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6章 儿子眼中，父亲是坚强的人

    王鲁光：1946年出生于山东。1962年毕业于北京四中。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1970年9月到部队服役。现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

    第一次见到王鲁光，就觉得他眉眼之中透出的英武之气，与他的父亲———王树声大将的温和目光形成鲜明对。尽管王鲁光早已不穿军装，但他谈吐中流露出的威严与干练，总会使人将他与“军人”这个名词紧紧联在一起。俗话说“将门出虎子”，望着像片中戎装的父亲，王鲁光这样给自己的父亲下定义———

    父亲是一个农民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的农民

    如果王树声不穿军装，你可能不会认为他是军人。正如那张1970年的照片，王树声挥锹劳动时的形象，与乡村里的老大叔没啥两样。在王树声生前一直居住的原总军械部，现在的报社大院里，老人们回忆起王树声时都说，当年王大将喜欢和机关食堂的傅一起散步，他俩特别聊得来。只是当他穿着便装和那位傅走在一起时，不认识王树声的人，就分不清哪位是军中大将，哪位是餐厅厨师。

    父亲有强烈的自责精神，是写“检查”最多的将军

    红军十年，王树声运兵沙场，出生入死，有“能攻守、智勇兼备”的美誉，带出了一支特别能打仗的部队。1973年，主持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其中有6位司令员是王树声红军时期的部下。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能征战的将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检讨自己：西路军失败，自己给和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937年，王树声九死一生从祁连山辗转回到延安，见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对不起”。安慰他，“西路军失败，不是你个人的责任，你回来就是胜利。”并当面表扬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

    这种强烈的自我批评精神伴随了王树声一生。1973年底，王树声病重住院期间，探望他时说：你是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你是大别山的英雄战士。王树声则说：我做得还很不够。、来看望时则称赞王树声的好品质、好作风以及他为和做出的重要贡献，但他却说：50多年来，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而我给做的工作太少。

    究竟是自己不会打仗还是别的地方出了毛病，使自己打不了胜仗？王树声总在思索。半个世纪后，王树声的老领导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对我军历史上悲壮的“兵败河西走廊”，做了实事求是的总结与回顾：“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此时，曾身为西路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九泉之下应可以心安了。若还有不安，那一定是没能在战场上与战友们同生死的遗憾。

    谈胜利易，话失败难。讲成功总会慷慨陈词，说落难则耻于出声。这似乎是一个规律。其实，人生旅途，不以成败论英雄，更应看重的该是精神是否高尚。

    王树声戎装在身近半个世纪，虽然没有参加过我军战史上最辉煌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但二十余年的战争岁月，却长作“偏师”，狙击、攻坚、游击、防御、突围，历经大小战事无数，遇到的尽是些难啃的骨头，因此对“战略战术”有更深刻的体会。黄麻、鄂豫皖苏区突围、创建川陕根据地、翻越雪山、鏖战河西走廊、太行山、中原突围、大别山剿匪，如此英雄经历，其间成功战例当可大书特书，然而，在王树声大将留给后人的文字中，却是讲功绩的笔墨轻，作“检查”的文字重。在《王树声军事文选》中，建国前的文章有46篇，文章标题中带有“经验教训”和“检讨与反省”的，就有6篇之多，表现了作者强烈的自我批评精神。这和总是讲自己的战功和得意之处的人，形成鲜明对照。

    王树声认为：即使是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中国的事业，在、国家和的利益面前，自己的付出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仍需要不断地检讨自己，这样才能够使后人不致走自己走过的弯路。战争，没有“如果”的说法。牺牲了，失败了，就是损失。即使是上级指挥的不当，作为具体的一线指挥员，也必须担当起应负的责任。

    解放战争时期，“中原突围”后，尽管鄂西北军区部队在国民军的疯狂下在外线顽强坚持了10个月，在战略上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但王树声还是主动承担了没能坚持下来的“责任”。后来，他在《自传》中谈到“中原突围”时写道：“7月间，我纵队突围到鄂西北，在前堵后追的情况下，奉命在鄂西北创立根据地，我任区。当时因对坚持敌后斗争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对部队思想动员不够，在武装斗争方针和农村工作政策上也犯了某些错误，工作中虽然有些成绩，但造成损失很大。因病经组织批准，离开鄂西北，经汉口、上海，转山东解放区，最后到达山西晋城，回到原五师部队。当时因我离开鄂西北，使领导上失去了中心，对当时的斗争形势产生了某些不利影响。”

    关于“中原突围”，军史早有定论。它的意义在于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牵制了国民大量兵力，从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解放区部队的作战，以局部的失利，换取了全局的主动与胜利。同志曾说过：“中原的同志们，为了完成交给的战略任务，为了的全局，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胜利突围了，保存了主力，保存了干部，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极大地援助了兄弟解放区的作战，为夺取全国胜利将起重大作用，中原突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作为亲历者，王树声大将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历史书写辉煌。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在重大历史事件面前，他从未把个人得失放在首位。正是王树声的坦荡胸怀和严于律己的做人准则，决定了他会更多地思索在中原突围中，作为一个领导者，对受到的损失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一本《王树声军事文选》，即使不懂军事的人读了，也会从中感受到作者的高尚情。成功时，把胜利的取得归于的领导，归于中央的正确决策；失败了，把责任担到自己身上，把经验教训留给后人，这种精神哪里可寻？王树声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正是因为有许多像王树声这样的我我军高级干部怀着这种对和事业极端负责的自我批评精神，我才从幼年走向成熟；我军才能跨过失败，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父亲是个坚强的人。他的坚强，不但在于他能够辱负重，在逆境中开辟新局面，还在于他在任何时候都怀有必胜信心的乐观精神

    生活中的王树声很幽默。战斗中，他会经常编些鼓动词教战士们唱。宿营时，他喜欢给战友讲些幽默风趣的笑话，逗大家开心，忘却征战的疲劳。建国后，在北京，住进机关大院，他的随和使院里的工友们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他经常对儿子王鲁光说：为啥呀，就是要平等嘛。

    然而，平易与幽默，还不是王树声性格的本质。乐观向上，积极进取，才是王树声个性特征的突出表现。

    想当年，红军西路军一路征战，在寒风彻骨、飞沙走石的戈壁荒滩上，在冰天雪地、粒米难寻的祁连山中，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苦战，一幕幕浴血奋战的场面惊天地、泣鬼神。部队被打散了，西路军官兵沦落四处，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以及众多军、师级高级干部，扮为乞丐，沿路乞讨，历经一次次惊险，最终回到延安，回到的怀抱。为什么王树声等红军官兵要这样历尽艰辛回延安？在王树声看来，苟且偷生最为可耻，只要是和在一起，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

    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不失掉理想信念，这是一种特殊的品格。如果这种品格还能够影响到身边的人，这就是一种魅力了。王树声是具有这种魅力的人。

    1946年6月，调集30多万军队，将以为司令员的中原军区6万部队围困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人口仅40多万的狭长地区。当时，王树声是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中原军区部队所在，是贫瘠的山区，在一般年份都要闹。这时，在蒋军的严密封锁之下，部队的生活更是艰难，一度由一三餐减少到两餐，最后变成每天只吃一顿稀饭和一顿野菜。蒋军不断挑起事端，有时王树声所率的部队要面对自己多出30倍的敌人的进攻。很显然，敌人欲聚歼中原军区部队主力，重演“皖南事变”。其实，早在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军队未形成包围圈之前，中原军区6万将士完全可以大摇大摆地转移到解放区，但中央和从全国战局的大棋盘上看到，中原军区的历史使命是牵制和吸引国民军队的有生力量，必须准备做出重大牺牲，哪怕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从全国的形势出发，以6万部队牵制30多万敌军，这将对全局形势向我方好转产生重大影响。

    身处敌军重围的王树声，可能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军事斗争中“弃子取势”的战法，但他对中国必将取得胜利的形势，始终持有乐观的情绪。这种情绪就感染了当时在宣化店一带进行战地采访的记者、人李敦白。中原突围还没有开始时，李敦白有事没事总要到王树声的驻地聊聊天。时光荏苒，40年后，李敦白当年与王树声聊天的内容已不可追。但是，1980年代中期，从事中美文化交流的李敦白向中国残联捐赠一批电脑，黄镇、宴请了李敦白，席间闲聊，问及李为什么解放战争后就没有回，反而在中国当起了《选集》的英译指导，李敦白说，当年我在宣化店，认识了一个叫王树声的将军，是他对中国必胜的信心使我决定留在中国……巧得很，当时王树声的长子王鲁光也在席间。小事一桩，却足见王树声作为者的人格魅力。

    王鲁光说：作为一国元戎，父亲的毕生经历充满传奇与坎坷。父亲全家前后有13位兄弟姐妹参加，只有他一人成为幸存者……父亲晚年，休闲时喜欢练习书法，他写得最多的是的一句诗———“无限风光在险峰”。也许，这句诗可以表述出父亲军事生涯中丰厚的情感积淀吧。1974年，父亲因患食道癌不幸逝世。如果说，父亲一辈子离不开战场，这食道癌，也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份战场纪念：长年的征战，风餐露宿，经常是刚端起饭碗，就要拔脚行军，致使父亲养成了吃饭特别快，吃的饭还特别烫的习惯……这就是父亲，一个永远壮怀激烈的人。（据《人物》张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