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豆皮店开张

    中华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取得社会广泛认同，形成良好信誉的品牌。据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约有老字号1万多家，分布在餐饮、零售、食品、酿造、医药、居民服务等众多行业，在满足消费需求、丰富人民生活、倡导诚信经营、延伸服务内涵、传承和展现民族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国人民、海外华人和国际友人当中具有深远影响。老字号所传承的独特产品、精湛技艺和经营理念，具有不可估量的品牌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老字号承载着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是新时期开展诚信兴商、弘扬商业文明的核心内涵和宝贵财富。

    武汉市，简称“汉”，别称江城，湖北省辖地级市、省会，副省级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是黄鹤白云之乡。

    武汉地区的考古发现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8000年至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其考古发现有东湖放鹰台遗址的含有稻壳的红烧土、石斧、石锛以及鱼叉。市郊黄陂境内的张西湾古城遗址为4300年前古人类生活的重要遗存。盘龙城遗址是距今约3500年前的商朝方国宫城。春秋战国时期，武汉属楚国管辖。

    武汉地方建制始于西汉，为江夏郡沙羡县地。东汉末年，在今汉阳先后兴建却月城和鲁山城，在今武昌蛇山兴建夏口城。时荆州牧刘表派黄祖为江夏太守，将郡治设在位于今汉阳龟山的“却月城”中，“却月城”遂成为武汉市区内已知的最早城堡。吴黄武二年（223年），东吴孙权在武昌蛇山修筑夏口城，同时在城内的黄鹄矶上修筑瞭望塔，取名黄鹤楼。南朝时，夏口扩建为郢州，成为郢州的治所。

    隋朝置江夏县和汉阳县，分别以武昌、汉阳为治所。唐时江夏（武昌）和汉阳分别升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成为长江沿岸的商业重镇。江城之称亦始于隋唐。唐朝诗人李白曾在此写下“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因此武汉自古又称江城。此后经宋以迄明、清，均为历代州府治所。

    武汉人杰地灵，武昌起义推翻了腐败的满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武汉有几家老字号餐饮店，其中“豆皮饮食店”就是其中之一。

    曾云鹤，汉阳永安堡九真山义田湾人。因家贫，为生计1905年来汉口谋生。二十世纪初前，他初到汉口时，因无门路、又无本钱“拜码头”，被迫流落街头偷寻“野活”，曾在大智门火车站附近扛“野活”，幸而被一家蜜饯作坊管家收留打工。

    这家“蜜饯作坊”制作京果、麻糖、糖莲子、糖花生和其它蜜饯果脯。他承担的全是繁重的力气活：推磨、劈柴、踩兑窝，挑担、拉车……如此种种。但从此他在汉口立住了脚，收留他的这位作坊管家在他的回忆中被视作恩人。

    那个年头的蜜饯生意特别好做，据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张之洞大人喜吃甜食，于是，各级官员也连忙学着吃，或者装作很喜欢吃。他们彼此走动、登门送见面礼时，几盒甜食是拿得出手又大方的。另一个背后的原因是：沾了鸦片烟火兴旺的光，据说人抽了鸦片后会特别想来点甜食。

    时值京汉铁路通车，作坊懂得经常利用单帮客，将他们从北方采购、被汉口市场视为中高档的蜜饯，像杏脯、蜜枣、蜜桃、山楂糕之类收购来，同样以自己的招牌，加价出售。于是他经常被派去拉货。

    蜜饯作坊老板算盘很精，除了年节，大多数季节都是走另外的、逃掉“关银”税收的路线。况且，大多时候采购蜜饯数量有限，品种却多，要想最合算，就靠客车上的茶房、列车员等“单帮客”夹带私运。这不仅灵活适用，可随意选购，还不承担资金投入风险，更逃掉了运费和税收，成本当然低多了。不过，说是量不大，也经常不下一次一两百斤。管家于是常带他去用独轮车拖回。

    北方从铁路运来的货、按规矩是在大智门火车站和循礼门（那时还没建车站，只有简易的货站）提货的。不过，与跑单帮的交接地方当然不会堂而皇之在车站了，多半是去到华景街一个小四合院内，见不见得人，大家都心照不宣。

    那家四合院门口边上有一个小小的清茶馆，临街一面无门无窗亦无墙，活脱一个舞台般大敞大开。最公开的地方最能安全地进行隐秘之事，既可等候和休息，也可在这里讨价还价。有些还没跑出路子的单帮客，也被熟人介绍到这里来找下家出手。买卖两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顺便谈好下一笔生意（是极松散的口头承诺，除非做熟的买卖双方，一般都不会太认真）。

    开茶馆的当然不是简单的人，据说是有名的潘义大爷的本钱。他就是后来的洪帮巨头周汉卿的前辈。不过，在清末，帮会是被禁止的，因为历史上的帮会起源于反清复明的志士，以后逐渐成为了民间帮会（很多是黑帮）势力。所以说潘义身份没公开，但谁都知道是百姓惹不起、衙门也让几分的黑道头目。

    华景街位置在德租界和铁路之间，是黄陂、孝感农民进汉口的必经大路之一，也就成了大量流民们的栖住之地。既有了人，有了劳力和吃饭的嘴，便有商人来此发财。特别是德租界设立十年来，商贩和工匠更是顺着黄孝河乘船，接踵而来。于是，越靠近德租界边上富人房子越多，越往铁路走，则都是布满穷人的窝棚。直到富商陈景堂出钱修了一条街的砖房，才有了条称得上“街”的华景街。但市民印象中，华景街当年的概念范围却大得多，将这周围一片的低档的居民区都算进去了，活脱是独立于“夏口四坊”外的华界飞地。与德租界的分界线叫汉景街。也是现今中山大道的一段。

    私下交易的四合院当然不止他知道的那一个。那里也常进行销赃之类的黑市买卖。那年头主要是偷卖盗窃的物品，倒很少听说是为贪污受贿销赃。

    清末，华景街一带治安几乎处于三不管状态，流氓成群，偷盗成风。一旦地盘上有什么事非要裁决不可时，没人会去找官府：明的可找陈老板主持公道，暗里靠潘大爷的秘密山堂判定生死输赢。

    但如遇与外国流氓（据父辈说“酒鬼、水手……相当多”）发生纠纷，最好远离租界，否则洋人（甚至有洋巡捕）越界助势，就凶多吉少了！

    曾云鹤生来嫉恶如仇，加之又从小练有武功，他来汉口后大小斗殴没少发生过。不过多出于自保、脱身。他在循礼门有过一次（以后影响他多年的）打抱不平。以后，他倒也是“忍不住”过多次。

    大约在1906年冬天，爷爷在华景街被迫介入了一场打抱不平的斗殴。

    那天，从德租界方向怒冲冲来了几个人，发狂地殴打几个在茶馆的街边卖水果和修鞋的小贩，把人打到地上抱着头了，还不松手。圈外看热闹的若嘀咕一下，他们便不分青红皂白地见人就打上去。他本想推车离开的，没想他们竟不分青红皂白挥拳向他这个臭苦力打来。这下惹毛他了，他于是出手了，形势顿转，几下就打得那帮人抱头鼠窜。几个穷朋友感谢他出手相助，算是认识了。这伙人里头有杨庆山和丁竹卿。

    一年多后，他被朋友介绍到法租界当了茶房。

    茶园大约在现在天声街一带，当时被称为“沙坡”。应该是法租界的边缘区了。那一大片在汉口城堡之外，当年都被泛称作如寿里。据记载，1902年，法国人看好正在修建的京汉铁路，以“援例英租界”为由“展界”，强行扩占了300多亩为租界新地盘，如寿里便包括在内。

    一天下午，他在路上走，竟有人从后面追上来喊他“拐子”（汉口土掉渣方言：大哥），他扭头一看，竟然是华景街的那位臭皮匠杨山。当下两个相认了。杨山是黄陂人，在华景街皮匠活做不下去了，幸好现投拜到文大爷，在大智门车站领几个扁担们扛活，算有口稳饭吃了。他说他心里很佩服像他这样的好汉。后来杨山还特地将丁竹也带到茶园来找过我爷爷。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他们结拜了兄弟。

    丁竹是汉阳人，与他算是老乡，后来与他合办旅馆。

    这期间他在生死好友杨兴汉l的介绍下加入了洪帮。

    武汉的洪帮（汉流）一度是下等穷人在江湖的一个依靠。帮会的下级会员（俗称“草鞋”）加入洪门往往各怀各的目的：有的为得到貧、病、死、喪的扶持，有的为求可以避免帮会对自己的盘剥和压制。不过从一些记载可以看到，洪帮原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结社，在清末，已成为革命党重要的外围力量。

    帮会分为“清水”和“浑水”。像他加入的就属“清水”：讲究江湖道义，不偷不抢，不取不义之财，成员主要是有从富商到做活吃粮的工人、扁担、小贩、手艺人等。而浑水则是那些抓拿吃骗、恃强凌弱、胡作非为、以暴力行走江湖的人。

    他刚入会时，大约有二十来个新会员一起，在德法租界交界的一所偏僻的三合院内，将客厅充作“哑巴窑子”，宣誓成为了帮会的下级会员（俗称“草鞋”），属“通”字辈。尽管这些人加入洪门各怀各的目的，但此刻全都歃血宣誓傾覆满清政府。已大大简化的仪式花了差不多四个时辰才完成。每人领到了一张称为“腰平”的会員证书（他们下级会员的又俗称之为“八卦”或“八角招牌”）。每人还得到指令，回去后须私下将会规和切口（暗语）都背熟。

    杨兴是汉口码头公认的一条好汉，与革命志士梁钟汉兄弟走得很近。为人豪爽侠义。他也是黄陂人，住集家嘴（后曾任精武会武术教练，他的大名想必很多汉口老人都听说过）。他曾对他笑说，他的名字大逆不道，有“兴汉灭清”之忌嫌，不过没有人公开质疑过他，也没人去告官。杨兴私下确实是为反清革命党人服务的，也曾安排他跑腿传信。他当时哪懂革命道理，他仅是为了行走江湖讨生活方便，认为接受帮会安排帮忙做点事也是天经地义的。

    后来曾云鹤得罪茶房头失业，被杨兴介绍到熊家巷码头附近的前花楼（黄陂街），进了一家兼备茶馆旅店的客栈当茶房。

    四官殿一带的茶馆是码头脚夫、箩夫、扁担、车夫们和过往轮船的船员们积聚的地方。那些下层苦力、破产农民、无业流氓也成了黑社会的成员，分属于各个“山头”。这期间祖父接触了大量“最下等人”，也同时接待着各色把头、警员、地痞、流氓，相当进了底层社会和帮会的速成学校。见识了形形色色的黑话、手势、作派、茶碗阵等花样，目睹过贩卖人口、烟土的黑市交易，还不止一次见到让他都吓得不知所措的斗狠、群殴、械斗、报复、甚至仇杀。他的性格开始收敛，言行处事变得谨慎，慢慢对整个社会变得忍从。

    后来，在杨兴的帮助下，祖父上轮船当了茶房，随船行走了上海和江浙。

    他随船最后一次返回汉口，是在辛亥革命爆发两周后，汉口已成了一片火海。他下船就听说了：铁路装卸工杨庆山率领华景街的民众义勇军，纵火烧毁了清军铁路线上的辎重。

    1929年，曾云鹤在武汉汉口开了一家“豆皮饮食店”的小店，由于经营得法，生意兴隆，店面很快扩大。1938年，小日本来了，曾云鹤被迫关店举家逃难重庆。1946年，回到武汉的曾云鹤再次租赁更大门面，开了“江城豆皮大酒楼”。他重金聘请擅长做豆皮的高安师傅，并隆重推出“三鲜豆皮”，一时间，顾客如云。于是，曾云鹤出资100块大样安装了武汉餐饮酒楼的第一个大型霓虹灯招牌，当时，闪亮的“豆皮大王”四个大字亮瞎很多人的眼睛。1953年，曾云鹤和子女们把这家酒楼裸捐给国家，自此，这家酒楼成为武汉第一家国有餐厅。1958年，伟人第一次次到这家酒楼分店品尝“三鲜豆皮”，当时的”豆皮二王”曾亲自下厨为伟人摊豆皮，九月份，伟人再次来到老通城吃豆皮，并意犹未尽地说到：“豆皮是湖北风味，要保持下去”！此后，伟人还邀请豆皮大王高先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