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乡村夜话

    宋村有四个自然村，但都距离不远，中心村就是村委所在地宋家庄。村委会办公楼是一个三层小楼，三层是会议室，能容纳近千人，全村人来开会也坐不满。二层是村委领导办公室，十六间办公室也空了好几间。一楼是村民活动室，还有一间可以打乒乓球。毛小妹是任书记亲自送来的。毛小妹提出要到宋村当第一书记，任书记立即同意了，而且说明天就可以开会讨论任命，什么时候走他亲自送。因来时任书记就打了电话，毛小妹一行到达，村里便准备好了办公室，是最里面的一个套间，也是最大的一套办公室。任书记看看说：“这么大，有三四十平米吧，都超过厅局级干部了。”

    村主任宋保江笑笑说：“山野乡村，哪里能和城里比，广阔天地，别的享受不上，就是能享受点地方宽敞。”

    任书记再不说什么，感觉任书记也是随便说说。但毛小妹还是说：“还是按规定来吧，要不办公室超标违反了规定是要受处罚的。”

    宋保江说：“那好，这外间就算图书资料室，里间才是你的办公室，回头我让人在外间再加一块牌子，也摆点图书资料。”

    感觉宋保江真的不仅是宋江湖，也懂得许多规则，也很聪明干练，办事也雷厉风行，能力也超过宋江。毛小妹一下轻松了，感觉有点飘，也有了一种真正领导的感觉，对宋保江的好感也从心底升起。和这样的同志相处，肯定是愉快的。她想，以后她也要谦虚一点，遇事多和人家商量，多尊重一点人家的意见，一定要搞好工作关系。

    中午饭是在宋保江家吃的，宋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而且酒也是当地最好的威风老窖。感觉宋保江和任书记很熟，两人喝得面红耳热，而且像真正的亲兄弟。席间宋保江说毛小妹住在村委会不安全，那里人多手杂，常常有醉鬼闹腾，吃饭也是问题，要毛小妹住在他家，吃饭也在他家吃，每天按乡政府的标准交五块钱的伙食费。毛小妹觉得不行，她睡办公室就行。任书记说：“你听宋主任的，乡村的事你还不知道，就有一些低素质的家伙狗改不了吃屎，整天想着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宋主任家的房子是连着的两套，西边那套是给儿子结婚后住的，现在到村里的干部，都住那里，就是名副其实的干部招待所。”

    既然是这样，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毛小妹急忙表示感谢。

    任书记走后，宋主任已经将毛小妹的行李搬到了他家的西楼，而且宋主任两口子热情地陪她来到西楼。毛小妹这才发现这是独立的一套二层楼房，楼下厨房客厅卫生间都有，楼上基本是卧室。宋主任说：“你住二楼，这套楼房就住你一个人，如果有什么事，你喊一声我们就能听见。”

    宋家的整个二层小楼被围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墙有两米高，前院种了花草，后院种了蔬菜和果树，前后左右都有邻居，安全当然没有一点问题，不像村委会，孤零零地坐落在一个山坡上。

    宋保江老伴帮她安顿下来，就和宋主任一起离开了。毛小妹不想午睡，她也睡不着。将整套楼房上下每个房间看一遍，确实是再没住别人。再从阴台和阳台看前后左右，整个院落也干净整洁。她知道，这是全村最模范最讲究的人家，住在这里，不会有什么问题和麻烦。

    她想给乔得法打个电话，说说这里的情况。又觉得不能再过分地纠缠他，如果他想她，想知道和关心她的事，他会打来电话问。他不问，那就是不想知道，或者是知道了不好不合适，她打去他只能不愉快。

    她决定给父母打个电话。但她又突然觉得不能说她来到了乡下，不管是什么原因和当了什么官，到乡下父母肯定接受不了。她决定只报个平安，说她一切都好就行了。

    半天没有人接。她知道父母很忙，打电话的最佳时间就是晚上睡觉前。毛小妹只好不再打。

    晚上毛小妹想早点睡，有人敲门，打开，一个年轻人站在面前。年轻人说：“我叫宋得利，是宋保江的儿子，我想给你汇报一下工作，也想和你说说话。”

    这当然好，宋家的猪场业务基本由他来管理，据说宋保江也有意退休让儿子接他的村主任。她正想见见这个儿子，但晚饭也没见他吃饭。毛小妹热情让坐，宋得利说：“你大学者到我们乡村，让你受委曲了，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我说，我帮忙的绝不推辞。”

    感觉口气不小，也颇有点自负。但小伙子的长相还算周正和善。毛小妹谨慎地点点头。

    宋得利说：“你是大知识分子，又是农业大学的硕士，不知你这个第一书记对村里的发展有什么打算。”

    毛小妹说：“我刚来，情况还不熟悉，哪有什么打算，如果有打算，也要先听听你爸的意见，也听听群众的意见，然后再讨论决定。”

    宋得利说：“我到有一个想法，也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听。”

    毛小妹说：“我当然愿意听。”

    宋得利说：“你知道，我们村是养猪专业村，百分之七十几的人家都专门养猪，但随着养猪业的发展，我们和那些特大现代化的猪场比，优势和利润就越来越小，弄不好就会垮掉。但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那就是地大山宽。我们全村的面积我大概算了一下，至少有六七平方公里，但这么多的土地，多数都是陡坡沟壑，不适合农业，更不适合机械化生产。所以我们的发展只能是扬长避短，只能是养殖，而且要有特色，否则和人家一样，就竞争不过人家，就是死路一条。”

    宋得利停顿下来，当然是让她表态。毛小妹没想到他还有如此见识。毛小妹说：“道理是对的，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怎么才能因地制宜发挥特色特长，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宋得利说：“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关键是决策和决心。我想了很久，我想，我们这里就有野猪，这东西繁殖快，吃野草，瘦肉率高，肉质也好，但就是生长太慢，也不适合圈养。我试图让野猪和家猪交配，但产的后代仍然野性很大，圈养了也跳墙叫喊不好好吃食，增重也慢。我想咱们能不能这样，把全村整个山都围起来，将现在所有的地都种成猪喜欢吃的萝卜土豆等根茎植物，然后放养杂交后的半野猪，而且也不是完全放养，也要有猪圈，也要给补充一些饲料，这样既能长得快，肉质也好，咱们就按野猪肉卖，肯定能赚钱，而且人们也肯定喜欢吃，因为现在的人们有了钱，吃已经不算是什么，吃好的吃安全的吃高质量的，已经成为了趋势。咱们迎合了这种趋势，当然就能发财壮大。”

    这见解就更让毛小妹吃惊，她昨天就这样想，竟然不谋而合。毛小妹一下高兴起来，她兴奋了说：“你想的太好了，而且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和野猪杂交的新品种，这个品种特别理想，这种杂交猪比野猪好养许多，也保留了野猪和家猪的优点，肉品质也好，我正想着推广，没想到你想到我的前面来了。”

    宋得利也兴奋起来，说：“那就是天助我也，我想，既然这么巧合，那就是天意，这个大事肯定能成。”

    毛小妹说：“但你想过没有，问题会很多。那么多村民，怎么才能大家都同意，怎么才能把土地也统一起来，怎么才能把利益分配公平。比如你家，现在有这么多的猪，全村统一合养后，利益按什么来分配，怎么来保证你家仍然是全村利益最好的，如果保证了你们的利益，别人又答应不答应。”

    宋得利笑了，说：“对，这就是好多改革无法进行的原因，因为人们一般都是站在自己眼前的利益上来考虑问题，这都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我不是这样想的。我给你讲一个我父亲经历过的故事。那是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父亲十七八岁，他要外出打工。在火车站，有一对夫妇给大家表演魔术，能从一个倒扣的小碗里变出金鱼来，也能从一个扇子里取出钱来，看得大家都叫好喝彩，然后魔术师问大家愿意不愿意学这八套魔术，大家都喊愿意。然后魔术师说如果愿意学，每人收两块钱，保证学会，如果谁学不会，他倒赔偿十块钱。父亲当时就想学会了靠这个赚钱，然后就跟着魔术师到他事先包好的招待所房间，几分钟魔术师就收了三十几块钱，而魔术却简单得只要你有那个道具，傻子也会变。后来父亲就靠变这些魔术赚了不少的钱。我想说的是那个魔术师是聪明人，他如果也像别的魔术师那样技术保密，甚至传男不传女，那么他一辈子也赚不到钱，因为就在他变魔术的同一城市，就有魔术师在街头变差不多一样的魔术向路人讨钱，但路人即使给他钱，也只有几分最多也就一两毛钱，他讨要一天也挣不到人家几分钟的钱，这样的魔术师连肚子都混不饱。经过了这件事，我父亲就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要想自己富，就得教别人富，教别人富了，自己就不会穷。这和咱们传统的思想正好相反，咱们传统的思想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我们的老祖宗有那么好的技术，却秘不外传，连自己的女儿都不传，所以好多技术就失传了。我后来想明白了，近代欧美之所以技术领先，并且发展迅速，就是因为有了技术他们就办学校，就像那个收两块钱教魔术的魔术师一样，不但自己很快地富了，而且他传授的技术，也在人们的实践和竞争中不断地改进发展，然后形成了科学研究的热潮，科学技术也有了迅速的发展。所以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欧美科技领先的核心，就是知道有了技术靠办学校挣大钱，也靠大家来挣大钱。今天见到你这位大学毕业的学者，我就想到了这些，我就想请教许多的问题，但你们这些学者教授就不一定这么认为，你们有那么多的分析和论文，我也看过一些，说欧美近代科学发展，是文艺复兴和思想解放，但我认为都没抓住问题的核心。而我的父亲也学着教了大半年魔术，就挣到了六七千块钱，你不知道，那时的六七千块钱意味着多大一笔财富，我们全乡老百姓手里的钱加起来，可能也没那么多。但这时候教魔术的人多了，挣钱困难了，但我父亲有了第一桶金，就果断地回来搞蔬菜种植，后来搞养殖，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父亲是个聪明人，他走过的路，就是欧美发展起来的路，他完全可以去大学教书，传授他的这些理论，因此我也一直在向他学习。”

    毛小妹想不到这个年轻人竟然有这么一套想法，对科学技术，有这么一套思考。其实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她学习过，也有她自己的思考，老师也讲过许多观点，毛小妹说：“你说的没错，办学办教育，确实是科学和人类智慧的根本，但人是社会的动物，办学又离不开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比如欧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都崇尚和鼓励办学，也有一整套具体的办法来保证科学技术的传播，而且还为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设立了专利保护法。如果没有专利保护，技术就很难轻易外传，比如欧美的发明，每一个发明，发明者都会靠专利的保护赚得锅满瓢满金山银山。而我们当时的封建社会就不行，统治阶级虽然也希望有发明创造，但有了发明创造，就会被招到宫庭，专门为统治者服务，而被招去的工匠，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当然也不会外传技术，这也是科学技术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

    宋得利说：“你这一说我也明白了，但我总觉得那时咱们的人真傻，为什么统治者就不能也举办学校传播科学技术，为社会为老百姓作点好事。”

    这个问题她们的一个政治老师也讲过，毛小妹说：“原因也不复杂，那就是统治者认为老百姓都是为他们服务的，都是他们的子民，所以只给他们服务就够了，而且在各方面他们必须得高人一等，比如皇帝穿的龙袍别人就不能穿，一品官穿的用的二品官就不能穿不能用，而且皇帝用几人抬轿，用几匹马拉车，诸侯用几人抬轿几匹马拉车，都有严格的限定，也就是说，老百姓不能和他们一样，和他们一样了那就不行，所以有了先进的技术和好东西，当然只能在宫庭里用，老百姓用了皇帝就和老百姓平等了，皇帝就没有特权了，所以宫庭掌握的技术就不允许传播到民间，这样当然就不会办传播科学技术的学校了，统治者办学，也只能办宣传他们统治思想的学校，只能允许把他们的统治思想传播到每一个人心里，所以儒家思想就成了历代统治者必须传播的思想，学校也只能传播这一种思想，而别的思想，就都是异端邪说。而传播儒家思想，也只能按他们的需要来理解，更不允许有别的理解，否则就是离经叛道。这样看来，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必须要有平等思想，要有自由的精神，如果皇权专制盛行，个人迷信盛行，当然不会有科学探索，当然也就不会有科学技术了。这也是关键所在。”

    宋得利说：“你们科学家就是有学问，我没考上高中，但我一直自己学习，我也看了很多经济方面的书，所以我同意你的观点，但现在我们鼓励科学创新，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也出不了世界级的大科学家，你在大学多年，你能不能给我说说。”

    毛小妹也想说说，和高度在一起时，高度特别喜欢讨论这些问题，也思考了很多。他认为，目前的学术氛围还不够。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思想学术是自由的，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思想可以自由地争论自由地交锋，所以就有了学术繁荣，就有了诸子百家，也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等等世界级的大哲学家思想家。但到了秦代，秦始皇实行专制统治并焚书坑儒，学术就进入了一个黑暗寒冷期。到了汉代，统治者又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且把儒家的一些经典著作奉为经典，而且还要必须要学透并背会，而且不能有另外的解释，更不允许有别的思想。没有思想的交流和交锋，没有怀疑和否定，当然就没有科学，这样当然也不会有学术发明和创造，更不会产生思想家哲学家。但目前虽然有思想学术的自由，但受几千年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这种不合时宜的教育思想还有残余。比如在孔子时代，孔子是能和学生平等地讨论问题的，但到了后来就有了师道尊严，老师的话就成了绝对对的，甚至是不能怀疑和探讨的，而且教学也有了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课本，而且把这些课本都称为经，老师只是照本宣科地解释讲解，学生也只能认真地记忆和理解，考试也只能按课本的标准答案来考。高度说他上大学时，有个老师怕学生不认真听课，事先就说明不认真听他讲课就考不及格。有次不知为什么老师突然讲起了自卫反击战，说有一种冲锋枪叫ak47，有一种迫击炮叫八二无后坐力炮，简称八二无，威力相当强大。在考试时，名词解释果然就有“ak47”和“八二无”这两个词，害得许多人不知所云。说完这些，毛小妹突然想起有次看电视，电视里主持人采访一位世界名校的校长，名校的校长说你们的大学还不是真正的大学，因为你们考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因为你们的考试题考的是填空题、判断题、选择题、解释题，都是记忆性质的，他们学校就绝对不准出这样的题，他们只问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传统的死记硬背，有一本课本就够了，而且往往考试时还要求老师划重点，实际就需要的是半本课本，根本用不着去图书馆。而人家问为什么，你必须得有你自己的理解才能回答，如果学生只在课本或者网上查一下，那么大家的答案就是一样的，这样老师就会问你为什么，不但不给你分，还会处罚你，所以人家的学生整天得泡图书馆，在各种书里查找依据，思考问题，图书馆也是二十四小时灯火通明。而人家的老师给分也是看你有没有想象力和深入的思考，而不是符合不符合标准答案。而我们的记忆式的教学，学生把标准答案记得很牢，但这样不但不会有创新能力，遇到事情往往是标准答案已经在脑海中浮现，根本不用思考就解决掉了问题。而人家没有记牢，记得是是而非，但人家琢磨琢磨也许就有了创造。所以说，我们的教学还是受传统死记硬背教学和不能怀疑权威思想的束缚，这样学生就没有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也只是一句口号。

    宋得利说：“我没上过大学，大学对我特别神秘，既然我们的大学有这么多的不足，为什么不去改变。”

    毛小妹说：“几千年的思想，几千年的文化，不是说改就能一下子消失。我们也在天天说改革，也知道怎么改，但实行起来还是困难重重。比如我们几千年的教育就是灌输既定的思想，就是老师高高在上的教育，很难平等地讨论。大学老师也是如此，基本是讲完教材上的知识就完成了教学任务，而如果老师自己发挥太多，学生也会认为老师不务正业。而且大学老师也要必须写教案，要按教案来讲，基本没时间和学生讨论，更怕被学生问住，如果回答不上来学生的问题，老师就会很尴尬，学生也会认为老师没水平。而许多国外的大学教学不是这样，老师的任务基本是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他们也没有统一固定的教材，把一个或几个问题弄清楚了，才算完成了教学任务。这些情况看起来是教学方法的问题，其实是传统文化中师道尊严的问题。传统文化中，老师的地位要高于学生，学生必须听老师的，这样当然不能和学生平等地讨论，老师也放不下架子和学生平等对话。我有个同学在国外工作，说国外学生对老师都是直呼其名，老师这个词只是群体名称，就像工人农民一样，并不能把某个人称为张工人李农民。我的同学说她女儿的学校搞联欢活动，校长就是小丑，故意让学生在身上脸上乱涂乱画，目的就是要提倡建立一种平等意识，建立一种服务学生的公仆意识。而我们就不行。比如学校号召老师写教学改革的论文，我的一个老师就写了改革师生地位的论文，要求改革老师这个称呼，建议学生可以直呼老师的名字。但论文交上去，一下就成了笑话，还被说是崇洋媚外，这当然还是封建等级观念在作怪，因为大家认为当老师就需要高学生一个等级和尊严，也要求学生要听老师的话，而不是共同探求知识。因此不被学生尊敬老师无法接受，学生不听老师的话更不可以。这样当然就会缺少服务学生的意识，这样也很难教出有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学生。当然改革称呼领导也不同意，因为传统中领导也不能和百姓平等，也需要尊卑有序，而且也有几千年的特权思想。我的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学校最初只有校领导家里才能装电话，后来发展到处级领导，再后来有了程控交换电话，就发展到了科级，有些处级领导就不高兴，认为科级干部都有电话了，处级领导的特权就没有了。然后要发展到给老师装电话时，科级干部又不高兴了，说他们又不是干部，装了电话有什么用。你看，这么严重的传统等级思想，怎么能一下就完全转变过来。但不要小看这种等级思想，反应在教学中，就是领导认为自己是管理者，就要什么事都要管，老师必须按照管理者的意思去做，好像老师不是专家，管理者才是专家，这样老师的积极性就发挥不出来，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也觉得教学是为领导工作，这样就会把很多心思用在领导的身上，也不能按学生的要求来教学生。而且这些都会影响到老师的行为，比如我们读研究生时，我们的所有的研究都是围绕老师的课题来做，其实就是给老师打工，因为学校考核要求教师必须完成多少科研任务，完不成扣岗位津贴，完成了按数量来奖励，所以导师就要求研究生必须每年以导师为第一作者写一篇以上的论文并发表，这样如果导师每年招收三个研究生，三年就是九个，九篇论文就能得到九篇论文的奖金，所以有的导师一年能发表三四十篇论文，得到几十万的奖金，考核排名也可以排在前面成为优秀。这样导师对我们的培养当然不会考虑我们的爱好和想法，只让你完成他布置的任务就行。这样说来，创新问题又是一个管理问题。总之，教育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根本不是教育本身能完成的任务。”

    宋得利叹几口气，说：“干什么也不容易，但我觉得只要每个人都放下私念，都能从大局出发，事情就会好办一些。”

    毛小妹说：“这也是最难的。按照某些理论，人的本源是自私的，也是虚荣的。我们学校有个教师，刻苦研究结果精神出了问题，于是就回到了本我，整天叫喊说自己厉害了，自己有多么大的成就，然后把自己获得的奖励证书和发表的论文都装进两个包里，然后背着包见人就展示就宣传。这样有人说他是疯了，有人说他是傻了，因为他已经不知道他这样越宣传，别人会越嫉妒，也会越看不起他。但人的这样的私念本能地就会冒出来，人很难用理智去控制，所以改也很难。”

    宋得利说：“我这辈子就吃了没文化的亏了，你多给我讲讲这些道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好像我一下懂得了很多。”

    毛小妹说：“咱们还是说说你的计划吧，我觉得如果整个村子都成为放养场，得需要建设很多东西，恐怕没有大的投资不行。”

    宋得利说：“困难也在这里，只能招商引资，目前还没有合适的。”

    毛小妹说：“我的导师交往很广，我给他打个电话，咨询一下他，听听他的意见，看他有没有愿意合作的人。”

    宋得利高兴了说：“这样最好，这样既和资金合作，也和科技合作，当然是最好的了。”

    毛小妹说：“其实放养山猪，还可以在山上种果树，上面结果，下面放猪，可以取得最大的效益。”

    宋得利说：“我一下觉得我今天请来了一个财神，不，是神仙，今后在你的指点下，肯定能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