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二片草叶，二十五年后锁定凶犯（二）

    专案侦破组民警李乐是一个坚定的仇杀和情杀的支持者，他坚信：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既然廖国华没有仇人，那么，他的家族中有没有仇人呢？他的爸爸、他的老婆有没有与人结仇呢？会不会犯罪嫌疑人将他家的仇转移到他的身上呢？

    在司法实践中，这种事例也是很多的。

    他沿着这条线索追查了半年，在李乐的努力下，他还真找到了这么几个仇人。

    廖国华老家居住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小山村，家里父亲耕种了十几亩的水稻。在山村，种水稻，缺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也是农村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村民廖国松因稻田放水的问题与廖国华的父亲发生过几次口角，曾经放过狠话：“你不让我放水，我以后要让你全家死绝！”

    廖国松会不会因这些矛盾而报复廖国华呢？

    调查中发现，案发当日，廖国松也来过县城。这样他的嫌疑陡然大增。专案组加大了警力，对廖国松当日在县城的行踪进行调查，发现他那天只是来县城买了几件物品，然后下午7点多就回到了家，没有作案时间，这些有多个村民作证。

    廖国华的妻子张小斐在县百货公司工作，因承包柜台的问题与百货公司经理闹过矛盾，并且向县商业局举报过经理。会不会经理因此怀恨在心而对廖国华报复呢？

    但是那个经理已经50多岁了，年老体弱，叫他锯大门的门栓是可以的，但是让过越过围墙逃跑，怎么可能呢？

    专案组最后还是把重点放在盗窃上。对全县有过偷鸡摸狗的人进行了排查，一个都不放过，重点放在那些30岁以下，年轻力壮的人身上。

    在排查过程中，警方发现王丰有重大嫌疑。王丰，男，现年24岁，曾因盗窃罪入狱两年。作案喜欢深夜用钢锯片潜入民宅，趁人不备而盗取财物。

    用钢锯片，作案特征非常符合博物馆的案件？会不会是他呢？许多民警已经相信王丰就是作案者。

    但是血液化验，王丰的血型是o型，与现场遗留下来犯罪嫌疑人的血型不符。王丰的嫌疑也排除了。

    在侦破过程中，专案组又发现张北果也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张北果，无业，平时靠打麻将和偷鸡摸狗为生，有一帮不干正经营生的狐朋狗友。据说，他听说现在倒卖文物能发达。因此，有段时间，他跑f州市，也跑文物大省中原省，与一些文物贩子混在一起。他会不会见财起意，为了盗窃博物馆的文物而潜入博物馆而作案呢？

    传讯张北果，他支支吾吾，交代不清案发时间他的去向。而且他的血型正好是b型，与滴落在现场犯罪嫌疑人的血型相同。据他说，案发期间，他是跟随几个文物贩子到了中原省某地收购文物。但是他提供的证人公安机关却一个都没有找到。

    难道他提供的证人是虚假的？公安人员穷追不舍，最后终于找到了其中的两个人，他们证实，案发期间，张北果确实与他们到了中原省某市，听说有一个村民有青铜器，但是去了住了几天，却发现是假的消息，他们后来回到了f省。

    收购出土文物也是犯罪，当听说公安机关找他们时，他们避而不见，就怕公安机关找他们的麻烦。

    张北果的嫌疑也排除了。

    时间就这样慢慢流逝，虽然案件发生的一年间，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很高，警方接到了无数举报线索，但是这些线索经调查后几乎全部与案件无关。

    案件似乎进入了死胡同。

    将乐县人口较少，面积不大，但是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县，在当地的博物馆内不仅有着一千多件珍贵文物，还包括一件整个闽西北唯一的宋代鸡首壶。

    但由于县里财政紧张，博物馆的人员和设施一直不够完善，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博物馆没有请保安看守这些文物，而是靠工作人员下了班后晚上由男性工作人员轮班看守。

    为了照顾同事，廖国华总是积极承担任务，每逢节假日，他总会主动提出值班，好让其他同事回家与家人团聚，也正因如此，根据廖国华的家人透露，这些年来，廖国华几乎没有回家过年，全都是在博物馆自己过。

    廖国华一生光明磊落，同事们回忆，他几乎从来没有与他人发生过争执，因此，凶手极大概率是冲着馆内文物来的。

    从现有证据上来看，廖国华是为了保护文物而被害的，因此案发之后，其所在单位拟向上级提出：向廖国华授予“革命烈士”的称号。

    但是，由于缺乏凶手证词，“法定性”不足，这份申请不得已遭到了上级单位的退件。

    想要正式授予廖国华“革命烈士”的身份，那就必须等到凶手归案。

    这样的结果毫无疑问对于警方和被害人家属而言都是一种折磨，根据当时的警员回忆，“因为这个案子没有破，整个警局所有人那几年都没有过好。”

    对于刑事案件的侦破，不外乎两种方法，一种是大白菜的破案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破案像剥大白菜一样，一层层将嫌疑对象剥离出来，最后将嫌疑对象发现。这种方法其实也就是疑点排除法。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证据连接法。只要将现场遗留的证据与犯罪嫌疑人连接起来，并且证据具有唯一性，那么案件就破了。比如现场遗留的指纹、脚印、血迹等等。

    如果现场采集到的指纹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那么案件十有八九就是作案者。当然，这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

    在这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没有留下指纹，只留下一个眼镜和两片锯片。但是，无论是锯片还是眼镜，这些都是当时常见的物品，单靠这些线索，很难从茫茫人海当中锁定凶手的身份。

    犯罪嫌疑人当时留下的证据具有唯一性的就是血迹，现场我们警方提取到了除了死者留下的大量血迹外，还有犯罪嫌疑人留下的血迹。

    血迹除了能化验出血型之外，还可以检验出dna，而dna蕴含了犯罪嫌疑人大多的信息，值得期待。对于谁是犯罪嫌疑人，我们现在还无法解答，但是有了嫌疑人的dna，我们就摸到了嫌疑人的衣角。

    可遗憾的是，警方固然是有着凶手的血液样本，但是就当时的办案条件来说，即使知道凶手的血型，其意义也没有多大，因为我产基层根本没有dna检测技术，想要以此破案困难重重。

    警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妥善保管已有的血液样本，等到未来技术成熟时再行侦破。

    许多参与案件侦破的警员回忆，那时候，dna鉴定技术远远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抓到嫌疑人，要采集嫌疑人的血液样本，然后将样本邮寄到到远在千里之外部里的的物证鉴别中心，一来一回一个嫌疑人的签别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效率太低，想要地毯式排查，根本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