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惭形秽
到达湖北大学时，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多钟。
王加根望着气派的学校大门，自惭形秽，几乎没有勇气进去。
“我不是这所学校的教师，也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连函授学员都不是，门卫会让我进去么？”他心里犯嘀咕。
事实上他多虑了。门卫对他非常热情，还不厌其烦地告诉他前往成人教育学院的路线。
到了成教学院，才听说函授学员住在学生宿舍。在学生宿舍楼，他碰到了好几个孝天师范的老同学。
大家见到他，知道他是来找方红梅的。笑他没出息，问他是不是在家里熬不住。还说，女学员住在附属小学，独门独院，进出都得登记。那里是男学员禁区，别人不会让他进去。
还是徐磊比较仗义，自告奋勇送他去附属小学，见到了方红梅。
恰好是吃午饭的钟点，三个人又一起去学生食堂。
这里的伙食还不错，能够单独点菜，有免费菜汤。不过，打饭同样必须排队，菜的价格也比较贵，一盘清炒茄子就要三角钱。
吃饭时，徐磊主动让开了，没有与他们夫妻俩坐在一起。
“你来了，我恐怕也没有时间陪你。”方红梅略带歉意地对老公说，“面授比中学生抓得还要紧。每天上午下午都有课，晚上还要自习两个钟头。辅导员天天检查督促，守在教室里记考勤。”
“没关系。我自己到处转转。”王加根丝毫也不介意，“下午我准备去趟《长江文学》编辑部，带了篇稿子，想让编辑看看。”
“你去吧！晚上还是回这儿来吃饭。睡觉嘛——”方红梅狡黠地一笑，“就去男学员那里挤一挤。”
王加根心有不甘地望了老婆一眼，还是认同了这种安排。
他又不能睡在女生宿舍，更不可能带老婆去外面的旅馆开房。
忍忍吧！反正过几天就要回家。
饭后两人都没有午睡，肩并肩，一起走向学校操场。坐在树荫下的石凳子上，方红梅这才告诉王加根，她两个月没来例假，估计是怀孕了。
听到这儿，王加根并没有显得特别激动，而是若有所思的样子。
“怎么啦？你不高兴？”方红梅好奇地问。
“怎么会？我当然高兴！”王加根马上回答，紧接着又皱起了眉头，“我是担心你怀孕的时候我刚出院。打了那么多针，吃了那么多药，病又没有完全好，药物会不会对胎儿产生不良影响？”
“应该不会吧！哪有那么巧？”方红梅带着侥幸的心理安慰他，也是安慰自己。
“但愿没什么事！菩萨保佑我们生个健康聪明的宝宝。”王加根附和着，但心里的石头并没有真正落地。
眼看下午上课的时间快到了，方红梅起身走向教学楼。
王加根准备去《长江文学》编辑部。行李都放在附属小学了，他轻装上阵，手里只拿着牛皮纸信封，信封里装着他的小说手稿。
这个牛皮纸信封，也上他的“杰作”呢！
因为经常向编辑部投稿，对信封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必须是纸质好、比较大的特制信封。特制信封不仅价格贵，邮局还时常没卖的。王加根每次收到编辑部的退稿的，就注意“废物利用”。
拆信时，他用小刀子沿封口慢慢地撬，尽可能保证信封完好无损。抽出里面的信件后，继续用小刀子撬粘贴的地方，恢复信封原貌。翻过面来，再重新粘上，就有了一个可以重新利用的信封。
从改装信封中受到启发，他又开始自制信封。
逢到学校买课本和参考书籍时，他就会把包装用的牛皮纸收集起来，裁去破损部分，裁成长方块，做成大小不一的信封。后来原材料又扩充到年画、挂历等物件上。只要有一面是空白的纸张，都能为他所用。这种“变废为宝”的创造性劳动，还让他拥有小小的成就感。
对于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发表作品。而掌握作品生杀大权的则是编辑。编辑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神啊！
王加根怀着一颗虔诚的敬畏之心，前往《长江文学》杂志编辑部。他记得编辑部地址，但问起“东亭二路特一号”，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于是就直接报《长江文学》编辑部，可询问了好几个人，别人还是直摇头。
这么一家有名气的杂志编辑部，怎么会没有人知道呢？
《长江文学》杂志社与省文联在一起。再次遇到行人时，他就问省文联怎么走。别人还是一问三不知，抱歉地对着他摇摇头。
按说省文联级别也不低呀！这么高规格的单位，大家怎么还是不知道呢？王加根百思不得其解。
花了一个多小时，走得腿都发软了，他才在一片绿树丛林中看到一栋新建的办公楼，门口挂着省文联的招牌。
这里远离闹市，位置偏僻，坐落于荒山野岭。
文联是作家诗人云集之地，都是写东西的人，当然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王加根在心里这样解释。
省文联门房兼做小卖部。天气炎热，喉咙早已干得冒烟了。他买了一瓶汽水，咕嘟咕嘟喝完之后，才向卖东西的小姑娘打听《长江文学》杂志编辑部。
“在文联三楼。门上有字的。”小姑娘干净利落地回答。
王加根道过谢，用手抹了抹额头和脸上的汗水，屏住呼吸，如同朝觐一般，开始前往他心中的“耶路撒冷”。到达三楼时，他的心脏怦怦直跳。
“请问，哪一位是小说编辑？”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他用颤抖的声音问。
“你找周编辑吗？来来来，你跟我来。”
老先生把他带到三楼最里面的一个房间。
房门开着。里面摆着四张桌子四把椅子，但只坐着三个人。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而空座位的主人，恰好是小说编辑。
老先生问在座的三位：“周编辑去哪儿了？”
大家面无表情地摇摇头。
老先生于是招呼王加根坐，又急急忙忙地去其他办公室寻找。问遍了三楼所有的办公室，大家都不知道周编辑的去向。
老先生返回时有点儿生气，自言自语道：“小周太不像话了！上班总是不守摊子，离开又不打个招呼。”
大家还是默不作声，大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意味。
老先生转而问王加根：“你找周编辑有什么事？要不先留个电话，或者写个通讯地址？”
王加根于是从牛皮信封里抽出小说手稿，递交给老先生，诚惶诚恐地解释：“时间太仓促，还没来得及用稿纸誊抄。”
老先生接过小说手稿翻了翻，又退还给了王加根。
他非常严肃地强调，交给编辑的稿件，最好还是用方格稿纸誊抄，方便统计字数。这是投稿的基本要求。接着，老先生又问王加根是哪儿人，做什么工作，从事写作几年了，发表了哪些作品。显然是为了缓和气氛，无话找话地闲聊。
王加根一五一十地回答。
聊了十来分钟，周编辑还是没回，王加根只好起身告辞。
返回湖北大学的路上，他怏怏不快，情绪异常低落，与刚才来时判若两人。
这就是省文联？这就是编辑部？那本印制精美的《长江文学》杂志，就是出自这个地方？这里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圣地？这些就是我向往已久、孜孜以求的生活？
这里的办公楼是新做的，家具却非常陈旧。桌子和靠背椅的油漆都已脱落，周编辑的那把椅子坐着还有些晃动。铁皮柜锈迹斑斑，不知道是哪一年的古董。那么窄小的一间办公室，居然摆着那么多的家具，容纳四个人办公，显得拥挤不堪。再加上举止卑微的老先生、冷若冰霜的编辑，工作氛围毫无生气，令人压抑……
回想起刚才寻找省文联时，向别人打听，别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个单位！要是他向别人打听武汉卷烟厂、黄鹤楼酒厂、武汉手表厂、武汉商场、中南商业大楼、武汉中心百货商场这些工商企业，情况肯定不一样。难怪汤正源谈起“文联”“作协”这些机构时，总是不屑一顾，说这些单位无权无势，没钱没地位。
这次不愉快的造访，让王加根大失所望，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和前途。说实话，他不愿意一生当教书匠。虽然教师是崇高的职业，但每天备课、上课、改作业的日子，单调乏味，不合他的心意。这样默默无闻地终其一生，想起来就不寒而栗。
他的这种想法，可能会遭到一些正人君子的抨击，骂他没有牺牲奉献精神，没有爱岗敬业的好品质。但我们认为，因为潜质不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梦想。只要不违法乱纪，不危害社会和他人，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都是值得称道的。
这些年，王加根一直在做“作家梦”，幻想着通过努力加入作家协会，争取调到文联、文化馆，甚至是乡镇文化站工作。他没有想到，连神圣的《长江文学》杂志编辑部，都是如此惨不忍睹。神像轰然倒塌，他感到万分失落和痛苦。既郁闷，又迷茫，就像一艘在大海里航行的船，找不到灯塔的指引，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不朝写作方面去发展，自己还能在哪些方面做出成绩呢？
当科学家肯定不现实。去兴办实业，成为企业家？或者去做生意，成为富豪老板？似乎都不可能。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人，哪儿来的本钱？再说，他也没有这方面的潜质和天赋，更没有冒险的勇气。改行从政当个公务员？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他的性格和秉性也不适合在官场上混。
这样看来，自己简直一无是处！
一路走，一路信马由缰地胡思乱想，不知不觉来到了东湖风景区大门口。他瞄了一眼手表，三点四十。这个钟点儿回湖北大学，估计方红梅还没有下课。男女生宿舍都没人，自己去哪儿落脚呢？
干脆去东湖风景区转转！这样想着，他就从梨园入口进门，漫无目的地闲逛。看到不少行人背着游泳圈，他突然特别想游泳。
小时候，每逢夏天，他几乎天天泡在王李村的池塘里。奶奶总是吓得要死，挪动着小脚村前村后到处找，直到把他从池塘里拽起来，押回家里才放心。上师范学校之后，特别是参加工作之后，游泳的机会就很少了。今年夏天都快过完了，他还没有下过水呢！
如果能在东湖里游泳，肯定是非常惬意的事情。这些背的游泳圈的人，会从哪儿下水呢？王加根不好意思跟着别人，于是爬上行吟阁，登高远望。在视力所及的范围内，他终于看见了东湖里的畅游者，以及这些人下水的沙滩。他迅速从行吟阁上冲下来，一路小跑着奔向那片聚满了人的金色沙滩。
脱衣裤、脱鞋袜，捋下手表，塞进裤袋，然后把这一大堆衣物集中放在一起。他只穿着一条短裤头，欣喜若狂地跳进碧波荡漾的东湖。
浸泡在清凉的湖水中，随着波浪的起伏，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当他手脚并用开始畅游的时候，那种久违的兴奋与快乐，几乎让他眩晕。真正有了“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的感觉。太舒服了！远离湖岸，他竟然兴奋得嗷嗷乱叫，引得周周不少人莫名其妙地瞧他。
也不知在水里泡了多长时间，身上的皮肤和手指头都起皱了。他这才恋恋不舍离开湖水，走上沙滩。来到堆放衣物的地方，团起t恤衫，擦了擦前胸和后背，又把t恤衫展开套在身上。坐在沙滩上穿袜子、穿凉鞋。短裤头还在不停地滴水，他不打算穿长裤了。把裤子搭在手臂上，就开始往湖岸边儿走。
上岸之后，他想看看时间，伸手去裤袋里摸手表，却没有摸到。手表呢？他一下子慌神了，急急地把几个裤袋都翻开，还是没有找到手表。他于是沿着上岸的路线往回找，一直找到堆放衣物的地方，仍然一无所获。
手表极有可能是从他搭在手臂上的裤子口袋里滑落，被别人捡走了。他环顾左右，一脸困惑和无奈，心里非常难受。
这只手表是他考上师范学校时母亲送给他的，据说是花五十五元钱买的。因为这只表，他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一分钱的助学金也没有拿到。后来，因为手表老是出故障，维修又花了好几块钱。
这块手表无疑是他迄今为止最贵重的私人物品。没想到，来武汉的第一天，就搞丢了。
“我为什么要来武汉？”他懊恼地自己问自己，“为什么突然想到去游泳？上岸之后为什么没想到把手表戴在手腕上？或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你不是对白素珍恨之入骨么？凭什么用她赠送的东西？有骨气的话，你早就应该把手表还回去。”
回到湖北大学，王加根站在大门口犹豫了好半天。
按说，他应该直接去找老婆，但他又怕去附属小学，受不了女学员们如看稀奇古怪一般地盯着他，更害怕别人评头品足。一个大男人，老是在女学员的专属区域进进出出，的确是一件让人难堪的事情。
还是去男生宿舍吧！先把晚上睡觉的地方定下来，再到学生食堂看看能不能买到饭。这个钟点，估计已经过了开饭时间。
傍晚的男生宿舍热闹非凡。
函授学员们有的在洗碗，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刷牙，有的半裸着身子在擦澡。不过，更多的人在休闲娱乐，享受紧张学习之余难得的空闲。打扑克，下围棋，走象棋，吹口琴，拉胡琴，或者扯起五音不全的嗓子唱歌，鬼哭狼嚎一般。喊的喊，叫的叫，吵的吵，闹的闹，整栋宿舍楼如同嘈杂热闹的农贸市场。
这里的学生宿舍与孝天师范的格局差不多。沿墙摆放着双层高低床，中间留出过道走路。唯一不同的是，每个宿舍里多出了一个洗手间。王加根走进宿舍时，宋双清正站在洗手间里撒尿，哗哗啦啦的声音很响，连厕所门都没有关。徐磊坐在下铺，弯腰在塑料盆里洗脚。涂勇可能刚洗完，卷起裤管坐在床上，专心致志地修剪脚趾甲。
王加根挨着徐磊坐下，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借宿要求。
“没问题！在我床上挤一挤就行了。”徐磊非常爽快，又问，“你吃晚饭了吗？”
“还没呢。不晓得食堂还有没有饭菜。”
“应该有。食堂关门比较晚，你拿我的碗去打饭吧！”
加根也不客气，从床头拿起徐磊的碗筷，进卫生间洗了洗，走出了男生宿舍。前往学生食堂的路上，他与老婆正好相遇。
方红梅穿着白衬衣，蓝底起红花的百褶裙，配上丝光袜和白凉鞋，亭亭玉立，光彩夺目。她说下课后在宿舍里等了好半天，也不见王加根回，就一个人去学生食堂。饭菜买好后，一边吃一边等他。
“我刚吃完，正准备回宿舍，看来又得向后转了。”她扬了扬手里的碗筷，看见加根拿着餐具，奇怪地问，“你从哪儿弄的碗筷？”
“徐磊的。”王加根回答。
“脏不脏啊！怎么能够用别人的碗筷呢？快还回去！”方红梅毋庸置疑地发命令。
王加根有点儿为难。
“还是带着吧！不用他的，用你的就是了。吃完之后再还给徐磊，免得让别人尴尬。”
听加根这么讲，红梅也觉得有道理，没再说什么。
两人相拥着，卿卿我我地前往学生食堂。
饭菜买好后，王加根拉开架式，狼吞虎咽。
方红梅发现什么不对劲，突然问：“你的手表呢？”
王加根拿筷子的手停在半空，然后轻轻地放下来。这事怎么瞒得过去呢？他的两只手臂上光着呢！没办法，他只有把今天的悲惨遭遇陈述了一遍。
听说手表丢了，方红梅满脸惊诧，难免有些愠怒，表面上还是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安慰道：“丢了就丢了。或许，你命中注定不该有这块手表。等以后有钱了，再去给你买一块上海生产的。”
王加根眼圈一热，泪水差点儿流出来，一声不响地继续吃饭。
方红梅赶紧转移话题，说起了王加根光顾女生宿舍后，在这个“女儿国”里掀起的波澜。
看到方红梅找了个小朋友当丈夫，大家都认为不好。女大男小，想在丈夫面前撒娇都不可能。又矮，难以找到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感觉。听说王加根也是中师毕业，没搞函授，没读电大，又没进修，而是在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大家惊讶得直伸舌头。
“自学考试多难啊！说不定一生也拿不到大学文凭。还是应该选择学制相对比较固定的方式奔文凭，最好能弄个脱产进修指标。”
……
王加根边吃边听，一直没有发表意见。闷头闷脑地吃完饭，就放下筷子，沮丧地说：“我不想在这儿呆了，想回家。”
方红梅没吭声。
“小说编辑没见着，手表又丢了，在这儿玩得一点儿也不开心。晚上又不能和你一起睡觉，难受死了。”加根噘起嘴巴子，委屈地唠叨。
“小说编辑不在，你再去一次呀！你明天去买一本稿纸，在男生宿舍里把手稿抄下来，再去一趟编辑部。手表丢了就不要再去想它了，想又想不回来，反而搞得自己不快活。”
“但是我想那个……这么长时间没在一起，心里像鸡子抓。”
方红梅的脸上突然如同泼了血一般。其实，她的想法与王加根差不多，只是不好意思这么直白地表达出来。
“没出息！”她含情脉脉地嗔了加根一眼，停顿片刻，又说，“要不这样吧！今天你跑了一天，也累了，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你到附近景点转转，下午早点儿回来，晚上我们一起回花园。后天早上，我再坐火车来武汉。”
求之不得！加根一下子来了精神，丢手表的烦恼抛到了九霄云外。
“对了，待会儿你跟我去一趟附小。我给你买了一条牛仔裤和一件t恤。你明天就穿那套衣服出去玩儿。”方红梅提醒道。
听到这儿，王加根心里又是一热，马上站起身，拥着老婆走出了食堂。
路上，方红梅劝王加根还是想办法，争取脱产进修。
加根心里很清楚，红梅是听进了女学员们灌的迷魂汤，担心加根落在别人的后面，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但是，脱产进修必须有指标呀！花园教育组的领导怎么会把这样的好事给他呢？
“要不我们去找找王莉？”方红梅似乎看出了加根的心思，提议道，“她爸是教师进修学院的教授，说不定能弄到指标。”
“这不是说笑话么？”王加根马上驳斥，“要是王莉她爸能够弄到脱产进修的指标，他何必让自己的女儿去考函授？地区教院的一个教授，没那么大能耐。”
方红梅不好说什么了。不过，她还是想找找王莉探听一下。
到了男生宿舍门口，快分手的时候，两人的脚步又迈不动了，不约而同地站在路边。
方红梅说：“你先去还碗筷，再出来，我们一起转转。”
王加根当然明白老婆的意思，一路小跑进了男生宿舍，又跳着蹦着出来。夫妻俩手挽着手，在校园里面轧马路。
虽说放假了，校园里还是有不少学生。有的在打球，有的在读书，有的在闲逛，还有的在僻静的树林里谈情说爱。
他们沿林荫道走到操场上，在绿茵茵的草坪上坐下来。
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
两人不再说话。彼此能够听见对方的呼吸，感觉到对方的心跳。如同两块磁铁，他们越靠越近，终于挨在了一起。拥抱，亲吻，抚摸，忘情地□□和呢喃。显然，这样的肌肤之亲还不能让他们解恨。可操场上又没有屏障遮挡，总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扒掉身上的衣服吧？
王加根后悔没有随身带着《结婚证》。如果有那张纸，他们就可以去外面开房，了却这段日子的相思债。
方红梅与他的感受一样，满含热泪，喘着粗气，一幅要死要活的样子。
“去操场的花坛那边吧！”她轻言细语地提议。
王加根当然明白这话的意思，马上站起身，拉起老婆。
两人相拥着，径直走向操场角落的花坛，躲到一棵大树后面。避开人们的视线，两人又抱在了一起。
王加根急不可耐地掀起老婆的裙子，扒下她的内裤……
这是他们第一次站着过夫妻生活。
小别胜新婚。让他们欣喜的是，这次别具一格的亲热，竟然相当圆满，比在家里的床上还要成功。
生理问题得到解决，就放弃了第二天回花园的计划。
王加根继续留在武汉。
尔后几天，他还是走不出手表丢失的阴影，没有游山玩水的兴致。打发时间，除了在校园里闲逛，就是在男生宿舍睡觉，或者借用徐磊的学生证，去图书馆看书。
置身于大学校园，和函授学员们挤住在一起，向来心气比较高的他不再自命不凡，而且莫名其妙地自惭形秽。
晚上，听着别人高谈阔论，他不敢插言，更不敢抗议。半夜上厕所，他总是蹑手蹑脚，小心翼翼，生怕弄出声响。毕竟，他寄人篱下，住在这儿名不正言不顺，害怕影响或妨碍别人，惹得别人不高兴。
去女生宿舍，不管老婆在不在，他都觉得别扭。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感觉手脚不是长在自己身上，完全不听使唤。得知女函授学员把他们寒酸的婚礼当成笑料谈论，他羞愧难当。看到老婆吃穿用都不如别人，他黯然神伤，心里万分难过，骂自己枉为男人。
一个人呆在家里时，王加根曾狂妄地幻想，通过努力出人头地。他甚至像罗曼·罗兰小说中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一样，看不起好多学者和名人。现在出来走一走，才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妄自尊大。
全国那么多高等院校，每年该有多少毕业生啊！再加上函授、电大、夜大、脱产进修、网络教育和自学考试，每年的毕业生源源不断。若干年后，还有中专生的立足之地么？饭碗都难得保住，还谈什么出人头地！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百舸争流，不进则退。别说学者和名人，照眼下的发展态势，方红梅就有可能把他甩得很远！举国上下以文凭论英雄，不去奔文凭，就必定会落后呀！
他这时才意识到，通过写作改变现状的想法太幼稚，不切实际。没有扎实的文学理论知识作基础，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生活积累，仅凭一腔热血闭门造车，不可能写出像样儿的文章。就算侥幸发表几篇作品，抑或在如火如荼的文学界混得小有名气，又能怎么样呢？《长江文学》杂志编辑部还不就是那个样子！
日月如梭，白驹过隙。时间不等人啊！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时不我待的危机感。再这么糊里糊涂地虚度光阴，几年之后，就会落在众人后面，连老婆都会看不起你！先不谈成名成家，当务之急是要站稳脚跟，保住位子。在单位保住教师的位子，在家里保住丈夫的位子。既然已经放弃了函授学习，又没有脱产进修的机会，那就死心塌地参加自学考试，把奔文凭当成头等大事。复习备考，同样能够丰富文学知识，提高写作水平。
“对！要把握好轻重缓急。”他这样告诫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