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忙假

    旅游结束回到学校，王加根好些日子都难以平静。

    见识过大武汉的美丽与繁华，体验过城市人悠闲自在的生活，再看看身边的工作环境，看看自己过的日子，那简直一无是处！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强烈地刺激着他。在武汉时他就胡思乱想过，幻想着有一天他和方红梅也能生活在大城市。不上班的日子，两个人手拉着手，随心所欲地逛公园。

    他知道，这种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写下来就成了《狂人日记》，说出来就是《聊斋志异》。因此，他既没有写，也没有说，而是深深在埋藏在心底。全当是自己的一个梦想吧！即使实现不了，能够做梦，也是难能可贵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拿破仑的话给他鼓励。有梦想才有目标，有目标才能努力的方向。

    “五一”过后两三个星期，就到了农村最繁忙的季节。

    小麦已经成熟，等着收割。早稻秧苗开始发棵，需要浇灌，还要拔去与其争夺养料、影响其生长的野草。点种的棉花苗刚成活，必须锄草和松土，没有长出苗的地方，还得重新补苗。因为怕耽误农时，花园公社小学的民办教师和“半边户”公办教师一窝蜂地请假，小学高年级和戴帽初中班的学生也大面积旷课。

    学校的教学秩序乱了，难以维系。

    陆定国召集学校领导开会，针对农村学校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决定放假四天。这就是在城市里难得一见的农忙假。

    当全校师生为放假而欢呼雀跃的时候，王加根却开始为假期去哪儿犯愁。他最想去的地方，当然是方湾中学，利用难得的假期与心上人厮守。但是，眼下又没有到他们约定的“见面周期”。更主要的是，他不知道方湾中学是否也放农忙假。如果方湾中学没有放假，方红梅就得上班，没时间陪他。他一个人闲呆在那里，也没什么意思，而且会被方湾中学的教师及其家属笑话。安守花园公社小学吧，学校食堂已经停火，没地方吃饭。自己做呢，时间就会交给一日三餐，干不了其他事情。

    还是回杨岗王李村吧！自上次回王李村接奶奶之后，王加根再也没有回去过。家里情况怎么样？小加叶现在谁在带？农活需不需要人帮忙？所有这些，他一无所知。

    尽管王加根不喜欢王厚义，与胡月娥更没什么感情，但王李村那几间土坯瓦房毕竟是他的家啊！从血缘上讲，那里还有他的父亲，有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血浓于水，这些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想到这些，他就简单地收拾行李，步行前行花园汽车站，坐上了开往杨岗公社的班车。在双峰管理区下车后，他兴致勃勃地回到了王李村。

    走进冷冷清清的家，加根意外地见到了爷爷——当然不是二十年前过世的那位，而是从潜江回来的王裁缝。他与亲生爷爷见面不多，但印象深刻，主要是因为爷爷会裁缝手艺，给他做过几次衣服。

    剃着光头的王裁缝坐在堂屋里的一把椅子上，有气无力地摇着摇篮。老人家的眼睛是闭着的，脑袋时不时左右摇晃。只有听到小孩的哭声，才会突然惊醒过来，加大摇动的幅度。

    见加根回来，老人家从椅子上站起来。告诉孙儿，厚义和胡月娥到地里割麦子去了。

    加根哼了一声，准备把带回来的提包放在吃饭的小方桌上。见上面满是灰尘，又想另寻一个地方搁放。但环顾堂屋，所有桌子、凳子、椅子以及神台上，没有哪个地方是干净的。不是铺满灰尘，有留有鸡屎。万般无奈，他只好把提包放在墙角的麦草堆上。

    他脱下外衣，打算进厨房弄点儿吃的——肚子实在是太饿了。

    王裁缝很热心地跟了进来，却不知道该做点儿什么。说了两句客套话，又退回堂屋，照看小孙女去了。

    加根突然之间特别想念奶奶。

    奶奶在家时，他每次回来，老人家都会接过他的提包，双手抚摸着他的脸蛋，说他瘦了。然后，忙不迭地去给他弄吃的。当时，他还嫌奶奶啰嗦，受不了奶奶的过分热情。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听到奶奶颤巍巍地叫他一声“根”啊！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当你长时间拥有，习以为常的时候，并不会认识到它的价值，也难得去珍惜。只有当你失去了，才会发现它的珍贵。

    加根在厨房里没有找到米面，就回到堂屋，见厚义夫妇的房间上锁了，就走进奶奶的房间。打开睡柜，看到里面有一点儿豆丝和面条。他拿出一把面条，回到厨房。厨房里黑魆魆的，什么都看不清楚。

    他本想把煤油灯点亮，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在农村里白天点灯，要是被别人知道了，会被骂死的。他用葫芦瓢从水缸里舀了瓢水到锅里，用火柴点着稻草把子塞进灶堂。水烧开后，把面条下到锅里。

    该放油盐了。但灶台上的油壶是空的，拎起来倒了半天，一滴也没有出来，手指上还留下一道黑印。打开碗柜，看到一个汤匙里有糊状的熟猪油。猪油上沾有黑色的火灰和用筷子撬过的印迹。按他的想法，把汤匙里的猪油全部放进锅里都嫌少，但他知道，这一汤匙猪油家里可能会用好几天。于是手下留情，只撬了一半儿到锅里，水面能够看见油花儿就行了。

    农民还是苦啊！能够吃饱穿暖就不错了，不可能太讲究。虽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冒出了一些富裕户，但数量微乎其微。即使在江汉平原这样的鱼米之乡，“万元户”也是凤毛麟角，而且很多都是靠做生意、办企业积累的财富，真正靠种田富起来的几乎没有。

    分田到户一年多了，加根还不知道他家的责任田在哪里。想到这一点，他觉得自己的确有点儿不像话。上县师范之后，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在家里呆的时间很短。两个暑假都去河北了，寒假又是在方湾度过的。他完全没有把王李村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了。

    这次回来，他下决心帮父亲干点儿农活。

    吃完面条，他准备去畈里找王厚义和胡月娥。但一看手表，发现快到下午五点半。这个钟点去畈里，干不了什么活儿就得往回走。况且，他又不知道自家的责任田在什么地方。

    算了吧！今天就不下地了。在家里把晚饭做好，等父亲和继母回家后，能吃上一口热饭菜，也算是自己的功劳。

    这样想着，他就提起菜篮子，去自留地里扯菜——自留地他是知道的，家里营务好多年了。菜扯回来之后，他就开始打理。该去蒂的去蒂，该削皮的削皮，该切根的切根。然后，拿到门口塘里洗干净。干完这些琐碎的工作，花了一个多小时。

    在王裁缝的指点下，他找到了家里的大米，把饭煮好了。切好菜，等王厚义和胡月娥回家后再炒。利用这段等候的时间，他拿出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坐在门口的石凳子上看。

    “哟！王老师回来了！”他刚翻开书，就听到身后传来破锣一样的声音，“怎么？回来还抱着书看？对了，你现在是知识分子。既然回来了嘛，就帮你爸搞一下，听到没有？现在正是大忙季节呢！把书收起来，到畈里去。行不？一定要去呀。把呢子衣服脱下来，换一件打粗穿的，听到了么？知识分子要向农民学习、学习、再学习，是不是这样说的？嘿嘿嘿。”

    王加根回头一看，是邻居皮匠三爷。他高考落选后，就是皮匠三爷的“骑着驴子找马”理论，让他走进了孝天县师范学校。

    皮匠三爷不自然地笑着，近似乎讨好，话虽然是在责备加根，但尊敬溢于言表。他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赤脚穿着草鞋，肩上扛着冲担，看来是准备去畈里挑麦秸。

    加根赶紧从石凳上站起来，应答道：“是是是。我放假回来，就是帮忙干活的。明天就下地割麦子。今天快黑了，在家里做饭。”

    “哎——这就对了。是要搞一下，明天一定下地啊！”皮匠三爷听他的这样讲，非常高兴，嘿嘿嘿地笑着走远了。

    第二天，王加根就拿着镰刀、扛着冲担，和父亲继母一起下地收割麦子了。虽说在农村长大，但他六岁开始上学，一直读到师范学校毕业，接着又当了教师。小时候开门办学，只是农忙时节插插秧，农活干得不多。割麦子、抱麦子、挑麦子、打麦子这些活计，能勉强上手，知道应该怎么弄。不过，真正让他干起来，还是有一点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他做得不那么顺畅，看上去比较别扭。

    割了半天小麦，皮肤白净的加根马上就黑了一大截，而且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脸庞、脖子、手臂、小腿上都被麦芒扎得通红，火烧火燎般疼痛，而且发痒。

    下午是捆麦秸和挑麦秸。浑身酸软无力的他感觉就是在拼命。捆麦秸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每加入一抱麦秸，都得用膝盖压紧。系要子时，得用力拉拽，麦秸才能捆得结实，不至于松散。挑麦秸是他最感为难和吃不消的差事。责任田离家有两里多路。挑着七八十斤重的麦捆走那么远，对于他这个秀才来讲，无异于二万五千里长征。

    困难还不止这些，首先得解决如何把麦秸挑到肩上的问题。

    王厚义先是顺利地实现了麦秸上肩，给儿子做个示范。流程是这样的：双手握紧冲担，如练刺杀一般地插入一个麦捆，用力把麦捆挑起来，举向空中，再把冲担的另一头插进另一个麦捆，然后送到肩膀上，挑起来就走。

    见父亲走远，王加根就握着冲担亦步亦趋地跟着学。他把锋利的冲担刺向麦捆，却没有顺利地插入。也不知是因为用力不够，还是由于麦秸捆得太紧。可怜的麦捆怕疼一般地躲到了一边。

    重新再来。

    反反复复好几次，把麦捆折磨得满地打滚，总算杀进去了。用力上举又遇到麻烦。他没有那么大力气把麦捆举向空中。只有分两步走，就像举重一样，抓举不行，就改为挺举。先举起一个麦捆，让冲担的另一头立在田埂上，稍事休息，再提起来杀向另一个麦捆。

    挑担也有讲究。

    冲担与肩膀应该形成四十五度的夹角，这样挑着才比较舒服，不妨碍观看前来的路。王加根不知道这个诀窍。他要么让冲担与肩膀垂直，要么让冲担与肩膀几乎平行——用后颈承受压力。挑在肩上的麦捆也不听话，玩起了“翘翘板”。翘过来，翘过去，终于从冲担上脱落了。他又得再次练“刺杀”。麦秸重新上肩后，心里就有了阴影。走路小心翼翼，非常谨慎。双手托举着冲担，尽量保持平衡，害怕麦捆再次脱落。既要承受压力，又要防止滑落。身心双重折磨，感觉非常痛苦，形象也显得特别狼狈。

    来来回回地跑了三趟，王加根就精疲力竭，累得不行了。他把冲担搁在大门后面，进入奶奶的房间，倒在床上。浑身酸软无力。肩膀火辣辣的，针刺一般的疼。没一会儿，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听到胡月娥喊他吃饭，才醒过来。他万分不情愿地坐起身，在破烂不堪的搭板上搜寻了好半天，也没有找到一双趿脚的干净鞋。只好淘神费力地穿上皮鞋，走出房间。

    拿脸盆进厨房打冷水，想擦把脸，可洗脸架上的毛巾脏得不堪入目。他只好闭上眼睛，咬着牙使用。提起开水瓶，又找不到可以喝水的干净杯子。搪瓷缸里里外外都是黑的，至少半年没洗过。

    唉！这样的家简直没办法呆。他记得小时候家里并不是这么脏，未必日子越过越差了？也许那时也和现在一样脏，只是他没在意罢了。他找了张报纸，把几个凳子擦了好半天。刚刚坐下，就看见父亲挑着麦捆进了堂屋。

    王厚义卸下麦捆，吃力地码到墙角，然后把冲担靠在墙边儿。他歪着脑袋看了看堆积如山的麦秸垛，似乎在估量今年的收成。因为累，没有马上坐到桌边吃饭，而是垂着双手，倒在堂屋的靠背椅上。

    稀稀薄落的头发，如枯萎的稻草一般。蓝色的上衣只剩下中间一粒纽扣，领子半边儿翻在外面，半边儿折进里面。裤子已经分不清是什么颜色，一只裤腿卷过膝盖，另一只裤腿又完全放下来。裤子开口小便的地方纽扣没有扣上，露出里面灰色短裤的一块补丁。脚上穿的旧布鞋，前面已经裂缝，大拇指露在外面。可能是想散热，他把鞋子脱了下来，踢到一边儿，赤脚片踏在地面上。那是怎样的一双脚啊！黄色？灰色？黑色？红色？褐色？似乎都是，又都不是。踢在一边儿的鞋和他的脚一样，说不清是什么颜色，里里外外全是污垢。

    王厚义把脑袋靠在椅靠上，闭了闭黯淡无光的眼睛，喃喃道：“花生棉花干得冒烟儿。再不下雨，就要挑水浇了。秧田也要车水……”

    王加根看着父亲，心里五味杂陈。

    这就是给他生命的那个男人！曾经在王李村叱咤风云的生产队长，居然变得如此颓废，与他儿时的记忆相差太远了。

    包产到户后，王厚义从生产队长变成了普通农民。他有过短暂的失落，但很快就发现，如今的生产队长也没什么当头。出工收工不用敲钟，每天的农活不用分派，政治学习基本上不搞了，会也不怎么开了。生产队长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现在各家种各家的责任田，各人做各人的事情。哪里还需要生产队长发号施令？他因此觉得，专心专意营务好责任田和自留地是根本，没有必要去为两旁世人的死活操心。

    “快吃饭，菜都冷了。”胡月娥催促躺在椅子上歇息的王厚义，又问，“你们爷儿俩要不要喝点酒？”

    王厚义没有吭声。

    胡月娥于是把神台上的大半瓶散白酒提过来，又进厨房拿来两个酒杯。

    桌上大碗小碟，看起来相当丰盛。油炸花生米，番茄炒鸡蛋，蒸南瓜，烧茄子，清炒苋菜。最难得的是，还有一盘荤菜：青椒炒猪耳朵。这些都是胡月娥一手操办的。她趁着厚义爷儿俩挑麦捆的工夫，跑到双峰管理区的街上，买回了半斤卤猪耳朵和一瓶豆油。

    尽管王加根从来没有叫过她一声“妈”，对她总是不冷不热，去年因为她骂胡太婆，还与她大闹过一回，但胡月娥不敢与加根计较。至少，在表面上没有显露出怠慢和不满。加根每次回家，她都表现得比较热情。当后妈的难处和苦衷，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

    加根陪着父亲，你一杯，我一杯，把大半瓶散白酒喝光了。他头晕晕乎乎的，也顾不上满身臭汗，连澡都没洗，就倒在床上睡了。

    这一觉睡得真沉。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吃过午饭，加根戴上一顶草帽，挑起一担水桶，拎着一个小铁铲，跟着同样是戴草帽、挑水桶、提长嘴铁壶的王厚义，去责任田补棉花苗，浇棉花水。

    棉花苗通常是用营养钵培育，送到地里栽种，但成活的情况差异较大，以至于有的地方长得茂盛，有的地方稀稀拉拉，留出大块的空地。补苗就是把密集地方的苗儿，挪到稀疏的地方来，让棉花苗间距合理，在整块地里分布均匀，便于生长。

    到达目的地，王厚义把水桶和扁担搁在地头，从水桶里拿出铁铲，教加根补棉花苗。他先用铁铲在缺苗的地方挖一个有坡度的小坑，再到棉花苗拥挤的地方去取苗。取苗时，从四周下铲插入，使苗儿与泥土形成一个整体。他告诫加根，不要让取出的土块松散，否则苗儿就不易成活。把苗儿连同泥土一块儿放入之前挖好的小坑，再把挖小坑时取出的泥土填入取苗的地方，就算大功告成了。这是个精细活儿。把取出的苗儿放入小土坑之后，还要用铁铲插入小土坑四周，轻轻地往拢挤压，使挪动的土块与新地方连成一体。

    加根一边跟着学，一边发感叹：生产队的时候，谁还做这种事情！棉花苗是稀是疏听天由命。密的地方让它们挤死，或者锄草的时候锄掉几棵；没长出苗的地方就空着，没有哪个考虑将来的收成。现在不一样了，各家各户都希望在有限土地里，获得最大收益。种田就如同绣花一样细心。

    补完整块地里的棉花苗，花了近两个小时。

    初夏的阳光毒辣得很，烤得人浑身软绵绵的。田野里看不到一棵树，连歇息的树阴都找不到。因为酷热，加根也顾不上晒了，取下草帽，不停地扁着风。

    王厚义坐在田埂上，抽了几袋旱烟。然后站起身，从他挑来的水桶里拎出装有尿素的塑料编织袋，以及平常用来装凉开水的土陶壶。水桶腾空后，他就拿起扁担挑起桶，前往不远处的池塘里去挑水。

    加根也挑起水桶，跟在父亲后面。

    两担水挑到地头后，厚义打开塑料编织袋，往铁壶和土陶壶里各抓了一把尿素，再注满水，找了根树枝搅了搅。然后，父子俩一人提起一只壶，顺着棉花的行路浇水。

    这种工作一箭双雕，既浇了水，又施了肥。

    加根觉得挺有水平、挺有趣的。四桶水全部浇完，他已是雨汗同流，衬衣都湿透了。但棉花地只浇了四分之一的样子，他们还得往池塘那边儿跑——每人至少还得挑三担水。

    厚义担心加根吃不消，叫儿子只负责浇水，由他一个人来挑水。

    加根硬撑着又挑了一担水，结果肩膀磨破了皮，扁担一搁上就疼。无奈，他只有老老实实听从父亲的安排，专心专意浇化肥水。

    父子俩同心协力干完地里的活儿，已是薄暮时分。

    假期的第三天，加根接到的任务是车水，浇灌秧田。

    以前生产队灌溉秧田，主要靠抽水机或者大型脚踏水车。包产到户后使用得较多的是小型水车。

    小型水车用把手推拉车水，通常只需一两个人。

    这种水车的外观是一个长条型的木制槽桶，槽桶内部用木板隔成上下两层。水车两端各有一个木制的车轴，车轴上缠绕着有固定桑木叶片的木制链条。将水车的一头没进池塘，一头连着农田。人用把手推拉转动车轴，木制链条和叶片就会呼拉拉地运行，把池塘里的水提升起来，汩汩地流进农田。

    加根觉得车水特别有趣。趁着父亲在秧田里扯野草的空隙，他一只手拿起一个把手，左右开弓，很轻松地就把水提上来了。听着桑木叶片刮着木板的欢唱和哗哗地流水声，他得意极了，感觉快乐无比。但是，没一会儿功夫，他的手就开始酸软，推拉不动把手了。不得不停下，等着王厚义来帮忙。

    父子俩一人握着一只把手，推拉槽桶两侧的木柄。木制链条和叶片匀速运行，比一个人操作要轻松许多。尽管这样，加根还是得间隔交换两手，才能跟上父亲的节奏。车了半个小时的样子，他的右手掌已经打起了血泡。

    王厚义见儿子累得气喘吁吁，从头到脚汗水淋淋，提议歇一会儿。他一边抽着旱烟袋，一边扛起铁锹，沿田埂走，准备去看看浇灌得如何。他家的责任田没有挨着池塘，车起来的水必须流经好几家人的责任田，才能到达。因此，无法预测浇灌的效果。

    “应该差不多了吧！”加根这样推测。

    他满怀期望，眼巴巴地等着父亲带来好消息。

    十分钟后，王厚义扛着铁锹转了回来。老远就说：“水刚进我家秧田，淹了一个脑壳。”

    王加根听后，整个人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实在不想继续车水了。

    “五一”假期结束，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方红梅刚在座位上坐下，就听到教导主任周东明在语文教研组门口叫她。

    “小方，你来一下”。

    她马上站起身，随周东明来到学校领导办公室。

    “是这样。小阮老师病了，初步诊断为败血症，也有可能是白血病，就是人们常说的血癌。”周东明声音低沉地通报，同时不停地摇头叹息，“小阮老师情绪很不好，听说遗书都写好了。唉！这么年轻，也确实可怜。”

    听到这儿，方红梅也感到惋惜，心里很不是滋味。

    “小阮老师和他家人都不甘心，想去武汉的大医院再看看。他向学校请了病假，可能会有段日子上不了班。”周东明这才转入正题，“经学校领导研究决定，小阮老师病休期间的语文课暂时由你担任。反正你和他是平行班，不用另外备课。也就是同样的课文多讲一遍，再就是多改几本作业。”

    同事患病请假，彼此互相关照，本是人之常情。替小阮老师上课，就算再苦再累，方红梅也会答应。可周东明安排工作时说话的语气，让她感觉特别不舒服。什么叫“也就是同样的课文多讲一遍，再就是多改几本作业”？

    方红梅负责一个班的语文和六个班的音乐，每周要上十三节课，如果加上小阮老师的七节语文，一个星期就是二十节课。平均算下来，每天至少要上四节课。连续讲四节课，喉咙不冒烟才怪呢！另外，还要写教案、改作业，履行班主任职责。尤其是批改作文，两个班有一百四十多个学生。批改一百四十多篇作文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如此繁重的教学任务，周东明应该很清楚，却用如此轻松的语气来安排工作。

    “周主任，你也是语文教师出身啊！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轻松又可以领取代课费的活儿，我可以让给你，你来试试！”方红梅内心里非常反感，真想这样回敬周东明。但想到这人毕竟是自己的老师，又是学校领导，就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她什么也没讲，怏怏不快地退出了学校领导办公室。

    “不管怎么说，我的境遇总比小阮老师要好。人家都患绝症了，我吃点苦、受点累又算得了什么？”方红梅这样自我安慰，心情也就慢慢平和下来了。

    不过，说实在话，她这段日子精神压力很大，主要是由于奶奶病情加重引起的。

    老人家瘦得皮包骨头，像一根干柴棒。整天躺在床上，说话有气无力，也不吃什么东西。方父每天都要背着她去方湾卫生院打针。方母则为婆婆端茶倒水，煎中药，扶侍她吃喝拉撒，清洗弄脏的床单、被子和衣物。老人家偶尔有了食欲，想吃点儿好东西，家里又没钱。方父就去找人借，尽量满足她的要求，尽一份孝心。

    方父并非奶奶亲生，与奶奶没有血缘关系。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六岁时被奶奶收养。奶奶把方父抚养长大，供他上学读书。在他上中学的时候，又领养了一个女孩儿，作为童养媳——也就是现在的方母。方父方母结婚的第二年，生下了方红梅。

    推算起来，红梅她爸妈结婚的时间，与加根父母结婚年份正好一样，都是一九六二年。两人的家庭何其相似！祖辈到父辈都不是因血缘关系而延续，王加根和方红梅又分别是他们家里父辈下一代的长子和长女。两个如此出身的人相遇和相爱，确实是有缘份。

    奶奶一病，方母就不能下地干活了。方父又在医院做饭，难得抽出时间照顾家里。敬武年龄尚小，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腊梅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参加中考，处于冲刺阶段，更不能分心。顶替方母料理家务、扶侍奶奶的责任，就义不容辞地落在了方红梅肩上。

    这段日子，她午饭晚饭都在家里吃。吃过午饭，只能守在家里，一直忙到下午快上课时再走，让方母能够抽空去责任田里干个把小时农活儿。晚饭后，她在家里呆的时间更长，往往到十点钟之后再到方湾中学睡觉。眼看奶奶病病怏怏，如风中之烛一天不如一天，她总是忍不住暗自伤心，偷偷流泪，肝胆俱裂一般难受。她多么害怕奶奶死去啊！奶奶操劳一生，还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没享什么福呢！

    还有方母，这段日子头上多出好些白发，没有变白的头发也显得焦黄，如枯萎的稻草。并且眼眶塌陷，眼袋浮肿。蜡黄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嘴唇泛白，没有一点儿血色。

    这都是操劳过度和营养不良导致的啊！

    方红梅想去买点儿好吃的东西，改善家人的生活，但没钱啊！她的工资都给了在孝天城读书的大弟敬文。“五一”期间去武汉旅游的花费，主要由王加根承担，一直让她心里感觉过意不去。

    好不容易等到十五号，也就是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她上完第三节课，就去学校出纳员那儿领了工资。

    第四节课没她的，于是向语文教研组长打了声招呼，准备抽空去公社粮店买三十斤大米，放学后顺便带回家。

    回到宿舍，她从工资中抽出买大米的钱，把剩下的二十元钱装进一个信封，锁在书桌的抽屉里。然后找出那条用来装米的布袋子，前往学校隔壁的公社粮店。

    大米属于国家统购统销商品，只有在公社粮店才能够买到，价格也是国家统一规定的。

    方红梅去买大米的时候，受了点儿窝囊气。

    她付过钱、开完票之后，把单子递交给营业员。营业员只是把磅秤上的秤砣挪到三十斤的位置，要求顾客自己动手往秤盘里装米。

    这是什么服务态度？她据理力争，指出营业员不应该这样做。

    营业员却说起了风凉话，反唇相讥：“觉得我服务态度不好？你可以不来呀！我又没有请你来。”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独家经营！”方红梅气呼呼地说，“得瑟什么？等将来粮、棉、油买卖放开了，允许其他单位和个人经营，你们这些人的末日就到了！”

    拎着大米走出方湾公社粮店，联想起上次在银行取钱时，碰到的那位业务生疏的银行职员，她心里越发不平衡。这些知识贫乏、能力低下、服务态度又差的家伙们，凭什么享受那么好的待遇？凭什么工资比中小学教师高那么多？

    等她愤愤不平的回到宿舍，又遭遇更大的打击。她的宿舍门敞开着，书桌的抽屉没有锁，那个装有二十元钱的信封不见了。

    刚才离开的时候没有锁门吗？她记得自己是锁了门的。会不会是腊梅回来过？离开的时候又忘记了锁门？腊梅有她宿舍的钥匙。平时课间休息时，腊梅有时会来喝开水、上墨水，或者拿卫生纸。

    她一路小跑着，前往腊梅所有的初三教室。

    到了教室门口，她顾不上是上课时间，与正在讲课的教师打了声招呼，就把腊梅喊出了教室。

    “你刚才去过我宿舍吗？”她心急火燎地问。

    “没有啊！我一直在教室里上课。”腊梅看姐姐那么着急的样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方红梅于是叫妹妹回教室上课，说她就是随便问问。

    腊梅正处于紧张的中考复习阶段，她不想妹妹受影响。

    离开初三教室，方红梅失魂落魄一般地往办公室走，泪水如断线的珠子直往下掉。这幅模样，吓坏了语文教研组里的教师们。

    大家关心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遇到了什么麻烦。

    她于是哽咽着说自己刚领的工资被偷了。

    办公室里的教师们都摇头叹气，感慨万端，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的劝她想开一点儿，折财可以免灾。

    可家里等米下锅，到处都需要花钱。她对这笔钱已经规划了好几种用途，现在突然不翼而飞，叫她如何想得开？

    她在自己的座位坐下，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先是抽泣，默默地流泪，后来竟然哭出了声。

    放学铃声响过，教师们开始收拾东西，陆陆续续下班了。

    方红梅还是趴在座位上不动，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二十块钱。

    她恨自己疏忽大意，丢三落四。她恨拿她钱的人狼心狗肺，居然对她这种穷困潦倒的人下手。她恨命运不公平，为什么让她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打击。她的眼前频繁地闪现着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的面容，或愁苦，或忧伤，或抱怨，或愤怒，或悲痛，让她看着觉得难受，心里堵得发慌。

    二十块钱买个教训，这种代价还是非常沉重的。二十块钱是她大半个月的工资，说没就没了。她真的非常难受。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才慢慢地平静下来，整理好桌上的学生作业本，锁好抽屉，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宿舍。拎起刚刚买的三十斤大米，流着泪，朝菜园子村的家里走去。

    家里人听过她的遭遇，竟然比较平静。没有人埋怨她，没有人讲半句责备的话语。方父还劝她坚强一些，不要表现得过于悲伤，显得没有价值、没有志气。

    “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必看得那么重？丢了再赚，有什么了不起？全当是自己好吃好喝好穿，大手大脚花了的……”

    听到这些，方红梅更是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如果家里人骂她几句，埋怨她几句，她心里或许还好受一些。

    因为丢了钱，她如同做了一件天大的错事，走不出悔恨和内疚的阴影。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她只能更加勤勉地做事，挑最重最累的活儿干，用繁重的体力劳动来惩罚自己，让思维处于一种混沌状态。

    快到六月份的时候，方湾中学也放农忙假。算上周末休息，一共有六天时间不上班。

    方红梅家只有几亩旱地，没有水田。不种水稻，这段时间实际上并不是太忙。加上奶奶的病情有所好转，已经能够下床走动，可以帮忙烧火做饭了。

    她就想利用农忙假去看看王加根，向亲爱的人倾诉思念之苦，以及这段日子自己的委屈和不幸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