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婚

    兄弟姐妹五人中，白大货算是最幸运的。只有他一直跟着母亲，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成人。

    大货他妈带着他离家出走后，先是在汉口给别人当奶妈子，后来又嫁给了一个在武汉做生意的孝天人。那男人姓万，满脸麻子，据说是小时候出天花留下的。万麻子做生意赚了一些钱，可后来生意不好做了，就带着他们娘儿俩一起回老家，定居在陡岗公社万安村。

    他们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后，白大货与万麻子之间又矛盾不断，关系逐渐恶化，最终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大货他妈伤心至极。

    这个曾经抛夫弃子、罪孽深重的女人，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当然不会重蹈覆辙，重演过去的悲剧。她只好劝大货回白沙铺，去继承她前夫留下的遗产，领白家的门户。

    万安村距白沙铺不远，也在瀤河岸边。沿河堤步行，只有两三个小时的路程。白大货找到他父亲留下的破墙烂屋时，意外地遇到了多年没见的姐姐、三弟和外甥女。

    亲人相见，自是百感交集，不约而同地哽咽落泪。

    素珍和三货在王李村时一直随姑父姓王，大货随母亲改嫁后也不得不随继父姓万，现在回白沙铺了，他们又把姓氏改了过来，随他们死去的生父姓白。白素珍甚至让加枝也改为白姓，不再姓王了。

    一度惨遭“灭门”的白家开始复兴，紧锁了多年的“鬼屋”重现生机。白三货把那间有窗户的正房让给大哥，自己则住进了后面没有窗户的小房间。

    在正源他爸汤队长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人的户口也顺利地迁移到了白沙铺。姐弟三人同进同出，一起在生产队里出工。加枝有时跟着妈妈，有时跟着两个舅舅，在田间地头玩儿。

    每天收工之后，三货去自留地里扯菜，素珍回家洗米煮饭，大货就逗小外甥女。一家四口人在一口锅里搅稀稠。日子似乎有了回暖的迹象，见到了希望的曙光。

    大货脑瓜子活泛，人比较聪明，也舍得吃苦做事，但有一个不良嗜好，就是喜欢抹牌赌钱。这毛病是他初中毕业之后养成的。因为没有考上高中，在家里闲得无聊，他就和村里几个同样无事可干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打扑克，抹长牌，推牌九，天天以此为乐，慢慢就嗜赌成性了。回白沙铺后，他很快就结交了一些牌场“战友”，几乎每天都要玩到深更半夜。

    为这事，白素珍不只一次地提醒和唠叨，但大货丝毫也听不进去。一个喜欢玩，一个喜欢说，姐弟之间就难免磨牙拌嘴，磕磕碰碰。到年终结算时，两人终于因为领余粮款的事情吵了起来。

    他们家有三个劳动力出工干活，年终结算是余粮户，能够领到余粮款。可是，当白素珍去找生产队会计领钱时，会计却说余粮款已经让大货领走了。她找大货要那钱，大货声称用那钱还了赌债。姐弟俩为此大吵了一架，自此之后好几个月互不理睬，如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陌路人。

    第二年秋天，因为正源他爸的举荐，白大货到白沙铺小学当上了民办教师。身份发生变化后，白大货就有点儿瞧不起只上过小学的姐姐，尤其难以忍受她无休无止的说教。和牌友们一起打牌时，他经常把姐姐与《白蛇传》中的千年蛇妖白素贞混为一谈，嘲弄白素珍就是一个妖精。

    紧接着，白大货恋爱了。女朋友是白沙公社印刷厂的工人，叫沙桂英。沙桂英是白沙铺街上人，她父亲已经离世，唯一的姐姐出嫁后，家里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白大货与沙桂英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很快就爱得死去活来，如胶似漆。没出半年，就开始谈婚论嫁了。

    结婚的基本条件是房子。可那幢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破烂不堪的“鬼屋”，哪儿腾得出地方做洞房？在这样了房子里结婚像个什么样子？将来有了小孩又怎么办？

    沙桂英不高兴了。

    她开始激将白大货：“要不，你倒插门到我家，当上门女婿算了。”

    白大货当然不愿意。

    回过头想想，他又觉得憋屈：姐姐和三货早年过继给了王李村的姑妈，他们实际上是王家的后人。姐姐是出了嫁的姑娘，三货是过了继的儿子，凭什么回白沙铺抢占房产？我是白家长子，祖宗留下的财产理应由我来继承。

    白大货心里不痛快，又不好明说，便用行动暗示。有事没事，他就提起毛笔练大字，在家里的桌椅板凳、扁担箩筐、木桶脚盆和其他各种能够写字的东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宣誓“主权”。

    白素珍看在眼里，自然心知肚明。不过，念在姐弟情分上，为了家庭的和睦，她忍气吞声，没有与大货一般见识。

    有一天，素珍去拿家里唯一的木脚盆，准备给加枝洗澡，看到脚盆底上赫然写着八个字：只准男用，不得女使！

    血直冲她的头顶。

    是可忍，孰不可忍？她实在是忍无可忍，一脚揣开大货的房门，指着大货的额头破口大骂。

    白大货也不再顾忌什么了，跳起来回敬：“搞烦了，老子点一把火，把屋烧了！”

    白素珍气得浑身发抖，抓起脚盆抛到了大门外面……

    姐弟俩由路人变成仇人。

    这样的日子，让人多么难堪，多么难熬啊！白素珍有时感叹老天爷对她不公平，让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又不给她容身之地。亲生父母遗弃，王厚义威逼，现在又是亲弟弟排挤。

    赶上“三线”建设工程上马，白素珍找到白沙公社领导，要求去陕西支援“三线”建设。

    公社领导说，“三线”的活儿特别累，男人干上十天半个月，就叫苦不迭，女人根本吃不消。

    白素珍声泪俱下。说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饿，不怕脏，什么活儿都愿意干，也绝不会比别人干得差。她还悲泣地诉说着自己的身世，以及无立足之地的现状。

    公社领导和在场的人听得眼眶发热，不停地摇头、叹气，对她表示同情。从孝天县来白沙铺检查工作的“三线”工程负责人，破例答应接收白素珍。

    白素珍又说，自己还有一个十岁的女儿，必须带在身边。

    “这绝对不行！”领导态度异常坚决地予以拒绝，“开什么玩笑！去原始森林开山建铁路，环境那么恶劣，成年人都凶多吉少，小娃娃怎么能去？”

    白素珍犯愁了：自己走了，女儿加枝怎么办？

    交给三货么？三货老实本分，对姐姐百依百顺，只要把加枝托付给他，三货肯定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但是，三货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让他带着十岁的外甥女一起生活，多少还是有些不方便。

    至于白大货和沙桂英，自然不能有半点儿指望！

    思来想去，白素珍觉得还是让加枝回王李村比较好。那里有加根，有奶奶，有好心的乡亲们。不管怎么讲，加枝还是王家的骨肉。把她送到王李村，不会受外人的歧视和欺负。

    就这样，白素珍把加枝送回了王李村。

    然后，她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奔赴祖国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和大漠荒野，投身到火热的“三线”建设当中。

    成功地挤走姐姐和外甥女之后，白大货又与三弟商量，把家里的这几间土坯房拆掉，改建成红砖瓦房。

    “钱呢？建房的钱哪儿来？”三货不解地问。

    “钱可以由我和你嫂子去借，但你必须认一半儿的账。”白大货回答说，“将来房子建成后，我们兄弟俩一人一半儿的产权。”

    白三货想了想，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老宅确实太破了，下雨到处漏水，刮风四面透风。既抵不了严寒，也挡不住酷暑。如果不拆了重做，大哥在这里结婚也不像样子。

    兄弟俩统一意见后，白大货和沙桂英就去找亲朋好友借钱，东拉西扯地弄到了六百元，开始拆旧宅、建新房。

    新房建成之后，白大货和沙桂英就开始筹办他们的婚礼。

    为了把婚礼办得红红火火，让更多的人见证他们的幸福，当然，也是为了多收些礼钱，两人到处发布消息、送请帖。白沙铺的亲戚朋友自不必说，同生产队的社员、白沙铺小学的老师、公社印刷厂的同事，他们个个都邀请。白大货还专门去万安村请他的生母，去王李村请他的姑妈，给远在陕西的白素珍发电报。他甚至不辞劳苦，历尽艰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二弟二货和妹妹素华。二货在肖港公社，素华在陡岗公社，离白沙铺都不是太远——他们的父亲当年并没有把他们送给太远的人家。

    多么好啊！借办婚礼的机会，让离散多年的兄弟姐妹团聚，与亲生母亲重逢。白大货无限美好地憧憬着，想起那种久别重逢、亲人团聚的场面，他都激动得心潮澎湃。

    不过，他母亲没领他的情，明确提出不参加他的婚礼，只是让他的两个同母异父弟妹去捧场，凑个热闹。这个亏心的女人，不敢面对被她抛弃的子女，尤其害怕见到脾气火暴的大女子素珍。她不希望在大货的婚礼上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免得尴尬，不吉利。

    就这样，在那场热闹非凡的婚礼上，姓氏各不相同的七兄弟姐妹第一次得以团聚。当时的场面，比白大货预想的还要感人。

    加根他奶得到舅侄儿大货准备结婚的消息，高兴得老泪纵横。白家后继有人，死去的哥哥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高兴之余，老人家又有点儿发愁：送点儿什么给大货作贺礼呢？家里没钱。即使有钱，王厚义也不会给她。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猪才四五十斤，不到出售的时候，食品站不会收。鸡到能值几个钱，老人家又舍不得卖。家里量盐买油、给孙儿加根买铅笔作业本，都指望着母鸡下蛋呢！

    老人家为这件事愁了好些个时日。

    最后，想到了堂屋神台上的那个座钟上。座钟是她死去的丈夫从汉口买回的，已经用了好几十年。钟的形状如同一块立着的土坯砖，顶部是弧形的。每半个月左右上一次发条，座钟正中的钟摆就会从早到晚不停地左右摇摆。到了整点，还会发出“铛铛铛”的敲击声，隔壁邻墙好几家都能听见。

    老人家把座钟从神台上抱下来，拂去上面的灰尘，用一块花布包袱小心翼翼地包好。到了大货结婚的日子，她一手挽着装有座钟的花布包袱，一手牵着孙儿王加根，挪动着缠过的小脚，到双峰管理区搭班车到花园镇，再从花园镇转火车到陆家山，然后步行十多里路到瀤河边，最后坐小木船过河，就到了她的娘家白沙铺。

    当老人家郑重其事地从包袱里拿出座钟，交给记账的司仪，并提出算三十块钱记入礼单时，白大货当时嘴巴都气歪了。

    他阴沉着脸，显出极不高兴的样子，叫司仪不要收这座钟，让姑妈原物带回去。理由是，这座钟根本就不值三十块钱，二十块钱都没人要！还有，结婚是大喜的日子，送座钟不吉利。送钟的谐音是“送终”，这不是咒他和桂英不长远么？

    听舅侄儿这么一解释，老人家非常尴尬。她惶恐不安地表示，自己决没有这个意思！

    年幼的加根当时也觉得很没面子，拉着奶奶的衣襟，躲在奶奶的身后，不敢说话，也不敢见人。

    三货见此场景，觉得大哥说话不妥当，做得也有点儿过分。他特别同情把他抚养成人的姑妈，就说了几句直话。

    结果，兄弟俩争吵起来了。

    最后，还是生产队长老汤出面调解。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大货，告诉他“礼轻情意重”的道理。

    白大货这才没有继续发飚，咕噜了几句，让司仪收下了这座钟。

    白大货和沙桂英的婚礼办完之后，白三货参加白沙公社建筑队，到武汉干泥瓦匠打小工去了。

    转眼过去了一年。十月怀胎的沙桂英生下一个儿子。

    几乎在他们喜得贵子的同时，又从白沙公社建筑队传来噩耗：三货在武汉遇车祸身亡。

    大货把月子中的沙桂英和刚睁开眼睛的儿子托付给丈母娘，心急火燎地赶往武汉市。

    据三货的工友讲，周末建筑队放假，他们在市郊乘车，准备进市内去逛一逛。当时，公交站候车的人很多。公交车进站时，没有停车，而是一边滑行，一边开门上下乘客。三货和蜂拥而上的乘客们一起，跟着汽车跑了好几十米。他刚抢上踏板，挤进了半个身子，车门就关了。三货的右手臂和右腿被车门夹住了，进又进不去，下又下不来。司机竟然不理会售票员的叫喊，继续开车行走。跑了好几分钟，到一个拐弯处，把三货甩下了汽车……工友们把三货送到武汉协和医院，抢救了几个钟头，最后还是咽气了。

    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大货当然很生气。他来到负责处理交通事故的公安交管部门，要求追究肇事司机的法律责任。

    交警告诉他，肇事司机该不该承担法律责任、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应该由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当事人说了不算。双方当事人能够做的，主要是对经济赔偿的事情达成一致意见。按规定，双方谈判时，死者的配偶或者直系亲属必须到场。由于白三货尚未结婚，没有配偶和子女，谈判必须让他父母来，兄弟姐妹都不算数。

    既然是这样，大货又乘车前往陡岗公社万安村，扶着老母亲重返武汉市。

    在路上，母子俩就商量好了要求对方赔偿的金额，无论如何也不能少于一千元。进入实质性谈判后，公交公司觉得他们是狮子大张口，拦腰还价，只答应给五百块钱。最后在交警的调停下，赔偿金额确定为六百元。

    因为急于拿到钱，大货母子俩并没有提出追究肇事司机的刑事责任。他们很清楚，这事一旦涉及刑事责任，战线就会拉得很长，时间就会拖得很久。如果等白素珍参与其中，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他们有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所以，他们只要钱，其他的什么要求都没提。

    带着六百元现金和三货的骨灰坛，母子俩就打道回府了。白大货回白沙铺之后，再才发电报给白素珍，通报三货死亡的噩耗。

    白素珍在“三线”的工作岗位是广播员兼打字员。

    对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她来讲，面临的挑战还是挺大的。每次接到批准广播的稿子，她都要一遍又一遍地试读。不会认的字，就查字典注上汉语拼音，反复练习，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下来为止。打字更是细致活儿，为了熟悉铅字的位置，她经常通宵达旦地排版。

    功夫不负有心人。

    她从零起步，才两三个月时间，就干得像那么回事了，时不时得到领导的表扬。工作让她有了成就感，让她的生活变得充实而且有意义。不过，紧张的工作并不能减轻她对亲人的思念。

    每个月领到工资，交过生产队的副业款，留下必要的生活费，她就会去给养母及两个儿女买东西，通过邮局寄到王李村。邮给养母的是白木耳和冰糖，邮给加根加枝的有铅笔、作业本、字帖、毛线衣……

    在陕西的深山老林里呆了两年多，白素珍所在的孝天县民兵师又转移到湖北省宜昌市，参与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她依然是广播员兼打字员，但事情明显减少了，不像以前那样忙得不可开交。加上工作和生活在城市里，条件也大有改善，她又想到了把女儿接到身边来。带着试试看的心理，她大着胆子向孝天县民兵师领导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结果领导竟然答应了！

    白素珍喜极而泣，高兴得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更让她兴奋的是，加枝在宜昌上学读书的学校很快也联系好了。

    本来，这是一件困扰了她好长时间的难题：加枝没有宜昌户口，这里的学校不可能接收“黑户”学生。正在她为此焦虑万分、甚至感觉一筹莫展的时候，又听到一个好消息。在参与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基建工程兵某部，开办有一所部队子弟学校。这所学校随部队迁移，流动性较强，对学生的户籍要求不那么严格，可以接收插班借读的学生。

    白素珍到部队子弟学校确认这个消息后，就向领导请了假，回王李村接女儿。

    这事却遭到了王厚义的阻挠。

    王厚义原本以为，白素珍把加枝放在王李村，是回心转意的信号。只要加枝在身边，他们就有破镜重圆的可能性。没想到，白素珍现在却要把加枝接走！

    两个早已分道扬镳的冤家，再次在王李村大闹了起来。

    不过，最终还是白素珍占了上风。再怎么说，加枝的户口在白沙铺——这孩子是法院判给她的。她接走加枝的理由充分着呢！

    就这样，白素珍带着女儿到了宜昌市。

    在分别两年多之后，母女俩终于得以团聚。

    按白素珍的想法，母女团聚应该是一件非常美好而又温馨的事情，可实际情况与她的想法大相径庭。

    加枝的到来，增加了她的经济负担。白素珍每月账面工资为三十七块五，其中的二十元必须作为副业款交给生产队，可支配收入仅有十七块五角钱。除了维持母女俩的基本生活需求，还得支付加枝上学的费用、大人小孩治病的费用，以及各种不可预见的开支。很快，就开始入不敷出，感觉捉襟见肘了。

    万般无奈，白素珍只有拖欠生产队的副业款。生产队先是对她提出警告，接着停发了她和加枝的口粮，并扬言要下她们母女俩的户口。

    经济拮据的同时，母女之间还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白素珍是个控制欲很强的人，在家里说一不二，要求女儿对她绝对服从，什么事情都必须听她的。而加枝性格倔强，又值青春叛逆期，自然不会对妈妈百依百顺。顶嘴，争吵，结果就招来辱骂，甚至受皮肉之苦。

    白素珍来宜昌后，虽说不像在陕西时那么忙，但事务性的工作还是挺多的，加班也在所难免。遇到不能正常下班的时候，她就没办法照顾女儿的生活。好多次，加枝放学回家时，看见门上一把锁，没办法进门。左等右等不见妈妈回来，只好去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家里，蹭碗饭吃，然后直接去上学，或者在别人家里写作业……

    一次这样，两次这样，次数多了，加枝就难免发牢骚。

    她质问妈妈：“你既然没有能力照顾我，为什么要把我弄到宜昌来？我在王李村过得好好的，有奶奶照顾，有弟弟作伴儿，日子过得比这儿强多了。”

    看到自己的好心被女儿当成驴肝肺，白素珍恼羞成怒，歇斯底里地叫骂着，把加枝狠狠打了一顿。

    自此，母女之间的隔阂更深了。

    正在她们感觉日子没法继续往下过的时候，生活又出现了新转机。

    加枝到宜昌时十二岁，上初中一年级。同班同学中有个男生叫马杰，与她同龄。马杰的父亲是军人，基建工程兵部队某部营教导员。他妈妈患胰腺癌突然去世了，家里还有年幼的弟弟和妹妹。

    班主任老师对学生的家庭情况比较熟悉，就想撮合马教导员和白素珍，让他们两家人合在一起过日子。

    马教导员是四川人，比白素珍大十二岁。当班主任老师来说媒时，白素珍的第一反应是不同意。自己不到三十，怎么能找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还要去帮他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加枝就够她操心的，让她同时照料四个小孩，那简直就是要她的命！

    班主任老师却不屈不挠，劝说白素珍与马教导员见见面，谈过之后再作决定。

    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在白素珍的工作单位，也就是她上班的打字室。马教导员还带着三岁的小儿子马军。交谈的时候，白素珍并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她一边打字，一边听马教导员自我介绍。轮到她介绍自己的情况时，她才暂时停止打字，敷衍了事地说了几句。

    这次见面的时间不长，但彼此印象还不错。马教导员眼中的白素珍，完全不像农村妇女。年轻漂亮，有文化，知书达理，还会播音和打字，比城里人还要能干。如果能够娶到这个女人，那可是捡了个大便宜。白素珍眼中的老马，与之前想象中的也不一样。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仪表堂堂，面容和善。从交谈中可以感受到，他是个老实本分、谨小慎微、比较实在的人。

    老马对白素珍一见钟情，明确地表达了希望两人共同生活的意愿，还直言不讳地道出了眼下的难处。自打妻子去世后，他既当爹又当妈，日子简直没办法过。大儿子马杰十二岁，患有尿失禁的毛病，经常尿床，被子和床单晾晒得比较勤；女儿马红刚上小学，缝补浆洗还不会自己弄，全靠大人料理；小儿子马军才三岁，连衣服都不会自己穿，拉屎后不会揩屁股……

    听过老马的絮叨，白素珍感同身深，对他们爷儿四个非常同情。不过，有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她表现得还是相当谨慎。毕竟与老马仅一面之交，不了解他的为人，同情也不能代表爱情。更何况，自己还有女儿加枝，也要顾及她的感受。老马似乎看出了白素珍的心思，没有要求她马上表态，只是希望保持联系。

    “就算成不了夫妻，保持同志间正常的交往也行。”老马大度地说。

    白素珍笑着表示同意。

    尔后他们又见过几次面，都是老马主动来找白素珍。在他的内心里，当然不希望两人一直是普通朋友关系。

    一九七五年夏天，老马所在的基建工程兵部队接到命令，即将整体转移到河北省迁西县，参与“引滦入津”重要工程——潘家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听到这个消息，老马非常着急。

    他原来的想法，与白素珍的事情慢慢来，通过长时间的交往做到互相了解，然后不失时机地发起进攻。他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可现在，部队要去河北迁西，那里与湖北宜昌相隔千里。

    两人想见上一面都难。

    老马赶紧去找马杰的班主任老师，希望媒人再次出面，劝说白素珍与他花好月圆。

    白素珍得知老马即将离开，失落之感油然而生。通过前段日子的交往，她对老马的总体印象还不错，好感与日俱增。老马听说她拖欠着生产队的副业款，比较麻烦，二话没说，就给她送来了三百块钱。

    她当然不能收，但老马执意要给。并且说，就算是借给她的，帮她度过眼前的难关，等她将来有钱了，再还给他。

    老马的好心相助，暂时保住了她们母女俩的口粮供应，也让她欠下了老马一笔账债和人情。现在老马要走了，她去哪儿弄三百元钱还给人家呢？还有，基建工程兵部队整体转移，部队子弟学校肯定会随同一起到河北迁西，加枝去哪儿上学读书呢？

    “如果你嫁给老马，你们母女俩的户口就可以迁入部队集体户。万一加枝将来考不上大学，还有安排工作的机会。”班主任老师用她的三寸不烂之舌，竭尽全力开导和劝说白素珍。

    深思熟虑之后，白素珍与女儿加枝进行了一次交谈。母女俩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决定与老马爷儿四人组成新家庭。

    老马与白素珍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两家六口人就欢欢喜喜地生活在了一起。

    三个月后，他们又随部队一起迁移到河北省迁西县，驻扎在一个叫洒河桥的小镇上。

    部队家属区是一大片新盖的红砖瓦房，一排一排非常齐整。住宅分为两居室和三居室，独门进出，门前还有一个小院子。部队子弟学校也是新建的，小学、初中、高中各年级都有。

    洒河桥是人民公社所在地，为崇山峻岭所包围，是方圆几十里内比较热闹的地方。党政机关、司法部门、学校、医院、供销社、电影院、邮局、餐馆、理发店和大大小小的工厂，真可谓“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街上每天都有农贸集市，四里八乡的农民都来这里赶集，出售或者购买新鲜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

    洒河桥距潘家口水库建设工地十公里。老马每天早出晚归，有吉普车送他上下班。老马坐着吉普车走了之后，马杰、马红和加枝就会背起书包去上学。家里只剩下白素珍和马军。她给马军穿衣服，洗脸，弄早餐。吃饱肚子后，再带着马军去农贸市场买菜。接下来的时间，马军一个人在家里或者小院子里玩，白素珍则要洗衣服、拖地、打理清洗鱼肉和蔬菜，做午饭……日子过得忙忙碌碌，平静如水，波澜不惊。这样的生活是白素珍曾经梦寐以求的，因此她觉得很幸福。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一年。

    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一封从湖北发来的电报，让他们平静的生活又掀起了波澜。

    电报是白大货发来的，电文十个字：三货在汉车祸身亡，速回。

    看过电报，白素珍眼睛一黑就昏过去了。老马和孩子们惊慌失措，围着她哭作一团。

    白素珍从昏迷中醒过来之后，也开始号啕大哭，为苦命的三货喊冤叫屈，悲叹三弟短暂而又可怜的一生。

    “三货才二十四岁啊！刚谈了女朋友，正准备结婚呢。怎么突然就死了呢？老天爷太不公平了！”

    老马坐在床沿边上，默默地流泪。他本想去向部队首长请假，和老婆一起去武汉处理三货的后事，但家里大大小小四个孩子，没有大人怎么行呢？

    最后，还是让白素珍一个人回了湖北。

    她在汉口火车站下车后，根据三货生前写信的地址，一路走，一路问，好不容易找到了白沙铺公社建筑队所在的建设工地。

    听工友们讲过三货死亡的原因，以及这起事故处理的经过和结果，白素珍的悲伤转为愤怒。怒火在她胸中熊熊燃烧，整个人都要爆炸了。

    她找到负责处理这起事故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要求重新处理此案。

    别人的答复是：已经由死者亲属同意的处理意见不可能改变。

    白素珍说，来处理丧事的两个人只是名义上的亲属，与三货没有任何抚养关系，更没有感情。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管不了这些，不予理睬。

    白素珍又一路悲愤地乘车赶往白沙铺。

    快到大货家门口时，她扯开嗓子申冤一样地骂开了。引得左邻右舍的人们都从家里出来看热闹，过往行人驻足围观。

    白素珍骂大货黑心烂肝，榨干了三货的血汗，还把他的骨头渣子拿去变钱；她骂生母不知廉耻，一个只生不养、牲畜不如的人，竟然好意思以母亲的身份，去处理三货的丧事……

    大货明知理亏，不敢还嘴。为顾大面，他还客客气气地把姐姐迎进家门。正在做月子的沙桂英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抱着熟睡中的婴儿，躺靠在床上没有起身。

    白素珍径直走进三货生前住过的房间，见四屉柜上摆放的骨灰坛，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开了。

    平静下来之后，她又走出家门，来到熟悉的街市上。买花圈，买黑纱，买白纸，买蜡烛，买棒香，买墨汁，买毛笔。然后返回白大货家里，把三货生前的卧室布置成了灵堂。

    骨灰坛端端正正地摆放在四屉柜正中央，前面是香炉，两侧是蜡烛，墙上是她亲笔写的挽联。

    庄严。肃穆。一种叫人生寒的悲凉气氛。

    晚上，白素珍就睡在这“灵堂”里。人去物在，触景生情。她时而痛哭流涕，时而抚摸着骨灰坛同三货讲话，或者如木雕泥塑一般地坐着发呆。白天，她要么痛哭哀号，要么大声叫骂，逼大货退出那六百元钱，去为苦命的三货申冤报仇。

    白大货怎么可能退钱呢？那钱已经用来偿还了做房子的账债。他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耷拉着脑袋，不表任何态。不管姐姐骂得多么难听，他都不还嘴，完全是一幅逆来顺受的样子。姐姐要他退钱，答复只有一句话，钱都还了账，他拿不出钱来。

    “那钱是抚恤金，是三货的性命换来的。对三货有抚养之恩的人才有资格享有，依靠三货生活、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亲属才能使用。你是生过三货，还是养过三货？你说你是大哥，可以算作亲属，但你年纪轻轻的，又不是缺胳膊少腿，凭什么拿那钱？有什么脸面用那钱？”白素珍有理有据，咄咄逼人地质问。

    大货还是一言不发。

    “三货出生八个月，就被那个黑心烂肝的老母狗抛弃了，是王李村的姑妈把他抚养长大的。他最应该报答的人是姑妈。姑妈是他的养母。只有他养母才有资格得到这笔钱。你要是不退出那六百元钱，就要替三货履行赡养姑妈的义务，把姑妈接过来养老送终！”

    “行。我愿意养姑妈。”白大货终于开口表态。

    白素珍一怒之下就去了杨岗公社王李村，真的把她养母接到了白沙铺。随同一起来的，还有她儿子王加根。

    当双耳失聪的白氏吃力地听大家解释，看大家比划，弄清楚了白素珍接她来白沙铺的意图时，又不乐意了。

    “我又不是没地方住，又不是没有人养。我赖在大货这儿算怎么一回事？外人会说我是有米的叫花子。”老人家噘起干瘪的嘴巴，老大不高兴的样子，“再说，我也离不开加根。总不能让加根也到白沙铺来住吧！”

    无论白素珍怎么劝说和解释，老人家执意要回王李村。

    白素珍一筹莫展，相当为难。

    “这不怪我不养姑妈，是姑妈自己不愿意来白沙铺的啊！”大货见到这情况，心里一阵暗喜，说话也有了底气。

    白素珍气恼地白了他一眼，还是不肯善罢甘休。

    她突然想到，如果生母不随大货一起去武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就没办法处理这起事故。于是，又把怒火转嫁到生母身上。她让养母暂时住在大货家里，自己带着儿子王加根，怒气冲冲地步行前往陡岗公社万安村。

    就这样，王加根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外婆。

    此前，关于外婆的信息，王加根都是从白素珍的咒骂声中得到的。好吃懒做，好逸恶劳，黑心烂肝，冷酷无情，蛇蝎心肠，行为放荡，臭不要脸……这就是刻在他脑子里的外婆形象。

    直到他见到外婆，与外婆短暂相处之后才发现，外婆其实是个很平凡、很普通的农村妇女。身材消瘦，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皱纹，说话轻言细语，待人有礼有节，还特别勤劳。平日在生产队里出工，回家就做饭、洗衣服、扫地、喂猪、喂鸡，干各种各样的家务活。看上去，与王李村的奶奶差不多。

    外婆的麻子丈夫已经不在武汉做生意了，回村与老婆一起劳动。他们还生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按亲戚关系，加根应该叫他们幺舅和小姨。遗憾的是，因为陌生，他们没有办法亲热起来。

    白素珍带着他来到万安村，还没进外婆的家门，就开始大声叫骂，把村子里各家各户的人都招引出来了。

    加根觉得没面子，很丢人，又没办法阻止妈妈的过激行为。他只能低着头，跟着妈妈往村子里面走，一直来到外婆家门口。

    外婆、继外公、幺舅和小姨都在家里，听到白素珍的叫骂都不敢回应。两个老人躲在屋里，两个年轻人出来迎接他们。无论白素珍骂得多么难听，表现得多么凶狠，家里人都装聋作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白素珍说，既然大货退不出钱来，那六百元钱就应该由生母出，因为是生母“恬不知耻”地冒充三货的亲属，去武汉处理的丧事。

    素珍的生母躲在房间里抹眼泪。

    她应大儿子之邀，去武汉处理三儿子的丧事，又有什么错呢？何况，这本身就是一件让她非常伤心和悲痛的事情。六百元钱的抚恤金全让大货拿走了，她一分钱也没有得到，凭什么让她退钱呢？再说，就是把她的家当全部变卖光了，也不值六百元钱啊！

    老人家不想与大女儿理论，只是避其锋芒，一句话也不讲。

    白素珍骂她咒她，她还不声不响地烧火做饭，安排素珍母子俩晚上睡觉的地方。

    白素珍在万安村闹了两天，没什么结果，只能带着儿子无功而返，重新回到白沙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