家服务，直到最终批准了他的致仕请求。

    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阿克敦去世。乾隆帝得知消息后，派遣散秩大臣率同侍卫前往祭奠，并赐予一千两白银用于办理丧事。同时，赐予阿克敦“文勤”的谥号，这是对他一生勤勉治国、忠心耿耿的认可。

    结语

    阿克敦的一生，不仅是个人奋斗成功的典范，更是清代官僚体系变迁的一个缩影。他凭借着不懈的努力与坚持，在充满挑战的政治环境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了历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之一。这段传奇故事，至今仍然激励着无数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