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四九章 李恪的机会
谢昭着急忙慌的走了，带着老婆孩子狗子。
留下李恪一人，直面岭南群雄。
群雄之首，狡诈如狐的冯盎，就是他的主要对手。
当然，谢昭还是很靠谱的，具体如何操作，都已经留了教程，做了一个三年规划。
银行要率先筹建，只要运作起来，李恪就不会缺钱。
然后就是与岭南合作的各种生意，比如果干、蔗糖、稻米。
这些都是长久的生意，必须慢慢去做。
技术谢昭也流留了下来，至于如何把控，那就是李恪的事情了。
李恪生平第一次掌握如此大的权力，说是战战兢兢也不为过。
但是他却并不害怕，因为这是一个机会，证明自己的机会。
谁不想做出一番成就来呢？
皇家养皇子，如同养猪，为的就是让皇子们不要有别的想法。
安安心心吃吃喝喝，一直到老死就行了。
李恪不想当猪，他想堂堂正正的做人。
他要证明自己。
而留在岭南，就是他最大的机会。
谢昭留下的计划中，有筑城，有建造基地，有打造船厂，有建造学堂，有修路，有兴水利。
林林总总，不下数十年。
在李恪看来，每一件都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银行与基地。
银行可以聚拢钱财，让岭南融入大唐，更方便交易。
船厂是老师寄予厚望的，这件事必须得做成，甚至还很迫切。
至于学堂，反正这边的猴子都数百年不识字了，晚个几年无伤大雅。
冯盎不这么看，他最看重的，还是怎么挣钱。
在他看来，修路与岭南物产的出路，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船厂也同样重要，有了船厂，可以走海运，从长江走运河，直接把货物运到长安。
这样节省人力物力，绝对是首选。
“殿下，臣以为，还是要先修路为好。”
李恪点头，道：“修路与筹建银行并不相悖，资金不够，可以从银行借贷，这在长安已经有了成熟的案例，想来冯公也是知晓的。”
冯盎笑道：“长安至洛阳的直道，如今已经传遍天下，各地都想修直道，直通长安，臣怎能不知道呢？”
李恪矜持一笑，道：“老师说，要想富，先修路！修路势在必行，只不过岭南地形错综复杂，还是需要谨慎一点，先修几条直道，链接各州，然后再修小道，链接乡村城镇，才是正办。
老师临走之时告诉某，修路这件事，耗时日久，非一蹴而就，可能要耗费数年乃至数十年，不可操之过急。”
冯盎松了一口气，他也知道修路不容易，就算是有传说中的修路神器“水泥”，也不可能一下子把岭南的路全数修好，他要的只是一个态度。
李恪的身份无疑是尊贵的，冯盎虽然跟谢昭说，要唯李恪马首是瞻，但也只是说说而已，他不可能真的事事听从李恪的。
岭南行事，自有岭南的方法，长安那一套，在岭南行不通的。
李恪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并没有跟冯盎争辩什么。
冯盎离去之时，看了看李恪身边的两个护卫。
这两个护卫一模一样，没有半分差别。
同样的装束，同样的发型，同样身高，甚至连瞳孔都一般无二。
他们腰间挎着横刀，气势引而不发。
若是不刻意看，几乎注意不到他们。
这才是冯盎最为忌惮之处，这两个护卫，毫无疑问是高手中的高手。
尤其是他们双眸之中，几乎没有半分人类该有的情感，冰冷无情。
冯盎毫不怀疑他们的战力，因为谢昭离去之时，没有留下什么护卫，只有这两人而已。
这说明，谢昭确信，这两人能护住李恪。
当然，冯盎觉得，若是出动大军围杀，李恪必死无疑。
但是那样做的话，就是造反了。
他可没心思造反，安安心心的做自己的国公不好吗？
冯盎离去，李恪打开一个小盒子，盒子里面有三个锦囊，他拿起编号为一的锦囊，徐徐展开。
“岭南之南，有占城、真腊，气候暖热，无霜雪，常如四五月之味。草木常靑，山产乌木、伽蓝香、观音竹、降真香。乌木甚润黑，绝胜他国出者。伽篮香惟此国一大山出产，天下再无出处，其价甚贵，以银对换。观音竹如细藤棍样，长一丈七八尺，如铁之黑，每一寸有二三节，他所不出。犀牛象牙甚广，船队成日，可取之。
占城、真腊有稻，一年三熟，其民懒惰，男子终日不事劳作，女子却辛苦劳作挣钱，养活家口。
贞观二年，取丝绸、茶叶、瓷器，可去占城、真腊，换取粮食，多多益善。
此事务必谨记，切记切记！”
李恪深吸了一口气，他虽然不知道老师为何让自己拿东西去换粮食，但是老师这么做，肯定是有深意的。
大唐不缺粮食，这些年年年大熟。
但是李恪知道，年年大熟，只是填饱了世家大族的胃口，他们家里的粮食堆积如山，宁愿烂在仓库里，也不愿意拿出去贱卖了。
而普通百姓，日子并不好过。
由于隋末的引起的多年政治动乱，使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
故于武德年间开始，继续推行均田制。不仅促进了荒地开辟，增加了耕地面积，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土地占有情况，缓解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矛盾，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均田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土地占有上存在的贫富不均的状况。而且，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
一个一品官吏按规定可占60顷的永业田，12顷职分田和一定数量的公麻田，三者相加，最少也有七八十顷。
而一名成年男子却最多只能占田一顷，他们之间相差达七八十倍。
这说明大唐的均田制也和北朝、隋朝的田制并无二致，它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行平均地权，反而保护了官僚地主对土地占有的绝对优势，而占有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一般百姓却只能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一二十。
均田制还规定：家贫无力丧葬者可卖永业田；“卖充宅及碾硙、邸店之类”，可卖口分田；狭乡迁往宽乡者，永业田和口分田均可出卖；官吏的赐田、勋官的永业田等，“亦并听卖”。
所有这些，都比前代均田令中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更加松弛，这就更加助长了僧俗地主和贵族官僚对土地的兼并欲望，同时，也给均田制的破坏埋下了潜在的祸根。
从均田制的实施情况来看，广大百姓占田不足的现象十分严重和普遍。
李恪在关中调研时，就发现老百姓中丁男的受田仅有“三十亩”。其他地区百姓受田的数量更少，有人曾对已发现的敦煌户籍残卷中尚未残缺的55户受田者的受田情形作过统计，其中两户老男不课户，完全没有受田。
有些地方的“百姓之田”，每户才仅有“十亩、五亩”。
这说明，从均田制颁布之初唐朝政府用来“授受”的均田仅仅是一些“荒闲无主之田”和“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的“墟宅桑榆”而已，“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
李恪知道，老师早就开始预备解决土地兼并这件事了，所以要开发江南，要着眼海外。
只有把蛋糕做大了，他们才不会把眼睛钉在土地上，到时候操作起来就简单了许多。
而自己，就是老师的一把刀，一把砍向土地兼并的神器。
只要自己在岭南把事情做成了，再往后，一切都会顺利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