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5章 冯铨:从魏忠贤到清廷,一个贰臣的跌宕人生
一、早年生涯
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1596年1月2日),冯铨出生于顺天府涿州,一个位于今天河北省涿州市的地方。他的早年生涯充满了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荣耀。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冯铨年仅十九岁时,就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举成为进士,并随即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他正式被授予翰林院检讨的职务,这是一个显示学术造诣和政治前途的职位,同时,他与父亲冯盛明同朝为官,被时人称为“小冯”或“小冯翰林”。
然而,冯铨的家族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天启元年(1621年),冯铨的父亲冯盛明在担任河南左布政使期间,因为后金(后来的清朝)入侵辽沈地区时擅自离职,而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河南巡抚张我续对此事进行了弹劾,指控冯盛明在国家危难之际擅离职守,要求对其进行严惩。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冯铨并未选择逃避,而是勇敢地站了出来,上书为父亲申辩。他指出,冯盛明在请求退休时,辽沈地区的警报尚未到达,因此,父亲的离职并不是出于对国家责任的逃避,而是基于个人原因。冯铨的这一举动,不仅是对父亲名誉的一种维护,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儿子的孝道,以及在朝中人脉与影响力的运用。
尽管冯铨竭尽全力进行辩护,但最终冯盛明还是被判处杖刑并被罢免官职,这对于整个冯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冯铨也不得不随父回籍,暂时离开了官场,这无疑对他的仕途产生了影响。
二、魏阉党羽
冯铨的政治生涯在天启四年(1624年)迎来了一个转折点,这一年,魏忠贤到涿州进香,冯铨利用这个机会,跪于道旁向魏忠贤哭诉其父被弹劾丢官的经过。魏忠贤当时正在积极搜罗党羽,冯铨的示弱与恳求恰逢其时,魏忠贤随即命冯铨恢复原职。冯铨对魏忠贤的提拔感激涕零,从此彻底倒向阉党,成为魏忠贤的重要心腹之一。
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激烈斗争中,冯铨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当东林党着名人物杨涟上疏揭露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引起魏忠贤的极度不满时,冯铨敏锐地嗅到了机会,他致书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承诺可以为魏忠贤在朝中争取支持,并怂恿魏忠贤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如“行廷杖,兴大狱”,以此来树立权威。在冯铨和阉党其他成员的策划下,杨涟等人遭受酷刑,最终惨死。
冯铨的手段不仅针对东林党人,他还利用自己的权力报复个人仇敌。例如,他利用《辽东传》这部小说中涉及其父的内容,假称该书是由熊廷弼撰写的,目的是夸耀自己的功劳。在明熹宗举行经筵时,冯铨呈上此书,对熊廷弼进行诬陷,直接导致了熊廷弼的被杀。熊廷弼死后,冯铨继续施展计谋,暗中设计,杖毙了熊廷弼的姻亲、御史吴裕中。
冯铨的快速晋升令人侧目。魏忠贤为了表彰冯铨的“忠诚”,向明熹宗讲述了甘罗十二岁拜相的故事,借此机会超授冯铨官职。于是,冯铨在短短一年之内,从少詹事升至内阁,任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不久更升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年仅三十的冯铨,一跃成为朝廷重臣,权倾一时,被称为“黑头爰立”、“黑头相公”。
天启六年(1626年),冯铨的权力达到顶峰,他进一步倾陷东林党人,由魏忠贤授意,担任了篡改历史之作《三朝要典》的总裁官,此举进一步巩固了魏忠贤在朝中的权威。宦官李永贞曾将冯铨与魏忠贤的心腹宦官涂文辅相提并论,形容说:“内相有涂文辅,外相有冯振鹭。”这表明冯铨已经成为阉党中数一数二的关键人物。
然而,冯铨的贪婪和过分的受贿行为最终惹恼了同样觊觎权力的崔呈秀。崔呈秀成功说服魏忠贤疏远冯铨,导致冯铨在天启六年闰四月被罢免官职。即便如此,冯铨依然不愿放弃与魏忠贤的关系,继续讨好魏忠贤,甚至为他书写了长达百韵的祝寿诗,试图挽回失去的恩宠。
三、一度失势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随着明熹宗的去世,魏忠贤失去了其在宫廷中的主要支持者,这标志着阉党势力的终结。随后的几个月里,阉党成员遭到全面清算,冯铨作为魏忠贤的党羽,自然无法幸免。崇祯帝即位后,立即着手清理阉党余孽,冯铨被列为“魏忠贤党”,遭到削籍,即被剥夺了所有官职。在后续的逆案审判中,有129人因谄事魏忠贤被定罪,需服三年徒刑并缴纳赎金以换取平民身份,冯铨在这些人中排名第二,这表明他在阉党中的位置极为显赫,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冯铨的失势并未让他完全淡出政治舞台。崇祯二年(1629年)冬,后金军队侵扰京畿地区,引发“己巳之变”。在这次危机中,冯铨展现出了一定的担当,他自掏腰包,组织了对涿州的防御,并参与了从澳门葡萄牙人那里购得的红夷大炮的护送工作。这些大炮对于保卫京师至关重要,冯铨不仅协助护炮,还亲自率领一支由3500名士兵组成的队伍,以及约百名家丁,共同守护这批军火,防止其落入后金之手。当京师解围后,冯铨继续护送其中六门大炮进京,完成了任务。
冯铨的这一系列行动,被涿州的地方官看在眼里,他们认为冯铨在国难当头时的行为应得到嘉奖,因而请求朝廷恢复其官职。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阁臣吴甡和黄景昉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冯铨的过去难以原谅,不应轻易赦免。最终,冯铨的复职请求被驳回,他仍然处于被禁锢的状态。
即便如此,冯铨仍未放弃翻身的机会。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试图通过亲家周延儒和阁臣魏藻德的帮助,再次请求朝廷恢复其原有的官位。然而,由于反对声音过大,加之崇祯帝本人对阉党的深恶痛绝,冯铨的这一尝试最终未能成功,他仍旧背负着“逆辅”的污名,直到明朝灭亡,都未曾获得起用。
四、归顺清廷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挥师南下,入主中原,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以书信的方式召唤冯铨入朝效力。冯铨收到信后,毫不犹豫地赶往京城,迅速投入新朝怀抱。多尔衮对冯铨的到来给予了高度礼遇,赐予他朝服衣帽、鞍马、银币等物,命其以原官衔进入内三院,辅佐机要政务。半个月后,冯铨与其他文武群臣一道,在武英殿向多尔衮上表祝贺,表现出对新朝的忠诚与顺服。
顺治二年(1645年),冯铨在清廷的地位进一步稳固。六月初三,多尔衮下令抚恤并赡养明代遗腹子,冯铨等人立即叩头谢恩,显示出对摄政王政策的支持。在多尔衮询问其是否怀念旧主时,冯铨巧妙回答:“一心可以效忠两位君主,但是对一位君主不能二心。”这句话既表达了对清朝的忠心,也避免了被扣上背叛旧主的帽子。同年,冯铨被任命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正式成为清廷的高官。
然而,冯铨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同年七月,御史吴达对其提出弹劾,引发了一场政坛风波,但具体细节及处理结果并未详述于此。尽管遭受弹劾,冯铨在清廷的官位并未受到影响,反而在顺治六年(1649年)加官进爵,被封为少傅兼太子太傅。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去世,清廷内部权力格局发生剧变。顺治帝亲政后,满洲贵族中的反多尔衮派掌握大权。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清廷开始对中央各部的汉官进行审查甄别,这一举措旨在清除多尔衮的余党,并整顿朝纲。在审查过程中,冯铨首当其冲,顺治帝历数其罪状,包括被吴达等人弹劾的罪名以及过去七年的所作所为,认为冯铨“殊失大臣之体”,最终命令其致仕,即退休。
五、效忠顺治
顺治十年(1653年),冯铨的命运出现了转机。三月二十一日,顺治帝发布诏书,以“冯铨原无显过,且博洽故典,谙练政事,朕方求贤图治,特命起用,以观自新”为由,命令吏部通知冯铨迅速前往京城。三月二十七日,顺治帝亲自召见冯铨,表达了对他的关切与重视。当日傍晚,冯铨与几位大学士一同被召入宫中,顺治帝谈及翰林官的才干问题,认为只需亲自考核,即可判断文采的高低。在此场合,冯铨巧妙地提出:“皇上选拔人才,不应只看重文章,南人汉官文章华丽但往往不善实务,满人虽文章逊色但办事效率高。”冯铨的这番言论,既迎合了顺治帝对满汉官员差异的看法,又间接贬低了南方汉官,尤其是被弹劾过的陈名夏和陈之遴,二人均来自江浙地区。顺治帝对冯铨的观点表示赞同,次日便恢复了冯铨的官职,重新任命他为弘文院大学士。
冯铨复出后,继续在清廷中发挥影响力。顺治十二年(1655年),他被加封为少师兼太子太师,与大学士洪承畴一同建议恢复明朝的票拟制度,又与大学士谢升等人共同议定了郊社、宗庙的乐章。尽管期间多次受到言官的弹劾,冯铨的地位并未受到根本动摇,甚至在罢官后不久便再度复出。
顺治十三年(1656年),鉴于冯铨年事已高,清廷加封他为太保,准许其退休,但仍将其留在朝廷中作为顾问,以备咨询。这一安排体现了顺治帝对冯铨经验和智慧的重视。随后,冯铨经过皇帝的允许,返回了原籍涿州。
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进行官制改革,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冯铨被任命为中和殿大学士,保留了其原有官衔,显示出清廷对其的持续信任与尊重。冯铨在清廷的这一系列经历,不仅体现了个人在政治风云中的起伏与调整,也反映了清初政权对汉官的态度变化,以及满汉官员之间复杂的权力博弈。
六、死后荣辱
康熙十一年(1672年)十一月初二,冯铨在其家中安然辞世,享年七十八岁。作为一位在明清两朝都曾担任要职的官员,冯铨的去世受到了朝廷的关注。康熙帝按照惯例,赐予他祭葬的荣誉,并追赠“文敏”这一谥号,这在当时是对一位文臣学识与品德的高度认可。
然而,冯铨身后荣辱交织的命运并未就此结束。一百多年后的 乾 降 五十四年(1789年)十二月,乾隆帝(高宗)回顾历史,对冯铨的评价提出了异议。乾隆帝认为冯铨“罔顾名节,身事两朝”,即在明朝与清朝之间反复,缺乏坚定的政治立场。此外,乾隆还指出冯铨在归顺清朝后,并未有显着的功绩可言,因此,当初给予的谥号“文敏”显得过于宽厚。
基于这样的历史评判,乾隆帝下旨削去了冯铨的谥号,这一举措不仅是对冯铨个人的否定,也是乾隆帝试图整顿朝纲,强调官员忠诚与操守的一种体现。在乾隆看来,“今久而论定”,即历史应当公正地评价每一位官员,不应让那些“幸窃易名之典”的人逃脱道德与历史的审视,以确保朝廷的赏罚分明,彰显公允。
结语
冯铨为父申冤的经历,不仅是他个人成长历程中的重要篇章,也反映了晚明时期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在个人情感与家族利益面前,冯铨展现出了不同于一般官员的勇气与坚持,即便这意味着要承受巨大的个人牺牲。这段历史,不仅彰显了冯铨的孝道精神,也揭示了中国古代官场中家族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