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帝国危机

    第二章帝国危机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三国混战时代结束后，休养生息成为西晋帝国的主题。

    司马炎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在全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视生产，鼓励垦荒，劝课农桑，兴修水利，逐步使国家走上了发展的道路，百姓暂时摆脱了战乱之苦。

    从280年至289年的十年间内，西晋沃野千里，牛马遍野，家给人足，民和俗静，出现了四海平一、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史称“太康盛世”。

    之所以称“太康盛世”，是因为司马炎于280年4月由泰始改元太康。当年曹魏的少年热血皇帝曹髦，以夏少康自许，期望出现“少康中兴”一样的盛世，结果被司马氏宰掉，而在司马氏的统治下反而出现了“太康盛世”，令人唏嘘。同时又说明，在地大物博、人民勤俭的神州，只要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也一定差不了，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

    最明显的是人口的增长。263年邓艾兵临成都城下、刘禅投降时，蜀汉提交的户口账册显示，蜀汉全国共28万户，94万人。其中军队10万2千人，官吏4万人。6个人就有一个吃皇粮。再扣除老年人和孩子，3个劳动力就得养1个吃财政饭的，难怪刘阿斗投降的这么坚决，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战争给国家经济造成的压力有多大，可以问问当今的普大帝。其余两国,也好不到哪里去，据考证，三国末年，吴国人口230万余，魏国443万余，这样，三国共计767万余口。

    767万人口是个什么概念？

    笔者所在的青岛市，现常住人口已近千万，也就是说，三国末年的总人口，比现在青岛市的人口还少数百万。

    战乱猛于虎也！

    西晋初年的人口，则达到了1600余万，增长了一倍多。只要经济活跃，国强民富，即使没有三胎政策，人口也能有序增长。

    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预示着一个自汉以来的强大帝国，将诞生在九州大地。

    会么？

    某日，一个中年官员低着头从首都洛阳皇宫里出来，眉头紧锁，神情抑郁，边走边若有所思，不小心碰到了宫门外设置的铜驼。此人摇了摇头，指着铜驼叹息：总有一天，我会看到你们卧伏在荆棘中。

    此人名索靖，字幼安，敦煌人，出自官宦世家，年少时即有逸群之量，才艺过人，驰名海内，当过地方官雁门太守、酒泉太守，也以荡寇将军之职带兵打过仗，还当过皇帝秘书驸马都尉、尚书郎、散旗常侍，与同乡汜衷、张甝、索紾、索永并称“敦煌五龙”。

    索靖还出自书法世家，其奶奶的弟弟，即是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并称书中四贤的“草书之祖”张芝。索靖的草书深得张芝之法，其书“遒劲而峻险。遒劲处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峻险处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梁武帝萧衍语）。“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询平生最重法度，不肯轻易推许古人，一次，路过索靖书写的碑石后，竟卧于碑下，朝夕摩掌，如痴如醉，不忍离去。

    工作履历丰富的人，往往看问题更有深度。对落笔去向斟酌得当的人，往往目光更精准。偏偏，索靖这两项都占了。他的这一番话，也为后世创设了一个成语--“铜驼荆棘”。

    皇宫外的铜驼，将窝伏在一片荆棘中，排除迁都的可能，自然是指国土沦陷后残破的景象。索靖最终也死于自己预言的这种乱世，后叙。

    明明是“太康盛世”，却说如此丧气之话，索靖是仕途不顺发牢骚吗？显然不是，因为，他敏锐的看到，西晋帝国在繁荣的表象下，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一、西晋帝国始终代表着宗室、世家大族的根本利益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对曹魏覆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结论比较喜人--曹魏宗室诸王力量过于弱小，才使得司马家族能取而代之。为不重蹈覆辙，得着手改革分封制，加强司马宗室的力量。

    司马炎将其祖司马懿以下宗室子弟均封为王，又不断削弱地方势力，下令“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这是不仅裁撤了地方军队，连武将的编制都缩编了。一个小郡编制50个排长，能有多少军队？诸王一旦起兵，地方兵如何抵抗？

    之后，分封制虽几经改革，但宗室的力量一直在膨胀。司马炎显然忘记了，西汉时有个重大政治事件叫--“七国之乱”。

    在官吏使用和任命上，西晋帝国的官二代官三代官n代们形成了士族门阀制度，士族势力之强大，皇权都不敢轻易开罪。

    何为士族门阀制度？

    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门外，一般都有两根柱子，左边一根称为“阀”，右边一根城为“阅”，干什么用的呢？

    贴告示用的。但不是贴招领启示之类的告示，而是专门张贴功状的，譬如，这家出了多少个正部级、副部级干部，皇帝给了这家什么什么荣誉等，用来炫耀的。因此，后人就把世代为官的人家称为世族门阀、士族。

    中国自古至今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一直在变化当中。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中国古代的选人用人。

    “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印度电影《流浪者》。当然，这里的法官是指国外的大法官，像笔者这样的小法官，只能称为“司法民工”，用司法为民众工作的人，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就是为社会做贡献，其他不敢多想，也不能多想。

    西周时，按周礼治国。周天子分封天下，社会各阶级分明。你是什么出身，你的儿孙的出身也就是什么，基本不变。由此，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士分级负责管理，各阶层依照血缘世袭。

    到了东周，诸侯权力增大，中央控制力逐渐衰弱，各诸侯国的国君自己出钱养了一批“客卿”、“食客”等国家正式公务员编制之外的各色人材，为自己服务。

    战国时，秦通过商鞅变法，确立了“军功爵制”。奴隶、士兵、临时工，只要能立战功，统统能改变身份，直接入国家公务员编制，无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般的考申论、行政职业能力测试。

    宇宙的尽头不是铁岭，而是铁饭碗。不孝有三，无编为大。编制的感召力是无穷的，“军功爵制”造就了一帮打仗不要命的二杆子。这种重赏之下必有不要命二杆子的执政理念，使秦最终灭掉了“喊赵薇去演戏”（韩赵魏楚燕齐）六雄，统一了天下。这，也算是人才激励机制的一个成功的典范。

    两汉时期，封建制度逐渐完备，如何选拔任用人才，统治者颇费了一番心机。起先采取的是察举、征辟的办法。西汉时由于崇儒学，故官僚多以儒学经术起家，讲学授徒，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其子孙后代承家学，继续做官。

    中国第一批豪门贵族起源于何时？

    东汉。

    东汉建立者刘秀，建国后大封功臣，即所谓的“云台二十八将”，造就了第一批贵族豪门，到东汉中叶时，逐渐形成了世代为官的大姓豪门士族。

    任何一项制度，初衷无论多好，成效无论多棒，施行中若不加修补完善，最终会变味。到东汉后期，察举征辟制度也逐渐曝露出弊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民谣，即是明证。

    三国魏初，魏文帝曹丕为了抑制浮华朋党之弊，同时又为了拉拢士族，对官吏选拔制度进行了改革。

    九品中正制。

    所谓中正，即是有名望的推荐官，人才的等级由他们评定。

    曹魏政权在州、郡设置中正，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并规定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担任。毕竟，本地人更了解当地民情。

    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中正评议，具体操作规范是：

    1、先评“家世”。即评家庭出身，看每人老爸、爷爷姓甚名谁、官爵等级，有没有li刚、又又江，本人直系亲属包括姻亲的官爵大小等，明目张胆的先“拼爹”。

    2、再评“状”。即对本人道德状况、才能学识的概括性评语。

    3、然后综合打分，估计得把“家世”和“状”两项得分加权平均，以此来评定品级。将人物等级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

    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二品实为最高品。但这九品并不是当时官阶的九品，只是作为推荐任命官员的重要的参考，也几乎是唯一的参考。

    九品评定完后，将评定结果报送司徒府复核批准，再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

    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曹魏政权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如定品违法，政府要追查其责任。即，通过立法确定，被评者如果对被评结果不服，不得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只能通过内部行政处理的方式解决。

    这点类似于当今我国法律规定，公务员如果对人事争议问题不服，不可申请劳动仲裁，也不可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只能通过向政府内设的人事争议处理机构申诉解决。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运转还算正常，为国家选拔了不少治国良材。

    然而，如前所言，任何一项制度，初衷无论多好，成效无论多棒，施行中若不加修补完善，最终会变味。随着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其弊端也开始慢慢显露。

    由于充当中正者一般都是二品，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世族门阀，同时二品又有参与推举中正之权，时间一长，门阀世族就几乎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

    在中正评议过程中，道德、才能标准逐渐被忽略，家世则几乎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可见，推荐制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在中国就是用着用着就走味的制度，它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推荐者的品行。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一旦推荐者本人从“中正”变成“偏歪”，那么选拔人才也就会变成选拔人渣。

    士族门阀制度对政治的危害，早在曹魏时期统治者就已产生警觉。曹操杀杨修只因为他老自作聪明？曹操杀孔融只因为他妄议时政不听指挥？图样图森破。杨修，可不是课本里的那个书呆子，其出自著名的士族高门弘农华阴杨氏，爷爷杨赐、老爸杨彪都是帝国军队的总参谋长（太尉），自己本人也是国务院秘书长（丞相府主簿）。孔融更是有孔圣人二十世孙的光环加持。二人被处决，根本原因是曹操对门阀政治势力的打压。

    司马炎也不是傻瓜，士族门阀制度对政治的危害，他也慢慢察觉到了，如何减少危害？下诏征用寒族吧。

    司马炎几次下诏征用寒族，力图改变寒门下品升迁无路的状况，从而加强中央皇权对官员选拔的干预。但，太晚了。

    “国民党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蒋中正。

    士族大家们在官场已犹如老树盘根，现实不是下几次诏就能轻易扭转的。

    政治经济势力不断上升的世家大族，终于形成为势力强盛的特权阶层，士族门阀制度因而确立。

    士族门阀制度对高层政治的垄断的状况持续了几百年，直到隋朝创立科举制度公平选拔人才，才被逐渐打破，武则天更是对士族予以了无情的打压和打击，开通了寒门的上升通道。百家讲坛的纪连海老师力挺科举制度，我亦力挺。

    门阀士族拥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社会生活方面与寒门保持着严格界限，不联姻，甚至不愿共乘车、共坐。

    被高门压抑的中下级士族和寒门人士，自感升迁无望。出路？投奔司马宗室诸王公、外戚，有些人，甚至直接投奔了少数民族的豪酋，力图突破门阀限制，取得富贵，实现阶级跨越。

    而西晋司马宗室的封王们，则结纳封国内的士族，同时利用寒族急切提升社会地位的心理，引用寒族人士，并凭借其王国军队争取自己的利益，逐渐形成一个个与中央政权相背离的政治集团。

    别人强干弱枝，你强枝弱干。西晋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越来越虚弱。

    二、西晋帝国始终代表了荒淫奢侈的前进方向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三国混战时代结束后，西晋帝国的社会各阶级，由极度焦虑、惶恐的状态，转为极度放松。

    当过完长期的颠沛流离、刀头舔血的苦日子，休养生息成为主题时，战乱时代受压抑的享乐思想，如被极度压缩的弹簧般瞬间反弹、迸发。

    一个人越是压抑自己的真实欲望，那些被压抑的欲望都会存储在自己的潜意识里，总有一天会强力回弹。

    譬如，家庭贫困，靠勤工俭学和助学贷款读完大学的学生们，毕业找到工作后，往往“月光族”居多。上数三代都是农民的国人在境外旅游时，爆发出的惊人的购买欲望和购买力，同样也令老外目瞪狗呆。

    战战兢兢篡完权，如履薄冰完成天下一统的晋武帝司马炎，在骄奢淫逸方面，更是一马当先。

    古代灭掉一国，统治者第一要务，应该是统计户口、清点钱粮、澄清吏治和恢复社会治安。西晋大军征服吴国后,司马炎的第一要务是什么？

    搜罗美女。我们家族司马家当了数百年的忍者神龟，不就是为了登上至尊这一刻吗？登上至尊之位我还隐忍，那我还折腾个什么劲？司马炎丢掉了隐忍的家训，开始放飞自我。

    江南果然盛产美女，一搜搜了近一万。43岁的老马真是：老当益壮，不移白首之心；富而益坚，不坠青春之志。然而，宫女太多,应接不暇,每晚去哪个美女处睡觉？司马炎得了选择困难症。

    在投皇帝之所好、从根儿上关心领导方面，谁称第一？当然是自己没根儿的太监。

    一个宦官（“太监”一词的而出现是隋唐以后的事）建议司马炎，每日散朝后乘着羊拉的车,遍游宫苑,羊车停在哪个宫门口,就与那位宫女“一夜春宵”。

    真堪称金点子猴宝。

    一万名美女屯在皇宫，争取被睡权堪称一部升级版的甄嬛传。关键时刻，知识起了作用。一个宫女为了能早日肉搏司马炎,想出一招。

    在门窗上插上竹叶,地上洒上盐水。羊喜吃竹叶食盐,走到此门口自然停下来一饱口福，宫女遂出迎御驾……

    此宫女若在当今，985大学生物系随便选。

    国人不一定都有发明创新的能力，但模仿能力、跟风能力、山寨能力却往往无师自具。其他也想肉搏皇帝的宫女，没几天就摸清了那个动物学专家宫女的路数,于是，西晋后宫户户插竹叶,处处洒盐。

    后宫自此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晋后宫+晋动物研究所。

    皇帝如此，西晋的官僚队伍也淫字当头、不甘落后，纷纷向荒淫奢侈的皇帝学习。太尉何曾一日餐费至少要花费一万钱,还抱怨真真不让吃饭了。

    而以当时的购买力,一万钱大约相当于一千个平民百姓一个月的伙食费。

    司马炎每次举办宫廷盛宴，请大臣们打牙祭，何曾都不食用御厨们烹制的饭，认为不如自己家做的。司马炎也不恼怒，特许他自带酒水菜肴。这点，倒是比当下某些酒店格局大多了。

    何曾的儿子何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每日的伙食费是其父的两倍！至于石崇与司马炎舅舅王恺斗富的故事，在中国已家喻户晓，不再提。

    三、西晋帝国始终代表了浮华萎靡文化的至高水平

    1二混子躺平哲学的抬头

    东汉末年到西晋这几十年，人们突然发现，周围人的思想和言行突然就不一样了，也就是，中国主体文化思想突然发生了一场划时代的巨变。

    之前大家都信奉什么？

    公元前134年，儒家的董仲舒向西汉朝廷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刘彻考虑后，认为此时的儒家学说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神化了专制王权，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于是下诏准许。

    自此，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百家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此后汉朝士人，皆以尽忠于皇帝、朝廷为理想品格。而到东汉末年，一个鸿儒的死，却直接导致了儒学的衰败，甚至可以说是衰亡。

    此人叫杨震，东汉汉安帝时的司徒、太尉，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南)人。弘农华阴杨氏，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豪门大家之一。说起杨震的祖上，则不得不提到西楚霸王项羽。

    《史记》记载：当年“汉太祖高皇帝”（司马迁称其为“汉高祖”不当，真正的“汉高祖”另有其人，后文有解释）刘邦，派千余人马追项羽至乌江岸边，堂堂西楚霸王，如今身边只剩28骑追随。项羽为证明是天亡他而非战之过，就把28骑分为四队，与汉追兵做了个pk演示。

    项羽自己挺戟连挑几员汉将。此时，汉军中一个小军官郎中骑都尉，想从后面偷袭。

    郎中骑都尉是个什么样的官呢？其具体职责就是管理宫廷车骑门户和宫中夜间安全，说通俗点就是皇宫的物业管理经理，或者说是保安队长。

    保安干个维持售楼处秩序、保护沙盘、殴打上访百姓之类的活儿还行，而想干取西楚霸王首级的活儿，难度就大了些。

    果然，项羽回头嗷的一嗓子，此保安就吓丢了魂（人马惧惊），向后退去数里。

    项羽突围到乌江边时，因无颜渡江见江东父老而自戕。追过来的汉军，争相上前抢夺项羽的尸体，都想取得物证，回去立功。

    由于人多尸少（就一个），五个带队军官便将项羽肢解，每人分了一块。那个被项羽喝退的皇宫保安队长就是五人之一，拿到了西楚霸王的半块屁股带大腿。回到汉营后，刘邦说五人追杀项羽有功，各自封侯。

    这五个人运气实在好，其实是人家老项自己抹的脖子，他们只不过是干了个分尸的活，却碰到了个大方的老板刘邦，就都给封侯了。再看看西汉初期元老群的出身：萧何、曹参是基层股级干部，陈平是布衣，周勃是个编织养蚕器具的，偶尔在别人丧礼上当个吹箫演奏家挣个三瓜俩枣的，樊哙是个杀狗的，灌婴是个卖丝的小商贩，最后全部封侯拜相。也难怪刘邦脸皮厚过城墙，胆子大到吞天，号称流氓皇帝，可还是有一帮子人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因为，他舍得。

    建议“舍得酒业”用刘邦来做形象代言人。相比之下，英明神武的西汉飞将军李广碰上了小气的汉武帝，只落得了个“李广难封”的哀叹。

    这说明，干工作：一是干得再多再苦也没用，得专拣有亮点的干才行。二是跟对人，跟着苍蝇找厕所，跟着蜜蜂找花朵，跟着千万赚百万，跟着乞丐学要饭。跟就跟有利益时能为你力争、关键时刻舍得给你的人。石子是废物、砂子是废物、水泥也是废物烧出来的，但混在一起就是精品混凝土，可见废不废物不重要，跟谁混很重要。

    这个干了亮点工作、跟对了混的老板的保安队长叫杨喜，杨队长以半块屁股带大腿获封赤泉侯，封地在今河南省南阳一带，也许这就是“抱大腿”的来历吧。

    杨喜的三世孙，是西汉宰相杨敞，杨敞的夫人，是大名鼎鼎的“太史公”司马迁的女儿。当然，这个女儿，是太史公未被汉武帝割掉男人身上最重要的那块肉之前生的。

    杨震，就是杨喜的八世孙。弘农华阴杨氏此后一直是名门望族，后世最有名的男人叫杨坚，隋文帝。最有名的女人，则是武杨氏。武杨氏成名倒不是因为她自己，而是因为她的女儿--武曌，没错，就是则天大圣皇帝，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宗的女皇帝。

    再说杨震之死对儒学衰败的影响。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深受儒学忠君爱国思想影响的士人们痛心疾首，纷纷进谏，上书陈词，然而都遭受打击。

    汉安帝宠信其奶妈王圣，王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骄横放纵，女儿伯荣也经常出入禁宫，卖官鬻爵。

    司徒杨震一代鸿儒，儒生忠君爱国的劲头一上来，数次上疏要求维护朝纲，均未能奏效。反而由此遭受奸佞陷害，被遣归乡里，在半路又被逼服毒自杀。

    奸佞们在陕县截住了杨震的灵车，不准运回本籍，并将灵枢露停道旁，一任日晒雨淋。

    杨震的几个儿子也遭受迫害罚做苦役，被“封赏”为光荣的邮递员，而且还是没事业编制的劳务派遣制，代替正式邮递员（驿卒）往来送信。

    鸿儒杨震之死，深深震动了士大夫们，广大百姓也无不为之垂泪（道路皆为陨涕）。

    此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这对以儒家忠君爱国、维护朝纲为美好理想的儒家士人们来说，无疑是极大地挫伤。

    一个不良的职场，大抵是由四类人构成的，那就是骗子、傻子、疯子和混子。大骗子负责画大饼做动员，傻子们在大饼的诱惑下拼命干，部分运气好的最终有了做大骗子的资格。小骗子则欺上瞒下，做的少说的多，干活时不见，受奖提拔时少不了。而大部分傻子则一直埋头疯干，晋升时看不见，背锅时总出现。看破局的人则提前躺平成了混子。在东汉末年的这种不良职场，越来越多的疯子、傻子渐渐的看破了局，想躺平做个优雅的混子。

    于是，以忠君爱国为主体思想的统治中国思想界近四百年的正统儒家名教之学，开始逐渐失去魅力。

    以上说的是正统儒学是怎么没的，那么新的处世哲学会是怎么生的呢？我们一起来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统治阶级宣扬的以忠君爱国为主体的哲学思想逐渐失去魅力，而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再加上瘟疫流行，人口大幅度减少，人们见惯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思想上承受了无数次的暴击和痛苦，什么样的处世哲学会更受欢迎呢？

    那一定是，二混子看破红尘躺平哲学，怎么舒服怎么活，爱咋咋地。

    东汉末年的中国，就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时天下大乱，三国混战至晋。乱世之下，统治中国思想界近四百年的正统儒家名教之学，开始逐渐失去魅力。同时，长期的战乱，加上瘟疫，如建安二十二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大瘟疫，上层人士建安七子都挂了5个差点遭受团灭，“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曹植），医学专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也不过就如当今的专家一样让你多吃几板儿莲花清瘟，东汉末年人口直接减少了百分之六七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魏晋时代的人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

    自然状态下，人的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而生命的宽度却是可以拓展的，怎么拓展呢？躺平混世。世间有这样的思想指导哲学吗？有，热乎乎刚出炉，现成的，还是本地产的。

    “自然”﹑“无为”，我们本乡本土的道家思想、黄老之学。二混子躺平思想依附上了成型的理论支撑，自此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魏晋玄学应运而生。

    时至今日，后人还在津津乐道魏晋风度，在他们看来，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魏晋风度的指导思想是玄学。“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意思是“道”幽深微妙。魏晋玄学以《老子》、《庄子》和《周易》研究对象，并称三玄。在玄学的思想指导下，西晋帝国士人皆越名教，任自然，放达无羁。

    如果说，牛顿用他晚年的行为表明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哲学，那么，晋人们则用他们的行为诠释了哲学的尽头是胡扯。他们最热衷的事是，围坐在一起闲扯—玄谈。

    在这个世界，但凡有人群聚集的地方，所谈论的话题无外乎三个：一是拐弯抹角的炫耀自己，二是添油加醋的贬低别人，三是互相窥探的搬弄是非。这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一针见血道破人性真相的名句。然而，这却并非适用于全球人类，譬如，中国人坐在一起还会谈论政治，纵论国内国际大事，哪怕是底层出苦力的，谈到领导班子换届、楼市股市政策变化、俄乌战争等，都能来上几句。

    而西晋士人们相遇，是绝不谈国事、不谈民生的。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富民强兵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西汉时期写出千古名篇《过秦论》（论秦帝国从崛起到崩溃）的贾谊要是生在西晋，估计会被视为一超级大俗人。

    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就被称为玄谈或清谈。清谈时也不能胡谈，理论要以《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本葵花宝典为依据。

    如果在晋代搞一次清谈聚会，那么主题主要有：《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

    以《有与无》为例。崇无派认为：天地万物，都以“无”为根本。所谓的“无”，就是滋生万物，成就万事，无论到哪儿都存在的东西。阴阳依赖它而变化相生，贤者，依赖它而成就德性。所以“无”所到之处，没有爵位也照样富贵。崇无派的人都把虚浮放诞看做美好的行为，而正业荒废。

    于是乎，西晋诞生了一大帮放荡不羁的士人，最著名的就是名震天下的七个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中国文化喜欢用数字来堆砌并称名人或名事，譬如，绝代双骄、初唐四杰、桃谷六仙、唐宋八大家、十常侍。

    其中“三”这个数字最受中国人欢迎，如，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三班（班彪、班固、班昭）、三谢（谢尚、谢奕、谢安）。三大战役、三英战吕布、约法三章、退避三舍、举一反三、三生有幸、三朝元老、三妻四妾……连我们法学界都受感染：研究物权法时，学者将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称为物权法的三足鼎立；民法典颁布了，物权编多了个占有分编。称四足鼎立？也不好听。但是，这哪能阻挡的了学者对“三”的执着：把所有权归为自物权，把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归为他物权，于是，自物权、他物权、占有，又成了物权制度的三驾马车。

    真是三三不断。

    除了三，七这个数字也挺受国人欢迎，除了售楼处电话尾号多是777外，战国七雄、建安七子、七上八下……,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这七个名人怎么称呼？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七人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最喜欢干的事是在竹林里喝酒，喝的东倒西歪了就大声吟诗、唱歌。真是划船不用桨，扬帆不等风，一生全靠浪。在浪的方面，七人也各有各的特色。

    刘伶平常喜欢驾一辆小马车，带一壶酒，游山玩水。酒驾没人管不说，游就游吧，还派一个仆人扛着锄头跟在后面，并命令：我若就这样走着走着死了，就把我就地埋了。

    阮籍性情豪放，十天九醉，喝醉了就跑到荒郊野外对着山林狂啸，附近百姓饱受阮氏狮子吼之苦。

    嵇康是个文学青年，一表人才，学识渊博。也是个文艺青年，名扬天下的神曲《广陵散》的版权拥有人。同时，还是个肌肉男，一身肌肉怎么来的呢？源于他的一个特殊爱好。

    打铁。嵇康在弹琴作诗之余，时常命人点起火炉、支起架子，抡起大锤对着烧红的铁叮当一阵乱捶，宣泄完后，文思如尿崩矣。前一阵，笔者所在的院建了一个法官心理疏导室，室里的医生不是人，而是沙袋、脚靶、手靶等，作用？你懂的。

    灭西蜀的名将钟会，仰慕嵇康的才学，怀揣着自己的名作《四本论》想请偶像指导一下，却不敢进嵇康的大门，无奈，把书扔进院子，拔腿就跑。后再鼓起勇气去请教，正碰上嵇康在打铁，钟会恭敬的站在旁边好一阵子，嵇康叮叮当当的只管对着烧红的铁过瘾，愣是没理会这名曹魏的重臣。

    嵇康最终也死于钟会的诬陷。死都不理你。爱好，令人心理强大、蔑视权贵。欲望，令人唯唯诺诺、屈膝跪舔。

    西晋帝国的上层人士，就在放荡不羁、故弄玄虚、瞎扯淡中经营着庞大的帝国。

    2、二混子躺平哲学催生了感官享受至上文化

    西晋士人们除却追求穷奢极欲的物质享受外，对感官声色美的追求，也是当时社会的普遍风气。整个西晋的社会文化，基本不离玉盘珍馐、婀娜女子、俊雅高士、雅舞清音、琼佩芳袖这些主题。

    在晋人的眼睛里，几乎一切事物都可以美化，女子、山水、明月、清风、野鸟、落叶以及时光的流逝，都能被虚灵化、情致化，都能激起他们的深情咏叹。

    且看晋人的深情：

    扶桑升朝晖，照此高台端。高台多妖丽，濬房出清颜。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闲。美目扬玉泽，蛾眉象翠翰。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仪，婉媚巧笑言。---出自东吴著名的儒帅陆逊之孙、西晋最牛文人之一的陆机之手。

    翩翩飞蓬征，郁郁寒木荣。游止固殊性，浮沈岂一情。隆爱结在昔，信誓贯三灵。秉心金石固，岂从时俗倾。美目逝不顾，纤腰徒盈盈。何用结中款，仰指北辰星。----出自陆机之弟陆云之手。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出自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之手。

    这一连串的生僻字，直看的人脑壳疼。这种深情的发现，一直延续到西晋灭亡后的东晋。

    美女是美好的事物，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是常情，并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西晋帝国除美女文化外，还有美男文化。现在西晋帝国的三大美男将陆续出场，留灯灭灯悉听尊便。

    一号潘岳。

    潘岳是个文艺青年，在做河阳县令时，满县栽桃李花，给后世留下了“河阳一县花”的典故。

    潘岳还个文学青年，与左思（《三都赋》的作者）、陆机并称西晋文坛三巨头。成语“陆海潘江”，说的就是陆机文才如海，潘岳文才如江。

    潘岳最出名的，还是他的美貌。

    《金瓶梅》中描述，王婆对猴急的西门庆总结出男人泡妞必备的五项指标—潘驴邓小闲，原话是“大官人，你听我说，但凡‘捱光’的两个字最难，要五件事俱全，方才行得。第一件，潘安的貌，第二件，驴儿大的货，第三件，似邓通有钱，第四件，小，就要绵里针忍耐，第五件，要有闲工夫。”

    第一点便是要貌若潘安，足见其美貌于中国人对男子的审美影响之大。此处的潘安即是潘岳。潘安成为美男的代称，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杜甫的《花底》诗云--“恐是潘安县，堪留卫玠车”。

    潘岳形象好、气质佳，每次出去游玩的时候，总有一批又一批的少女追星族，又是献花，又是献果。这些粉丝看来真不是雇来的，潘岳每次乘车回家时，都能够满载而归，足可以开个“小岳岳家水果超市”。颜值不仅是正义，还是生产力，这就是“掷果盈车”这个典故的由来。

    二号美男达人卫玠。

    卫玠出身于西晋名门世家，幼时就已经出落得秀美动人。坐敞篷车到洛阳市区游玩，游人都感叹这孩子是个“璧人”，呼朋唤友的来夹道观摩（观之者倾都）。

    卫玠怎么死的？被自己帅死的。

    卫玠从豫章（今南昌）到下都（今南京）游玩，没想到，这却成了他的死亡之旅。

    由于美名远扬，这次的出行，卫玠沿途不断被无数慕其名赶来的艳丽女子粉丝们包围，粉丝们组团对卫玠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围观（观者如堵墙）。人在情绪波动时，无论是喜怒哀乐，总会导致消化系统（愁的吃不下饭）和循环系统（气的脸红脖子粗）受损，休息不好。卫玠本就体质孱弱，终于累极而病亡，这就是“看杀卫玠”的由来。

    三号美男达人嵇康，没错，就是竹林七贤的领袖、广陵散的版权拥有者。

    嵇康的成名作是“惊为天人”。史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既有山的风骨，又有水的柔姿。嵇康去森林里采药，被一樵夫看见，竟误以为是仙人下凡。考虑到常年深山砍柴的樵夫近视的可能性不大，嵇康的风姿可见一斑。

    如此有才又有颜的嵇康，于39岁时因钟会的构陷而死于司马昭的屠刀，而诡异的是，钟会的寿命，也是39岁。

    大明擎天柱卢象升、最后一任首辅魏藻德殒命时均39岁，而与其丧命有关的大顺皇帝李自成，寿命也是39岁，更巧的是，李闯王死敌大清和硕肃亲王豪格，抗清英雄郑成功及郑经父子，最终寿命均是39岁。明末清初这一连串的39岁，比较魔幻。

    另外，三国名将吕布、魏文帝曹丕、民族英雄岳飞、金废帝完颜亮、拖雷、大明名将常遇春、爱国将领吉鸿昌，均陨于39岁。而中国古代皇帝的平均寿命，正好也是39岁。

    39岁，对男人来说，似乎是一道神奇而又可怖的坎儿。

    西晋时的美男以阴柔为美，而且还讲美容技术。与现在某国直接用刀锯捯饬脸而盛产人造美女不同，西晋美男有三大美容必杀技。

    一是剃须。晋之前，男人是以有胡须这一显著的男性特征自豪的，譬如关云长同学就是面如重枣的大胡子，号称美髯公。到了西晋，要想进入美男达人评选，第一就要把胡子拔掉，否则什么你关云长关雨长的，到俺们这疙瘩都是罐头肠。

    二是敷粉薰香。西晋的男士人们人手一化妆盒，没事时就拿出来敷粉、描眉，再就是抹香水。抹香水，早在曹魏时就已很流行。据史料记载，魏文帝曹丕有一次薰香薰得太过分，坐骑被熏得受不了，照着他的腿就咬了一口。无端被咬的曹丕气急败坏的把这马给宰了。

    曹丕为何热衷于敷粉熏香？因为,他要跟一个比他更俊美的人较劲。

    何晏。汉末大将军何进的孙子，父亲早亡，母亲姿色不错，被有人妻情节的曹操纳为小妾，因此，何晏就成了曹操的“假子”。曹操这样的“假子”不止一个，譬如秦朗等，但独独对何晏非常喜欢，因为，这小伙长的实在是太俊美了。

    俊美到什么程度？不仅是《世说新语》这样的故事会，就是《三国志》这样的大部头史学巨著都给其留了位置。

    《世说新语》形容何晏为“美姿仪”，肤白貌美。“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三国志》。美到边走边欣赏自己的影子，妥妥一个美到自恋的美少年。

    曹丕几次穿上漂亮的衣服、敷粉薰香在外显摆时，都碰上了也盛装显摆的何晏。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可以想象，每次尴尬的都是曹丕。

    曹丕到死，文才上没比过弟弟曹植，颜值、衣品上也没比过“假弟弟”何晏，死的挺憋屈。继位的魏明帝曹叡，想给父亲出口气。

    某炎炎夏日，曹叡传何晏进宫饮宴。何晏到了后，发现主菜是一碗热汤。无奈，何晏端起汤，边转碗边吹气，出溜着喝完了。

    大热天，没空调，一气喝完一碗热汤，嘿嘿，你不是肤白貌美吗？看你脸上涂的粉怎么办，不把你这个网红、照骗、娘炮曝光了，我就不姓曹。

    曹叡这招挺阴的，歹毒劲儿，比他爹和爷爷一点儿不差。

    何晏热汤也喝了，汗也出来，而且是一出就是满头。他卷起袖子，把脸上汗擦掉，粉也跟着掉了不少。

    等着看笑话的曹叡一干人，眼珠子都瞪出来了！擦完脸的何晏，依然肤如凝脂、洁白似玉。

    这厮，不擦粉怎么还是如此白？答案就是，除剃须、敷粉薰香外，西晋美男还有第三项美容必杀技。

    嗑药。西晋的美男们多被称为“璧人”、“玉人”，皮肤细腻嫩白有弹性，晒不黑、晒不老。

    人的皮肤好坏，与吃大有关系。吃感光食物，含锌、铜、铁的食物，如猪肝、花蛤、蟹、大豆、花生等，皮肤就容易变黑。而多吃胶原蛋白含量高的猪蹄、猪皮等则有助美白。

    西晋男人们美容，既不吃非感光食物，也不吃胶原蛋白，他们吃的是，石头。

    五石散，一种中药散剂，主要成分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等，发明者--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发明这个药方，是给伤寒病人服用的，对湿疮、溃疡也有一定的治疗功效。五石散性子燥热，还有强体力、壮阳、治阳痿的功效。各位切莫着急打听哪个药店有售，继续看后面。

    服用五石散后，人会性情亢奋，浑身燥热，要用寒食、喝温酒、坦胸露乳、运动出汗等方式来发散药力。同时，人身体肌肤的触觉会变得高度敏感，皮肤白里透红与众不同，且发亮。所以当时的人认为五石散是一种可以返老还童、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

    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而所谓幸福，不过是欲望的暂时停止而已。这就导致了，饱暖思淫欲、欲满常空虚、空虚思吸毒。古往今来，概莫如是。

    由于皮肤变得太嫩，美男们不敢洗澡，怕搓秃噜皮儿，同时又因燥热且皮肤高度敏感，故常穿宽衣大袍。所以大多长虱子。在西晋，“扪虱而谈”，是很高雅的事。

    其实，五石散是一种毒性很强的药，长期服用，无异于慢性自杀。据称，唐代著名的道士宰相李泌，就是服用此药过量而暴毙。

    “娘炮”美男文化显示了西晋帝国社会的浮华和萎靡。看到如今电视上流行的选秀节目，一帮所谓中性打扮，涂脂抹粉，不亮身份证别人弄不清楚其性别的快男超女们受到热烈追捧，总是让人情不自禁的想起西晋的美男们。

    客观的说，西晋时期，受玄风的影响，人们的思想从儒家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于玄风的飘逸自然，使得晋时期的文学、书法、绘画等艺术都具有了超凡脱俗、超然尘世的巨大成就。作为当时名士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反对虚伪礼教、崇尚自然任情，自然有其积极的一面。

    然而，别忘了，三国混战时代刚过去，统一不久的国家急需要大批能治理国家的政治家，若士人们皆放达、消极避世，则必将置国家于万劫不复。

    而且，玄学的最终发展，又被另一种传染力更强的文化所取代，那就是佛学。因为，佛教宣扬的自我解脱、超度求生的出世思想，一样可以缓解人精神上遭受的痛苦，使人民可以在痛苦中寻求精神寄托和心灵安宁，另外，其宣扬的教义不但不构成对统治秩序的威胁，反而还有助于维护这种秩序。因此，佛教自汉明帝时期入中原以来，初期平平，到西晋已得到较快发展，大名鼎鼎的《般若经》就是这时期出现的。而到了西晋的末期，玄学已逐渐失去了发展势头，佛学又得到迅猛发展。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记住一句话，有强的文化，才有强盛的国家。

    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的莫过汉唐两朝。汉国势强盛，疆域辽阔，因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威胁，故流行军伍文化。

    汉代的边塞保卫战和开疆拓土，长期被后人传为美谈。卫青、霍去病、李广、马援、班超、窦宪等一大批优秀的军伍英雄被后人奉为楷模。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马援的“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西汉名将陈汤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至今振聋发聩，令人热血沸腾。

    空前强大的唐王朝，则在开疆扩土中盛产了高适、岑参、王之涣、王昌龄等一大帮边塞诗人，出现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等千古名句。体现了唐王朝军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

    宋元明清时代，面对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当时有抱负、有思想的学术群体做出了积极回应，他们在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佛道二教展开了一种强烈的文化攻势，力求解决中国社会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于是，宋明理学诞生了。理学实际创始人为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兄弟，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与朱熹对立的为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明代王守仁进一步发展陆九渊的学说，发展了心学体系。

    这些文化价值体系，虽然有消极的一面，但是重视主观意志，注重自我调节，激励人们发愤图强，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注重气节道德，树立了国人的信仰，整合修固了中国的道德体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宋、明，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经济、政治高度发达的两个朝代。

    可见，文化强盛对一个国家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战略，实乃高瞻远瞩，必须举国支持。当今，我们遭受了三年新冠疫情的折磨，但不至于达到看惯生离死别的程度；虽然有俄乌战争、巴尔干半岛危机，世界不太平，但我们国内环境是稳定安定的。因此，大家千万别混世躺平，扔掉手机，关闭各种美女直播室，受命于危难之际，奋戈于床第之间，要知道，今年，可能是我们人口出现拐点的一年，而我们西南那个不太安分、时常与我们发生摩擦的邻居，人口却是年年增涨……

    然而，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确立一种新时期的强国文化，鼓励大家时刻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和为国为民奋斗的斗志，比某师大王姓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研究的那个课题，更值得方家们倾力研讨研究。如，在坚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道德规范层面）”的基础上，研讨加上个“责任、担当、奋发、有为（国家、社会、公民综合精神思想层面）”等等等等。这，才是你们真正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课题你们申请多少的社科基金，相信老百姓们都不会有多大异议,甚至众筹都可以。

    四、对异族防范、同化不够

    长久以来，在中国北方以及西方生活着一些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古代中原人称其为胡人。从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部和西部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地向内地迁徙。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汉帝国对各少数民族的军事征服。

    二是少数民族由于战乱及经商等原因自发的内迁。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三国时期的混战，使中原人口锐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中原王朝为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力的不足，从各少数民族招诱人口。同时，中原富庶，人口由于长期战乱又锐减，在“此处人少钱多，速来”的感召下，各少数民族自然纷至沓来。

    到魏晋时期，胡族内迁形成高潮。内迁的民族主要包括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即中国历史上泛称的“五胡”。关于这些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后文有叙。

    到西晋时，中国北部、西北部和东部，尤其是关中（陕西）和并州（山西）一带，已经定居了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

    以关中地区为例。关中人口百万余，少数民族人口几乎占了一半。在汉族农耕文明的影响下，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逐渐由游牧转向农耕定居，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相互影响、渗透。

    胡汉双方在交融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矛盾。譬如，内迁的匈奴人因农业生产技能相对较低，文化程度较低，成了汉人的奴婢。这些奴婢常常被迫服兵役，更有些被地方官员押往他乡出卖，受到自认为主流文化承载者的汉人的歧视。

    “胡”字的含义是什么？胡，原指兽类颈下的垂肉。用它来代指夷族，显然是一种蔑称。

    在中国汉语词典中，也常存在一些以“胡”字开头的贬义词，如：胡来、胡乱、胡闹、胡说、胡扯、胡吹、胡言，来形容不讲逻辑、混乱、没有条理的说话或做事方式。这些词之所都以“胡”字开头，就是源于古代中原汉人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歧视，中原汉人普遍认为胡人们野蛮、不文明、未开化。

    胡汉之间有天然的文化鸿沟，而西晋帝国各族上层人物又往往利用本族人民，实行割据，故胡汉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西晋帝国最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

    危机四伏的帝国，就差出现一根压垮帝国的稻草。而这根稻草，适时的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