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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肠挂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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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王加根送进车厢,目送奔驰的列车一路向北,消失在视野之外,方红梅的双眼噙满了泪水,五脏六腑如同突然之间被掏空了一样。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此时此刻,真有一番生离死别的滋味!

    为了不让候车室里的同学看出破绽,方红梅在出站口站立了一会儿,掏出手绢把眼泪擦干,直到情绪完全平静下来,才强作笑颜地走进候车室。

    南下的慢车很快就来了。

    进站上车后,同学们在车厢里谈笑风生,丝毫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离愁别恨。只有恋爱中的方红梅是个例外。她坐在靠窗的一个座位上,听着车轮在铁轨上的铿锵轰鸣声,手里捧着全班同学的合影。凝神注目,视线始终没有离开那张亲爱的脸。

    本来,她是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到孝天城,然后转长途汽车回方湾公社,但列车到达中途的肖港火车站时,她就下车了,决定从肖港走路回家。一只装满杂物的木箱,一捆铺盖行李,一根锄把长短的木棍挑着,方红梅开始了十五里路的步行。

    走在路上,她满脑子想的还是王加根。

    列车现在应该已经进入河南省,明天凌晨才能到北京站。这趟火车该不会在路上出什么意外吧?加根下车后,那么大一提包东西,他拿得动吗?我为什么同意他去河北?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既然答应了他去河北进行那么重要的谈判,我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去?加根能够说服他妈妈吗?

    方红梅挑着行李,一路行走,一路胡思乱想。

    到了瀤河岸边,她不得不停下来,等着漂浮在河面上的小木船。她必须坐小木船过河,然后再步行七八里路,才能到达方湾公社。

    这段行程,整整花了两个半小时。回到菜园子村的家里时,她肩膀磨破了皮,渗出的血染红了衬衣。晚上简单地吃了点东西,她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很沉,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多钟才醒。

    加根现在应该下了火车。他是去北京农业大学找他姐?还是直接转长途汽车去河北迁西?这么早,他一个人在北京的街道上行走,会不会遇上坏人?菩萨保佑他一路平安!

    翻来覆去,辗转反侧。方红梅睁着大大的眼睛,一直到天明。

    白天,她无心听奶奶和父母的絮叨,无心参与弟妹们的斗嘴和打闹,更不愿意去街上买菜或者下地干活,一个人在房间里安静地呆着。看小说,翻杂志,或者和衣躺在床上,放纵着她的思念,推测心上人此刻到了哪儿、正在干什么。她真想给加根写封信,倾诉自己的相思之苦,询问一下他眼下的情况,但又不知加根究竟是在北京,还是在河北,不知道信该往哪儿邮寄。

    唉,还是等加根来信之后再说吧!

    此后的日子,她就天天盼望着王加根的来信。

    在她因为得不到王加根的消息而煎熬的时候,家里其他人关注的焦点都在她妹腊梅和大弟敬文身上。

    他们两个马上就要参加中考——这当然是全家的头等大事!

    中考前夕,方父已经没有心思上班了。他向方湾卫生院院长请了假,在家里悉心侍候两个即将参加中考的考生。

    正式考试那天,早餐过后,眼见腊梅和敬文走出家门,方父双手在围裙上揩着,不停地嘱咐:“要沉着,莫慌!”

    目送孩子们远去的背影,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眼眶里旋转着泪水。他一会儿进厨房,一会儿到堂屋,一会儿进卧室。时而站着,时而坐下,六神无主,心脏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上。

    到了上午放学的钟点儿,他老早就在大门口翘首了望。

    看到腊梅和敬文的身影,方父又赶快拿起身边的扫把,在已经很干净的地面上扫着,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眼睛的余光,却在孩子们的脸上顾盼,观察他们的表情。

    如果孩子们主动汇报考试情况,说的是好消息,他就故意浇冷水:“你容易别人也容易,水涨船高,不能骄傲,再接再厉,把下一门考好。”

    要是孩子们说的是坏消息,他又不失时机地给孩子们打气:“没关系,没关系!这科不行有下科,农业损失副业补。快点吃饭,吃完饭后好好睡一觉,养精蓄锐,以最佳状态迎接下一门考试。”

    全部科目考完之后,两个考生喜形于色,自我感觉良好,预估的分数都超过了往年中专和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

    前段日子阴云密布的家里云开雾散,大家再也没有那种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不过,方父还是比较谨慎,嘱咐孩子们不要盲目乐观,在外人面前不要张狂,毕竟中考的卷子还没有改,分数没有出来。就算自己感觉良好,也不一定就百分之百能考上。

    他还说了句不知是从哪儿听来的至理名言:“你易他易,易中失分;你难他难,难中取胜。”

    这一天,方父从方湾卫生院下班回来,显得特别激动,并且把方母和大女儿红梅叫到堂屋里,神秘兮兮地告诉她们,下午方湾中学周东明老师到卫生院看病,给他透露了一条重要信息,说是今年孝天县中考阅卷工作集中在杨岗中学。

    “你赶紧给加根发电报!”方父对大女儿说,“让他快点回来,到杨岗中学找找他中学时的老师,看能不能给腊梅和敬文帮点儿忙。”

    “我才不发电报呢!”方红梅一口回绝,“谁知道他现在是在河北,还是在北京。就算他收到了电报,家里人也不一定同意他回。才去了几天!再说,这种小道消息谁知道是真还是假。”

    方父方母于是轮番对大女儿进行轰炸。

    一个说,这么好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就算是假消息也应该去试试,事关腊梅和敬文的前途和命运,绝不能当成儿戏。另一个说,让加根回来办完这件事情,再返回河北,不影响他在那里过暑假。

    “加根来往的路费由我们出,不让他多花一分钱。”

    方红梅充耳不闻,坚决不同意发电报。她冷静地分析之后,觉得周东明所谓的“信息”纯属无稽之谈。中考试卷阅卷地点不可能在杨岗中学!她听王加林讲过,杨岗中学规模很小,条件极差,根本就没有接待阅卷教师的能力和条件。再说,就算阅卷地点真的在杨岗中学,这样的信息是严格保密的,周东明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周东明,因为我踹了他儿子而怀恨在心,又知道我谈了个杨岗公社的男朋友,就故意编造这样的谎言,愚弄我父亲,想看我们一家人的笑话。

    方红梅把自己的这些推测讲给父母听,指出周东明没安好心,提醒他们不要听信谣言,以免上当受骗。

    “能上多大的当?能受多大的骗?”方父固执己见,“不就是往返河北的路费么?就算浪费了,又有几个钱?”

    “你让加根回一趟,有那么难么?万一真是在杨岗中学改卷子呢?这么好的机会不是错过了?”方母跟在方父后面打边鼓。

    方红梅知道自己无论如何讲道理,两个老的都听不进去,于是开动脑子想对策。发电报让王加根回来绝对不行!这是底线。但她又不能表现出对弟妹升学的事情漠不关心的样子,于是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这样吧!我去杨岗公社找师范同学杨保胜。他和加根都是杨岗中学毕业的,让他去找以前的老师,效果一样。”

    口里这样说,实际上她心里并没有打算让杨保胜去干这件完全不靠谱的事情,而是准备和杨保胜一起去游览双峰山。

    长这么大,她还没有见过山是什么样子呢!王加根多次在她面前提到双峰山,吹得神乎其神。

    据说,双峰山顶峰海拔接近九百米,是孝天地区第一高峰。山上有个白云寨,是唐代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王仙芝屯兵聚粮的地方。还有个天然溶洞,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人类居住,当地人称为仙人洞,现在改叫青龙洞。洞口在山顶上,有如一口深井。地下有暗河,可以听到流水声。青龙洞洞中套洞,径道曲折幽深,加起来究竟有多长,谁也说不清楚。洞中最宽敞的地方,可以容纳百把人。山上有座寺庙叫回龙寺,其名声一度超过河南嵩山的少林寺。明代皇帝朱元璋还在这里避过难呢!山上的双峰书院有清代乾隆皇帝御批的“天下第一泉”……

    这些传说与典故,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方红梅。她本来准备等加根从河北回来后,一起去双峰山游玩。现在父母逼她去杨岗公社,不如趁此机会去双峰山看看,反正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这样想着,她就清了两件换洗的衣服,背上黄挂包出发了。

    到方湾街上坐开往孝天城的汽车,准备从那儿转车去杨岗公社。但是到孝天县汽车站时,开往杨岗公社的最后一班车已经发车了。

    怎么办?回方湾明天早上再出发?两个老的又会不依不饶,唠叨得让她心烦。方红梅记得王加根每次从师范回家,总是到花园镇坐汽车,下午很晚还有开往杨岗公社的班车。

    “我干脆坐汽车到花园镇,再从花园镇转汽车去杨岗公社。”这样想着,她就买了一张开往花园镇的汽车票,进站上车。

    倒霉的是,这趟车在半路上抛锚了。修车花了一个多小时,到花园镇时,已是下午五点半,开往杨岗公社的长途汽车没有了。

    方红梅一个人走在花园镇熟悉的街道上,相当郁闷。偶尔遇到孝天县师范学校的老师,热情地邀请她回母校玩儿。她礼节性地答应着,却没有去五里棚的打算。路远是其次,主要是觉得自己已经毕业了,再去县师范没什么意思。不明内情的人见她出现在师范校园里,还会认为她是为分工的事找人帮忙呢!她才不愿意让别人乱嚼舌根,在背后戳自己的脊梁骨。

    那么,去哪儿过夜呢?

    方红梅记起同年级英语班有个女生家住花园镇。就在花园大桥西头的一个村子里——她曾经去过一次。

    对!去那位女同学家里碰碰运气。

    幸运的是,那位女同学正好在家里。女同学的母亲对方红梅非常客气,让座倒水,削苹果,弄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吃过晚饭,女同学又拉着方红梅去花园电影院看电影。放映的片子叫《白莲花》。散场出来时,街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

    两个小姑娘一边嘀嘀咕咕地议论着电影里的故事情节和人物,一边加快脚步往花园大桥的方向走。刚走过大桥,就遇到了一群叼着香烟、趿着拖鞋、穿着花短裤的待业青年,其中一个男青年流里流气地问:“这么晚了,等谁呀?”

    两个小女生吓出一身冷汗,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不敢继续往前走了。正僵持时,后面来了几个拖板车的农民。她们屏住呼吸,跟在板车的后面,这才摆脱了那群二流子的纠缠。回家之后,两人仍然心有余悸,都说,以后深夜再也不敢随便出门了。

    第二天清晨,天蒙蒙亮方红梅就起床了。她跟女同学打了声招呼,没有惊动她的家人,也没有过早,就直奔花园汽车客运站。

    到售票窗口买票时,别人告诉她只有到周巷的班车,没有到杨岗的。原因是,周巷与杨岗之间正在修路,汽车不能通行。

    “周巷离杨岗有多远?”她着急地问。

    “大概十五六里路。”

    “那就买到周巷的车票吧!”

    有好几个到杨岗公社的人,都和方红梅一样,坐上了这趟终点站为周巷的长途汽车。

    汽车开出花园镇,就进入了丘陵地带。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加上夜里下过雨,土石公路上满是泥泞,行进相当缓慢。乘客们有的在高声谈论着今年早稻的收成,有的在争论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利弊。

    方红梅对这些不感兴趣。

    她坐在紧靠车窗的座位上,眺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以及山间郁郁葱葱的树林和袅袅飘浮的云雾,心情非常激动。这些景致,她可是第一次真真切切地见到。

    在周巷下车后,方红梅跟着那几个同样去杨岗的乘客,结伴而行。路上坑坑洼洼,满是泥泞。出周巷街道不久,就碰到一些修路的民工。他们用掺有水泥的沙土和石块,对路面上比较大的坑洼和被压坏的路基填填补补,并没有准备大动干戈地进行整体翻修,更没有铺设沥青路面的打算。走了七八里路的样子,土石公路从一个村子里穿过。

    “到双峰了,已经走了一半儿。”同行的一位老大爷自言自语。

    “双峰?这就是双峰管理区吗?”方红梅追问。

    老大爷微笑着点点头。

    “那您知道王李村在哪个方向?”

    “王李村?”老大爷停下脚步,抬手指向身体的右边,“往西看,那一片房子就是。很近。”

    顺着老大爷手指的方向,方红梅看到不远处有几十栋鳞次栉比的平房,掩映在田野和绿树之中。

    那就是王李村啊,加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她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亲切之感。如果不是急着去找杨保胜,她真想去一趟王李村,看看王加根的家是什么样子,拜望一下他的家人。那里,就是自己未来的婆家呢!想到这儿,她又有点儿不好意思,脸上泛起了一片红云。

    狠心的王加根,你为什么要去河北?要是你此时在我身边多好啊!我们可以一起去双峰山。你知道我就在王李村附近么?我已经站在了你经常候车的地方——双峰管理区汽车站,你能想象得到吗?你现在究竟在哪儿?怎么到今天还不来信?你不是说一到河北就给我写信么?你未必在路上遇到什么不测?或者,你已经听从你母亲的劝告,准备与我一刀两断?

    胡思乱想中,方红梅的喉咙一直像被什么堵塞着,胸腔里烫伤似的灼热。不知不觉中,泪水又漫出了眼眶。

    到了杨岗街上,方红梅就开始逐家逐户地询问,希望找到一个认识杨保胜或者知道杨保胜家住址的人。

    这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新街问到老街,问了不下二十户人家,才走进杨保胜的家门。

    杨保胜身穿一件红背心,手里提着毛笔,正在堂屋里练习写大字。见到方红梅,他又惊又喜,忙不迭地把来者介绍给母亲和姐姐。他母亲赶紧搬凳子让座,他姐忙着端茶倒水,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热情。

    虽然毕业分手只有半个月时间,老同学相见还是激动万分。加上杨保胜与王加根是好朋友,方红梅对他更多了一份信任,感到格外亲切。他们回忆师范学校的校园生活,谈论其他同学和老师的趣闻轶事,介绍离校后十几天的感受,预测分工结果,展望参加工作后的前景。两人谈兴正浓的时候,保胜他姐从厨房里端出来一碗糖水荷包蛋,搁在堂屋的八仙桌上,招呼方红梅上座过中——这是当地人午饭前招待客人的礼节。

    客随主便。方红梅道了声谢,就不客气地坐在了八仙桌旁。她拿起筷子正准备享用时,突然记起加根给她讲过的“杨岗规矩”:如果到别人家做客,吃糖水荷包蛋时,不要全部吃完,应该留一些,特别是主人家里有老人或者小孩的时候。

    碗里一共有四个荷包蛋,如果按照方红梅的饥饿程度,完全可以干掉。出于礼节,她只吃了两个,就放下筷子,不准备再吃了。

    杨保胜见此,大惊失色,慌忙劝她全部吃完。

    “我真的吃不下,已经饱了。”方红梅客套地推辞。

    “不行!那你至少再吃一个。”杨保胜用命令的口吻说,并且不停地对她使眼色,急得汗都快冒出来了。

    方红梅满腹狐疑,只得老老实实地再吃了一个。

    杨保胜这才把剩下糖水和荷包蛋端进厨房。

    为什么不能留两个荷包蛋?这事让方红梅非常纳闷,但也不好意思询问。后来她才知道,按杨岗规矩,留两个蛋有骂人的意思。

    杨保胜得知方红梅想去双峰山玩,自然非常高兴。同时,心里又有点儿疑惑:她为什么不等王加根从河北回来后再一起去双峰山呢?毕竟加根是她男朋友。而且王加根家距双峰山更近,她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地来找我呢?未必……

    看杨保胜想入非非的样子,方红梅马上向他解释原因,把她父母的无理要求以及她来这里的缘由详细讲了一遍。

    “在杨岗中学阅中考试卷?完全没有听说呢。”杨保胜也觉得蛮蹊跷,拿不准在这事是真是假,大大咧咧地说,“蛮简单,我去杨岗中学看看就清楚了。”

    方红梅笑着打破:“没必要。这事一听就不靠谱,何必白跑一趟?”

    “杨岗中学离我家很近,走路的话,去来也就半个小时。我到隔壁去看看能不能借到自行车。”杨保胜热心快肠地说,“你在我家坐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杨保胜不由分说地出了家门。过了二十分钟的样子,他又推着自行车回来了。进门时,脸上现出诡异的笑容。

    “杨岗中学只有高三学生在补课,没看见改试卷的人。”

    “叫你不去你偏不听。我知道这就是谣言。”方红梅嗔怪道。

    “没事啊!正好借到自行车,待会儿去双峰山用得上。”杨保胜说,“我骑车带你到双峰管理区,把自行车存放在双峰中学,再空手徒步去爬山。”

    吃过午饭,方红梅又改变主意,说不去双峰山了。因为她上午从周巷走到杨岗,腿酸脚疼,已经很累了,下午根本就爬不了山。

    “没关系。那今天下午你休息一下,晚上好好睡一觉。我们明天再去呗。”杨保于是建议道,“去双峰山半天时间也有点儿紧张。我们一般是早上去,傍晚回来,得一整天时间。”

    “不了。我出来已经两天了,家里都在等我的消息,肯定着急坏了。”方红梅说,“我下午直接回家。双峰山以后再去,有的是机会。”

    杨保胜听她这样讲,也不好强留,于是推上自行车,送她去杨岗汽车站,坐长途汽车前往孝天城。

    在孝天县汽车站下车时,已经到了下午四点半,开往方湾公社的长途汽车收班了。方红梅思家心切,决定从孝天城步行回方湾。

    出孝天城区,过瀤河上的河口大桥,进入一条十来米宽的土石公路。公路两旁,碗口粗的白杨树直插云霄,宽大的树叶在秋风中哗哗作响。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到处是正在插秧的农民。点缀在平原上的村庄里,炊烟从各家各户的房顶袅袅升起,像白色的绸带在夜色中飘动。走了个把钟头,方红梅就腿脚酸软,感觉有些吃力了。回想起这两天的白跑,她又在心里埋怨起爸妈来。

    “我已经说过小道消息不靠谱,十有八九是骗人的。你们偏不听!好在我没有听从你们的意见,给王加根发电报。要是他千里迢迢地赶回,又是这么一个结果。他怎么看待我们一家人?”

    因为始作俑者是周东明,她又骂起昔日的班主任。心里尚存的对周东明的好感消失殆尽,变成为鄙视、愤怒和仇恨。

    为人师表,周东明怎么能做这种下三烂的事情?

    回到菜园子村的家里,已是晚上七点半。一进家门,她就嚷着叫着要吃饭,说自己快饿死了。

    方母赶紧往厨房跑。

    方父则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眼巴巴地等待她通报“出使”杨岗中学的情况。

    “什么狗屁重要情报!周东明是骗你的。又不用脑子想想,就跟三岁的小孩一样!”方红梅一肚子委屈,把气都撒到她爸身上。

    方父听到这儿,难免有些失望。不过,他没有像女儿那么偏执,仍然在为周东明辩护:“人家周老师也是好心。”

    “什么好心?他就是巴不得看我们家的笑话!”

    方父不作声了。

    犹豫了一会儿,他小心翼翼地对大女儿说:“今天上午,我让敬文给加根发了电报……”

    方红梅一听就火了,又急又恼,气得哭了起来。

    “你们能不能尊重我的意见?顾及一下我的感受?你们能不能设身处地为王加根想一想,不要只是为了满足你们的需求?自私自利!总是只想到你们自己!”

    嚷着,吼着,叫着,泪如泉涌。她再也没有食欲了,吃不下任何东西,气呼呼地跑进卧室,倒在床上伤心地痛哭。

    “加根收到电报会怎么想?说不定以为我病了,他该有多么着急!还有他母亲,会不会更加生气?唉,都怪两个老的,怎么就这么固执和自私呢?我真不该把加根的地址告诉他们。快天亮吧!天一亮,我就再发一份电报,叫加根不要回来。”

    第二天上午,方红梅又到方湾邮局,发电报让王加根“勿回”。

    两份内容矛盾的电报接连发出去之后,又等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王加根的音讯。

    方红梅感觉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暑假期间,邮差隔三差五光临,生产队干部和邻居偶尔也会送信到她家里。每次有来信,她都以为是王加根的,但每次都让她失望。这些写信给她的人,有周哲凡、宋双清和孝天县师范学校的其他同学(好多她都不认识),还有曾经的高中同学,就是没有她盼望的那个人寄来的。从杨岗回来之后,她几乎天天晚上失眠,夜夜以泪洗面,枕头上总是打湿一片。回想起与加根相识、相知、相爱的所有细节,不明白亲爱的人为什么不给她写信。

    是他忙于学习,忙于与兄弟姐妹们交流,没有空闲么?哪怕是写三两句话也行啊!是他妈不准他写信么?但白素珍是有工作的人,不可能总在家里守着。他完全能够趁他妈上班不在家的时候写信呀!是他觉得对我无话可说,不愿意给我写信么?不!绝对不会!他肯定有千言万语要对我倾诉。未必是他听从了母亲的劝告,或者屈服于母亲的威逼,决定背信弃义,与我断绝往来?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成全他,再也不理他了。不为他牵肠挂肚,把他完全彻底的忘记掉。

    转眼七月就过去了。

    八月份一到,中考成绩出来了。家里的两个考生都没有达到中专录取分数线,敬文过了重点高中线,腊梅只过了普通高中线。

    按说,这个成绩不算太差,但由于期望值过高,一家人表现得不怎么快活。尤其是腊梅,整天哭哭啼啼,说她的分数肯定搞错了。

    方父又开始发指示,要大女儿去找腊梅的班主任,以方湾中学的名义去孝天县文教局查分数。方红梅左右为难,因为这种查询大多不会有什么结果。腊梅的班主任又是个“半边儿户”,家里正忙着插秧,哪里抽得出时间去孝天城?

    她不想去跑,可方父又固执己见。

    父命难违。谁让你是家里的长女呢?

    方红梅只好买了两瓶水果罐头,拉上大弟敬文,趁着夜色,摸黑找到腊梅的班主任家里。打着赤脚、满身泥巴的班主任听说要查询中考分数,推说这是公社文教组出面才能办到的事情,建议他们去找方湾公社文教组干事。

    第二天一大早,红梅又和敬文一起,提着两瓶水果罐头,来到方湾公社文教组干事家里。文教组干事以为方红梅是为她分工的事情来的,询问她有哪方面的专长,适合于教哪门课程,希望去哪所学校,个人对分工有什么想法……

    天啊,她整天为弟妹的事情东奔西走,根本没想过毕业分工。

    毕业前夕,她和王加根也讨论过毕业分配,但两人都比较低调和悲观。王加根唯一能够指望上的,就是班主任汤正源——名义上的干舅舅。

    汤正源听过他们的要求,表态非常直白:“孝天城和花园镇想都别想!最好的结果,就是去一个条件稍微好些的公社。能不能与方红梅分配在一起,只能听天由命!这种要求绝对不能向学校领导提。如果提了,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汤正源的谆谆教诲,让王加根和方红梅受益匪浅,也对毕业分配彻底丧失了信心。他们不再幻想分配到什么好地方,只要有地方上班,能够参加工作就行。分配不到一块儿也没有关系,将来再想办法往一块儿调。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现在,方湾公社文教组干事主动提到这件事情,方红梅只得笑着回答,自己比较喜欢语文。至于工作单位,当然离家近一点儿比较好,方便照顾家里。

    聊完毕业分工的事情,她才道明了来访的真实意图。

    文教组干事答应派人去复查腊梅的分数,同时也表明,这种查询就是走过场,不会有实质性效果,还是做好上普通高中的准备。

    回到家里,一家人就开始讨论腊梅是去读普通高中,还是留在初中复读一年的问题。要是读普通高中,将来考上大学的希望渺茫。而要是在初三复读,腊梅又没有学籍档案。如果以“黑户口”参加中考,又面临着被举报的风险。学籍档案弄虚作假,则有可能被取消考试资格。即使侥幸参加考试,中专和重点高中也不会录取。

    “要是红梅能够分配在方湾中学教书,腊梅复读就没了什么凶险了。”方父这样推断,“教师的弟弟妹妹,学校肯定会出台优惠政策,在学籍档案方面予以关照。”

    方红梅没有搭腔。她能否分配到方湾中学尚不确定。就算能够分配到方湾中学,学校会不会出台相关政策,她也不是很清楚。

    正在一家人为腊梅的事情而纠结的时候,终于收到了王加根的来信,而且同时来了两封,其中有一封是挂号信。

    方红梅激动得小心脏都快蹦出来了。

    撕开第一封信,是王加根接到两份电报之后写的,主要是询问她家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发出两份内容相互矛盾的电报。

    再撕开那封挂号信,写信和邮寄的日期居然是在一个月之前——也就是王加根到达河北的第二天!

    方红梅的泪水又漫出了眼眶。邮局怎么会这样?一封挂号信居然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那封平信反而更快一些。

    王加根在信中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对方红梅的思念和爱慕,丝毫也没有变心的苗头。那些甜言蜜语,犹如一股清风,一缕阳光,驱散了这段日子笼罩在方红梅心头的阴影。她欣喜若狂,又愧疚万分。真不该胡思乱想、胡乱猜测的!让亲爱的人背了那么多黑锅,挨了那么多的埋怨和咒骂。

    想起这些,方红梅暗自笑了。笑过之后,泪水又从眼眶里涌了出来,在她憔悴不堪的面颊上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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