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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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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觉中,在江汉平原广袤的田野上,出现了一条气势非凡的公路。这条南北走向的公路叫107国道。北起首都北京,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全长两千六百多公里。

    107国道所经过的地方都在沾光。比方在花园镇和牌坊乡这段国道沿线,一些脑子活泛、手头上又有些闲钱的生意人,便筹划着在公路边盖房子,开餐馆,建旅店,或者弄个充气、补胎、修车的门面,赚过往车辆和那些大手大脚的司机们的钱。

    107国道从花园镇与牌坊中学之间穿过,与著名的京广铁路并行。花园镇和牌坊乡的地盘,被这两条交通要道分割成三部分,形成东、中、西三个片区。牌坊中学在107国道东边,校园距公路三四百米远的样子,可以算是在路边儿上。

    肖玉荣组织学校师生,从学校大门口朝着国道的方向,修了一条十几米宽的土石公路,把牌坊中学与107国道连接起来,使得学校的交通出行条件大为改善。现在从牌坊中学去花园镇,再也无须绕道邹肖村。哪怕是刮风下雨的日子,也能很方便地骑车或者步行上107国道,沿国道北上,从洪花路进入花园镇中心。家住107国道沿线的学生和教师,都能够享受到国道带来的便利。

    对于王加根一家人来讲,107国道带来的好处远不止这些。傍晚散步,他们的选择更多了,除了花园铁路技校和驻军部队,还可以走上107国道,向北或者向南信步。节假日走亲访友,去孝天城或者方湾镇,骑自行车走国道也要近许多,而且道路宽敞,路面平整,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即便是坐长途汽车,他们再也不走孝花公路,而是选择走宽敞平坦的107国道。

    当然,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107国道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有可能引发灾难。刚刚卸任牌坊中学校长的张仲华,就栽在了这条国道上。他在107国道上骑自行车,被一辆疾速行驶的大货车挂倒,连人带车冲下公路,翻进了路边的水沟,严重摔伤。

    先是在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后来又送到武汉协和医院。诊断为脊椎骨折,严重脑震荡,脑积水,做了开颅手术,眼下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张仲华的悲惨遭遇,让牌坊中学的教师们唏嘘不已。有的叹息他倒霉,刚刚丢了官帽儿,又遇到这样的事情;有的幸灾乐祸,说他坏事做得太多,遭到报应。

    王加根无心参与大家的议论。

    他刚刚收到律师资格考试成绩通知单,心里正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五门考试中有四门过了六十分,但《经济法》只考了五十六分,满足不了门门及格的要求。五门总分三百二十一,能否过司法部划定的分数线,尚未可知。

    接到成绩通知单的当天,他就去了孝天城,找汤正源了解情况。结果让他非常惊喜,汤正源告诉他,他的总分是全市第三名。

    “不错不错!你能够考出这样的成绩,相当了不起!”汤正源情绪亢奋,赞不绝口,“我们律所有二十四人参加考试,好多都是专职法律工作者,有的执行了四五年律师职务。考试前,市司法局专门给他们放了两个月假,脱产复习。结果呢?没有一个人考到三百分。你从零开始,两个月能够自学到这种程度,真不简单!跟你相比,他们就应该去跳楼!”

    王加根听到这儿,笑了笑,但还是心神不定。虽说是全市第三名,毕竟分数线还没有出来,他不知道能否过线。

    “应该没问题。”汤正源拿起桌上的计算器按了按,安慰道,“你五科的平均分数超过了六十四,过线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分数线什么时候公布?”王加根心急地问。

    汤正源回答:“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应该很快。”

    回到牌坊中学,王加根还是守口如瓶。无论是高兴还是焦虑,情绪都不外露,闭口不谈律师资格考试的事情。

    方红梅又外出面授学习了,课程由他代着。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还是挺累的。虽说女儿去了方湾外婆家,家里只他一个“光杆司令”,但买菜、做饭、洗衣、拖地、喂鸡、侍弄菜地、打扫卫生这些乱七八糟的家务事,还是得干。他白天忙得脚不沾地,家里、办公室、教室、食堂、部队抽水房循环往复地跑;晚上躺在床上就浑身酸痛,小憩一会儿,又开始失眠,辗转反侧地“烤烧饼”。脑子里一会儿律师,一会儿小说,一会儿老婆,一会儿女儿,都是工作和生活中的烦心事。烦躁、焦虑、担心、惆怅、孤寂、思念……大脑越来越清醒,躺着完全是活受罪。于是拉亮电灯,看看书,强迫自己写文章,或者批改作业,备课。干什么都觉得没意思,也坚持不了多久。这里转转,那里摸摸,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干成。

    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凄凄惨惨。这种悲天悯人的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何日才是尽头啊?近四年来,方红梅出门面授二十多次,每次都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忙碌,思念,忧愁,忍受孤苦伶仃和寂寞难耐的折磨。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道理他不是不懂,但真正身临其境,又难以忍受。

    方红梅啊,你快点儿毕业吧!继续过这种生活,我迟早会疯的!我在家里这般受罪,你回家还牢骚满腹!竟然说什么没有追求到你应该追求并且能够追求到的快乐。知足吧,你!既然你不能设身处地为我着想,那我们就换过来试试!但愿我能够取得律师资格证书,能够如愿地调到孝天城工作,让你也体会一下单身独处的滋味。

    埋怨过老婆,他又思念女儿。

    那天他带着方红梅去医院包扎被割伤的手背,急忙中没找到女儿。其实王欣就在隔壁程彩清家,是欢欢拿布娃娃引诱她过去的。两个小朋友最初还玩得比较开心,但没过一会儿,欢欢就原形毕露,把欣欣狠狠地揍了一顿。欣欣哭着回家,可走到大门口,却见门上挂着一把锁。爸爸妈妈不在,她一下子慌了神,如没头苍蝇在校园里面到处寻找。因为着急,因为害怕,因为委屈和伤心,在寻找的过程中她跌了个马趴,脑袋重重地摔在地上,起了好大一个红包……

    方红梅这次出门面授,王加根本来想把女儿留在家里。毕竟律师资格考试过后,不像前段那么紧张。他可以尽父亲之责,好好地照料女儿,弥补前段日子留下的遗憾。面对可怜的女儿,他常有内疚和负罪之感,觉得自己是个不称职的爸爸。因此,他决心在方红梅出门面授时好好表现一下,让女儿吃好、玩好,过得开心。他一再告诫自己,无论女儿怎么调皮,怎么不听话,绝不能吼她或者打她。

    他把这一想法说给方红梅听,方红梅却顾虑重重。因为赵乾坤新官上任后,对考勤记得特别严,不准教师带小孩到办公室和教室。就算王加根把缺勤和扣钱不当一回事,呆在家里陪女儿,但他每天有两三节课,有时甚至半天上四节课,连轴转。他去教室上课的时候,欣欣怎么办?邻居程芸不通人性,欢欢总是虎视眈眈,谁知道她们会怎样欺负欣欣!不行,还是把欣欣送到方湾菜园子村,让外公外婆带一段日子。正在他们商量来商量去,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方母不请自到,特意来接外孙女了。老人家说,天气转凉,家里不再像前段日子那样,没明没黑地做汽水,生意基本上停了。敬武患急性阑尾炎,做了手术,还没有出院。亲戚朋友送来一些水果、副食和罐头,正好让欣欣去解解馋。

    就这样,欣欣被外婆接走了。

    方红梅出门面授后,家里只剩下王加根一个人。突然之间,他就如同从温暖的夏天进入寒冷的冬天,整日无精打采,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他告诫自己要好好工作,多花点心思在教学上,多为学生着想,要对得起每月五十多元钱的工资。他强迫自己坐班,写教案,批改作业,去教室讲课或者辅导学生,可下班回到家里,还是会莫名其妙地悲伤。不想做饭,肚子饿了就去学校食堂吃;脏衣服、臭袜子在脚盆里一泡好几天,水都发臭了,他也懒得去洗。偶尔拿起笤帚扫扫地,或者提水浇浇后院子的菜地。再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漫无目的地东游西转。想打麻将,又凑不齐班子。去办公室翻阅报纸或者看电视,门卫老宁又老是在那里弹风琴。脚踏着,手弹着,有时还直着嗓子喊唱,要多烦人就有多烦人。

    于是,他就去校园外面散步。

    已经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小雪,北风呼呼刮过之后,天气骤然转冷。欣欣去方湾时,只带了几件薄衣衫,会不会冻着?想到这儿,他又一阵阵揪心,真想马上去方湾,送几件棉衣过去,或者把女儿接回来,但每天几节课要上,根本就没办法与其他教师调换。

    这天学校组织师生集体看电影,王加根喜出望外。并非他对放映的片子多么感兴趣,而是看电影学校不上课,他可以利用这个空档去接女儿。

    带上家里所有的现金和女儿的棉衣,还有学生家长请客时派的一包香烟,换了一身新衣裳,闩后门,锁前后,他兴冲冲地冲出校园。走在邹肖村通往花园镇的水泥路上,穿过107国道下方的人行通道,他又有点儿犹豫不决,脚步慢下来,脑子里开始激烈的思想斗争。

    昨晚翻来覆去,几乎一夜未眠,现在脑袋昏沉沉的。坐火车到肖港镇,再步行十五里到方湾,想必会到下午三四点钟。午饭肯定吃不成,必须迅速收拾东西,带着欣欣坐长途汽车到孝天城,然后转火车回花园镇。一路折腾下来,回家就是晚上八九点。家里这么多天没有开火做饭,早已弹尽粮绝,欣欣回来吃什么?要是赶上停电停水,衣食住行怎么弄?方红梅面授已近尾声,后天就会结束,说不定她想回娘家去玩几天,顺便把女儿带回来。如果我擅自行动,会不会打乱老婆的计划?那样的话,方红梅又会责备、抨击和抱怨我。夫妻俩半个多月没在一起,小别胜新婚,要是因为这件事情闹别扭,影响重逢后相亲相爱的兴致,那就得不偿失,太不划算了。

    忍忍吧!今天就不去方湾了。反正丈母娘这段日子农活不忙,有时间带孩子。欣欣有人照顾,又有零食吃,就让她在那儿多呆几天吧。可天气一天天转冷,欣欣没有衣服穿怎么办?这么长时间没见着爸爸妈妈,她或许因为想我们哭得泪眼朦胧,憔悴不堪。可怜的女儿啊!要不我今天送棉衣过去,然后一个人回来?可王欣闹着要跟我一起回来怎么办?后天星期六,就算初三补课,我也能调出两个半天自由活动,时间相对充裕一些。如果到后天方红梅和王欣没回来,我再去方湾接她们。回家的路上,我们还能在孝天城逗留两小时,顺便去孝天市司法局看看律师资格考试的分数线下来没有,去《槐荫文学》报名参加下一期写作刊授班。

    想到这儿,他的脚步停了下来,思忖片刻,折转身原路返回。

    校园里空无一人。干点什么呢?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静静的顿河》。刚看了几页,又看不下去,或者说,不敢继续往下看。哥萨克男女那缠绵悱恻且带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描写,让人心酸,勾起他对往日的回忆。欲望的火焰炙烤着他,对老婆刻骨的思念油然而生,让他倍受煎熬。

    这时,门卫老宁来了,交给他一封信。

    他拆开一看,是《长江文学》编辑部周编辑写来的。内容很简单:《男人的眼泪》收悉,经研究不予采用,现退还给你。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初,得知《男人的眼泪》被初步选上时,牌坊中学那么多同事劝他去活动,上编辑家的门,但他固执己见,舍不得花钱,两手空空地去了一趟编辑部。得到编辑的指点,拿到编辑部的专用稿纸,稿子修改完成后,宁海涛老师提醒他,必须亲自送到编辑部,最好有所表示,带条把烟,提两瓶酒,或者请别人出去吃餐饭。可他就是不听,坚持用挂号信把稿子邮寄到了编辑部。结果怎么样?总想空手套白狼,哪有那么便宜的买卖?死不开窍,只能咀嚼失败的苦果。

    两天后,红梅母女俩果然一起回家了。

    看过编辑部的退稿信,方红梅自然很失落,但她还是给丈夫打气,鼓励他继续努力,持之以恒,功到自然成。

    王加根苦笑着,没有作声。他把稿子又修改一次,寄给了《槐荫文学》编辑部,完成刊授班作业。

    正当他们因这件事阴云密布的时候,汤正源突然来到了牌坊中学,出现在他家门口。

    王加根以为律师考试分数线下来了,用期待的眼神望着汤正源。

    “还没公布。”汤正源如实相告,又宽慰道,“你的分数肯定能过,放一百二十个心。”

    方红梅赶紧给老师泡茶。

    汤正源在椅子上坐下,对王加根说:“我已经跟市司法局和市教育局领导打过招呼了,想把你调到我们律所来。今天来主要是征求方红梅的意见,看她对我用无情棒,打得你们鸳鸯各一方有什么想法。”

    “求之不得!”方红梅笑着回答,“希望汤老师的无情棒打得稳准狠,让王加根远走高飞。”

    汤正源翘起二郞腿,继续恭维王加根:“能够考三百多分,真的不简单。我们所缺少的就是加根这样的人才。我今天到花园镇办事,顺便来你们家里看看。算是一顾茅芦吧,以显示求贤若渴的诚意。”

    “分数线还没有公布呢!万一我没有过线,没有取得律师资格怎么办?”王加根仍然心存疑虑。

    “过不过线没关系!我要的是三百分以上的人。”汤正源果断地回答,“即使没有取得律师资格,到了我们那里,可以再考嘛。”

    听到这儿,王加根似乎吃下了定心丸,借口上厕所,溜出了家门。

    他径直来到学校食堂,掏出二十元钱交给司务长小朱:“麻烦你跑趟花园。帮我买点儿菜,在食堂做好后送到我家里。谢谢啊!”

    小朱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就往花园镇街上跑。

    王加根又来到办公室,进入学校领导办公的房间。见到肖玉荣和宁海涛,就发出了邀请:“放学后到我家里喝酒!我师范时的班主任老师来了。”

    校长主任喜笑颜开,满口应承。

    宁海涛还趁机上条子:“一日为师,终身是父。伙计,那你今天可得搞像样点儿,准备两瓶好酒。”

    “行!”王加根笑着回答,“今天喝茅台。”

    他返回家里,继续与汤正源聊天。

    东拉西扯,其实就是为了消磨时间。

    放学钟声响过,司务长小朱、炊事员肖金平和聋子聂师傅每人手里端着两盘菜出现在王加根家门口。他们鱼贯而入,把菜放在客厅的餐桌上,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又过了一会儿,牌坊中学四位校领导悉数登场,来到了王加根家里。他们接过王加根递上的纸烟,与汤正源打过招呼,就入席就坐。

    王加根拎起一塑料壶散装白酒,往六个大玻璃杯里斟酒。

    “这就是你家的茅台?”宁海涛笑着揶揄道。

    “邹岗太子米酿造的,私家祖传工艺。”王加根故弄玄虚,“绝对比茅台好喝!不信您先尝尝。”

    宁海涛于是喝了一口,意味深长地点点头,说:“反正我又没喝过茅台,搞不清有没有茅台好喝。不过,感觉味道还不错。”

    王加根于是举杯,以东道主身份欢迎大家,还郑重其事地介绍了汤正源与四位校领导。

    得知汤正源是加根夫妇的老师,如今又是市第一律师事务所主任,几个校领导情绪高涨,轮番向他敬酒。

    汤正源也很高兴,来者不拒。几轮过后,就感觉头晕目眩,说话伸不直舌头。无意间,他红脸杠杠地道出了来牌坊中学的目的,对王加根在律师资格考试中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

    几个校领导惊得目瞪口呆,愣怔在那儿,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弄明白了汤正源说的是怎么一回事之后,大家又端起酒杯向王加根敬酒,心情复杂地表示祝贺。

    接下来的气氛就没有之前热烈。大家默默地吃菜,偶尔端起酒杯碰一下,不像刚才那般大吵大闹、大喊大叫。

    “你这家伙口还蛮紧咧!这么大的喜事,没透露一点儿口风。”宁海涛用责备的口气对王加根说。

    “难怪他今年死活不搞毕业班!原来是脚底下抹油,准备开溜。”赵乾坤恍然大悟。

    王加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因为事情还没有着落,就没有向各位领导汇报,请大家原谅。不当初三班主任,确实有这方面的考虑。如果中途调走了,把学生们撂在半道儿上,学校领导也为难。”

    半天没有吱声的肖玉荣这时说,王加根能够考上律师,能够调到孝天城工作,是天大的喜事,她诚心诚意地祝贺。不过,作为校长,从工作出发,她还是感到遗憾,觉得非常可惜。

    “加根老师的离开,不仅是牌坊中学的损失,也是整个牌坊乡教育部门的损失。”

    听到这儿,王加根的眼睛里竟然旋转起了泪水。

    “有什么办法!中小学教师待遇太差了,留不住人。现在,当官的根本不考虑你是不是人才,一个劲地鼓励教师停薪留职,离职更是一路绿灯。少一个人头,财政就可以少发一个人的工资,他们只从减轻财政负担方面考虑问题。”邹贵州愤愤不平地发牢骚。

    听着大家的议论,汤正源笑而不语。他是过来人,对教育界的现状比较了解,感同身受。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些道理,在座的各位心里都非常清楚,可从个人发展前景方面考虑,仍然觉得王加根的选择是明智的。

    肖玉荣说,中小学教师眼下的待遇确实不好,但国家正在想办法解决和改善,设立教师节,建立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就是重要举措。说不定,教师将来会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这个话题过于沉重,容易让人伤感。”汤正源见大家情绪低落,就端起酒杯,“喝酒喝酒,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气氛重新活跃起来。

    酒喝干,再斟满。荤菜吃完了,方红梅又炒了几盘素菜,还把家里的臭豆腐、咸萝卜条这些咸菜拿上了桌。

    满满一塑料壶白酒,下去了一大半,直喝得每个人说话都不利索,舌头都在打着卷儿。赵乾坤“现场直播”——到王加根家大门口,扶着槐树干,吐了好半天。

    汤正源显然也喝多了,起身告辞时打了个趔趄,差点儿摔倒。他摇摇晃晃地走到门外,推上自行车。抬腿上车后,又面向王加根说:“我明天早上回孝天城。住在五一饭店303房间。”

    通常情况下,校领导们酒足饭饱之后都会打麻将或者抹长牌,今天却没人倡议。大家怀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心情,打听律师资格考试的细节及录用政策,对王加根即将改行当律师既羡慕,又嫉妒。

    送走客人,加根夫妇开始筹划分开之后的事情。诸如,家里需不需要请一个保姆?王欣能不能去孝天城去读书?王加根在孝天城站稳脚后,能不能想办法把方红梅也调进城里?

    “汤正源临走时,为什么告诉我他住的旅社和房间号?”王加根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

    方红梅也警觉起来。

    他们知道,汤正源再也不是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汤老师,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绝不能等闲视之。夫妻俩苦苦琢磨了好半天,认为汤正源藏头露尾的告别语,可能是一种暗示。他明天早上回孝天城,今晚住在花园五一饭店,明显就是让王加根去见他。见面嘛,当然不是为了摆龙门阵,该说的话刚才都说过了,意思是要加根送礼。

    如今办事时兴这个,请客送礼是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扣个麻雀还得几颗谷子呢!你不送,别人会说你迂腐、迟钝、玩不转,甚至眯起双眼摇着脑勺嘲笑你。尽管王加根看不起投机钻营的势利小人,鄙视拉关系、走后门,但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又不得不屈尊弯腰,去干这些内心不耻的事情。

    送点什么呢?烟酒吧,也不知汤正源的消费水平属哪一个层次。太贵的买不起,孬的又怕别人看不中。夫妻俩商量来商量去,决定送钱比较简单。他们翻出家里的全部家当,总共还有一百多元钱。

    方红梅说:“送五十吧,留几十块钱做生活费。”

    王加根觉得五十元钱太少,拿不出手。

    “我一个月工资才四十几块钱,五十元钱得我干一个多月呢!”方红梅嘀咕道。

    王加根说:“这是两码事,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两人又商量了好半天,最后咬咬牙,决定送一百元钱。

    他们把女儿托付给门卫老宁,一人骑上一辆自行车,浴着凉丝丝的晚风,去完成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王加根甚至为他那木鱼脑袋开了窍而洋洋得意,情不自禁地吹起了口哨。

    汤正源果然在五一饭店里等他们。

    他说,花园镇的夜晚没意思透了。出去转了转,到处黑灯瞎火。没有地摊儿,没有桌球,没有舞厅,没有录像室,没有电子游戏机。看场电影吧,又放什么《初恋我们不懂爱情》。回到旅社,想不到四十五元钱一晚上的单人房间,没有地毯、席梦思不说,还搁着一部有声音无图像的电视机。他本打算去找人打牌的,既怕输钱,又估计王加根会来,就没有出门。

    王加根得意地瞥了老婆一眼。

    扯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又回到王加根的调动上。

    汤正源耐心地听他们讲,时不时吐几个烟圈儿。

    “说句不怕你们见怪的话。你们俩,说起来师范毕业,又拿到了大学文凭,但人际关系学还没有入门!要是外人呢,我当然不会这样讲。我们既然是师生,又是亲戚,我就直言不讳了。比方像今天晚上,假如你们是去求人办事,就不应该空着手。”汤正源侃侃而谈,对学生循循善诱,“花园镇司法助理员也想去我那儿,他这次只考了两百五十多分,刚才还送来一条香烟呢!”

    那是一条“阿诗玛”,价值不过几十元。因此,当王加根把口袋里装有一百元现金的信封掏出来搁到茶几上时,动作比较优雅。

    “这是干什么?我们这样的关系,还用得着这个?”汤正源一个劲地推辞,“你们别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只是提醒你们,以后办事要学滑一点儿。”

    方红梅也聪明起来:“钱不是给您的。我们只是请您转交给市司法局局长。”

    “我们局长从来不吃这一套!”

    两个学生一下子陷入尴尬境地,感到非常为难。

    汤正源悠闲自在地喝起茶来,僵持了半分钟,又说:“不过呢,我送的东西,他还是会收的。”

    再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王加根迅速把信封留下茶几上,逃跑似地离开了五一饭店。

    回来时的月亮好亮,夜色好柔和。王加根踩自行车也觉得格外轻松。想起红包已经出手,他竟然乐不可支。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尔后几天,当他们为生活费而发愁,不得不支取下月工资时,方红梅又心疼起那一百元钱来,对王加根说:“要是你过了分数线,取得了律师资格,根本就不用求别人。这钱送得冤枉。”

    “头发长,见识短!”王加根责备道,“不就一百元钱么?”

    几天后,《法制日报》公布了律师资格考试合格分数线:三百二十五分。

    王加根的总分是三百二十一,差四分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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