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吕留良：从科举才子到隐逸僧侣

    一、自幼失怙

    吕留良的生平，是一段融合了家族荣耀与个人奋斗的传奇。生于明末乱世，他自幼便背负着家族的重望与不幸的阴影。其父吕元学，一位在明朝有着显赫政绩的知县，却因疾病早逝，留给家庭无尽的哀思与未竟的事业。吕留良作为遗腹子，其降生不仅是对家族血脉的延续，更是母亲杨氏坚韧不拔精神的体现。

    在失去父亲庇护的童年，吕留良的生活充满了挑战。体弱多病的母亲难以独自承担抚养之责，幸得三兄愿良夫妇的悉心照料，他得以健康成长。然而，命运多舛，三岁丧嫂，后又被过继给堂伯父，这一系列变故，让吕留良的童年充满了颠沛流离。但正是这样的环境，磨砺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也激发了他对知识的渴望。

    自幼展现出超凡才智的吕留良，在诗文与学问上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八岁便能作文，十岁时，随着三兄愿良在崇德建立澄社，他更是深受东南士子文风的熏陶，逐渐成长为一位博学多才的青年才俊。他的诗文才华在征书社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众多士子交流切磋，不仅拓宽了视野，更深化了对时局的思考。

    吕留良的才华不仅限于文学，他在天文、兵法、乐律、算术等多个领域均有深厚造诣，展现出非凡的综合素质与天赋。

    二、抗清失利

    顺治元年（1644年），明朝灭亡，满洲人建立的清朝迅速南下，占领了中原地区。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许多明朝遗民奋起反抗，希望能够挽救即将覆灭的大明江山。吕留良和他的家人也投身于这场抗清斗争之中。

    顺治二年（1645年），吕留良与其侄儿吕宣忠组织了一支义勇军，试图抵抗入浙的清军。吕宣忠被任命为总兵都督佥事，并在监国鲁王的支持下，被加封为扶义将军，获得了敕印，率领部队前往太湖一带抗击清军。然而，抗清之路异常艰难，吕宣忠在澜溪（位于太湖下游，靠近乌镇）与清军展开激战，最终因力量悬殊而兵败。面对失败的局面，吕宣忠无奈之下解散了自己的部队，并遁入山林，成为了一名僧人。

    然而，国破家亡的悲痛并未因此减轻。不久后，吕宣忠因为回家探望生病的父亲而被捕，并最终遇害。这对吕留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在送别侄儿时，悲痛欲绝，甚至因情绪激动而咯血，几乎丧命。这一时期，吕留良将自己的诗作结集成《万感集》，记录下了那段充满悲愤与绝望的日子。

    在抗清战斗中，吕留良也曾身负重伤，左腿中箭，留下了终身的伤痕。据《厉耦耕诗》记载，“箭瘢入骨阴辄痛，舌血溅衣洗更新”，反映了他身体上和心灵上的双重痛苦。

    顺治八年（1651年）冬，吕留良的兄长吕愿良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吕留良再次承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并亲自操办了兄长的后事。这一系列的打击使得吕留良对清廷的统治愈发不满，同时也坚定了他不与清朝合作的决心。

    顺治十一年（1655年），吕留良与陆文霦合作评选八股文。他们在吴门集市租了一间房子，专门从事评点工作。这次评选的对象是从顺治三年（1646年）开始的五科文章，因此命名为《五科程墨》。通过这一工作，吕留良不仅在学术上有所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借此机会宣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观念，强调民族气节的重要性。这一行为对当时的士人学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清接儒士

    顺治十六年以后，吕留良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他开始广泛结交当时的知名学者和隐士，其中包括浙东着名的黄宗羲、黄宗炎兄弟以及宁波的隐士高斗魁。吕留良对砚台有着特殊的爱好，曾自述收藏了不下二三十枚砚台。黄宗羲得知此爱好后，特意赠送给他一方八角砚，两人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吕留良的儿子吕葆中也在这段时间跟随黄宗羲学习。为了专心学问，吕留良的二哥吕茂良认为留良对外事务过多，影响了学业，便将他留在崇德西门内的祖居友芳园之梅花阁，教授子侄辈读书。康熙二年（1663年），黄宗羲受邀来到梅花阁授课，与吕留良等人在园内的水生草堂相聚，进行诗文唱和。此外，吕留良还与吴之振、吴自牧等人共同编选了《宋诗钞》九十四卷，并为其中八十余位宋代诗人撰写了小传。

    然而，到了康熙五年（1665年），吕留良在面对浙江学使对生员的考核时，选择了拒绝应试，结果被革除了诸生的身份。这一举动虽然震惊了当时的社会，但吕留良本人对此却感到十分坦然。随后，他退隐到崇德城郊的南阳村东庄（今属桐乡县留良乡），开设了自己的刻书局“天盖楼”，继续选刻时文出售，并且提囊行医，以此来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隐居期间，吕留良并没有放弃学术追求。他与张履祥、何商隐、张佩葱等人一同研究程朱理学，并创立了南阳讲学堂，设馆授徒。尽管他的身影逐渐远离公众视野，但名声反而越来越高。在康熙八年（1668年），他还邀请了理学大儒张履祥前来东庄讲学，共同致力于发扬洛闽之学。

    吕留良不仅继续从事时文评选工作，还编辑刻印程朱遗书，以帮助学者更好地理解这些经典。他通过时文评语表达自己关于“夷夏之防”和恢复“井田”、“封建”制度的政治主张。这一时期，吕留良还频繁出游，写下大量纪游诗，这些诗作大多富含强烈的反清意识，最终汇编成了《真腊凝寒集》。此外，他还结交了一批新的朋友，如黄虞稷、周在浚等，与他们之间的唱和诗都被收录在《零星稿》中。

    四、拒仕为僧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设立了博学鸿词科，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笼络一批当时有名望的士人。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地方官员首先推荐了吕留良参加选拔。然而，吕留良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最终得以免除参选。与此同时，与吕留良同时代的汤斌则欣然接受，并因此获得高官厚禄。

    到了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廷为进一步拉拢和软化明朝遗民，再次征聘天下的山林隐逸之士。嘉兴郡守又一次推荐了吕留良。面对这样的压力，吕留良在无可奈何之下，选择了削发为僧，取法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他前往吴兴埭溪的妙山，建造了风雨庵，隐居于此，并继续讲学，门人弟子众多。

    尽管身处僧侣之身，吕留良仍然心系国家大事。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秋天，他与门人子侄三次游览南北湖，并按出游的日程写了一组纪游诗，编成诗集名为《东 将 诗》。随着清王朝的统治日渐稳固，吕留良心中复明的梦想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这让他更加愤世嫉俗。

    吕留良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年仅四十多岁时，须发已经灰白，牙齿脱落过半。他自幼就有咯血的病症，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就会发作。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吕留良重游杭州，期间所写的诗篇被收录进《欬气集》中。同年八月，吕留良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五岁。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吕留良仍然坚持完成《朱子近思录》及《知言集》的补辑工作，并创作了《祈死诗》六篇。面对子侄和弟子们的劝慰，他回答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不敢不努力。”临终之际，他勉励门人要“细心努力为学”，并告诫后人要恪守“孝友大义”。在最后一刻，他突然说道：“我现在鼻息间的气息，只有出没有进。”门人们呼唤他“先生”，他回答：“人人都会这样！”声音虽半涩，但字字清晰。随后，他让众人退出房间，作揖告别了三四次。最终，吕留良从容地正了正面容，伸直双脚，叉手安详地离世。

    吕留良去世的消息传开后，远近的士人都为之悲痛不已，认为这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八月十七日，何商隐前来吊唁，泣不成声地说：“二十年的交情就此结束，伤心啊，伤心！”陈执斋、陆稼书为他撰文祭奠，黄宗炎作诗哀悼，查慎行也创作了《挽吕晚村徵君》诗。十一月二十九日，吕留良被安葬于识村祖坟（位于今天的留良乡识村东长板桥西侧）。

    五、祸及后人

    吕留良去世后，他的思想和学说仍然在民间广为流传。他的弟子及追随者曾静等人继续传播他的学说，试图延续吕留良的精神遗产。然而，这种传承最终引发了严重的后果。

    雍正年间，曾静试图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叛清廷，但计划败露。曾静被捕下狱，并供出了吕留良及其两位学生。尽管吕留良早已去世多年，但清廷依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不仅剖棺戮尸，还将他的着作全部焚毁。这一事件不仅针对吕留良本人，也波及了他的学生和后人，显示出清廷对任何潜在威胁的极端反应。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吕留良的冤屈逐渐得到了昭雪。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的覆灭，人们对吕留良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浙江督军汤寿潜将西湖彭公祠改为崇祀三贤之地，吕留良被列为三位贤人之一，与另外两位明末清初的着名学者并列。

    为了纪念吕留良，知县及地方绅耆为他修建了新墓，并在孔庙后方建造了一座纪念亭。蔡元培为此书写了匾额和对联，并立碑以示永久纪念。如今，在桐乡县境内有两个乡镇分别以其名号命名，分别是留良乡和晚村乡。此外，崇福镇还建有吕园，作为对吕留良的永久纪念。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革命家邹容在了解到吕留良的事迹后，不仅表达了深深的敬意，还对当时受到清廷恩宠的汤斌进行了批评，称其为“驯 静 奴 隶”。邹容的这一评论，反映了他对那些未能坚守民族气节者的不满，同时也突显了吕留良在后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结语

    吕留良的一生，是坚持文化理想与民族气节的一生。尽管遭遇了种种不幸，但他的精神却如同明灯一般，照亮了后世无数寻求真理与自由的心灵。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更加珍视那些为文化传承与发展做出贡献的先辈们，同时也应该铭记历史，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