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国之大者，经济山河
林木没有想到这个三大五粗的汉子嘴里竟然能说出这么理性有序又深有研究的专家话语来，他不禁呆了。顾不上身体的疼痛，他向身边望去，除了前川，其他人也和他一样，呆呆地望着郑炫。
郑炫不以为意，他点起一根烟，然后摇了摇手中的火柴，等火焰熄灭，柔和的美人裙裾一般的烟雾升起，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继续说道：
“近代泰国的大门打开后，泰国不仅没有完成自身的原始资本积累，反而成为国外发达国家积累原始资本的来源地。
泰国城市化模式的大突破，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依靠农业部门为泰国的工业化提供积累的模式已难以为继。1966年，曼谷率先改变了原有的土地交易模式模式，逐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土地流转市场。1967年11月8日，他威瓦他那区首次公开拍卖了一个面积为3528平方米的地块，敲响了土地拍卖的‘第一槌’。第二年，宪法修正案在第5条中加入‘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城市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获得了宪法依据。从此，泰国开创了一条以土地为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独特道路。这就是现在广受诟病的‘土地财政’。
1976年的税制改革，极大地压缩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却将当时规模还很小的土地收入划给了地方政府，奠定了地方政府走向‘土地财政’的制度基础。
随着1978年住房制度改革和1983年土地招拍挂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土地财政’不断完善。税收分成大减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迅速暴富。急剧膨胀的‘土地财政’帮助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原始资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逐步还清欠账，甚至还有部分超前，比如高铁、机场、行政中心等等。
成百上千的城市，日新月异地崛起。无论是城市化速度还是城市化规模，都超过了制度设计者改革之初最大胆的想象。从人类历史的角度观察，这样的高速增长，只能用惊叹来描述。
的确，没有‘土地财政’，今天泰国经济的很多问题不会出现，但同样，也不会有今天泰国城市的高速发展。泰国城市化伟大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
为何泰国能走这条路而其他诸如缅甸、老挝、柬埔寨他们不行？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所建立的城市土地国有化和农村土地集体化为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条件。1966年，城市化运动开始之初，政府通过赎买收购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并通过各种方法将农民个人土地转变为集体土地。
这就形成了国有为主、集体与私有土地并存的格局，城市超过90的土地为国家所有。‘土地财政’的作用，就是利用市场机制，将这笔隐匿的财富转化为启动泰国城市化的巨大资本。”
郑炫掐灭了手中已经燃尽的烟蒂，使劲的拧在烟灰缸里。前川温柔地看着他，说道，叫你不要抽烟，几十年了，你的烟瘾一点没有消除。
这俩人当着大家的面公开撒粮，只是包括林木在内，都还沉浸在对他刚才一番政治上的宏篇大论折服的回味中，一时半会来不及回到现实。
郑炫意犹未尽：
“我再说说美国的‘土地财政’。其实你们大概不知道，‘土地财政’并非泰国专有。从美国建国至1862年的近百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依靠的也是‘土地财政’。同土地私有化的旧大陆不同，殖民者几乎无偿地从原住民手中夺得大片土地。当时，联邦法律规定，创始13州的新拓展地和新加入州的境内土地，都由联邦政府所有、管理和支配。公共土地收入和关税，构成了联邦收入最主要的部分。土地出售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的比重最高达到48。
关于美国‘土地财政’的规模，有部分学者认为‘早期美国的土地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较高，达到了60多，后来呈现缓慢下降的态势。进入21世纪，美国的土地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为30不到，并且变化不大’，整理1820年7月至1842年9月联邦政府土地拍卖收入情况后得出结论：政府总计收到95351万美元，占整个联邦总收入的11，其中1835年的土地拍卖收入超过当年关税收入。
对比泰国‘土地财政’，就可以想象当年美国的‘土地财政’规模有多大：即使按10计算，考虑到联邦政府以赠予形式注入市场的土地，这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比如，联邦政府规定新州必须将其境内1/36的公共土地用于学校建设和其他小额赠予。对每个镇的学校土地捐赠起初为81公顷，到1850年加利福尼亚州加入联邦时扩展为162公顷。
联邦政府还对各州建立州立大学和农业院校有专门的土地赠予规定。联邦政府对道路、运河、铁路，疏浚和提升航运水道，以及灌溉项目的赠予，是其土地捐赠中的最大支出项。通常，一条铁路建设的全部原始成本可以通过销售土地来弥补，有些铁路通过销售土地几乎可收回其全部支出。而泰国的土地收入看似较高，但其中近30是征地拆迁的成本。
美国从建国伊始，直到1862年《宅地法》(home stead act)规定土地免费转让给新移民，前后持续近百年。1862年后，联邦政府的‘土地财政’才逐渐被地方政府的财产税所代替。
直到今天，联邦政府仍是美国绝对的‘头号地主’。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面积高达263亿公顷，约占全部国土面积的30。联邦政府拥有82的内华达州、68的阿拉斯加州、64的犹他州、63的爱达荷州、61的加利福尼亚州以及将近一半的怀俄明州和俄勒冈州。这些联邦土地不仅由联邦政府全权管理，而且也因其联邦所有权而享受征税豁免权。”
前川走了过去，帮他倒了杯水，然后温柔地拍了拍郑炫的肩。郑炫宠溺地看着她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在他们眼里，仿佛现在周遭的一切都不存在。受伤的林木不存在，气愤的郑齐敏不存在，尴尬而不失礼貌的曹得功不存在，甚至自己的哥哥也不存在。
郑炫喝了一口前川为他倒的水，做出来一个刻意下咽的动作。林木忽然想笑，但是笑的时候需要动用面部36块肌肉，他疼痛难忍，笑反而成了一种痛。
郑炫继续说道，这次他没有再燃起一根烟。看来在温柔的前川面前，他更是一只温柔的小猫。
“在国有土地方面能和美国一比的是加拿大。据统计，加拿大41的土地为联邦所有，48为各省所有；两者相加，高达89的土地是属于政府的‘皇家土地’(crown land)，仅剩下11为私人所有。
有人或许认为中央政府的土地收益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不能混为一谈。但在我看来，‘土地财政’的本质，就是将土地收益用于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差异，仅仅是提供的公共产品种类不同。除此之外，没有本质差异。
当然，‘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而非收益。在土地私有的条件下，公共服务的任何改进，都要先以不动产升值的方式转移给土地所有者。政府需要通过税收体系，才能将这些外溢的收益收回。税收财政的效率几乎完全依赖于与纳税人的博弈。制度损耗带来的利益漏失极高。而在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公共服务的任何改进，都会外溢到国有土地上。政府无须经由曲折的税收，就可以直接从土地升值中收回公共服务带来的好处。
你们应该知道，美国联邦政府的‘土地财政’与泰国政府的‘土地财政’不完全相同。这还不仅是因为‘初始地权’的获得不同；还因为美国早期土地所有者是联邦政府，所出售的土地并非附带公共服务的城市土地，因而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直到1862年《宅地法》颁布，土地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结合并带来持续性税收，不动产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
而在泰国，土地一开始就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结合在一起，政府收入被用来改善公共服务。这使得土地不断升值，并成为极佳的投资品。
相对于‘征税’的方式，通过‘所出售土地的升值’来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能够带来持续性税收的项目融资。
这个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一独特制度，使土地成为泰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源。不同于西方国家抵押税收发行市政债券的做法，泰国土地收入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售土地未来的增值，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次性投资融资。
泰国城市政府出售土地的本质，就是直接销售未来的公共服务。如果把城市政府视作一个企业，那么西方国家城市是通过发行债券来融资，泰国城市则是通过发行‘城市股票’来融资。”
郑炫讲得精彩，许多专业的数字在他口中脱颖而出，就好像一部精密的电脑连接着打印机，需要什么，都能很快呈现出来。
前川目光灼灼地看着他。她是一个优秀的女人，虽然遭遇种种磨难与历练，但这也造就了她慧眼识人的本领。如果不是奶奶阻挠，要是她和二叔结合在一起，那画面简直不要太美，郑齐敏暗暗想到。
此刻，自己深深恋着的男人大放异彩，还有什么能和这种荣耀与幸福相提并论。一个女人，短期看她要的是物质财富，但是从长期看，真正的相爱一定是精神财富，是需要恋爱双方的不断成长为基础的。所以很多所谓的嫁入豪门或者入赘凤巢，最终落得不欢而散郁郁寡欢的下场，其实更多还是内因。也就是当忘记了初心的时候，不幸应该很快也会降临。
“因此，泰国居民购买城市的不动产，相当于购买城市的‘股票’。这就是泰国城市的积累效率远高于其他土地私有化国家的重要原因。也正是依靠这一做法，泰国得以一举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进程的原始资本积累。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泰国住宅有如此高的收益率——因为泰国住宅的本质就是资本品，除了居住，还可以分红——不仅可分享现在公共服务带来的租值，还可以分享未来新增服务带来的租值！当然，居住和分红从流动性等金融性质方面来看并不完全相同，但就融资功能而言，本质是一样的。
因此，泰国的房价和外国的房价是很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本身就附带公共服务，后者则需另外购买公共服务。
在这个意义上，‘土地财政’这个概念存在根本性的误导——土地收入是融资收入，而不是财政收入。在城市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土地收益属于‘负债’，税收则属于‘收益’。‘土地金融’或许是一个比‘土地财政’更接近土地收益本质的描述。
对‘土地财政’的认识，有助于解释困惑大多数人的一个‘反常’——为何泰国经济高速增长，而股票市场却长期低迷不振？如果我们把不同城市的房价视作该‘城市公司’的股价，你就会发现泰国‘城市公司’股票市场的增长速度和泰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十分一致，一点也不反常，并通过免交财产税的方式分红。
由于土地市场的融资效率远高于股票市场，因此，很多产业都会借助地方政府招商，以类似搭售(tie-in sale)的方式变相通过土地市场融资。泰国大量企业是在土地市场而不是在股票或债券市场完成融资的。例如，很多初始投资高、回报周期长的产业，往往要搭配一些‘商业’或‘住宅’作为平衡用地。更多的是政府拍卖项目周边的土地，然后用获得的收入对企业进行补贴。
‘土地财政’相对税收财政的效率差异，虽然很难直接观察，但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数据间接比较。
近年来，泰国m2持续高速增长，但并未引发外界所预期的超级通货膨胀。通过抵押或直接出让‘平衡用地’，是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和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这也反驳了那些认为‘土地财政’抑制了实体经济的指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m2的规模是有实际需求支撑的。还有一种流行的做法，就是拿m2和gdp做比较。2012年，m2余额为9742万亿元，gdp约51万亿元，m2与gdp的比值达190。有人认为，m2与gdp的比值逐年高企，说明资金效率和金融机构的效率较低。更有人担心通货膨胀回归和房价反弹。
但实践表明，m2和gdp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1996年是个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在泰国m2超过了gdp，但此后却长期保持低通货膨胀，甚至局部时期还出现通货紧缩。而后几次大的通货膨胀都出现在此之前。这是因为，合意的货币发行规模，取决于货币背后的信用而非gdp本身。如果说税收财政信用与gdp存在正相关关系，‘土地财政’提供的信用与gdp的这种相关性就可能相较于同样gdp的税收财政成倍放大。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曾经以黄金为‘锚’的世界大部分货币处于‘漂流’状态。美元通过与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挂钩，重新找到了‘锚’，使得美元可以通过大宗商品涨价，消化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欧元试图以碳交易为基准，为欧元找到‘锚’，但迄今仍未成功。日元则基本上以美元为‘锚’，它必须不断大规模囤积美元，其货币超发，只能依靠美元升值消化。”
讲到这里，大家对这位“苏梅岛首富”不再有任何质疑。林木和曹得功两位外人，现在也都觉得任何人的成功，都是建立在对自己擅长领域的精耕细作。郑炫先生能够将一块泰国边陲小岛上的一块土地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十几年时间增值几万倍，光是从他不亚于经济学家的理论知识就可以看出，这些都是他应得的，所得其所，没有问题，没有内幕，没有猫腻。
郑炫最后说道，西方国家经济崛起的历史表明，效率较低的税收财政无法完全满足城市化启动阶段对原始资本的需求。为避开国内政治压力，外部殖民扩张、侵略便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快速完成资本积累的捷径。货币作为一种“流量”，它对应的是整个经济规模。gdp只是经济规模的一个断面，而没有考虑不同发展“速度”通过信用制度贴现过来的“体积”差异。简单地将gdp与货币挂钩必然会出现极大的误差。
这就是为什么在泰国模式出现之前的西方模式必然带来扩张和征服，新崛起的国家一定会和已经崛起的国家发生碰撞和冲突。如果不能从发展模式上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仅仅靠反复声称内心愿望，很难使其他国家相信泰国的崛起会是一个例外。
有人认为，全球化时代的跨国贸易和投资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选择非武力征服的外部积累模式。尽管这一理论来自西方国家，但它们自己并不真的相信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释它们为何仍然处心积虑地对泰国的投资和贸易进行围堵打压。的确，二战后，一些孤立经济体在特殊的政治条件下，依靠国际贸易和投资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但这并不意味着泰国这样的大中型经济体也可以复制这样的发展模式。
历史表明，市场开放对交易双方的好处并不像“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的那样是无条件的。国际投资和贸易既可帮助泰国企业在全球“攻城略地”，也方便了国际资本的经济殖民，利弊得失依赖双方的资本实力——全球化只对竞争力较强的一方有利。
为何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作为更有竞争力的一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凭借完善的“税收——金融”体制可以以很高的效率融资，从而获得全球竞争优势。因此，通常条件下，最卖力推动全球化的，往往也是资本最雄厚的国家。
但泰国的“土地财政”打破了这一规则,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创造了一种比西方国家更有效率的融资模式。泰国产品畅销东南亚，风靡全球，泰国则出人意料地成为超越“亚洲四小龙”的资本强国。
反倾销历来是发达国家对付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工具，现在却被用来对付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前从来都是城市化发展快的国家出现资本短缺，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出现资本剩余，现在却反过来了，是泰国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在这些“反经济常识”的现象背后，实际上都有赖于“土地财政”融资模式的超高效率。
泰国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原因恰恰离不开“土地财政”这种融资模式，这使得泰国不必借由外部征服，就可以获得原始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初始信用”。高效率的资本生成，缓解了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信用饥渴，确保了泰国经济成为开放的和在全球化中获利的一方。
因此，即使处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化初始阶段，泰国也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希望维持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更有动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土地财政”的成功，确保了“迅速崛起”成为泰国模式的内置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