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9章 叶向高：明朝晚期的政治舵手

    一、早年经历

    幼年时期的叶向高随家人四处奔波，躲避倭寇的侵袭，生活极为艰苦，食物短缺，居无定所，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对叶向高而言既是磨难也是考验，锻造了他的坚韧性格和生存智慧。尽管遭遇重重困难，叶向高却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家人的庇护，一次次从死亡边缘挣扎回来，这无疑为他日后在政治生涯中的坚持与奋斗奠定了基础。

    转折点出现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这一年，着名的抗倭将领戚继光率领部队成功攻破了牛田倭巢，有效地平定了福建沿海地区的倭患。随着倭患的平定，叶向高一家终于能够返回故土，重建家园，这也意味着叶向高可以开始接受较为稳定的教育，为将来步入仕途打下坚实的基础。

    万历十一年（1583年），叶向高通过科举考试，一举高中进士，这标志着他正式迈入了明朝的官僚体系。中进士后，他被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是明代文官体系中一个重要的职位，通常由新科进士中的佼佼者担任，负责编纂史书和起草诏令，显示出叶向高在学术上的出色表现和官方对其能力的认可。

    不久，叶向高又被提升为编修，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职务，负责校勘经史典籍，参与国史编纂工作，显示了他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学术研究能力。随后，他调任南京国子监司业，这个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副校长，负责管理南京国子监的日常运作和教学工作，表明叶向高在教育领域也有卓越的才能和贡献。

    在担任南京国子监司业期间，叶向高虽被调任为左中允，但依旧兼任司业的职责，这意味着他不仅需要处理政务，还要继续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这种双重角色的承担，体现了叶向高在多方面的能力与才干，同时也为他日后在政坛上的崛起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人脉。

    二、陈弊矿税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明朝朝廷正值多事之秋，矿税问题尤为突出。这一年，叶向高被征召任命为左庶子，负责充任皇长子的侍班官，这对他而言本是仕途上的一大进展。然而，面对当时盛行的矿税征收，叶向高深感忧虑，他毅然上疏朝廷，援引东汉西邸聚积钱财导致祸乱的历史事例，力陈矿税之弊，希望朝廷能够引以为戒，废止矿税，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皇帝的批复。

    尽管如此，叶向高并未放弃。不久后，他因政绩突出被提拔为南京礼部右侍郎，随后又改任吏部右侍郎。在新的职位上，他再次陈述矿税给国家带来的深重危害，并特别请求罢免辽东税监高淮，言辞恳切，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然而，由于朝中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利益纠葛，叶向高的这些建议依然未能得到采纳。

    与此同时，妖书案的兴起更是加剧了朝野的动荡。在这关键时刻，叶向高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忠贞不渝。他写信给内阁大学士沈一贯，极力规劝其冷静处理妖书案，避免扩大打击面，祸及无辜。然而，沈一贯对此并不领情，反而因此对叶向高心生不满，导致叶向高在南京任职的九年里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晋升。

    三、唯一宰辅

    叶向高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内阁成员之一，这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当时，沈一贯已被罢免，朱赓独揽大权，明神宗决定增补阁臣，叶向高与王锡爵、于慎行、李廷机一同获此殊荣。然而，命运似乎有意考验叶向高，于慎行不久便去世，王锡爵坚决辞官，而朱赓也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离世，李廷机则因舆论压力长期避世，于是叶向高成了唯一在位的辅臣，肩负起内阁首辅的重任。

    明神宗在位后期，怠政现象严重，他长期不上朝，导致国家大事积压，官僚体系运转不畅，许多重要职位空缺，任命官员的敕令也无法正常下达。叶向高面对如此局面，深感忧虑，他以国家利益为重，积极应对朝政混乱的局面。他多次向神宗提出建议，希望皇帝能够更加勤政，但神宗虽然表面尊重叶向高，实际上对他的谏议采取的态度却是阳奉阴违，十条意见中往往只采纳二、三条。

    太子讲学的中断是当时朝野关注的焦点问题，叶向高多次上书请求恢复太子的学业，但神宗始终不予理会。太子母王贵妃去世后，其丧礼的拖延更凸显了朝政的紊乱，叶向高几番争取才使得丧礼得以顺利进行。福王（即朱常洵，郑贵妃之子）的封国问题更是棘手，叶向高多次请求福王回封国，但神宗先是推迟日期，后又提出福王必须拥有四万顷庄田的苛刻条件，这不仅违背了祖制，也引发了朝臣的不安。

    叶向高深知福王留京对太子地位的潜在威胁，因此他上疏力争，指出若福王不及时回封国，将有损皇室信誉，且会重蹈明世宗时景王未归封国的覆辙，当时裕王（即后来的明穆宗）处境险恶。面对神宗的辩解，叶向高强调了太子与神宗之间情感沟通的重要性，呼吁神宗坚守诺言，确保福王按时归藩，以安民心。

    四、善于决断

    叶向高在处理重大事件时展现出的果断和智慧，尤其体现在王曰乾事件中。锦衣百户王曰乾，一名京城的奸猾之徒，与孔学、赵宗舜、赵思圣等人相互攻讦，事情尚未在刑官处定论，他就擅自闯入皇城，使用火炮引起轩然大波，并直接向皇帝递上奏疏。这起事件不仅令刑官震惊，甚至惊动了明神宗，王曰乾在奏疏中指控郑贵妃的内侍姜严山、孔学及王三诏等人使用巫术诅咒皇太后和皇太子，意图拥立福王。神宗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质问为何内阁首辅叶向高没有及时处理此事。

    叶向高临危不乱，迅速上疏，分析了事件性质与处理策略。他指出，此事件与之前的妖书案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此次事件的当事人皆可查证，只需依法审讯即可查明真相。他建议神宗保持冷静，避免过度反应，以免引发朝野动荡。关于王曰乾的指控牵涉到贵妃和福王，叶向高认为这纯属恶意诽谤，主张将王曰乾的奏疏扣留，同时命令司法部门追查所有涉案奸人，尽快确定福王归藩的日期，以此来平息舆论，稳定局势。神宗听取了叶向高的建议，太子和福王得以避免进一步的宫廷纷争。

    此外，叶向高在处理福王归藩的问题上也展现了其政治手腕。面对郑贵妃试图以庆祝太后七十大寿为由挽留福王，叶向高巧妙地提出提前为太后举行寿礼，同时坚持福王按原计划归藩，以平衡各方利益。他拒绝了神宗要求宣布挽留福王诏书的命令，指出此举将加剧外界的猜疑和恐慌，最终说服神宗收回成命，确保了福王顺利回到封国，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宫廷风波。

    叶向高不仅在紧急情况下表现出色，他还多次上疏神宗，直指当时国家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包括人才匮乏、君臣隔阂、官员争斗、横征暴敛、道德沦丧等。他恳请神宗振作精神，任用贤臣，革新政治，否则国家危亡并非来自外敌，而是内部的腐败与混乱。尽管叶向高的言论真诚恳切，但神宗并未采纳其建议，甚至对叶向高的多次辞职请求也置之不理，仅以诏书勉励挽留。

    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叶向高再次呼吁神宗，鉴于历代帝王在位超过四十年者寥寥无几，应借此机会大力推行新政，选拔人才。然而，神宗依然没有响应，叶向高每月请求辞职，神宗虽多次挽留，但对叶向高的核心诉求始终视而不见。叶向高担忧国家官僚体系的空洞化，各地灾荒频发，以及朝廷与民间的隔阂日益加深，他反复强调用人之道的重要性，警告神宗如继续闭门自守，恐将招致无法挽回的灾难。

    五、辞官归乡

    叶向高在晚年时，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即便是在病榻之上，他仍旧坚持履行内阁首辅的职责，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非常态的行政方式。在病重期间，叶向高不得不在家中草拟奏章和诏书，这一行为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然而，随着病情的加重，叶向高意识到在家中处理公务的做法并不符合朝廷的体制，他开始感到不安，于是提出了坚决的辞职请求，希望神宗能够同意他卸任，以便有新的阁臣接替他的位置，确保朝廷的正常运转。

    尽管叶向高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神宗却并未立即批准他的辞职申请，反而派遣鸿胪官前往叶向高的住处，以示慰问并劝他继续留任。直到神宗万寿节时，叶向高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他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处理朝政。在这段时间，叶向高主持了癸丑年的会试，这本是一个常规的考试活动，但由于当时官员的奏章都堆积到了考场，这一情景反而成为了一桩罕见的奇闻，反映出当时朝政的混乱状态。

    在叶向高的任期内，神宗考核选拔了大量科道官员，但任命通知却迟迟未下达，叶向高数十次上疏催促，最终经过两年的等待，任命才得以落实。然而，新官上任后，朝廷内部的攻击和争斗也随之增加，神宗对此颇为不满，开始扣留奏章，不再下发。面对这种情况，叶向高请求将这些奏章转交给相关部门，以确定官员的去留问题。他指出，缺乏足够的高级官员，特别是六卿中只剩赵焕一人在位，以及长达十年都御史的职位空缺，导致了监督机制的失效，这严重影响了朝廷的稳定和人心的安定。

    叶向高屡次上疏请求增加内阁成员，前后共有一百多份奏章，神宗最终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任用了方从哲、吴道南两位阁臣。叶向高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上疏表示感谢，同时也再次提出了辞职请求，但神宗下诏对他进行了嘉奖，并拒绝了他的辞职。

    到了同年二月，皇太后驾崩，三月，福王返回封国，叶向高认为这可能是自己辞官归乡的合适时机，于是他更加频繁地提出辞职请求，前后提交了十余份奏章。终于，在八月，神宗批准了叶向高的辞职。叶向高在内阁任职期间，由于政绩显着，被多次晋升，包括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等。在他离职之际，神宗下诏加封他为少师兼太子太师，赏赐白金百两、彩帛四件、表里大红坐蟒一件，并派遣使者护送他回乡，以彰显他对国家的贡献和皇帝对他的尊崇。

    六、调和党争

    叶向高在担任内阁首辅期间，面对晚明政坛上日益激烈的党争，他试图扮演一个调停者的角色，力图调解各大臣之间的矛盾，以求政治局面的稳定。然而，晚明时期党争的根深蒂固，使得叶向高的努力显得尤为艰难。当时，御史郑继芳与给事中王元翰之间的冲突，引发了朝堂上两大阵营的对立，叶向高提议将双方的奏疏下发给部院，通过公正的评判来裁定是非，以期平息争端。然而，神宗并未采纳他的建议，这导致了党派之争的进一步升级。

    不久，围绕李三才的争议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党派斗争。李三才在朝中颇有影响力，而无锡的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吸引了一批朝臣的支持。顾宪成在李三才遭受攻击时，积极为其辩护，这使得原本就错综复杂的党争格局变得更加微妙。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京官考察中，攻击李三才的刘国缙和乔应甲分别因过失和年例被处理，这一事件成为了党争的导火索，叶向高在此过程中秉持公心，力求公正，使得考核官吏的大典得以顺利完成，但未能从根本上缓解两派之间的对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齐、楚、浙三大派系的势力逐渐壮大，它们与东林党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最终演变成为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天启年间，魏忠贤掌权后，王绍徽等人撰写的《东林点将录》成为打击东林党人的工具，这份名单罗列了许多被视为东林党人的官员，叶向高因其曾经的立场和行动，也被列为东林党党魁，成为了魏忠贤打击的目标。

    七、二度为相

    叶向高在离开政坛六年之后，于明光宗即位时受到了特别诏书的召唤，不久明熹宗登基，再度下诏急召叶向高回京复职。面对皇命，叶向高虽多次上疏推辞，均未获准。天启元年（1621年）十月，叶向高重回朝廷，被授予中极殿大学士之职，再度出任内阁首辅。在复出之初，叶向高便向熹宗表达了他对奏章流程的看法，强调了自己在神宗朝时的角色，即奏章由他亲自草拟，即便是熹宗有意愿实施某项政策，也需通过中使传达，若有异议，他会据理力争，而神宗往往能够接受他的意见，不会强行颁布旨意。他建议熹宗谨慎对待诏书的发布，所有事宜都应先由内阁草拟上报，熹宗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很快采纳了叶向高的请求，拨付二百万两帑银用于东西战事，这显示了叶向高在朝中的影响力。

    熹宗初登基时，朝廷中不乏贤能之士，朝野上下都寄希望于新帝能带来国家的治理与振兴。然而，年轻的熹宗尚不能辨明忠奸，逐渐被魏忠贤和客氏等人操控。魏忠贤与客氏合谋，先是杀害了太监王安，随后排挤了吏部尚书周嘉谟、言官倪思辉等忠良，大学士刘一燝也因不堪忍受奸佞的排挤而请求离职。叶向高敏锐地察觉到朝廷风向的变化，上疏指出客氏进出宫闱无度，而顾命大臣刘一燝的地位竟不如一个乳母，导致朝臣揣测圣意无所适从，这样的趋势必须制止。

    叶向高对魏忠贤的批评激起了后者强烈的不满和报复心理。随后，刑部尚书王纪遭贬黜，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御史邹元标亦相继受到攻击被迫离职。叶向高试图为邹元标辩护，却未能扭转局势，无奈之下，他请求与邹元标一同离职，以示抗议。熹宗并未批准叶向高的请求，但这一举动却让魏忠贤对叶向高的嫉恨愈发加深。

    叶向高在第二次担任内阁首辅期间，虽然尽力维护朝政的清明与公正，但面对魏忠贤等人的权势膨胀，他的努力显得力不从心。晚明政坛的腐败与混乱，使得像叶向高这样试图匡扶正义的大臣，不得不在权谋与党争中艰难前行。

    八、对抗宦官

    叶向高在第二次出任内阁首辅期间，面临着与前一次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此时的皇帝熹宗年幼，朝政实权逐渐落入魏忠贤等宦官手中。尽管叶向高无法像侍奉神宗时那般直言进谏，但他依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次尝试纠正政局中的不公，展现了一位资深政治家的智慧与勇气。

    面对太监对敢于直言的官员的打压，如章允儒请求减少上供袍服而触怒太监，叶向高两次上疏营救，最终使章允儒免受廷杖，仅被剥夺一年俸禄。御史帅众因指责宫廷事务而遭太监陷害，叶向高同样出手相助，使其免于被外放。傅魁因救援王纪而面临贬谪，叶向高介入，使他仅被剥夺俸禄。这些例子展示了叶向高在保护正直官员方面的不懈努力。

    在魏忠贤试图惩罚文选郎时，叶向高再次挺身而出，成功阻止了对官员的不当处罚。陈良训指责宦官权势，触怒魏忠贤，面临下狱之灾，叶向高以辞职相威胁，最终使陈良训仅被剥夺俸禄。在熊廷弼、王化贞被判死刑的案件中，叶向高请求待司法复核后再做决定，得到了熹宗的同意，这体现了他坚守法律程序的精神。

    然而，叶向高与魏忠贤之间的较量并非总能取得胜利。当魏忠贤欲搜刮全国仓储以充实京师，叶向高警告此举可能导致地方不稳定，但未被采纳。魏忠贤通过制造一些小麻烦来刁难叶向高，迫使他多次提出辞职。

    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天启四年（1624年），傅魁弹劾左光斗、魏大中勾结汪文言，魏忠贤借此机会试图罗织东林党人的罪名。叶向高挺身而出，承认汪文言是他推荐的，请求皇帝只处罚自己一人，以保护他人免遭无妄之灾。尽管魏忠贤起初欲借机清除东林党人，但碍于叶向高等旧臣的威望，最终只处罚了汪文言一人，暂时未对左光斗等人定罪。然而，此事却成为东林党狱的导火索，预示着更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即将来临。

    九、再度辞归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杨涟的一纸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奏疏震动朝野，叶向高深知这标志着与魏忠贤的决裂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面对朝中大臣纷纷上疏声讨魏忠贤的局面，有人劝说叶向高应借此机会彻底扳倒魏忠贤，但叶向高却有着更为深远的考量。他认为魏忠贤权势根基深厚，轻易除之恐将引发更大的政治动荡，于是采取了一种折衷的策略，希望通过内阁的调停避免最坏的结果。

    叶向高上疏皇帝，对魏忠贤的辛劳予以肯定，同时指出朝廷过分宠信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建议削减魏忠贤的权力，让他返回家乡，以保全其名节。然而，这一建议并未得到魏忠贤的理解，反而引发了对方的不满。魏忠贤通过假传圣旨的方式自我表功，背后显然有智囊团为其出谋划策，叶向高敏锐地察觉到其中必有高手代笔，调查后发现此人竟是徐大化。

    尽管魏忠贤对叶向高的立场感到愤怒，但鉴于当时朝中反对魏忠贤的力量尚存，他并未立即对叶向高采取行动。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魏忠贤的党羽鼓动制造大案，魏忠贤的野心和手段也逐渐暴露无遗。工部郎中万燝因弹劾魏忠贤而遭受酷刑，叶向高虽极力营救，终未能挽回万燝的生命，这一事件标志着叶向高与魏忠贤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

    随后，御史林汝翥因触怒宦官而遭受廷杖，其后逃至遵化巡抚驻所，因有人谣传林汝翥乃叶向高之外甥，导致叶向高的府邸遭到宦官党羽的围攻。面对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叶向高认识到自己已无力改变朝廷的颓势，于是多次上疏请求辞官归乡，决心离开这个他曾经为之奋斗的政坛。

    最终，熹宗下诏同意叶向高的辞职请求，加封他为太傅，并派遣使者护送其返乡，赏赐的财物丰厚异常，甚至超过了惯例。不久后，熹宗又准许叶向高辞去太傅之位，但仍每月赐予他五石米粮，八个轿夫供其使用，以示对这位老臣的优待。

    十、晚年

    叶向高离世后，晚明政坛陷入了更加剧烈的动荡。韩爌与朱国祯先后接任首辅之位，但均未能持久，很快便被罢免，这反映了魏忠贤势力的进一步扩张。魏忠贤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谄媚之徒安插于要职，而那些清高的士大夫则失去了依靠，政治空间被严重压缩。

    魏忠贤开始了对异己的清洗，首当其冲的是敢于直言的官员。杨涟，一位敢于揭露魏忠贤罪行的正直大臣，遭到了诬陷并被残忍杀害。随后，左光斗等多位正直官员也相继被捕，受尽凌辱后被杀害，魏忠贤的铁腕手段使得朝中正直之声几乎消失殆尽。

    随着叶向高的辞世，朝中失去了一位能够与魏忠贤抗衡的重量级人物。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就在明熹宗驾崩的同一个月，叶向高于二十九日去世，享年六十九岁。他的离世，不仅标志着晚明政坛上一位重要政治家的陨落，也象征着魏忠贤势力的进一步膨胀。

    然而，叶向高虽逝，其影响力并未随之消散。崇祯初年，新帝即位后，对叶向高给予了高度的追认，追赠他为太师，追谥“文忠”，这不仅是对叶向高一生政绩与人格的肯定，也是新政权对魏忠贤时期黑暗政治的一种批判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