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躁的暑假
暑假临近,王加根满以为学校领导会安排他补课的。
他教初二年级的语文,如果跟班上的话,新学年,他就该教毕业班了。按照惯例,每年暑假学校都会安排教师给即将进入初三的学生补课。提前上初三课程,为下学期复习备战中考腾挪时间。
参加暑假补课的教师虽说牺牲了休息时间,但是能够领到比平时上班高得多的补课费,大家不仅没有怨言,还满心欢喜,甚至把学校领导安排自己补课当成一种恩赐。只有担任初三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主要课程的教师,才能拥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补课的教师,通常也是新学年拟教毕业班的人选。
因为中考的残酷性和重要性,学校对初三教师的挑选向来比较慎重,通常会把教学能力最强、教学业绩最好、经验最丰富的教师安排在毕业班把关。挑选出全校各学科的拔尖教师,组成最强大的阵容,参与中考的白热化竞争。
之所以要这样做,也是为形势所逼。中考成绩好坏与否,不仅事关初中毕业生的前途和命运,也直接影响学校的声誉。在现行普通中学教育体制下,人们普遍关注的就是升学率。衡量一所中学办得好不好,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看升学率高不高。如果是高中,就看每年考上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人数有多少;如果是初中,则看每年考上中专和重点高中的人数有多少。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很明确:高中盯高考,初中盯中考。可以这样讲,高中就是为高考而办的,初中就是为中考而办的。
升学率是中学教育的生命线,直接决定着学校的兴衰与存亡。鉴于此,各中学对毕业班把关教师的挑选自然非常严格,不敢有丝毫马虎。非毕业班教师可以轮换着上下,毕业班教师则相对固定,甚至多年“坐庄”。对于教师个人来讲,能够进入毕业班教师群体,往往也是一种荣耀。而想获得这种荣耀,除了教师自身的努力,还必须得到学校领导的认可。
王加根到牌坊中学两年来的表现可圈可点。他所担任的语文课程,在每一次期中和期末考试中都优于平行班,在花园区也总是名列前茅。尤其是他在作文教学上的大胆创新,收效非常明显。他所辅导的学生,先后在省、地、市级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作文竞赛中获奖,有的学生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文章。
工作能力和教学成绩摆在这儿,加上校长丁胜安三番五次承诺,他估计下学年肯定会带毕业班,做好了暑假给学生补课的准备。但是,在放假前的校务会议上,张仲华宣布暑假补课教师名单时,却没有王加根。当时,他很失落,也非常郁闷。几个长期教不上毕业班的年轻教师幸灾乐祸,或者把他拉到一边儿叽叽咕咕,为他打抱不平,说学校领导做事向来就是这么“差火”。连那些喜欢他的学生们,都觉得王老师在牌坊中学“蛮吃拼”。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也不愿意过分地去指责牌坊中学的领导层。如果让我们去决策这件事,同样会感觉比较为难。毕竟,王加根从来没有教过初三,没有带毕业班的经验,又那么年轻。让一个刚满二十岁的愣头小子当把关教师,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弄不好,就会砸牌坊中学的牌子,耽误学生的前程。
暑假补课的愿望落空后,王加根又希望学校领导安排他照校。
每年寒假和暑假,牌坊中学都会安排人员值守,俗称照校。目的是防止学校的财产被人盗窃,防止校舍及水电设施遭人破坏。照校人员原则上必须住在校园里,白天晚上都要巡逻。
因为对人身自由有比较大的限制,又承担着那么重大的责任,照校人员能够得到一笔额外的收入——照校费。尽管照校费数额较小,与补课费没办法相比,但毕竟是工资以外的收入,对于那些假期找不到门道儿赚钱的教师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
炊事员肖金平是丁胜安的外甥,又承担着假期为补课学生和教师做饭的责任,基本上是固定的照校人员。另一个照校人员,名单则经常在变。今年情况比较特殊,校园里有了加根夫妇和彩清老师两家住户。既然暑假期间他们都不外出,完全可以安排他们照校。
基于这种情况,王加根就产生了对照校费的渴望。不过,学校也不可能安排三个人照校——这不符合历年来形成的规矩。屁大一点儿校园,也不需要这么多人照看。领导只能在王加根和程彩清两人当中,挑一个出来与肖金平合伙照校。
王加根多么希望学校领导安排他啊!他眼下太需要钱了。
方红梅七月十号去湖北大学面授,等不到发七月份的工资,而家里仅剩下准备油漆家具的那四十多块钱。看来,这些钱只能临时挪作他用,而且必须尽量节省着花。在武汉学习和生活二十多天,往返路费、住宿费、餐饮费、教材费、资料费和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花费,需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四十多块钱全部给她也未必够,还必须留下一部分给王加根。他要吃饭啊!留下的生活费,至少要让他能够维持到七月十五号发工资。
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真是精辟啊!王加根算是有了切身体会。
为了钱,他现在竟然要与程彩清竞争照校的机会。
王加根觉得,他和方红梅两个人在学校教书,又都担任着主要课程,总比程彩清在领导心目中的地位重要吧!论人缘,他们夫妻二人也不错。领导信任,同事尊重,学生喜欢,家长们好评。这些都是不学无术的程彩清无法相比的。从经济状况来看,王加根和方红梅眼下也要困难一些。他们还欠着学校两百块钱的账债没有还呢!学校领导理所当然应该对他们予以关照。
尽管优势这么明显,他还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这种不自信,其实由来已久。不错,他和方红梅老实本分,待人真诚,工作努力,自学刻苦,平日总是读书写字,不搞歪门邪道,但他们的寒舍却门可罗雀。程彩清上班混钟点,下班从来不摸书,家里连一本连环画都找不到,不分白天黑夜地抹牌赌博,但他家里总是高朋满座。
为什么会这样?还不是因为加根红梅贫穷,而程彩清比他们富有。世人对花钱慷慨、出手大方的人总是刮目相看。有的时候,王加根甚至怀疑他们为人处世有问题,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对,犯了路线错误。因此,在学校领导会不会安排他照校这个问题上,他推测起来还是比较谨慎。最终的结果,还是未能如他所愿。
学校领导研究后确定的暑假照校人员为肖金平和程彩清。
王加根一下子被激怒了。
丁胜安和邹贵州是行政管理人员,没有任何课程,暑假却打着领导带班的旗号。每天来学校晃一晃,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看电视,或者躲进程彩清家里抹牌赌博,还是与补课教师一样领加班费。张仲华教初三政治,本没有补课的必要,仍然加入到了补课教师的行列。逢到他以领导的身份带班时,同一天时间,既领补课费,又领带班费,享受双份补贴。
真是他妈的一群贪官污吏,哪儿有什么公平和正义可言!王加根私下里把学校领导逐个臭骂了一通。尽管还是补不成课,也照不了校,但骂过之后,感觉心里舒服了许多。这很有点儿阿q。
不就是少赚几个钱么?多赚这几个钱,我发不了财;少赚这几个钱,我也不一定就活不下去。算了,我视而不见,全当是牌坊中学既没有人补课,也没有人照校的。
可问题是,暑假正式开始后,牌坊中学总有同事进进出出,在王加根的眼前晃。这些人,要么补课,要么照校。他们出现在校园里,都有额外收入。唯独守在学校里的王加根,一个子儿的额外收入都没有。想起这一点儿,他还是感到难受,也有点儿难堪。在别人看来,他似乎是死皮赖脸地留在学校。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境地,他真想离开学校,找一个合适的去处。反正放假了,又不上班,有的是时间。
但是,他能够去哪儿呢?
河北保定他是肯定不会去的。他已下定决心不理白素珍,从此与她一刀两断。去北京?到他姐加枝工作的北京农业大学玩?去来的路费那么贵,还不知姐姐在不在学校,有没有其他的安排。姐姐也放暑假了,又正谈恋爱,说不定和男朋友一起出去旅游了呢!或者和春节时一样,陪男朋友去广州补习外语了。听说张德林考上了公派美国留学的博士研究生,正在为出国作准备。这种可能性极大。
要不,就到王李村住一段时间?可王厚义和胡月娥会不会认为他是回家吃“血汗”?家里这段日子农活不多,不是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加根与王厚义胡月娥又没什么话讲,还特别烦整日大哭小叫的加叶和加花。回到那个冷冰冰的家里,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方湾菜园子村呢?方红梅和敬武放假离校时,曾邀请加根一同前往,但他理性地回绝了。敬文参加完高考回家了,腊梅放假也回家了,再加上红梅和敬武,一大家子人挤在破破烂烂的几间屋子里,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天气又热,蚊子苍蝇又多,日子肯定也很难受。再说,女婿老在丈母娘家里蹭饭吃,外人也会说闲话,面子上挂不住。
去白沙铺大舅家里玩几天?那也不是长远之计。
出去旅游身上没钞票,做生意没本钱,打工又找不到门道。真是走投无路、投亲无门啊!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牌坊中学,深居简出,死啃可怜巴巴的工资。学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吧!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他也该静下心来,谋划一下自己的未来。前段日子忙于结婚,忙于复习考试,忙于应付胡搅蛮缠的白素珍,忙于治疗那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根本就没心思考虑未来的事情。结婚了,安家了,如何安排工作、学习和生活?这是他必须思考和面对的。
他觉得,总的原则应该是把日子过得充实,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把书教好,当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这是“饭碗工程”,必须摆在第一位。勤奋写作,追逐当作家的梦想——痴心不改,初心不变。刻苦自学,尽快拿到大学文凭——形势所迫,丝毫也不能马虎。
在文凭这个问题上,他想得比较多,考虑得比较复杂和长远。即使工作上没有学历方面的要求,他也必须努力去奔文凭。因为老婆在前面当参照物,容不得他懈怠。再过四年,方红梅就可以拿到本科学历。如果他还是个中专生,那怎么行?别人怎样看他?每个月领工资时,他的脸往哪儿搁?要争气!不说赶上或超过方红梅,差距也不能拉得太大了,最起码要大专毕业,不能让老婆看不起。
写作能否见成效,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文凭才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因此,绝不能因为写作耽误了自学考试,应该把奔文凭放在优先的位置。
结了婚的男人就是一家之主。除了工作和学习,还要安排好小家庭生活。不能当个枯燥乏味的“老死板”“老古董”,要成为爱好广泛、懂生活、会娱乐、有趣味的人。看电视,听音乐,学唱歌,吹口琴,下象棋,打扑克,跑步锻炼,打羽毛球,练书法,种花养草,周末去电影院看电影……尽量多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让生活多些仪式感,还要主动承担家务。
自从与方红梅一起生活,恩恩爱爱的时候居多,但磕磕碰碰的时候也不少。扯皮和吵架的原因,多半是因为家务活。
分居两地时,各人过各人的日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偶尔聚到一起,还互敬互让,很少产生矛盾。现在天天厮守,长期在一起生活情况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像他们这样的双职工家庭。两人都要上班,都要自学奔文凭。劳累之后,都想休息放松一下,可家务事又是非干不可的。无论多么恩爱,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把所有家务包揽下来。
最初,他们干家务是“吃大锅饭”,结果孳生了偷懒和攀比的心理。一方在干活儿的时候,看到另一方闲着就不舒服。即使另一方没闲着,只是在专心致志地看书或写字,对方心理上也不平衡。都想做“红花”,都不愿意当“绿叶”,矛盾就不可避免。因为闹别扭,两人心里都不快活。有时甚至好几天互相不理睬,晚上睡觉背靠背,白天工作也没精神,拿着书本也提不起兴致。
后来,他们对主要家务实行明确分工,责任落实到人。比方,规定了男的买菜,女的做饭;男的洗碗,女的洗衣;男的拖地,女的清场。至于分工范围以外的事情,或者偶然冒出来的新情况,则本着“谁更适合做谁做,谁有功夫做谁做”的原则,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协助配合,共同承担。这样一来,摩擦和冲突大幅度减少。他们甚至商量过,是否可以考虑在校园里种点儿菜,或者养几只鸡。
对呀,利用暑假休息时间开荒种地!
自己种点儿蔬菜,学校厕所里有的是大粪,有机肥料种出来的蔬菜吃着也放心,既新鲜,又不需要花钱去街上买。这样节省下来的开支,还不等于是赚钱。
开荒种地需要锄头铁锹等农具,没钱购买。这好办,可以到邹肖村学生家里去借。暂时用别人的,等发了工资再去添置。
有了开荒种菜的计划,正准备行动时,天气又不作美。几乎每天都是阴雨绵绵。雨时大时小,时断时续,下得人心烦意乱。
家里只有一把雨伞,让方红梅带到武汉了。
没有伞,王加根就懒得出门,懒得去买菜。一日三餐吃面条,对付着过。白水煮面,加点儿油盐和酱油里面,就成了他填充肠胃的主打饮食。接连吃了几天,他感觉实在难以下咽。不仅没有食欲,而且见到面条就反胃,作呕,想吐。
“能够在面条里面加点儿青菜就好了。”这样想着,他便起心去隔壁程彩清家借把雨伞,上花园镇一趟。
翻出钱包,他又有些犹豫。家里的钱都让方红梅带走了,他只留了五块钱生活费。七月份的工资不知道哪一天发,如果吃光老底,万一来了客人怎么办?
想到这儿,他又打消了上街买菜的念头。先撑着吧!能撑多久就撑多久,到了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去花园镇买菜。
雨,没完没了地下着。
雨水沿着屋顶的瓦沟流淌,顺屋檐下坠,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流水声中,偶尔还会夹杂着一两声麻雀的啼叫。除此之外,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王加根站在自家客厅里,透过玻璃窗观看外面,校园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儿,如同无人光顾的坟地一样死气沉沉。初三教室离得远,那里的情形他一无所知。
菜可以不买,但水必须出去提。洗口、洗脸、洗衣、烧开水、做饭,都少不了干净的自来水。趁着雨声渐小、雨点不那么密集的时候,王加根一手拎一只塑料桶,打算出去提两桶水回。
去学校食堂门口水管与到部队抽水房门口水管,距离差不多,但他不愿意去学校食堂门口接水,不想让补课的教师和学生见到他在校园里面晃荡。沿着火砖头铺成的甬道走向学校大门时,他发现操场周边的野草疯长,与放假时相比,茂盛了许多。野草丛中,还可以见到蒲公英、车前草、马齿苋、荠菜之类的野菜。这些野菜他认识,小时候他挖这些东西回家喂猪。读小学时,他还吃过“忆苦思甜饭”,知道这些野菜也可以供人食用的。
对呀!为什么不挖些野菜回家煮面条?野菜煮面条,肯定比白水煮面条好吃。野菜的味道并不比街上卖的蔬菜味道差呀!有了这样的灵感,王加根高兴起来。
把水提回家之后,他就拎起平时买菜用的竹篮子,拿了把菜刀出门。他没有在操场周边挖野菜,而是直接去了校园外面的农田。田埂上、池塘边、庄稼地里到处都能找到野菜。因为连日下雨,土地松软,挖野菜也特别容易。没多大一会儿,他就挖了满满一竹篮。
在部队抽水房门口洗野菜时,广广黄问他弄这些东西干什么。
“包饺子。”王加根撒谎说,“野菜包饺子好吃。”
广广黄马上赞同,还补充说,广东人特别喜欢用野菜包饺子。
回到家里,把洗干净的野菜下到锅里煮面条时,一股强烈的辛辣冲上他的鼻根,泪珠从他紧闭着的眼角慢慢滑落。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有点儿心酸。
从小到大,除了“忆苦思甜”时吃过野菜,他还没有在家里的饭桌上吃过这种东西。没想到,他师范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之后,竟然不得不拿野菜充饥!小时候挖野菜都是用来喂猪的,现在挖回来,却是用来喂他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王加根天天盼望着发工资。
这天上厕所,他正好碰到了补课带班的邹贵州,随口问了一句:“邹会计,七月份的工资什么时候发呀?”
蹲着大便的邹贵州抬起头来,望了他一眼,反问道:“你还想领工资?你欠学校那么多钱,还不够扣呢!”
加根有点儿尴尬:“全部扣吗?扣完了,我吃什么呀?”
“你吃什么?我怎么管得了?自己去找地方吃去!”邹贵州显然有点儿恼火,“你借的那两百块钱,是我从基建款里面挪出来的。学校马上要建围墙,修门房,等着钱用呢。”
这事王加根知道,学校开会通报过。牌坊中学准备把现有围墙全部拆除,四周向外扩展,把西边的操场围进来。校园面积将比现在扩大一倍。另外,在正对花园镇的方向,开一个宽敞气派的大门,修建两间门房,一间供门卫住宿,一间作为传达室。以后邮差送报刊信件,就不用去办公室,直接交给传达室。这项工程必须在暑假期间完成,新学年开学时,以崭新的校容校貌迎接第一个教师节。
顺便交待一下,为弘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决定,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将每年的九月十号定为教师节。
“学校建围墙修门房,也不缺少我这两百元钱吧!”王加根撒完尿,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站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与邹贵州理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我眼下确实有困难,学校每个月多少给我留点生活费,其余的都扣掉也没关系。账,还是得慢慢还嘛。”
“你这不是说胡话?我这儿又不是银行!”邹贵州把手里的半张报纸对折,擦完屁股,提起裤子站起身,“银行贷款可以慢慢还,但那是要付利息的。学校的钱一个萝卜一个坑儿,各有各的用途。我刚才说过了,借你那两百元钱是学校的基建款,属专项资金。挪用专项资金,是违反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的。万一检查起来,我没办法交待,搞不好还要受处分。”
听到这儿,王加根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了。
看来,邹贵州确实有他的难处。但是,现实又摆在这儿,两百元的账债,他和方红梅的工资加起来也不够还。要是全部扣光了,他们就没钱吃饭,得饿肚子。
有道是,兔子急了也咬人。王加根从其他教师那儿听说,丁胜安家里建房子,找学校借过五百元钱,至今也没有还上。既然被逼上了绝路,他也不想求情,说话反而硬气起来:“欠学校钱的不只我一个人吧?要扣就都扣!只要一视同仁,我没意见。”
已经穿好裤子的邹贵州站在那儿,被噎得白眼直翻:“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没有一视同仁?”
王加根没有正面回答,继续扁担揩屁股——横着来,义正辞严地指出:“钱是我借的,你想怎么扣就怎么扣!但扣方红梅的工资,肯定没道理,她又没有找学校借钱。”
撂下这句蛮话,王加根就气呼呼地走出了厕所。回到家里,他又感觉自己的态度有点儿过分。
当初找邹贵州借钱时,别人二话没说,就把那么一大笔钱借给了你。你怎么能够忘恩负义,在别人面前耍横呢?但是,不耍横又能怎么办?他们夫妻俩要吃饭呀!还有敬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总不能饿肚子吧。我为什么要借钱?要是不欠学校的账债,我就不用看邹贵州的脸色,不用受这样的窝囊气。
一触及那两百元钱账债,王加根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白素珍。
小时候想起妈妈,他总是双眼噙满泪水,脑子里是满满的思念,心里交织着温暖、甜蜜和幸福的感觉。而现在想起白素珍,他却眼里喷射出怒火,周身燃烧着愤懑,恨不得杀了这个歹毒的女人。这种翻脸不认人的母亲,真是亘古未有,全世界少见,可偏偏让他遇上了。他能不心生怨恨么?特别是想起白素珍到处唾沫四溅地造谣惑众,红口白牙地说假话污蔑他,他真恨不得掐死这个女人,撕烂那张无事生非的嘴巴。
与邹贵州在厕所里打过嘴巴官司,王加根非常郁闷。平日里,他与邹贵州的关系还是不错的。邹贵州是学校会计兼出纳,还是总务主任,牌坊中学的后勤工作他统管。教职工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他都得操心。王加根和方红梅常住学校,邹贵州对他们格外关心,经常嘘寒问暖,询问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
邹贵州家住邹肖村。他女儿在牌坊中学读书,一直在加根的班上。现在正参加暑假补课,马上就该上初三了。家里还有两个上小学的儿子。邹贵州学历不高,是顶替退休的父亲到牌坊中学上班的,因此对三个孩子寄予很大的期望。他自己不会教书,却格外尊重书教得好的同事。从学校领导和教师们的评价,以及学生和家长们的反映,他知道王加根夫妻俩是有能力、有板眼、有本事、有前途的人。还有他们的宝贝女儿,上小学时老是挑老师的毛病,现在回家却叽叽喳喳地说王老师好,方老师好,吵得他耳朵都起茧子了。
在厕所里与王加根交锋,他的本意是开个玩笑。没想到,王加根却当真了。两人搞得很不愉快。说真心话,他压根儿就没有逼王加根还钱的意思,更不会强行扣他的工资。
争吵之后,他马上就后悔了。回家与家人说起这事,还被老婆臭骂了一顿。不管怎么说,王加根是女儿的老师,还指望着别人关照呢。他们的两个儿子以后也会到牌坊中学,指不定又会在王加根和方红梅的班里。关系弄得这么缰,对自己有什么好处?现在别人有困难,借的是公家的钱,你邹贵州逞什么能?就算是找你借钱,别人一时半会儿还不上,你也不能把人家逼得那么急。缓一缓又怎么了?你就是《白毛女》里的黄世仁!
七月份工资拨下来之后,邹贵州没等王加根来找他,就拿着工资单和现金直接送到加根的家里。
王加根闷闷不乐地签完字,等着邹贵州拿借条扣钱。
邹贵州却把工资全额给了他,还大度地说:“下个月再扣吧!我知道你们眼下有难处。”
一团热乎乎的东西突然堵住了王加根的嗓子眼。他感觉鼻腔发痒,眼眶发热,泪水差点儿漫出来。
他连声道谢,不好意思地说:“上次真是对不起。我说话太硬呛,伤着您了。”
邹贵州笑了笑,收好工资单和圆珠笔,起身告辞:“今天修围墙的民工进场,我得去看看。走了啊!”
看着桌上的钞票,王加根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
钱真是重要啊!手上没有钱,再硬气的人也寸步难行。难怪俗话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现在有钱了,王加根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他可以去花园镇买米、买菜、买油盐酱醋、买牙膏、买洗衣粉,基本生活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如果再奢侈一点儿,他还可以打一斤散装白酒,或者买点儿水果。他对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能够吃饱肚子、衣服能遮住羞丑、冬天不至于冻着,就可以了。基本生活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心情自然就畅快起来了。
因为天气的原因无法开荒种菜,他就把时间用来读书写作,去追求成为作家的梦想。自参加《澴水浪》首届优秀文学作品颁奖大会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一年多没有发表作品了。
这一年多,虽然由于工作繁忙,以及结婚、生病、家庭矛盾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写作时常中断,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每隔一段时间,他还会挑出一两篇手稿,用方格稿纸工工整整地誊抄下来,邮寄给报刊编辑部。可投出去的稿件,要么被无情地退回来,要么如泥牛入海,消逝得无影无踪。唉!文学说起来风光,弄起来真不容易啊!
作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当的。有时,他真想打退堂鼓,放弃这种吃力不讨好、耕耘无收获的营生。可是,不弄文学,他业余时间又能干点儿啥呢?打麻将?斗地主?和身边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沉迷于赢了又输、输了又赢的赌钱游戏?说实话,他对这些别人乐此不疲的东西不感兴趣,总觉得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日复一日地消磨时间,无异于浪费生命。
还是写作吧!还是投稿子到编辑部去碰运气。只要手头有写好的文章,他就天女散花般地到处邮寄。稿件投寄出去之后,满怀希望的等待回音。每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只要不是在教室上课,他都会前往学校大门口,等候那个穿着草绿色制服、骑着绿色自行车的邮差。或者到学校领导办公室翻阅当日的邮件,看有没有编辑部来信。希望一次次地唤起,又一次次破灭。他从最初的痛苦和难受,逐渐变得麻木不仁,对退稿习以为常。
最接近成功的一篇小说是《小脚奶奶》。编辑亲笔来信,告诉他已经初步选上,嘱咐他“暂勿投他处”。
他激动得小心脏乱跳,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满怀希望地等待发表,可最终结果还是“经审退”。
改为烧煤做饭后,王加根每天都得淘神费力地生炉子。
把学校废弃不用的课桌和板凳,以及捡回来的枯树枝,用斧头剁成小木条或小木块,用旧书旧报纸引火,木柴在炉膛里熊熊燃烧起来之后,再拿火钳把煤球往炉膛里面添。煤球填满炉膛之后,摇着蒲扇,对着炉子的进风口不停地扇风。
烟雾袅绕,熏得他眼泪直流。
有风的日子,他就把煤炉子提到操场边的走道上,让进风口对着来风的方向,省去人工摇扇子的力气。
阳光明媚的正午,或者夕阳西下的傍晚,在火砖头铺成的甬道上,一个半米来高的绿皮蜂窝煤炉袅袅地飘散着乳白色的烟雾,成为牌坊中学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炉子交给“风神”并非百事大吉,他还得时不时地去瞅一瞅煤是否点燃。如果煤球身上冒出蓝色的火苗,说明成功了。要是煤球依然是黑的,或者煤身上仅有微弱的红光,那就得从头再来。
由于煤球掺土太多,或者煤炭品质不好,生炉子中途熄火是常有的事情。王加根已经习以为常。大不了多费点儿柴禾和纸张,多花点儿时间。这算个屁呀!
最让他感到为难的还是买煤。
生活用煤供应指标当季有效,过期作废,他每个季度都得去花园镇煤球厂买一次煤。一个季度的供应煤四百二十斤,自行车是无法运回的。买煤前他就得关注天气预报,确认有晴好天气,才去邹肖村农民家里借板车。通常情况下,必须提前一天把平板车借回,停放在校园里。因为买煤必须大清早出发,去晚了,排队的人多不说,还很有可能轮不上自己,煤球厂就关门下班了。
拖平板车必须绕道花园铁路技校,到官塘附近并入孝花公路,经京广铁路线花园北道口,进入花园镇街上,有七八里路的样子。
牌坊中学地势比较高,从花园镇回来的路上,有好几个上坡道,必须有人推。买煤一个人是很难完成的,加根夫妻俩总是一同上阵。
煤球厂八点钟开门。他们一般凌晨五点多从牌坊中学出发,拖着空板车到达煤球厂时,六点半左右。但此时,煤球厂大门口的板车、手推车、三轮车已经排成了长龙。一看到那阵式,他们就特别灰心,真想打道回府。但改日再来又得与其他教师调课,又得瞅天气,又得去借平板车。还是得走那么远的路。
横下一条心,等吧!
花园镇煤球厂有两部蜂窝煤机,进入厂区后,买煤的人会自动排成两列。当然,也有遇到一部机器出故障的时候,两列队伍自动并成一列。为了抢占比较靠前的位置,或者遇有不守规矩的人插队,就会发生争吵,对骂,推来搡去,甚至大打出手,上升为流血冲突。
加根夫妻俩属于遵纪守法、遵规守矩的好公民,总是老老实实地排队。往前面看了看,似乎也秩序井然,只是队列挪动的速度较慢,车主们买煤的数量特别多。加根前去探个究竟,这才知道,前面排队的人手里,往往拿着好几家人的煤票。一个人排队,买好几家的煤。
结果,还没有轮到他们,就到了中午十二点,煤球厂要下班。蜂窝煤机的轰鸣声戛然而止,没买到煤的人被赶出厂区,不得不到大门口重新排队。
可以想见,他们此时是什么心情!
回家是不可能的。如果回去吃了午饭再来,下午绝对不可能买到煤。他们只能顶着炎炎烈日或者吹着凛冽的寒风,等煤球厂下午两点钟煤球厂再次开门。
王加根继续排队,方红梅去买馒头、花卷或者包子,充当午餐。
通常情况下,下午是能够买到煤的。当然,遇到蜂窝煤机出故障等特殊情况,又另当别论。煤装车之后,王加根如老牛在前面拉,方红梅躬着腰在后面推。回到牌坊中学,已是暮色四合。
为满足那些时间较紧或者性急顾客的需求,花园煤球厂备有一套比较“人性化”的处置方案:直接出售没有加工的散煤,煤票按七折供应。也就是说,一百斤煤票可以买七十斤散煤,剔除掉本应掺入的泥土和水的份量。
加根他们有时也会接受这种“不平等条约”。散煤买回来之后,只能堆放在办公室门前的走廊上,用塑料薄膜盖住。待天晴的周末,再自己动手做成煤球。
这项工作是高强度的体力活。首先得把煤全部搬运到学校操场上,再到校园周边的田埂上挖泥土。用塑料编织袋把泥土运回,倒入煤炭中,用铁锹拌匀。然后,拎着塑料桶去部队抽水房门口提水。
接着就是和煤。和煤还有讲究,先在拌有泥土的煤堆顶部扒个坑儿,倒入一两桶水后,等上十几分钟。水全部渗入煤堆后,再用铁锹翻动。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和到如同黑色的泥巴状时,就可以动手搓成鸡蛋大小的煤球了。
煤球整齐地摆放在学校操场上,如同一片黑色的蘑菇。在阳光的照耀和烘烤下,煤球的身体开始变硬,黑颜色由深变浅。到了傍晚,无论煤球干了与否,都得往回收。谁也不知道晚上天气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突然刮风下雨,那就全泡汤了。
搓煤球靠手工操作,既耗费时间,又劳累人,而且手上的煤垢很难洗干净,特别是指甲缝的黑颜色,往往个把礼拜还难得褪尽。生活经验比较丰富的中老年教师建议他们做煤饼。
用铁锹把和好的煤铲到操场上,拍成一块块“饼子”。正面晒干后,翻过来晒反面,然后就可以收回家里了。烧煤时把煤饼敲碎,成为小块,就类似“煤球”了。这种方法省时省力,煤饼又便于摆放,能够整齐地垛成一堆,不像煤球那样占好大一块地方。
再后来,邹贵州向他们推荐了一种手工制造蜂窝煤的机器,俗称打煤机。打煤机一米来长,形状类似于车水的把手,下部有个圆柱形铁模。把打煤机连续多次捅进和好的煤堆里,就像打糍粑一样。待煤泥填满打煤机下面的铁模,再提到操场的空地上,用脚蹬出来。
这种自制的蜂窝煤,与煤球厂机器制造的相差无几,甚至还要结实。但因为每做一个都得来回跑一趟,捅煤蹬煤相当费力气,做完四百多斤煤,人往往会累得半死,走路都直不起腰。
买煤和做煤的劳累和辛苦,真是一言难尽。
还有几次,他们刚刚把煤做完,本来晴好的天气突然风云突变,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这时就要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全家人手忙脚乱地往家里抢煤,甚至不得不发动学生来帮忙。
今年暑假临近时,家里的蜂窝煤不多了,买煤又成了当务之急。可方红梅去了武汉,家里只有王加根一个人。
这事成上他的一块心病。
要不,找部队抽水房的广广黄帮帮忙?但跑一趟需要大半天时间,抽水房又不能长时间没人。让广广黄擅离职守,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部队的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弄不好会毁了人家的前程。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想都不该往这方面想。去邹肖村找同事或者学生家长帮忙?为这事去麻烦别人,他又觉得不好意思。
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小姨子腊梅来到了牌坊中学。
腊梅说,假期一直在菜园子村。家里人多嘈杂,敬文的几个结拜弟兄三天两头来,吵得她就没办法看书。加上村里没有通电,晚上只能点煤油灯,太暗,烟子熏得人眼泪流,蚊子又多。方父方母建议她到牌坊中学温习功课。
“该上高三了,心里还是有点儿慌。”腊梅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王加根自然非常欢迎。
工资发了,手头有钱了,也负担得起小姨子在这里的生活费。要是腊梅早来几天,他还真有点儿尴尬和为难。
去年暑假,敬文也说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书,来牌坊中学住过一段时间,但那次没有给王加根留下好印象。
敬文太懒了。每天起床连床铺都不整理,更别说做卫生了。做饭他从来不搭手,饭熟了喊他才来吃。吃完之后,碗筷一丢就离开。穿脏的衣服和臭袜子扔在脚盆或者塑料桶里,等着王加根给他洗。再就是特别大意。王加根把床铺让给敬文,自己去办公室睡桌子。但敬文晚上睡觉经常不关门,自行车也随意停在外面。万一校园里来了小偷怎么办?最让王加根受不了的,是敬文动不动就提要求。敬文那次带来一部小型录放机,也不知是借的哪个同学的。一进门,他就吩咐王加根去花园镇买轻音乐磁带,说他看书看累了,可以听听音乐,调节一下大脑。吃饭也是挑肥拣瘦。
记得王加根有天炒了盘冬瓜片,敬文一看就大呼小叫:“冬瓜烧肉我都吃不进,清炒冬瓜有个什么吃头!”
看见姐夫穿的廉价衣服,敬文不屑一顾。经常用嘲笑的口吻嗤之以鼻:“一件衬衫一块八?我的一条短裤就花了六块四!”
王加根有时买回白酒或啤酒,敬文总是嫌档次太低了。说这么劣质的酒喝着不过瘾,让外人看见了,还觉得丢人……
天啊!一个还在读书的高中生,自己不挣一分钱,居然有这么多的讲究和条件,还看不起正在为他提供生活帮助的人!
那段与敬文相处的日子,王加根非常不开心,既郁闷,又气愤。但他又不好说什么,毕竟是自己的小舅子。说长道短,方红梅也会不高兴。他只能忍气吞声。好在敬文受不了这里的孤单与寂寞,住了十来天就走了。
现在腊梅来,情况应该不一样。腊梅勤快、细心、温顺,讲规矩,懂礼貌,为人处事比较有分寸。
王加根把小姨子安排办公室西头红梅以前住的宿舍里,自己则睡在摆满家具的新房,做饭依然在办公室东头的“厨房”。
买菜自然是王加根的事情。
菜买回来之后,腊梅总会跑过来帮忙打理。去蒂,掐根,削皮,拣枯叶,切肉剖鱼,然后拿到部队抽水房门口洗干净。她还主动要求炒菜,饭后总是抢着洗碗。忙完这些,她才坐下来看书。
看着懂事又勤快的小姨子,加根心情特别愉快。
天气实在太热了,连续多日最高温度突破四十摄氏度。生活在这样的酷暑中,人总是感觉浑身没劲,软绵绵的。看不进书,写不出文章,整天昏昏欲睡。骄阳似火,根本就不想出门。眼看厨房里的蜂窝煤一天天减少,王加根始终下不了决心去买煤。
雨天不能买煤,这么炎热的大晴天,买煤则有可能中暑。他天天抱着收音机听天气预报,等待阴天或多云的日子。
终于有天预报次日是阴转小雨,王加根果断决定去买煤。
可能是因为激动和担心,那天晚上他居然失眠了。凌晨四点钟起床,感觉浑身不舒服,脑袋却出奇的清醒,眼睛又涩又痛又痒。
天阴沉沉的,似乎马上要下雨。
买不买煤呢?他犹豫不决,举棋不定。
塑料桶里没水。他拿起牙膏、牙刷和毛巾,拎起塑料桶,到部队抽水房门口刷牙洗脸,之后又提了满满一桶水回家。
腊梅也起床了,问他买不买煤。
“在下雨呀,怎么买?”王加根口里这么说,心里还是想把煤买回来。天虽然阴着,下着濛濛细雨,但雨下大的可能性不大。难得天气这么凉快。如果把煤买回了,他就能够安心地去武汉看老婆。
“还是去买吧!”王加根终于下了决心。
他赶紧去拿钱和《生活用煤供应证》,又把地上的几个空啤酒瓶装进竹篮,对腊梅说:“你先往花园镇走。我去邹肖村小卖部还啤酒瓶,找人借板车。”
还了啤酒瓶,收回了押金,又借到了平板车,王加根就拖着板车去追腊梅。与小姨子会合后,两人都很兴奋。买煤是家里最重要的事情,能够一起完成,等于解决一个大难题。
水泥路还没有走完,雨点就密集起来了。淅淅沥沥的大雨,淋得人睁不开眼睛。
到了花园区卫生院门口,他们只得把板车停在路边,跑到屋檐下避雨。等了十来分钟,雨丝毫也没有停下来迹象。他们又犹豫起来,不知该返回,还是去花园煤球厂。
“既然出来了,还是去看看吧!”腊梅说。
两人于是冒雨前行。
快到花园煤球厂时,见大门口一辆买煤的车子也没有。未必下雨天不卖煤?王加根心里犯嘀咕。
走近煤球厂,大门居然慢慢地打开了。他们今天是第一名!
平板车过磅称自重,装煤,再过磅。交钱,开票,走人。买煤从来没有这么顺利过。
走在花园镇的街道上,雨也下小了。他们一鼓作气,把煤拖回了牌坊中学。刚进校园,又下起了瓢泼大雨。两人同心协力,赶紧把板车拖到学校办公室门前的走道上。
好险啊!这雨整整下了一下午,直到晚上才停下来。
王加根暗自庆幸,觉得运气真不错。这样的雨天买煤,天气凉爽,又没有太阳,不晒人。水泥路上没有农民晒的稻谷,板车好走。更重要的是,别人都不选择这种日子买煤,不用排队。
他得意地在小姨子面前显摆:“不管做什么事情,决策要果断。谨慎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要大胆。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往往就是自己的机会——人是需要有一点儿冒险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