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婚礼
到牌坊中学后，白素珍整天昏睡，足不出户。她不搭理儿子，有什么话，只对方红梅讲，由方红梅转告王加根。
这样别别扭扭地过了几天，她又前往白沙铺。临走时告诉方红梅，她准备把马颖接来参加他们的婚礼，然后直接回保定。
送走白素珍，加根和红梅开始商量结婚的事情。拟了一份购物清单，计划周末去一趟武汉。
星期天，他们带上全部积蓄和预支的下个月工资，坐上南下去武汉的列车。在汉口火车站下车后，乘公交车直奔武汉商场。
两人兴致勃勃地楼上楼下转悠，寻找清单上列示的东西。转过几层楼之后，感觉特别沮丧。在他们看来，这里的东西实在是太贵了。以他们的财力，根本就买不齐想买的物品。
怎么办？两人站在商场门口，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有点沮丧。
“去中南商业大楼看看吧。”方红梅提议。
在湖北大学面授学习时，她逛过中南商业大楼。那里虽说不如武汉商场名气大，也是一个不错的卖场。
中南商业大楼在武昌中南路，与汉口隔着长江。因为担心堵车，他们选择去江汉关码头坐轮渡。在武昌中华路码头下船后，再转公交车前往中南路。到达中南商业大楼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
跑了大半天，一样东西也没买，人累得够呛，肚子也叽里咕噜直叫唤。他们找了家小餐馆，一人吃了一碗热干面，喝了免费的白开水。稍事休整，就精神抖擞地再出发。
中南商业大楼的东西不像武汉商场那么贵，比较适合他们这样的消费阶层。不过，方红梅对每一样东西精挑细选，确保物美价廉，让性价比发挥到极致。购物清单上的东西买齐后，两个人的腿都快跑断了。他们在商场的角落里找了块比较宽敞的空地，打开刚买的棕色皮箱，把衣物全部装进箱子。一人拎着一只皮箱，前往武昌火车站，准备打道回府。
武昌火车站环境比较差，站前广场坑坑洼洼，售票厅和候车室也相当破旧，给人一种乱糟糟的感觉。
途经花园最早的列车，晚上九点半才有，还得等两个多小时。
他们买好车票，就到附近的一家小餐馆，要了两盘炒米粉。填饱肚子后，慢悠悠地走进候车室。
长条木椅还有很多空位子，而很多旅客却站着或者蹲着。
这是怎么回事？待他们拎着皮箱走近长条木椅，才发现那些空着的位子实在是太脏了。纸屑、灰尘、果皮、瓜子壳、甘蔗渣、汽水瓶、易拉罐随处可见，各种颜色的液体从椅子上流向地面。
难怪那么多人宁愿站着或者蹲着，也不去坐椅子。
考虑到等车的时间太久，他们找了两个相对比较干净的座位，用卫生纸擦了好半天，才勉强坐下。加根让红梅靠在他的肩膀上，叫她打个盹，自己则睁大眼睛照看着东西。
忽然间，候车室大门口走进来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男人。
这人身穿破旧的黄棉袄和褪了色的蓝裤子，左脚穿的是球鞋，右脚却趿着塑料拖鞋。背着一个旧书包，左手拿着一顶草帽，右手拿着一个搪瓷碗。头发零乱，如喜鹊窝一般。脸上很脏，根本看不出年龄和长相。他径直走向长条木椅，把搪瓷碗、草帽和旧书包放在一边儿，就仰面朝天躺在椅子上。
人们这才发现，他根本就没有穿内裤，唯一的蓝布裤子已经破得不成样子，裤管裂开几条缝。□□也撕开了，遮不住羞丑。一个急于进站的旅客把半个馒头丢在他身上。他马上坐起来，抓起馒头，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挪开，又闻了闻，扔在地上。从椅子上拿起草帽盖住大腿，又用手去抠身上的伤疤，抬起手臂搁在椅背上蹭痒。
这时来了几个小伙子，看见他敞开的□□，忍不住哈哈大笑。有的还捧着肚子，蹲下身子，乐得直不起腰来。
旁边的姑娘和媳妇们则羞得满脸通红，躲避瘟疫一样地走开。
流浪汉并不知道别人为什么发笑。看见一个旅客正在吃黄瓜，他站起身来向别人讨要。
吃瓜的旅客厌恶地把黄瓜扔在地上。
流浪汉弯腰捡起黄瓜，吃得津津有味，还洋洋得意地到处游荡。
“小方……嘿嘿嘿……”走过王加根和方红梅身边时，流浪汉突然自言自语，“小方……嘿嘿嘿……”
王加根和方红梅惊得目瞪口呆，仔细地瞅上瞅流浪汉。
天啊！这不是池松山吗？
两人感觉到头皮直发麻。
池松山却傻笑着离开了，回到他的领地，又躺在木椅子上，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
看着疯疯癫癫的池松山，加根和红梅的心情都很沉重，再也没有一点儿睡意。
他们乘坐的绿皮火车晚点了。
在花园火车站下车时，已经接近午夜十二点。
天黑沉沉的，闪着雷电，眼看就要下雨。他们一人拎着一只皮箱，气喘吁吁地往家里赶。
走了不到十分钟，就噼噼啪啪地下起了豆大的雨点。
前不挨村，后不着店。路上连一棵树都没有，找不到任何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很快，两人的衣服就全部湿透了，落汤鸡一般。为加快速度，他们把皮箱举过头顶，搁到肩上，一手拉着提手，一手扶着下部，大步流星地走着。
雨越下越大，还夹着冰雹，打在皮箱上叭叭作响。他们裸露的双手也感觉到了疼痛，加上寒冷，没一会儿就麻木了。走到通往邹肖村的机耕路上时，被雨水浸泡的路面满是粘性极强的泥巴，粘在他们的鞋上，让鞋底变得越来越厚，行走愈发困难。由于找不到干净的地方搁放皮箱，他们也不可能停下来清理鞋底上的泥巴，或者休息一下，只得咬紧牙关，艰难地继续前行……
人们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王加根和方红梅周末的武汉之行够倒霉的了，第二天上班时，他们又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下午突然通知全体教师开会。
在会上，张仲华郑重其事地通报：“上礼拜，我对老师们批改作业情况进行了抽查，发现有个别教师改作业相当马虎。”
几个语文教师紧张起来，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等待着下文。
张仲华继续说：“有位教师批改学生作文，三月三十一号这一天竟然改了三十本。速度真是惊人啊！大家想一想，就一天时间，还要备课呀、上课呀，总得干点儿其他事情吧。从时间上分析，我们就不难想到，：这个老师批改学生作文是很不认真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极不端正！”
听到这儿，有的语文教师从桌上拿起办公桌上的学生作文本，翻看批改日期，验证张仲华批评的是不是自己。
通常来讲，一个工作日批改三十本学生作文，的确有点儿困难。因为每篇作文改完之后，还得写评语，比较耗费时间。语文教师都有切身体会，要想达到这种速度，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全天放下其他事情，一心一意批改作文；再就是走马观花地一目十行，敷衍了事，随便写几句评语，批个日期。
大家都在一起工作，哪个教师批改作业认真，哪个教师批改作业马虎，大家心里都有数。
王加根把目光投向最有可能“一天改三十本作文”的黄老师，见黄老师在翻过作文本之后，表现出泰然自若、若无其事的样子。
显然，他不是张仲华批评的对象。就算他真的一天改了那么多作文，也不会实事求是地标注日期。他有可能把批改日期写成好几个不同的日子，绝对不会为领导检查留下把柄。
王加根突然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张仲华说的会不会是方红梅？
马上，他又否定了这种猜测。他知道方红梅批改作文很认真，每一个病句和错别字都会改正过来，作文本里往往红彤彤一片。可心里还是没底，他把询问的眼光投向方红梅。
方红梅安静地坐在座位上，阴沉着脸，眼睛里燃烧着怒火。
听完张仲华含沙射影的批评，她突然站起身来，主动发言：“我想请教一下张主任，你知道三月三十一日是星期几吗？”
张仲华一时答不上来。
整个办公室鸦雀无声。教师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办公室墙面的挂历上。
方红梅不紧不慢地继续说：“你既然记不清，那我就来告诉你吧。三月三十一日是星期天。星期天大家都在休息，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改了一整天的作文。这有错吗？我是考虑到四月中旬要出去面授，还要忙结婚的事情，就想加班把作文批改完。如果你认为改得不认真，可以指出批改中的错误。凭什么那么武断地下结论，一天改三十本作文就是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
张仲华脸涨得通红，被噎得哑口无言。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嗫嚅道：“是星期天吗？星期天也改不了那么多吧……”
不少教师都埋下头，暗自发笑。
“张主任，你既是学校领导，又是长辈。总不至于我曾顶撞过你，你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的麻烦吧！一个大男人，不至于心胸那么狭窄，连一点儿肚量都没有吧！”方红梅乘胜追击。
张仲华恼羞成怒，又不知道该如何发泄。
为避免冲突升级，丁胜安及时出面，转移了话题。
会场上紧张而又尴尬的气氛暂时得以化解。
散会后，王加根刚回到宿舍，体育老师程彩清突然跟了进来，邀请道：“走！去我宿舍，有重要事情商量。”
王加根疑惑地望了他一眼，问：“什么重要事情？”
“到我宿舍你就知道了。”程彩清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
加根于是带上房门，跟着程彩清走向学校最南边的那排校舍。
程彩清的宿舍里烟雾弥漫，好几个年轻教师都在里面。
见王加根进来，大家递烟的递烟，倒水的倒水，表现得非常热情。
接下来，就像商量好了似的，大家同仇敌忾，开始控诉张仲华的罪行。有的说他自私自利，什么好处都往自己怀里揽；有的说他妒贤嫉能，想方设法压制年轻人；有的说他品行不端，背地里调戏女学生……
赵乾坤说，他准备以全体青年教师的名义向学校领导提建议，从下学期开始，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具体做法是：把学校教师分成四十岁以上和四十岁以下两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同年级一个班的教学，平行班之间比着干。
“我们就是要让张仲华看看，到底是中老年教师厉害，还是青年教师厉害。”赵乾坤进一步强调了此举的意图，“凭什么先进模范每年都是肖玉荣那些人？青年教师总是靠边儿站？”
王加根觉得，建议虽然不错，但学校领导绝对不会采纳。
“采不采纳是他们的事情，提不提是我们的事情。”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王加根只好说，大家怎么弄，他都不反对。要签字他就签字，要表态他就表态，但具体工作他可能没时间参与。现在结婚的事情，自学考试的事情，家里的矛盾纠纷，已经让他焦头烂额。
大家对此表示理解，关心地询问他婚事筹办得怎么样。
王加根回答，家具已经在方湾打好了，恐怕来不及做油漆。
“来不及做油漆就不做，就这样拖到学校来。”
“可是红梅她爸妈又觉得，新房里没有新家具不像个样子。”
“没有做油漆的家具摆在新房里，通房白也不吉利呀！”
“就是。先把家具放在小方家里，等结婚之后，随便挑个日子再去拖回来。”
……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让王加根无所适从。
事实上，他对新房里有没有家具并不是特别在意，眼下最发愁的，是筹办婚宴的钱还没有着落。就算只请三桌酒席，买鱼买肉，买烟买酒，买糖果和各种蔬菜，怎么也得一百多块钱，但从武汉回来之后，已经身无分文了。本来，他是计划用白沙铺大舅送的礼金，以及牌坊中学教师交的份子钱筹办婚宴的。可现在的情况是，教师们八十多块钱的份子钱收得差不多，但白大货承诺的一百元礼金还没有到位。
下个月的工资已经提前预支，白素珍给的两百元钱用完了，王加根再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万般无奈，他决定回王李村，看家里能否支援他一点。
再怎么说，王厚义是他父亲，他是王厚义唯一的儿子。对于儿子婚事，当父亲的总不至于完全不管吧！
坐在长途汽车上，王加根告诫自己：这次回家一定要控制情绪，好说好商量，不发脾气，不争不吵，不哭不闹。无论王厚义和胡月娥是什么态度，自己都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他甚至想，尽可能表现得调皮一点儿，痞一点儿，儿子在父亲面前，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丢丑也是丢在家里。
在双峰管理区下车后，王加根满怀希望地上路了。
走到王李村口时，碰到了皮匠三婆。
皮匠三婆慌慌张张地告诉他：“疯子又来了。”
“疯子”指的是胡月娥的前夫。加根没太当一回事，继续往家里走。到自家茅房旁边时，看到他家大门口停放着一辆自行车。
一个身穿黄色军大衣、剃着平头的陌生男子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正在与屋里的人讲话。
加根猜测，那陌生男子可能就是“疯子”。
“疯子”说话有条有理，而且振振有词，情绪比较激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胡月娥跟他回家。
初次见到“疯子”的人，很难相信他有精神病。
加根拨开围观的人群，看见堂屋里坐着本家二爹、本家二婆、皮匠三爷和几个邻居。
王厚义则坐在大门口把守，双手不停地剥着花生米。
大家正一个劲地向“疯子”解释，说胡月娥不在家，带着两个小孩回娘家了，还有的说她去孝天城了。
看见王加根，大家不约而同地与他打招呼。
王厚义无动于衷，一如既往地剥花生米。
本家二婆轻声提醒厚义：“加根回来了，可能还没吃饭呢。”
“不管他！”厚义低声吼道，口气相当生硬。
加根不知该不该进屋，尴尬地站在那里，耐心地听了一会儿“疯子”的胡话，又拨开人群离开了。
他给胡太婆带回一盒蛋糕，准备给老人家送过去。另外，他想去村里的一位油漆工家里，咨询一下家具做油漆的事情。
等他再次返回时，围观的人已经散了。
门口停放的自行车也不见了，显然“疯子”已经走了。
胡月娥带着两个小孩也回了，关在房间里不敢出来。
堂屋里坐着本家二爹、皮匠三爷和王厚义。
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与加根搭讪，问他的婚事准备得怎么样。
加根便把婚礼的安排一古脑儿说出来，表面上是回答二位老人，实际上是说给他父亲听的。
王厚义一直没吭声，闷声闷气地剥花生米。筛子里的花生剥完之后，他又拿起菜篮子，准备去自留地里扯菜。
“厚义！”皮匠三爷叫住他，“加根的事，你要考虑呢。还有三天就办酒席，没有日子了。”
“与我么事相干！他有一个有钱的妈，还怕结不成婚？”王厚义蛮横无理地揶揄道。
“这是什么话？他毕竟是你儿子，你毕竟是他老子嘛。”
“我没有他这个儿子！”厚义绝情的吼叫起来。
加根忍无可忍，回敬了父亲一句：“这是你说的啊！”
“是我说的！怎么了？”厚义气势汹汹地转向儿子，“从今往后，老子跟你一刀两断！老子将来老了，动不得了，哪个龟孙子找你！你潜江的大伯和三叔，都叫我莫作你的指望。”
又是潜江的大伯和三叔！
加根算是彻底明白了，王厚义早有打算，根本就没有把他这个儿子当做一回事。即便是这样，他觉得该说的话，还是应该说清楚。
“这是你做父亲的说的话！我今天特地回来与你商量结婚的事情，你竟然是这种态度。你没作我的指望，我也可以告诉你，我的婚事你不管，我照样可以结！”加根说完，转身就走。
过了自家茅房，快到老宅旧址的时候，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都喊着他的名字追了过来。一人拽着他的一条胳膊，往回拉。
加根委屈地哭了起来：“你们听听！他说的那些话，像个做老人的吗？王李村有第二个像他这样当父亲的吗？”
本来抱着加花的王厚义听到这里，把加花塞给胡月娥，大声叫骂着，吼着凶着冲向儿子，挥舞着拳头要打他。
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又放开加根，回转身去拦挡厚义。
刚刚还一个劲地往村外走的王加根，见父亲凶过来要打他，反而停下脚步，站在那里不动了。
他显得非常平静，完全不像小时候那种胆怯和害怕。
“狗日的！都是素珍叫他回来找老子闹的。你今天跟老子说清楚，不说清楚，就别想离开王李村！”厚义挣脱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的阻拦，一把揪住加根的上衣，扯掉了一颗纽扣。
加根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又有几个围观的乡亲赶上前来，帮助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一起把王厚义推开了。
加根这才慢腾腾地走出村子，前往孝花公路上的双峰管理区，等候到花园镇的长途汽车。
路上，他越想越委屈，泪水早已盈满了眼眶。
这个时候，加根还是希望王厚义来喊他回家。父子俩化干戈为玉帛，心平气和地谈一谈。能不能拿到钱已经不重要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在结婚的大喜日子里，不要闹得家里人不开心。但是，王厚义没有来追他。一直到他走上孝花公路，王厚义也没有来。
他孤身一人站在公路边，等候长途汽车。整整等了两个小时，既不见车来，也不见人来。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王加根估计再也不会有班车来了，就横下一条心，壮起胆子，拦下了一辆大货车。
好说歹说，司机才答应把他捎到花园镇。
回到牌坊中学时，天已经黑了。
方红梅告诉他，上午他刚走，白素珍就带着马颖来到了学校。
由于红梅的宿舍准备做洞房，白素珍母女俩就住在加根的宿舍里。当然，加根的宿舍同时也是他们的厨房。
“妈和马颖今天基本上没出房门。”方红梅无奈地对加根说，“妈督促马颖写作业。马颖睡觉的时候，妈就开始写起诉书，写控告信，一直没闲着。”
王加根没有吭声。
他知道，母亲打官司已经走火入魔。作为儿子，他既不愿意偏向母亲，也不愿意偏向父亲，只能采取中立态度，随他们怎么去闹。他不止一次地申明，无论祖上留下的房产将来落入谁之手，他都一分钱不要。他只求和平安宁。
出于礼节，他前去与母亲及马颖打招呼。
“听红梅说，你回王李村要钱了。”白素珍嘲弄地问他，“你要了多少钱回来？”
王加根沉默不语。
见儿子情绪低落，白素珍开始给他打气：“有什么值得愁眉苦脸的？你未必还有什么求他王厚义的不成？”
王加根没有搭言。坦率地讲，他不想与父母任何一方把关系搞得太缰。正如皮匠三爷嘱咐他的那样，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晚上，王加根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他感觉头昏脑胀，眼睛发涩，上下眼皮像要粘到一起似的。因为上午有课，加根还是强打精神起床，到食堂买回馒头和稀饭，招呼母亲、马颖、敬武和红梅一起过早。
刚刚吃完饭，上课钟声就响了。
王加根走进办公室，拿起讲义夹准备去上课。将走未走时，他透过窗玻璃看见了父亲。
王厚义驮着一个塑料编织袋，低着脑袋，正朝加根的宿舍走。
加根迅速把讲义夹扔在办公桌上，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办公室外面跑，试图拦住父亲——因为他母亲正在宿舍里洗衣服，照看着马颖写作业。
还是晚了！王厚义推开了加根的宿舍门……
值得庆幸的是，王厚义与白素珍并没有失去理智地打骂起来。王厚义把塑料编织袋子丢在房门口，很快地退了出来。白素珍则在王厚义退出房间时，“怦”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加根赶紧掏出钥匙，把父亲带到方红梅的宿舍里。
王厚义进门便泣不成声。
他说，昨天一夜都没有睡着，今天五更就起床，往花园镇的方向走，走到周巷镇才搭上班车。
王加根急着上课，不忍心留下父亲一个人，又担心他与母亲发生冲突，便到办公室，请两个中老龄教师去陪他父亲聊天。
邹贵州和宁海涛愉快地答应了。
加根这才重新拿起讲义夹，一路小跑着赶到教室去上课。
下课后，他再次回到方红梅的宿舍时，邹贵州和宁海涛还在与王厚义拉话。
邹贵州提醒加根：“你爸还没有吃早饭呢。”
加根说他马上就去做。
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都在他的宿舍，加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见母亲。撬开已经封好的煤炉子，利用等待炉火燃旺的空隙，他打开父亲带来的塑料编织袋。里面装的是花生、红苕和蚕豆夹，都是责任田里自家的出产。
“这些是带给你结婚的？”白素珍嘲弄地问。
加根嘱咐母亲，今天切切不要闹，在学校里影响不好。
白素珍还是那句话，除非王厚义不找她的麻烦。
想到父亲以往来学校时，都要喝点酒，加根准备炒两个菜，又怕母亲不高兴。思想斗争了好半天，他还是炒了一盘蕃茄鸡蛋，拎起桌上的半瓶白酒，前往方红梅的宿舍。
白素珍什么也没有说，在王加根离开房间时，恼火地打了马颖一巴掌。
厚义没有喝酒，啃了几口馒头，就都放下了。
他哽咽着诉苦：安葬两个老人扯的账还没有还清，今年收成又不好。虽说经济上帮不上什么忙，他还是希望加根举行完婚礼后，回王李村一趟。他准备在村里请几桌客，放一场电影……
说完，就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元钱，放在桌子上。
“家里就这点儿钱了，算是我们的一点儿心意。”王厚义大言不惭地申明，“你要是嫌少，我们也没有办法。我回去了。”
加根没有言语。
他知道留父亲在学校里不方便，于是搬出自行车，骑车送王厚义去花园镇坐长途汽车。
当王加根从花园镇返回时，白素珍暴跳如雷。
她质问儿子，为什么和王厚义有那么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难道真的像老话说的那样，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加根无言以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母亲提出的这个问题。
白素珍不依不饶。
她命令加根从今往后必须随她姓白，不准姓王。另外，在牌坊中学举行完婚礼后，不准回王李村。
王加根觉得母亲的命令太无理，回答说，姓氏只是一个符号，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情感和爱憎，改不改没多大意义。更何况，他读书期间和工作之后，一直都姓王，人事档案改不过来。至于回王李村参加喜宴，他已经答应父亲了，现在没办法改口。如果他出尔反尔，让村里的乡亲们眼巴巴地等着，也不尽人情。
白素珍听到这儿，火冒三丈，腾地站起身，猛地掀翻桌子。
她手指着加根的额头破口大骂，还扬言，要把加根父子俩的丑恶行径写出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
叫骂声把隔壁办公室里的教师们吸引过来了。大家都劝白素珍冷静，有话好好说，不用这么大动肝火。气大伤身，大吵大闹会吓着了小丫头马颖。
白素珍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
她一边继续咒骂王加根不得好死，一边收拾自己的东西，同时，命令儿子退还她那两百元礼金。
教师们的劝解和方红梅的赔礼道歉，丝毫也不起作用。
白素珍提起行李，拉着马颖，只等着王加根还钱。
王加根眼睛都气红了，怒气冲冲地走出宿舍，来到学校财务室，找后勤主任邹贵州借钱。
邹贵州犹豫片刻，叫他写借据，数了两百元钱给他。
王加根拿着一大摞钞票，怒气冲冲地返回宿舍，扔在已经被方红梅扶起来的桌子上。
白素珍从桌上拿起钞票，手指头蘸着唾沫，认认真真地清点了两次。确认无误后，就揣进上衣口袋。然后，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拉着马颖，头也不回地往校园外面走。
眼见她拂袖而去，在场的牌坊中学教师没有不摇头的。
方红梅伤心地流下了眼泪。vvvvv
王加根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如同遭雷击一般，痴痴地发呆。
丁胜安、邹贵州、宁海涛、肖玉荣、董志芳、程彩清相继来到方红梅的宿舍，劝他们想开一些。不要因为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影响心情，要直面现实，快快乐乐地结婚。
“我们的婚礼，双方的老人都不会到场。”王加根有些伤感地喃喃自语。
“这有什么！当初我和程芸结婚时，比你们还惨。”程彩清这样说，同时晃动脑袋，环视屋里的其他人，“这些情况丁校长、邹会计、宁老师、肖老师都是知道的。你可以问问他们。你们现在至少还有小方的父母支持，我们那时双方老人都反对。”
几个教师都点点头，说事情真是那个样子,还饶有兴致地回忆起了过去的事情。
程彩清是接他父亲的班，成为牌坊中学教师的。当时他才二十岁出头。因为常去花园镇闲逛、看电影、买香烟，认识了花园镇供销社营业员程芸。两个人一见钟情，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谈婚论嫁了。但是，当他们向家人公开恋爱关系时，却遭到双方父母的坚决反对。原因是他们都姓程，而且辈分不同。辈分不同的同姓人结婚，无论在城镇，还是在农村，都被看作是□□。已经山盟海誓、私定终身的程彩清和程芸，却管不了这些乱七八糟的规矩。他们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坚决要走到一起。在与父母亲抗争失败后，当时只有十八岁的程芸愤然离家，班也不上了，跑到牌坊中学，与彩清老师住到了一起。他们买烟买糖，燃放鞭炮，在学校食堂里置办了两桌酒席，请同事们吃了一顿，就算结婚了。婚礼上，男女双方的里亲外戚一个也没有出现。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只要两个人好，管他两旁世人是什么态度！”程彩清经验总结一般地宣称。
听到这些，王加根和方红梅非常感动。
他们见过彩清的老婆程芸，还有他们的女儿欢欢。看他们一家三口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真没想到有这样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他们暗下决心，抛开所有烦恼，快快乐乐地办好婚礼。
家具已经在方红梅家里打好了，来不及油漆，只能暂时放在方湾菜园子村，待婚礼过后再拖到牌坊中学来。当然，就算做了油漆，王加根也没有打算急着去拖家具，因为拖回学校也没地方放。
学校领导还没有为他们安排好婚房，他们依然分住在办公室两头的宿舍里。因陋就简，只有把方红梅的宿舍改为“洞房”。
弄起来也简单，把王加根的床搬过来，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组成一个双人床。再把新买的皮箱、开水瓶和塑料花摆放在房间里，在窗户上贴上纸剪的红双喜字，在房门口贴上红对联，就算大功告成了。
徐磊等好几个师范同学相继来到牌坊中学，提前祝福他们百年好合，并送来了份子钱。
到了婚礼举办的前一天，白大货也风尘仆仆赶到牌坊中学，交给外甥一百元礼金，还自告奋勇掌勺，担任婚宴的主厨。
学校食堂的两个师傅也高兴，乐意给白大货打下手。
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初八，星期六，牌坊中学没有上课，正好为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婚礼腾出时间和空间。
把初二（2）班教室的桌凳沿墙摆成“回”字形，中央留出一块较大的空地。客人们团团围坐，喝着茶水，抽着香烟，享用桌上的糖果、瓜子和水果。
婚礼由张仲华主持，丁胜安当证婚人，邹贵州作为客人代表发言——学校三位领导悉数上场。没有结婚戒指，就省去了求婚宣誓环节，改为新郎新娘谈恋爱经过，合唱电影《甜蜜的事业》里的主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