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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一十五章 幸福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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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娜的希伯来语原意是百合少女,百合是纯洁的象征。

    在圣经故事中苏珊娜是一个美貌女子,她品性贞洁,虔信律法,两位士师长老痴迷于苏珊娜的美,常常伺机偷窥。有一天苏珊娜在自家花园准备沐浴时,两个长老跳出来施暴,苏珊娜坚拒不从。众人听到苏珊娜的尖叫声进园,二长老反诬她与人幽会,次日在公审中,苏珊娜被叛死刑。年轻的先知但以理得到神启,为之鸣冤,挽救了苏珊娜的生命,说谎的长老被处死了。

    卢浮宫里有不少以这个为母题的作品,其中不少是拿破仑从意大利抢来的名家之作,乔治安娜将其中一部分退回,原因是“它们不够好”。

    这些画过分强调了女性身体的美,却没有表现出她的抗争和惊慌,甚至有一副中的苏珊娜看起来好像和长老调情的样子。

    如果真是如此,那就不是抗争的苏珊娜,而是古罗马浴场。逛画廊的时候德农告诉她,有关一个名叫阿尔泰米西娅的意大利女画家的故事,她18岁的时候遭到了教导自己绘画老师兼好友阿尔斯蒂诺·塔西的侵犯,她在父亲的支持下将塔西告上了法庭。

    长达七个月的审讯时间里塔西出庭的时间很有限,塔西只需要在法庭上声称这个18岁的女孩是个荡妇勾引了他就可以离开了,更多是阿尔泰米西娅遭到审讯。在此期间她不仅要一遍又一遍得重复被侵犯的过程,还要接受审讯。

    如果乔治安娜是个容易被控制的女人,她此刻已经因为愤怒控制了头脑,干出不理性的事。

    但她只是要求将塔西的作品从卢浮宫里去除了,全部还给意大利人,另外还有同样品行不端的艺术家的作品,不论它多么有名、多么值钱。

    不是所有的画家都很糟糕,阿尔泰米西娅后来还和另一个画家结婚了,两人一起去了佛罗伦萨,在那里她创作了不少作品。审讯结束后的阿尔泰米西娅所绘的第一个作品名叫《朱迪斯砍下赫洛佛尼斯的头颅》,传统的作品里那位用美色吸引敌国将军的寡妇看起来很柔美,看着充满了圣母的光辉。阿尔泰米西娅的作品里一个女人是难以控制一个将军的,即便他睡着了,于是来了一个女人帮忙按着他,两人合谋将那个将军给杀了。

    用保罗·委罗内塞在接受宗教审判所审讯时的话来说,这样的情节才合情合理。和其他男性画家相比,阿尔泰米西娅的作品其实并不出名,乔治安娜用几幅名画换了一副她的作品回来。

    这和男权女权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存在于罪恶发生后的包庇,并且对受害者的再度折磨,期望以此来让她闭嘴,这种行为就叫做封建压迫。

    英国圈地运动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时已经君主立宪了,英国的王权和领主权都衰落了,于是议会制定了圈地法。

    地租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部分,法国大革命后农民土地私有,以后就不用交地租了。在市场经济兴起之前,农民租地的方式是长期的,其中有些地区的地租不断减少,市场经济开始后,这种旧租约受到了“价高者得”的冲击,要养羊的人愿意掏更多地租,地主也愿意租给他们,原来的佃户不同意,于是就出现了用暴力将农民赶走的画面。

    农民被赶走后也是无处伸冤的,同样按照市场经济的原理,消费者更愿意购买物廉价美的商品,英国货和法国货之间存在一定的价格差,毕竟英国的商品因为奴隶制和机械化大生产比法国要便宜很多。

    法国人反对奴隶制的话,那就不要购买英国货,或者他们标注清楚这个原材料非奴隶制区域出产,这种货价格肯定比奴隶制产区的棉花贵,消费者就要花更多的钱了。

    边沁的功利主义否定了社会契约、自然权力、自然法等抽象概念,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违反经验事实的虚构和幻想,不能用来解释国家和政治基础产生的根源,国家的产生完全是人们出于功利的考虑结果。

    功利主义道德精神上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道德,西方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是建立在上帝信仰之上的克己和利他,是与追求个人利益相对立的,而功利主义道德的基本精神则在于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人都是自私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利益可以称之为幸福,也可以成为价值,也可以称之为有用。

    海格培养了炸尾螺,德拉科问他这东西有什么用?不论是药用还是斯芬克斯这类守宝类宠物,它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所追求的各种目的或目标之上,没有任何虚无缥缈和神圣之处。

    “功利”或者最大的幸福是指的快乐免除痛苦,它是不否认自我牺牲的,因为按照穆勒的话来说快乐和幸福也要分为人的快乐和猪的快乐,对于人来说理智的快乐、感情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的情感的快乐所具有的价值要远高于单纯的感官快乐,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美德”和“高尚”不存在于自己的幸福或利己,而在于“克己”和“自我牺牲”,前提是这种牺牲要增加“幸福的总量”,否则这种自我牺牲可以被看作浪费。

    功利主义既有外在的又有内在的约束力,外在的是希望从自己的同胞和宇宙主宰那里得到恩宠,不愿意在自己的同胞和宇宙的主宰那里找不痛快,而内在的约束力则被称为“良心”的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是在于同胞和谐一致的愿望上通过教育培育起来的,是完全符合人性、不难为人遵循的。

    功利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就像贤者之石一样是炼金术士的终极目标,而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合理的手段。

    正义是什么?正义这个概念有两种要素,一是行为规则,二是赞同行为规则的情感,即正义感,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公平正义会和恐怖等同,约束人们停留在利维坦结构里。

    比如丈夫贩奴,妻子赞同丈夫的行为,她认为奴隶是财产,是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当解放奴隶的消息传来时,这是对自己财产的侵犯,于是她就会和南北战争里的斯嘉丽和梅兰妮一样,将自己的结婚戒指捐献出来,支持南方军进行战争。

    利维坦不只是代表嫉妒,国家法律就像游戏规则一样,参加的人都认同的事情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不是不公正的,人人都愿意如此的事就没人说是不公正的。奴隶当然不愿意当奴隶,但奴隶主可以用暴力让奴隶愿意,当南方军的暴力无法遏制奴隶和北方佬联军的暴力,奴隶制就瓦解了,如果南方军赢了,那么奴隶制继续,甚至原本的自由州也会变成奴隶制州。

    上帝保佑美利坚,幸好北方赢了,否则美国不可避免要走上罗马的老路,到处都出现斯巴达克斯起义。

    然而奴隶制取消了,对囚犯的奴役又产生了,斯嘉丽的木材厂原始起步阶段就找监狱外借犯人作为劳动力,原本看押犯人要产生成本,给他们吃饭什么的,现在可以赚钱了,典狱长当然愿意了。

    “罪人”就该赎罪,警察抓犯人起劲,将他们塞进监狱里就可以让他们合法强制劳动,如此一来社会的宽容和容错度就降低,人的一生不可能一点错都不犯,然而稍微行差踏错就会万劫不复,于是美国整个都弥漫着强烈的焦虑,除了那些快乐的傻瓜。

    霍布斯的利维坦结构里,身强力壮的人必须强迫他劳动,为了防止他们以找不到工作为借口,就要鼓励海外殖民,当全世界人口过剩的时候,最后的办法就是战争,它会取代上帝的最后审判,对每个人进行安排。

    作为原材料出口国,将永远处于产业链的底层,虽然英国失去了北美,却还有印度,东印度公司的做法是破坏当地的手工业,转而让当地人从事种植业,提供茶叶、棉花、粮食等产品,没有工业的印度永远贫困,北美殖民地也是如此,他们必须把自己的铁矿交给英国的工厂加工,然后将铁锭运回去,这样就要花更多的小麦、蔗糖来进行交换,如果他们自己有加工的能力,就不需要运费和额外的加工费了。

    1733年英国引进了《蔗糖法案》,强行对从帝国以外的地方进口的糖浆征税,每加仑加收6英镑,这是为了保护巴巴多斯等英属殖民地产糖区的利益,不让北美殖民地从法属殖民地蔗糖岛——圣多明戈取得糖浆。圣多明各没有自己的朗姆酒工厂,他们的糖浆只能以每加仑4英镑的价格出售,远低于巴巴多斯每加仑9到10英镑的价格。

    这条法案的通过是基于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施压的结果,他们以和外国交易糖浆损害本国利益为理由,成立了强大的游说团到了伦敦,而北美十三州人民对他们这种把一个殖民地的利益凌驾于另一个之上的无耻法案感到非常愤慨。

    但是这条法案除了引发愤慨之外没有别的反应,因为这个政策行不通,新英格兰的酒商躲过了英国人的检查走私糖浆,并且通常贿赂海关官员,让他们假装没看见。

    1764年英国修改法案条款,激起了十三州人民的暴怒。在七年战争期间,许多新英格兰商人和法国人进行着半地下式的贸易,这使得美国人在伦敦的名声很不好。虽然法国在战争期间已经被赶出美国领土,但是美国本土民众日益增长的敌意导致了一大群英国士兵驻扎在殖民地,还有二十六艘舰船以及三千名土兵在近海严阵以待。因为打仗花了很多钱,内阁大臣乔治格伦维尔决定让不忠诚的美国人为这场花费巨大的战争买一部分单。“1764年《食糖条例》把非英国糖浆的税收减到了每加仑三英镑,而与此同时,它又宣布实行强制征税。这把本来的无效禁令变成了征税实政。1767年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德想通过税法增加政府的收入,对进口的纸张、油漆、玻璃和茶叶征税,这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这部法案重复明确,如果英国海关怀疑这批货物是走私的且没有上缴税收,他们有权使用书面命令(类似于英国的普通许可令)搜查货物。

    拿破仑对意大利的丝绸也设置了关税壁垒保护里昂的丝织业,法国没有皮埃蒙特大区这种生丝原产地,但是法国的提花机和花纹是最新潮的,意大利的丝绸供应商只能仿照。这就像爱马仕和仿制的爱马仕的区别,花纹完全一样,但意大利的仿制品便宜,穿出去参加聚会,别人一眼看出你那是“假货”……

    没有关税壁垒意大利丝织品对法国丝织品的冲击也有限,英国机械化生产的丝绸也是如此,法国纺织品主要对手是英国的棉织品。有很多人是买不起丝绸的,他们也有穿衣需求。如果看古代的油画,很多平民穿着颜色暗淡,因为颜色鲜艳的染料价格昂贵,他们会选择结实、耐用的布匹,对于这些人来说肯定是买便宜好用的,什么奴隶制、道德问题于他们关系不大,如此一来法国的产品就失去竞争力了。

    提高工人工资,降低他们在食品方面的支出,这样他们就会在别的地方有了选择的余地。至于怎么搞那是男人处理的事,没见着法兰西把罢工当成传统么?

    卢梭说的不全对,但力士是不吃娘们那口饭的,修桥、修运河、修铁路、修房子、挖阴沟、新都城里昂都要人手,阿尔卑斯山有很多路要修,有些路段需要爆破,这样退伍兵和工兵又有了去处。

    照道理波莫纳因为英国的教育制度学了那么多东西,不该对付英国人。

    阿里巴巴从四十大盗的洞窟里偷出来的东西就像走私犯一样偷运,借钱一般都要利息,哥哥平价借给弟弟粮食,弟弟也没有想着感恩回馈么。

    根据《古兰经》记载,男人是支配妇女的,如果按照继承权,哥哥死后财富由弟弟继承,虽然这笔钱是哥哥从岳父那里继承。

    塞勒姆女巫事件里,莎拉·古德的父亲原本有财产,被她的母亲继承,她母亲再婚后,继父把所有的财产都夺走了,莎拉后来结婚,也很不顺利,最后落得变成乞丐,年纪轻轻就看起来衰老,并且还有了两个父不详的私生子。

    她要是够狠心,就不该生下他们,这样那两个孩子就不会受苦,桃乐丝才五岁就被逼疯了。

    有句谚语,穷计,富长良心,虽然不全对,但阿里巴巴可能以谋财害命为目的,借了强盗之手将哥哥杀了,借机窃占嫂子的遗产,故事里说了哥哥继承了岳父“全部”家产,意思就是说嫂子没有别的亲人了。

    包庇罪也是罪,罗马有宗教审判所和世俗法庭,对阿尔泰米西娅的审判是世俗法庭执行的,但满城的修道士没见着一个人像但以理那样出来主持公道。

    阿尔泰米西娅出生在1593年,18那年就是1611年,宗教改革进入尾声,当时路德分裂教会便是因为教廷的腐败和赎罪券的问题。

    1348年佛罗伦萨发生黑死病,10个青年男女在乡下轮流讲故事,嘲讽教会的黑暗和罪恶,其实不只是教会,世俗也挺罪恶的,否则也不会有刑讯逼供受害者的案件。当时的伦理是认为女性是原罪的象征,她们受了伊甸园毒蛇的教导,学会了撒谎和诱惑,必须刑讯才会说实话。

    阿尔泰米西娅在她的庭审记录中一遍又一遍得重复,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奈何男人和法官们互相包庇,男人不在意妻子的贞洁问题,因为他们也在偷睡别人的妻子,要是别的女人也跟阿尔泰米西娅一样那么谁跑得掉?

    如此先河不可开,法国风气也坏了了一段时间,贵族夫妻各过各的,可是群体是具有道德自洁功能的,感情简单而极端,当上流社会执着于社交礼仪纠纷的时候,民间却在传贵族看不惯谁,就往巴士底狱抵纸条,纸条上的人就会被捕了。

    这事有鼻子有眼,让人们觉得关在里面的都是无辜的,以至于“被营救”出来的萨德侯爵也成了委员。

    经历了血洗的法国军队翻过了阿尔卑斯山,首先面对的是奥地利军队,教皇国自己的将军听说是拿破仑来了,面都没有见直接跑了。

    以前也有斯福尔扎带领法国人入侵意大利,波拿巴算是第二个。

    对于被压迫的人来说入侵者也是解放者,当年威灵顿来到波尔多的时候也是,米兰人可喜欢拿破仑了。

    只是在驻扎了一段时间后,法国人突然袭击了意大利人守着的都灵炮台,当时炮台上插着法国的三色旗,拿破仑将那一支部队原地解散了。

    后来驻守在皮埃蒙特的法军到教皇国驻扎了,而因为都灵炮台事件,总督儒尔当也要面临被裁撤的命运,下一个换谁来当?

    不仅如此,帕尔马公国的斐迪南多大公在1802年死了,1801年时波旁王朝才签订协议,以托斯卡纳为交换换取帕尔马公国并入法国,斐迪南多大公死时在法军的重重包围下,舆论就差把“凶手”写在波拿巴的脑门上。

    1802年的国庆节,有人杜伊勒里宫门口贴了一张字条:人民的沉默是对国王的一课。

    它很快就被撕下来了,后来有传闻,一个擅长狙击的轻骑兵酒后失言,说50步内就要把波拿巴……

    后来他被同僚举报了,他在一个警察的陪同下回自己的住处,发现了一些小册子,这人惊慌下把警察关起来逃跑了。

    当时巴黎的警务头子是富歇,9月份他失宠了,他的谍报网被几个人瓜分。当无仗可打的时候晋升就困难,昔日的战友巴不得对方出纰漏,自己好顶替。

    “英国夫人”把英国钢铁无关税进口的事情搞定了,在纺织业受挫的同时钢铁大亨们猛赚。

    他们也知道这事不会长久,因此加班加点得干,有这些人在国会,和民间反战舆论相辅相成。

    葡萄酒贸易的关键是葡萄牙葡萄酒关税,撕毁梅休因条约,那么葡萄牙的关税优惠就没了,但是波拿巴没有开放法国控制的市场,再为了葡萄酒把葡萄牙市场丢了那就亏了。

    不过,不是还有巴西么?

    黄金、白银、铁矿石、象牙还有木材,小威廉·皮特觉得特立尼达比马耳他更有经济价值,波拿巴曾让乔治安娜插手木材,她没碰,后来英国海军木材供应商就爆出了贪污丑闻。

    有人曾评论阿尔泰米西娅的灵魂里有凯撒的精神。

    乔治安娜这朵苏格兰玫瑰则代替了埃及的那个小克里奥佩特拉,坐在敞篷马车上,在香榭丽舍大街兜风

    不过么,也有心怀恶意的,等着“史密斯先生”回来。

    那天在巴黎歌剧院很多人看到了,正牌的丈夫反而要带着面具混进庆功会才能见到自己的妻子。

    据说在歌剧院的会议室里,那个可怜的丈夫在椅背上留下了一行字,内容不详,不过形式和某位威尼斯总督很像。

    那位总督不仅被人民砍了头,画像还被人蒙上了黑纱,成了众多威尼斯总督中最特别的一位。

    曾经有人说拿破仑三世让人们看到了虚假的希望,那么现在呢?

    这可能需要时间来证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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